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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春凌:章太炎致康有为的一封佚信

《文史知识》2011年第3期 发表时略有删节
在戊戌政变后1898年底,章太炎曾致信康有为。

章太炎致康有为的信,以1903年发表于《苏报》、后收入《太炎文录》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最为知名,是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思想史的重要文献。而事实上,在戊戌政变后1898年底,章太炎曾致信康有为。因章氏在1899年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以下简称《台报》)上公开了康氏回信,并于按语中自述,"余于十一月上旬,驰书长素工部,其稿为同人持去,业登报章"[1],故太炎致信康有为是十分确凿的。然而此信究竟何在,其具体内容究竟如何,迄今无论是关于章太炎的年谱、传记类作品,如《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年谱摭遗》、《章太炎传》、《章炳麟评传》等[2],还是章太炎的各种文集、选集、书信集,如《章太炎全集》、《章太炎书信集》[3],抑或专门研究太炎旅台时期的文章,如日文的《〈台湾日日新報〉所載章炳麟論文について》、台湾方面的《章太炎与台湾》[4]等,均未予以明示。汤志均先生《〈章太炎年谱长编〉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惜原书未见"[5]之语,道出了世人原信难觅的遗憾之情。笔者发现,1899年1月1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第12版登载了未署名的《寄康氏书》,对照《康氏复书》及太炎按语,参稽太炎此时期思想及周边知识环境,可判定此《寄康氏书》正是章太炎致康有为的原信。

    现试将原文点校如下,并予以考证。

寄康氏书

    近有从清国党祸中逸出来台某名流,兹得其寄在京康氏书,披阅之下,颇有足见其衷怀者,因亟载之,以博江湖志士之一览焉。其文如左。

 

某白顿首长素先生足下:

    祸变以来,未尝通尺牍,侧闻君子旅居蓬岛,文史之兴,蔚荟如昔。而仆亦蜚遯台湾矣。瘴疠之乡,士气啙窳,开化不易。幸与哲人同国而旅,得道殷勤、通情光于前(按:"光"字似当为"交"字之讹),譬黑白之丸跃出于器而必合者,是亦决疑数学之理也。虽然,先生之久淹于东国,则仆以为过矣。讲学者欲其聚,而处势者欲其散。善奕者之举棋必缤纷杂处,勿使麕集,而后人不得而制之。今叶赫氏之狡谋与吴濞隗嚣不异,匕首冲胸,祸不可测。处名都之中,而使盗贼得望之以为标帜,其杭隍不已甚乎(按:"杭隍"当为"杌陧"之讹)[6]?且一隅之地,羽翮未盈,无以纠合四方之精锐,神州腊毒,又非日本一旅行能拯也。有卓如在,则先生当西渡欧美,驰说其君相,而为之犄角矣。又闻礼堂诸贤与孙文相讼阋,闻之欷歔,益用增喟。天一琐隶耳(按:"天"当为"文"之讹),诚不足齿,然通于西方之情,游说者足以相依倚,抚而畜之则援也,不然则敌也。今之世可树敌乎?昔张苍水与郑延平处,一则为康,一则为鲁,所主不同而其交甚睦。先生其亦思于阋墙操戈之祸,而鉴夫芫华乌喙之用,则所以处此者,必有术也。迺者非律宾群岛有志公党矣,香港则又有革命党矣,闻皆门下高材之士散处四方以图兴复者,人之于先生,固已扶首来会,糜顶踵以殉之而不悔也。使益之以兼包并容,令马医祠袄之徒(按:"袄"当为"祆"之讹),一旦回面内向,厥角愿受教,以成震旦悦故之新种,其力不愈彍米(按:"米"当为"光"之讹)?若夫急则相救,缓则相斗,亲眤于一朝,而睽目于卒事者,此氏羗釐面之族所以不能与同德同力者争也(按:"氏"当为"氐"之讹)。先生岂其然乎?仆阘茸无行能,自覩变故,窜身海峤,交游隔越,顾景无耦,薄□昩爽之间,宛转几榻,怀不能已者,独震旦一发耳!夙于先生论事大符,而学业不能无同异,今海宇板荡,势益迫迮,不得不献其噧言以渎清听,不知先生将比之于士成绮之规老聃乎?其亦嗢而置之乎?

某顿首,阴历十一月初三日。

(《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日汉文第12版)

 

    章太炎1898年12月5日"从上海买棹安抵台北"[7],因避戊戌党祸旅居台湾,任职《台报》,从逻辑上看,该信完全符合章太炎于此后与康有为通信交往的种种因果链条。

    首先,该信内容与1899年1月13日刊布于《台报》的康氏回信吻合无间。《康氏复书》全文如下:

枚叔先生仁兄执事:

    曩在强学会,辱承赐书,良深感仰,即以大雅之才、经卫之懿告卓如。顷者政变,仆为戮人,而足下乃拳拳持正议,又辱书教之,何其识之绝出寻常,而亲爱之深耶!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切望捧手得尽怀抱。驰骋欧美,乃仆夙愿,特有待耳。兼容并包,教诲切至,此事至易明,仆岂不知?而抱此区区,盖别有措置也。神州陆沉,尧台幽囚,惟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横睇豪杰,非足下谁与?惟望激昂同志,救此沦胥。为道自爱,书不尽言。

十一月十五日,有为再拜。[8]

    此信寒暄之语中所谓"台湾瘴乡,岂大君子久居之所",与《寄康氏书》作者自称"仆亦蜚遯台湾矣,瘴疠之乡",正相呼应。康有为回信中主要谈了两个实质性的信息,一是表明"驰骋欧美,乃仆夙愿",二是同意对方"兼容并包"的"教诲",这亦正是回应《寄康氏书》的核心问题。《寄康氏书》为章氏原信,已绝无可疑。

《寄康氏书》劝康有为不要久滞日本(所谓"久淹于东国,则仆以为过矣","先生当西渡欧美,驰说君相"),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狡谋"刺杀康氏("今叶赫氏之狡谋与吴濞隗嚣不异,匕首冲胸,祸不可测"),康氏处在大都市容易成为刺客的目标("处名都之中,而使盗贼得望之以为标帜")。此于康氏为最关切处。而"兼容并包"云云,亦关系着康氏的政治命运。康有为复信中同意"兼容并包"之教诲,若非发现上揭章氏原信,很容易推测章氏在信中劝康有为"兼容并包",乃是希望康有为不计较彼此学术上的差异,并撇弃《时务报》时期章氏姻亲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争夺该报主导权导致的不快,对自己兼容并包。而康有为回信中的"相与扶之",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仅仅指与章太炎相善。因为发现了章氏原信《寄康氏书》,就会豁然明白章太炎实是期望康有为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兼包并容",不要再"相讼阋"。康有为回信一方面强调在神州陆沉之际,"冀多得志士,相与扶之",一方面也委婉指出,与革命党有罅隙非自己不懂得兼容并包,而是别有措置。

    断定《寄康氏书》为章氏原信,尚有其他根据,即此信所涉及的信息,符合章太炎1898年12月抵台后,自身获取消息、思考与写作的现实脉络。

    《寄康氏书》结尾标注写作时间为"阴历十一月初三日",与《康氏复书》前章氏按语"余于十一月上旬驰书长素工部"吻合,亦与康氏回信时间"十一月十五日"匹配。《寄康氏书》按语称此信为"寄在京康氏书","京"乃是日本殖民地台湾对东京的称谓。《寄康氏书》在台写作,与康氏在日本撰写回信,相隔十二三天,康氏从日本回信(阴历十一月十五日指1898年12月27日),与该信在台湾刊出的时间1899年1月13日(阴历十二月初二),相隔十六七天,时间上是吻合的。

    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即1898年(日本明治三十一年)12月15日,此前,《台报》上刊载了清廷密捕康有为的电报及介绍清国革命党的新闻,这显然构成了《寄康氏书》与太炎另一篇文章《清廷侦获逋臣论》的创作契机,也提供了其相关内容的依据。

    《台报》明治三十一年12月11日日文第3版"电报"栏,刊发了12月8日从北京传出的电文《清廷康有為を追窮す》,内容是西太后发密旨,令驻东京的清国公使捕杀康有为。12月13日汉文第3版又登载了该电报的中文译稿,并加上一个令人耸动的标题《不死不休》,文曰:"去八日东京接北京电耗。以清廷西太后有发密旨于驻东京之清国公使,着谋缚康有为,若其不能,亦必设法杀之云云。"[9]

    而12月16日(阴历十一月初四),《台报》汉文第3版刊发了章太炎署名"菿汉阁主"的文章《清廷侦获逋臣论》,公开批评慈禧太后密令捕杀康有为之举违背了国际公法,乃"穿窬草窃"的小人行径。文章起首即引用《台湾日日新报》12月13日汉文版《不死不休》,曰,"昨读《新报》有云,清廷西太后,密谕驻扎东京公使,令谋缚康有为,若不能,亦必设法杀之"。而文章结尾云,"为有为者,其亦慎所进止,以保万民倚赖之身哉"[10],这是对康有为公开喊话,希望他谨慎避祸。《寄康氏书》也有此旨,并且也是由慈禧密令捕杀康有为所激发的。

    这样,《寄康氏书》为久佚章氏原信不惟又得到了证明,而且其动机和主旨所由产生的现实语境也凸显出来。显然,从《台报》上获悉慈禧密派杀手逮捕甚至暗杀康有为的电报后,章太炎接连做了两件事:一是公开发文抨击清廷的卑鄙行径,即于12月16日在《台报》上刊发《清廷侦获逋臣论》;一是于12月15日私下给康有为写信,劝他西渡欧美,躲避刺客。《寄康氏书》中"叶赫氏之狡谋与吴濞隗嚣不异,匕首冲胸,祸不可测。处名都之中,而使盗贼得望之以为标帜,其杌陧不已甚乎",与《清廷侦获逋臣论》里,章氏听传闻说刺客"爆药匕首已骈布于三神山之下",语句、内容相通。虽然《清廷侦获逋臣论》的发表比《寄康氏书》的创作晚了一天,但创作总在发表之前,这两文可能都是12月15日所写,即阅读《台报》所载慈禧密令捕杀康有为一事后写作,《清廷侦获逋臣论》甚或略早于《寄康氏书》。

    仔细观察,《清廷侦获逋臣论》与《寄康氏书》两文,拥护康有为、贬斥孙文的态度是完全相同的,对孙文领导的革命党及孙氏本人的评价亦高度一致。《清廷侦获逋臣论》认为,同样流亡在外,康有为与孙文如"舆薪"与"秋毫"(典出《孟子·梁惠王上》),康有为更为世人瞩目,又谓康有为"苟可赎也,人百其身"(典出《诗经·秦风·黄鸟》),而蔑视孙文的"医药小技"。《寄康氏书》骂孙文是"琐隶"、"不足齿"、"马医祠祆之徒"。这不但说明两文有深刻互文性,亦印证了章太炎这一时期"与尊清者游",倾向于"革政"而非"革命"的立场。

    当然,由于《清廷侦获逋臣论》与《寄康氏书》两文,作者心目中的隐含读者不完全相同,讨论处理孙文革命党的角度亦有一定的差别。

    《清廷侦获逋臣论》计划公开刊登在日本殖民地台湾由日本人控制的《台湾日日新报》上,隐含读者包含日本当局。故章太炎举出英国处理孙文事件的先例,即清政府令驻英公使龚照瑗逮捕孙文,为"英人所迫胁"最终失败一事,与日本人处理清廷追捕康有为事件参照,强调康有为高于孙文的价值,希望日本当局学习英国人,对流亡的康有为予以保护。文章谓孙氏即使"鼓动黔粤之民,一旦果能揭竿而起,其有益于中国与否,尚未可知",而康有为"百日之政,粲然见于记载",有改良中国政治的实绩,一旦康氏再次"柄用",换言之,一旦他保皇改革的政治诉求获得成功,将来中国政治的主导力必然在康有为那里;英国人能意识到孙文的可能价值,给予庇护,那么日本人就更应该重视康有为的地位了,难道"将竟听其陷入穽获而弗之救耶"?

《寄康氏书》是章太炎对康有为说心里话的私人信件。太炎认为康氏应联合孙文革命党的力量,"抚而畜之",为我所用。除孙文方面已向康、梁示好,伸出联盟的橄榄枝外,更重要的理由是,身在海外的孙文等人"通于西方之情,游说者足以相依倚",有利于康有为在欧美开展游说工作,而革命党在海外又颇有势力:"迺者非律宾群岛有志公党矣,香港则又有革命党矣,闻皆门下高材之士散处四方以图兴复者"。这一股强大力量,招入麾下是援友,拒绝联合则成为劲敌。

    恰好就在章氏12月15日写作《寄康氏书》期间,《台报》12月14日、15日日文第1版第1条连载了《清國の革命黨》一文,其内容是记者采访旧金山(日文"桑港")清国革命党代表,赞扬他通晓宇内大势、诸国政策,载录其所详述的革命反满、颠覆清政府以实现自由与共和的目标;其间详细介绍了志公党,分布于广东、马尼剌、新嘉坡及桑港四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大约两万名经过训练、拥有武器操纵技能的壮丁党员,又提及其推进革命的具体举措等。由此可见,章氏《寄康氏书》中对革命派在海外发展的了解、对孙文"通于西人之情"的评价并提及"志公党"等,也当与阅读《台报》有关,哪怕是仅认识《清國の革命黨》一文中的汉字,亦不妨碍他掌握上述信息。

    尽管都有拥康批孙的宗旨,《清廷侦获逋臣论》与《寄康氏书》描述孙文及革命派的视角也有所区别。一方面,由于康孙二人在海外有争夺外国政府支持以及海外华侨资源的竞争、利害关系,为了说服日本当局庇护康有为使之免遭逮捕,而担心日方弃康保孙,在公开发表的《清廷侦获逋臣论》中,太炎着重强调康氏百日维新的功劳,对同为海外抵抗势力的孙文及革命党,则未特别渲染其力量;另一方面,在私人信件《寄康氏书》中,他推心置腹地为康有为分析孙派革命势力壮大的情况,认为巧妙招抚最符合康氏利益,所以用较多的笔墨展示了孙中山及革命党的实情。两文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共同彰示了戊戌政变后章太炎拥护康有为的政治行动。

    从思想及语言表达上看,《寄康氏书》与章太炎的特点是完全吻合的。

    《寄康氏书》曰,"夙于先生论事大符,而学业不能无同异",即政治主张与康有为相似,学问观点则有差异,这恰恰是此时期章太炎思想的两个侧面。太炎在《康氏复书》前的按语中以叶适与朱熹的关系比拟自己与康有为,谓二子"陈说经义,判若冰炭",然"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又谓"余于工部,亦若是已矣"[11]。两者合若符契。

    《寄康氏书》中有一些文句,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中医修养等亦俱可互证,这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知识与观念,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及家庭教育等长期熏陶性情和气质的结果,勾勒出章氏人格的某些本质特点。

    《寄康氏书》曰:"昔张苍水与郑延平处,一则为康,一则为鲁,所主不同而其交甚睦。"这是希望康有为和孙文,效法当年主奉不同明室正统的张煌言(张苍水)和郑成功(郑延平),在抗清斗争中通力合作。此处所举之事又见于太炎他篇。太炎少时"尝窃窥"蒋良骥《东华录》[12],熟谙明末遗民旧事,后来更以明遗民精神作为反满的民族革命的动力。《寄康氏书》出现张煌言与郑成功并肩作战的故事并非偶然,太炎其他文章常常追怀这段历史。如稍后刊载于1899年2月16日《台报》上的《台湾祀郑延平议》一文谈及郑成功的遗憾,称:"惜乎中道夭丧,复失苍水,替其辅夹,嗣王窘世,仅蹙蹙守边幅"[13],个中就有张、郑协作的隐含背景。多年后,章氏作《张督师祠记》凭吊张煌言,仍念念不忘"督师本起翁洲,后与郑延平同围南都,别徇皖南,下二十四县。其就义亦在浙江会城。杭人哀思,常以炙鸡絮酒酹墓下不绝"[14]

    《寄康氏书》曰:"若夫急则相救,缓则相斗,亲眤于一朝,而睽目于卒事者,此氐羗釐面之族所以不能与同德同力者争也。"这里对比"同德同力者"与"氐羗釐面之族"的优劣,敦劝康有为与孙中山齐心协力、同谋大事。该对比亦根植于章氏根深蒂固的诸夏夷狄之见以及"一切以种类为断"的民族主义观念。"羗"为"羌"的异体字。《訄书》初刻本、重订本及后来《检论》的《原人》篇,所谈亚细亚洲戎狄即包括羌人:"河、湟之间,驱牛羊而食,湩酪而饮,旃罽而处者,羊种曰羌";而对太炎来说,"人(民)"与"兽"相区分的标准则是,前者有"德慧术知"、"礼义冠带"及"文教之盛",后者"冒没轻儳"、贪得无尊卑礼让之分,"其化皆晚、其性皆犷"[15]。这一对比,与《寄康氏书》所言同出一源。

    《寄康氏书》曰:"先生其亦思于阋墙操戈之祸,而鉴夫芫华乌喙之用,则所以处此者,必有术也。"此语劝诫康有为,为避免同孙文"阋墙操戈"之大祸,应像高明的中医用芫华、乌喙两味药材一样,行之有术。显然,只有具备较深中医背景者,才能随手写出或真正理解这句话。芫华与乌喙有毒,在《本草纲目》中均列"本经下品",陶弘景曰:"狼毒、钩吻,岂如附子、芫花辈耶?"[16]附子即乌喙,同出而异名。芫华与乌喙不似狼毒、钩吻般有剧毒,使用起来需一定的技巧。章氏家族"三世皆知医"[17],其本人亦颇晓医理,当然了解这两种药的特点。他后来在《杂论中风伤寒温病及医师偏任》中说,"南方自五溪以上至于黔蜀,高山深溪,多饮寒水,有以生附子数枚煮豚肉汤为饮者(豚肉性寒,足以解附子之毒,然热性终在),云夏日服之无霍乱病"[18];附子(乌喙)虽有毒性,但豚肉性寒,可以部分解附子之毒,这是医学上使用附子的妙术。《寄康氏书》脱口即以芫华乌喙为喻,非无以也。至于在政治操作上,对待有"毒性"的孙派革命党,如何用之有术,则需要康有为自己琢磨了。

    《寄康氏书》的部分语句或词汇亦出现在章太炎同时期的其他文章中。如"宛转几榻,怀不能已者,独震旦一发耳",与太炎在《台报》1898年12月11日所刊《祭维新六贤文》中的诗句"一发之悬,宗周未灭"[19]相通,表明了太炎在"虽沤菅者亦知其必丧"[20]、极端危险关头的忧国之思。《寄康氏书》抨击孙中山为"马医祠祆之徒"。孙中山信仰基督教,这里"祠祆"是表明其基督徒身份。晚清语境中,士大夫多以"祆教"泛指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而非泥其指称拜火教的原义。例如,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曰:"亦有习祆教,相率拜天祠"[21]。章太炎在后来的《菌说》一文中曰:"要之,儒、佛、庄子三家,皆属理想,亦皆参与实验,较之祆教各家,诚若玉之视燕石矣。"[22]参考晚清语境及章氏历来对基督教的贬斥,此处"祆教"亦非指涉古代拜火教,而是泛指西方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与《寄康氏书》正相一致。[23]

    除此之外,《寄康氏书》诘屈聱牙、殊难索解的语言特点,本身就贴着章太炎的个人标签。章氏1901年给日本友人馆森鸿的《拙存园丛稿》作序,提到自己"嫉夫言无检格,横流而不凝者","自是有所作,则瑰于词、郁于气而方严于体"[24]。鲁迅后来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亦曰,《訄书》"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25]。《寄康氏书》的为文风格同样如此。由于要寄信给自己政治上的崇拜对象、学问上的"竞争"对手康有为,在个别语词的选用上,章太炎还格外考究,以凸显自身的学问和功力。

    综上所述,将《寄康氏书》放在章太炎旅台后与康有为通信事件的种种因果链条之中,若合符契,《寄康氏书》在思想、语言上亦与章氏特点吻合。一切都可以证明《寄康氏书》的作者正是章太炎。

    此信的发现,不仅有助于了解戊戌政变后章太炎的思想状况,尤其是他与康有为、孙中山的关系,而且还澄清了以往的一些认识误区。它在从各个层面丰富后人对章氏性情、观念的理解上,也有相当的价值。尤其重要的是:章、康之争在晚清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章氏以公开信形式发表的政论文章,论的更多是公义,而非私情,《寄康氏书》则是章氏真正写给康氏本人并得到回应的私信,"颇有足见其衷怀者";这封弥漫着章氏个人情感的书信,似乎让人触摸到了那段历史的衣袂。

    最后,笔者简单分析一下此信未署名的原因。《寄康氏书》正文前的按语曰,"近有从清国党祸中逸出来台某名流,兹得其寄在京康氏书,披阅之下,颇有足见其衷怀者,因亟待载之";这分明是站在第三者旁观角度看待章、康通信,也佐证了《康氏复书》前章太炎所谓"其稿为同人持去,业登报章"[26]的自述语。这封信既是被同人拿去登载,很有可能太炎事先并不知情,既未经作者授权,同人便不好将该信署名发表了,所以以"某"相称。

    但另一种可能同样存在,即章氏本人知情,但不愿署名。原因当然不是怕暴露支持康有为的政治态度。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与在政变后风声鹤唳的"清国"不同,有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太炎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就感叹,寓居台湾,"罗网勿及,得以鬯抒所见"[27];章氏追怀六君子的《祭维新六贤文》、骂慈禧的《书清慈禧太后事》等,均是署名发表。《寄康氏书》见诸报端而未署名,恐怕还是与戊戌政变前章氏与康、梁的私人关系有关。

    前文提到,1897年,章太炎与康门弟子梁启超等人"论及学派,辄如冰炭"[28],加之康、梁为争夺《时务报》几乎与汪康年撕破脸皮,以致章太炎与他们关系不佳。章氏甚至"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29],引发了双方的拳脚打斗。戊戌政变后,在公共舆论上,太炎不怕公开自己支持康有为的立场,但将私下写给康有为的信公布,如果得不到康氏本人的积极回应,甚至被冷眼相待,多少有点自讨没趣的感觉。章太炎这时对康有为如何看待自己,恐怕是相当没有信心,所谓"不知先生将比之于士成绮之规老聃乎?其亦嗢而置之乎"?不署名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正由于有这种忐忑不安的等待,康有为的回信才被他视为"百金良药",令他如释重负,由之前"屏居枯坐,戚戚寡欢,念夙好之凋零,悲天纲之溃决,疚怀中夜,不能奋飞","殷忧填膈",忽然变得"眉宇盰扬,阳气顿发"[30]了。章太炎在康氏短短200余字的回信前加上近4倍文字的按语,一并发表在《台报》上,其兴奋之情,可见一斑。

    事实上,章太炎通过《寄康氏书》打开了与康、梁重新交往的大门。在康有为释怀的前提下,章太炎与梁启超通信,"旧怨"亦逐渐"冰释",章氏甚至还当起了汪康年与梁启超的调停人。[31]随着1898年底《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希望太炎"惠示""新作"[32],章太炎便越出台湾的《台湾日日新报》,同时在横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开启了他自己新的思想旅程。



[1]
 章太炎:《〈康氏复书〉按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2] 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汤志钧:《章太炎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4] [日]阿川修三:《〈台湾日日新報〉所載章炳麟論文について》,《中国文化--研究と教育》(漢文学会会報,第40号),1982年;王飞仙:《章太炎与台湾》,《新史学》第12卷3期、台北、2001年。

[5] 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文史》第18期,1983年,第153页。

[6] "杭隍"为"杌陧"之讹,承耿云志先生提示,特此致谢。

[7] 《社员添聘》,《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7日,汉文第3版。

[8] 《康氏复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版第3版。

[9] 《不死不休》,《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3日,汉文第3版。

[10] 菿汉阁主稿:《清廷侦获逋臣论》,《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6日,汉文第3版。

[11] 章太炎:《〈康氏复书〉按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12] 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第2页。

[13] 支那章炳麟:《台湾祀郑延平议》,《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6日,汉文第3版。

[14] 章太炎:《张督师祠记》(1927年),《章太炎全集》5,第341页。

[15] 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3,第21、22页。

[16] 《本草纲目序例第一卷·神农本经名例》,《本草纲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17] 章太炎:《伯兄教喻君事略》,《章太炎全集》5,第197页。

[18] 章太炎:《杂论中风伤寒温病及医师偏任》,《章太炎医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19] 清国章炳麟:《祭维新六贤文》,《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1日,汉文第5版。

[20] 章太炎:《播种》,《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3,第56页。

[21] 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黄遵宪全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03页。

[22] 章太炎:《菌说》,《清议报》第29册,1899年10月5日,第1903页。

[23] 《汉语大词典》,解释"祆教"一词,称:"即琐罗亚斯德(旧译'苏鲁友')教,俗称拜火教。相传为公元前六世纪琐罗亚斯德创。波斯萨珊王朝奉为国教。其教创善、恶二元论,以火为善神的代表。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后又称'火祆教'或'祆教'。唐代曾一度于长安建祠盛行,并立官专管。武宗反佛后渐废不传。"其用章太炎《菌说》中此语作为"祆教"表"拜火教"的用例之一,应该说,是不合适的。(《汉语大词典》7,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第837页)。

[24] 章炳麟:《〈拙存园丛稿〉后序》(1901年),馆森鸿:《拙存园丛稿》,东京:松云堂书店,大正八年(1919年)。"后序"第1页。

[25]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页。

[26] 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27] 《章太炎致汪康年》(1899年1月4日),《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52-1953页。

[28] 章太炎:《与谭献书》(1897年4月20日),《章太炎书信集》第3页。

[2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897年阴历3月14日),第89页。

[30] 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31] 《章炳麟致汪康年》(1899年7月17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596页。

[32] 支那章炳麟:《答梁卓如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5日,汉文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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