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发兵侵占胶州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沙皇俄国亦蠢蠢欲动，企图将侵略魔爪伸向旅顺大连湾。英在长江，法在两广，日在福建均各有所图。中国已经拉响了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警报。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天津地区的维新志士，点亮了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号召全国上下奋起变法，力图救亡，这就是在晚清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闻报》。 然而，对于《国闻报》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充分。诸如该报之创建过程，谁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严复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而后又挂上了日本的旗号，戊戌之后《国闻报》命运如何等等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清楚。 自2002年以来，我们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进行了调查研究，颇有收获。尤其是该馆藏有一套完整的档案，其名曰《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1]。本文拟围绕中日两国档案，对《国闻报》内部若干重要问题予以讨论。 一 《国闻报》出现前夕国内政局之特点 《国闻报》成立前夕，适逢中华民族的危机非常严重的时刻。当甲午战争的硝烟，在神州上空尚未完全消失之际，以严复为代表的天津地区有维新变法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处于这场战争的前沿，他们已经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了古老中国已经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这种危机感主要体现在严复的几篇著名论文中。随着《直报》的创刊，严复接二连三地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強》、《辟韩》、《原強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论文。在这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严复以犀利的笔锋，痛陈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厄运，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弦更张，采用西法。严复《论世变之亟》中揭出中国当时的形勢之危： “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 “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无目者也。謂不讲富強，而中国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時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严复在这里把那些阻碍维新变法的守旧势力，斥责为毫无心肝的狂妄之徒。 严复还利用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从社会制度上寻找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在《辟韩》中，尖锐指出： “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正是他们这伙大盗，“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 严复说“夫自秦以来”，显然是包括清朝。当时在封建衙门里担任一官半职的严复，居然敢把历代封建帝王斥为强盗，公然揭出了尊民叛君的旗帜。 严复的这些论说，抨击时弊，振聋发聩，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两年以后，当德国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内局势动荡，俄国企图利用《中俄密约》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因此，中国的维新志士在丁酉、戊戌之交，对于俄国的侵略野心十分警惕。不少人以为应该联合英日，对抗沙俄。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生活在南方维新志士，很早就有这样的主张。康有为于胶州湾事变之后，几次上书都强烈表达了这种思想。而生活在北方的严复、王修植等维新派人士，亦与康梁之意见不谋而合。他们从内心深处憎恶俄国之阴谋诡计。在封疆大吏中，即使是甲午战后首倡与俄结盟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亦有联合英日，抵制俄国的政治倾向。 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出现这种政治倾向绝非偶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沙俄挟干涉还辽之功，一方面在清廷上层进行渗透，物色自己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则勾结德国，密谋策划，狼狈为奸，贪婪地在中国攫取利益。尤其是德国悍然出兵侵占胶州湾之后，沙俄的的侵吞旅顺、大连湾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在长江流域执掌政柄的刘坤一、张之洞已逐渐觉醒，认为那种“一意依俄，可保二十年太平无事”的主张，无异于白日做梦，与虎谋皮。他们这种联合英日的主张得到了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的赞同与拥护。 其二、这种政治倾向的出现，与日本外交官及参谋本部人员，在华宣传策动亦有很大关系。日本为了自身侵略利益，多方面在华活动。他们一面极力揭露沙皇俄国蚕食中国的阴谋,一方面鼓动与英日结盟。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太郎等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周围充当说客，陈明利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但在封疆大吏的衙门里昼夕密谈，深谋策划；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江浙、湖广等地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高谈阔论，施加影响。 他们的言论，在那些立志改革之维新派中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与吉良芳惠教授，向笔者提供了几份宇都宫太郎向参谋本部的报告，该报告如实地记述了他在武汉期间数次会见张之洞、谭嗣同，宣传其政见情形。[2]当然，宇都宫太郎的报告，只谈到了他会见谭嗣同等人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以及彼此交谈的简单内容。宇都宫太郎并不了解，他的鼓动具体产生了何种成效。然而，谭嗣同却很快将这种观点在维新派内部扩散。与谭嗣同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的挚友唐才常，很快又将从谭氏那里听到的宇都宫太郎的论说，撰写论文，广为传播。 唐才常所记载的日本军方代表言论如下： 日本知其然也，故遣其参谋部三人来华密筹焉。曰神尾光臣，曰梶川重太郎，曰宇都宫太郎。正月之杪，谭复生见三人汉口。神尾言曰：“彼我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不意朝鲜一役，遂成仇釁。又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挫衂不可收拾。嗣兹以来，启各国心，危若朝露，每一回首，悔恨何及。然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今大地师舰，麇集鳞萃，吮血磨牙，睊睊相向；不于此时薪胆为雄，练兵兴学，更优游卒岁安乎？时乎时乎，不再来，愿君熟思，同往我国，谋定后动……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3] 日本军方人士的这些娓娓动听的演说，对维新派产生了出乎意外的效果。无论是当时尚在南方的唐才常、谭嗣同，还是已经来到北京的康有为等，都异口同声的呼吁中日结盟，以为是千载一遇的大好机会。 康有为于《自编年谱》中写道： 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日使矢野君极有意，而吾政府终不信是议。乃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又为御史陈其璋草疏，再请联英日。[4] 清宫档案的记载表明，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的请联英日折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呈上清廷，该折声称： 即日本亦有联我之心。盖事机立变，虽仇国亦当合也。昔楚王恨商於之诳，怒思伐秦，而陈轸即劝其合秦以攻齐。蜀先主耻虢亭之败，日图报吴，而诸葛亮即劝其合吴以伐魏。故我若联日本，日本自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势也。[5] 康有为代为御史陈其璋草拟的奏疏，亦在其未刊稿中发现。其文曰： 按英之海权，甲于欧洲；日之智力，雄于东方。其能与俄抗者，莫如英日。朝鲜甲午之师，日有悔意；泰西持盈之局，英有全谋，其能与我近者，亦莫如英日。况近闻英有与我联合之说，向北洋陈请。又英国泰晤士报云，为中国谋，当保护自主之权。又日本新闻报大偎伯论占据胶州为盗贼之行，有损各国和局。窥其意虽出于忌俄之口，而公道尚有可言，似宜密与订交，以示钳制。近可解德人非常之举，远可消俄人无厌之谋。此国势所关之利害，皎然易见也。[6] 通过联日，进一步实现“结英之势”。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思路与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不谋而合，其议论如出一辙，对联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维新志士们真诚地以为，只有联合日本才能实行变法；只有走日本之路，中国才能摆脱危机，走上自强之路。因此，可以断言联合英日，抵制沙俄，已经成了全国上下、大江南北维新志士的共同主张。 康、梁的这种联合英日的主张，又通过夏曾佑等又在天津地区产生了连锁反应。因此，无论是严复，还是王修植、夏曾佑，都对沙俄的侵略政策深怀戒备之心。可以说，早在《国闻报》成立之前，天津的维新志士，即对俄国的侵略野心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二 以严复为灵魂之《国闻报》创立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国闻报》正式在天津创刊。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 由严复执笔写出的《国闻报缘起》一文中宣称： “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7] 《国闻报》，每日出两张，铅印，每期约万字左右，刊登时事新闻，并以社论形式，表达严复等人的政治观点及倾向，其中许多重要评论均出自严复手笔。[8]由其缘起所述可知，《国闻报》发行的目的，就是要“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这是严复自甲午战争之后多次强调的要沟通上下，民意上达，以及了解外部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为达到此目的，在《国闻报》出刊不久，又接着发刊《国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