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发兵侵占胶州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沙皇俄国亦蠢蠢欲动，企图将侵略魔爪伸向旅顺大连湾。英在长江，法在两广，日在福建均各有所图。中国已经拉响了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警报。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天津地区的维新志士，点亮了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号召全国上下奋起变法，力图救亡，这就是在晚清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闻报》。 然而，对于《国闻报》的研究目前还很不充分。诸如该报之创建过程，谁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严复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而后又挂上了日本的旗号，戊戌之后《国闻报》命运如何等等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清楚。 自2002年以来，我们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进行了调查研究，颇有收获。尤其是该馆藏有一套完整的档案，其名曰《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1]。本文拟围绕中日两国档案，对《国闻报》内部若干重要问题予以讨论。 一 《国闻报》出现前夕国内政局之特点 《国闻报》成立前夕，适逢中华民族的危机非常严重的时刻。当甲午战争的硝烟，在神州上空尚未完全消失之际，以严复为代表的天津地区有维新变法思想的知识分子，由于处于这场战争的前沿，他们已经从切身经历中感受到了古老中国已经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这种危机感主要体现在严复的几篇著名论文中。随着《直报》的创刊，严复接二连三地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強》、《辟韩》、《原強续篇》、《救亡决论》等五篇论文。在这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严复以犀利的笔锋，痛陈中华民族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厄运，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弦更张，采用西法。严复《论世变之亟》中揭出中国当时的形勢之危： “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 “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无目者也。謂不讲富強，而中国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時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严复在这里把那些阻碍维新变法的守旧势力，斥责为毫无心肝的狂妄之徒。 严复还利用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从社会制度上寻找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在《辟韩》中，尖锐指出： “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正是他们这伙大盗，“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 严复说“夫自秦以来”，显然是包括清朝。当时在封建衙门里担任一官半职的严复，居然敢把历代封建帝王斥为强盗，公然揭出了尊民叛君的旗帜。 严复的这些论说，抨击时弊，振聋发聩，在神州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两年以后，当德国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国内局势动荡，俄国企图利用《中俄密约》在中国攫取更多利益。因此，中国的维新志士在丁酉、戊戌之交，对于俄国的侵略野心十分警惕。不少人以为应该联合英日，对抗沙俄。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生活在南方维新志士，很早就有这样的主张。康有为于胶州湾事变之后，几次上书都强烈表达了这种思想。而生活在北方的严复、王修植等维新派人士，亦与康梁之意见不谋而合。他们从内心深处憎恶俄国之阴谋诡计。在封疆大吏中，即使是甲午战后首倡与俄结盟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亦有联合英日，抵制俄国的政治倾向。 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出现这种政治倾向绝非偶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沙俄挟干涉还辽之功，一方面在清廷上层进行渗透，物色自己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则勾结德国，密谋策划，狼狈为奸，贪婪地在中国攫取利益。尤其是德国悍然出兵侵占胶州湾之后，沙俄的的侵吞旅顺、大连湾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在长江流域执掌政柄的刘坤一、张之洞已逐渐觉醒，认为那种“一意依俄，可保二十年太平无事”的主张，无异于白日做梦，与虎谋皮。他们这种联合英日的主张得到了康有为、严复等维新派的赞同与拥护。 其二、这种政治倾向的出现，与日本外交官及参谋本部人员，在华宣传策动亦有很大关系。日本为了自身侵略利益，多方面在华活动。他们一面极力揭露沙皇俄国蚕食中国的阴谋,一方面鼓动与英日结盟。尤其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神尾光臣与宇都宫太郎等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周围充当说客，陈明利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但在封疆大吏的衙门里昼夕密谈，深谋策划；而且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江浙、湖广等地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高谈阔论，施加影响。 他们的言论，在那些立志改革之维新派中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日本女子大学的久保田文次与吉良芳惠教授，向笔者提供了几份宇都宫太郎向参谋本部的报告，该报告如实地记述了他在武汉期间数次会见张之洞、谭嗣同，宣传其政见情形。[2]当然，宇都宫太郎的报告，只谈到了他会见谭嗣同等人的具体时间与地点，以及彼此交谈的简单内容。宇都宫太郎并不了解，他的鼓动具体产生了何种成效。然而，谭嗣同却很快将这种观点在维新派内部扩散。与谭嗣同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的挚友唐才常，很快又将从谭氏那里听到的宇都宫太郎的论说，撰写论文，广为传播。 唐才常所记载的日本军方代表言论如下： 日本知其然也，故遣其参谋部三人来华密筹焉。曰神尾光臣，曰梶川重太郎，曰宇都宫太郎。正月之杪，谭复生见三人汉口。神尾言曰：“彼我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不意朝鲜一役，遂成仇釁。又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挫衂不可收拾。嗣兹以来，启各国心，危若朝露，每一回首，悔恨何及。然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今大地师舰，麇集鳞萃，吮血磨牙，睊睊相向；不于此时薪胆为雄，练兵兴学，更优游卒岁安乎？时乎时乎，不再来，愿君熟思，同往我国，谋定后动……如联盟计成，吾当为介于英，而铁轨资焉，国债资焉，兵轮资焉，一切政学资焉。[3] 日本军方人士的这些娓娓动听的演说，对维新派产生了出乎意外的效果。无论是当时尚在南方的唐才常、谭嗣同，还是已经来到北京的康有为等，都异口同声的呼吁中日结盟，以为是千载一遇的大好机会。 康有为于《自编年谱》中写道： 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日使矢野君极有意，而吾政府终不信是议。乃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又为御史陈其璋草疏，再请联英日。[4] 清宫档案的记载表明，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的请联英日折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1898年1月1日）呈上清廷，该折声称： 即日本亦有联我之心。盖事机立变，虽仇国亦当合也。昔楚王恨商於之诳，怒思伐秦，而陈轸即劝其合秦以攻齐。蜀先主耻虢亭之败，日图报吴，而诸葛亮即劝其合吴以伐魏。故我若联日本，日本自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势也。[5] 康有为代为御史陈其璋草拟的奏疏，亦在其未刊稿中发现。其文曰： 按英之海权，甲于欧洲；日之智力，雄于东方。其能与俄抗者，莫如英日。朝鲜甲午之师，日有悔意；泰西持盈之局，英有全谋，其能与我近者，亦莫如英日。况近闻英有与我联合之说，向北洋陈请。又英国泰晤士报云，为中国谋，当保护自主之权。又日本新闻报大偎伯论占据胶州为盗贼之行，有损各国和局。窥其意虽出于忌俄之口，而公道尚有可言，似宜密与订交，以示钳制。近可解德人非常之举，远可消俄人无厌之谋。此国势所关之利害，皎然易见也。[6] 通过联日，进一步实现“结英之势”。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思路与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不谋而合，其议论如出一辙，对联日充满了美好的幻想。维新志士们真诚地以为，只有联合日本才能实行变法；只有走日本之路，中国才能摆脱危机，走上自强之路。因此，可以断言联合英日，抵制沙俄，已经成了全国上下、大江南北维新志士的共同主张。 康、梁的这种联合英日的主张，又通过夏曾佑等又在天津地区产生了连锁反应。因此，无论是严复，还是王修植、夏曾佑，都对沙俄的侵略政策深怀戒备之心。可以说，早在《国闻报》成立之前，天津的维新志士，即对俄国的侵略野心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二 以严复为灵魂之《国闻报》创立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国闻报》正式在天津创刊。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 由严复执笔写出的《国闻报缘起》一文中宣称： “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7] 《国闻报》，每日出两张，铅印，每期约万字左右，刊登时事新闻，并以社论形式，表达严复等人的政治观点及倾向，其中许多重要评论均出自严复手笔。[8]由其缘起所述可知，《国闻报》发行的目的，就是要“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这是严复自甲午战争之后多次强调的要沟通上下，民意上达，以及了解外部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为达到此目的，在《国闻报》出刊不久，又接着发刊《国闻汇编》。 按照通常的说法，是严复与夏曾佑、王修植一起创办了《国闻报》。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并没有错误，但失之笼统。另一种说法是日本人的观点，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日本人认为：王修植为《国闻报》之馆主，夏曾佑则为报纸主笔，严复、王文韶、陶大均等则为与报纸有重要关系的人物。[9]其实，这种看法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日本方面尚不清楚，严复才是《国闻报》的灵魂。 我们之所以称严复是《国闻报》之灵魂，是因为这张报纸的主要内容，体现了严复的思想与追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闻报》是严复一生中所办成的最重要辉煌事业之一。严复早年留学英国期间，已认清报纸对开化民智，国家进步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所创办的《时务报》在神州发行伊始，严复即满怀热情地予以讴歌。他在给汪康年、梁启超之信件中深情地写道： 穰卿进士、卓如孝廉均鉴： 启者，前寄一函，想经伟照。昨公度观察抵津，稔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如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所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耳。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苟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报》其嚆矢也，甚盛甚盛。寄上汇票百元，到时乞与察入付据，区区不足道，聊表不佞乐于观成此事之心云尔。手此，敬颂撰安。侯官严复顿首。八月十八日。[10] 严复认为，《时务报》刊行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能摧陷廓清守旧势力的重重黑幕，启动中国的维新之机。字字句句显示了严复对创办近代报刊与政治革新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先见之明。这是通达外情的严复所具有远见卓识，绝非当时一般士大夫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准。这封信也流露严复对创办一份新报纸的向往。 一年多之后，严复即着手在天津创办自己的报纸《国闻报》。在《国闻报》创刊前夕，严复在给梁启超等人之信件中称： 卓如、孺博、穰卿三先生阁下： 每怀风采，延企为劳。伏维台候万福，为时自重。上月托公度观察袖呈《国闻报启》一通，求登贵报，俾我下乘附驥而行，谅荷垂察。拜读三十五大报，尚未附录，殊为悬盼。陈锦涛至津备述尊意，爱我之情，至为周密，感荷感荷。弟等本议旬报之外兼出日报，日报则仅详北数省之事，旬报则博采中西之闻，与尊属一节正相符合。现在资本已集，印机已购，开办之期即在来月，伏乞将前寄启文赶为登录，将来出报之后，南中各省埠尚拟依附贵馆派报处代为分送，素纫公谊，当亦乐观其成也。启中文字有未审处，尚求雅削。专利泐，公劬台安。弟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同再拜。廿五日（八月初一到）[11] 此信是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寄到上海的。虽然信末还有夏曾佑、王修植的署名，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严复之手笔。它与本文上引严复致汪、梁信件，从内容到文风，均一脉相承。再有，夏曾佑之名署在王修植之前，这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它似乎可以说明，在严复看来，夏曾佑在创办发行《国闻报》中的作用，又稍稍多于王修植。 严复是《国闻报》之灵魂，还可以由主笔夏曾佑致汪康年信中得到印证。夏氏于光绪二十四年初春，写信给汪康年称： 毅伯表兄左右： ……弟自复入都门。又由京至此，朋友之聚，谭讌之乐，自绝胜于不雨之郊。然能屏绝尘氛，学思并进，则生平亦难遇此境也。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衡宇相接，夜辄过谈，谈辄竟夜，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徐、利以来，始明算术；咸同之际，乃言格致。洎乎近岁，政术始萌，而彼中积学之人，孤识宏寰，心通来物，盖吾人自言西学以来所从不及此者也。《天演论》为赫胥黎之学，尚有塞彭德之学，名《群静重学》似胜于赫。又言中国大易确系非拉索菲各种人之古书。自印度外，无及之者。但理赜例緐，旦夕之间，难于笔述，拟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奘师《地论》即用此例。不知生平有此福否。慈恩诸论，晨夕肆力。其旨幽深，其例緐密，其文奥衍，欲辄业者屡矣！而每念自昔通贤，凡有志于内典者，大都自此处自厓而返，以故真如正智遂不显于世间。念此发奋，不自揣度，窃欲于去来今教诲之中，一叶扁舟，乱流而渡，若济，吾之幸也，不济，则一期殭石之间，螺蛤圣贤，同归黄土，为之也若此，不为也亦若此，吾亦何据以自悔耶，吾往矣。……[12]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号碎佛，笔名别士，浙江杭州人。甲午戊戌间，与梁启超交往密切，情同手足，频频通信，探讨人生价值与中国改革的出路。《梁启超年谱长编》甲午年曾对二人关系有詳细描述： 是年,是先生和夏穗卿先生来往最多的一年，这年他们在北京研究学问，讨论问题，提倡新学，非常有精神。他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和《清代学术概论》里，讲那时候的情景非常詳细。兹择录如下： “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样便投契起来了。我当时说的纯是广东官话，他的杭州腔又是终身不肯改的，我们交换谈话很困难，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间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13] 可见，夏曾佑是一个非常好学深思的学者，他同梁启超一样，对新生事物充满了敏感，立志改革，颇想成就一番大事业。梁启超在《时务报》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夏曾佑也想在《国闻报》上大显身手。本文上引夏氏致汪康年的信件，充分反映了严复的维新理论对夏曾佑所产生的启迪作用。夏曾佑把他在津与严复比邻而居，日夕促谈，描绘成为“能屏绝尘氛，学思并进，则生平亦难遇此境也”。严复在与夏曾佑的交谈中，把从赫胥黎的《天演论》，到中国传统经典，古今中外，熔为一炉，“微言妙旨，往往而遇”，以至于使夏曾佑达到了“念此发奋，不自揣度”的程度。 夏曾佑在戊戌三月初二日寄到上海的信中又称，“所需文章，严老近无暇，弟亦无暇，畹生方作之，日内想可寄上也”。夏曾佑把严复称作“严老”，对王修植，则称作“畹生”。可见，严复在这位《国闻报》主笔心目中，是很受尊敬的。显然，《国闻报》主笔夏曾佑本人在同严复接触后，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已经接受了严复所宣扬的维新理念，并且把这种理念贯彻到创办《国闻报》的实践中。因此，我们把严复说成是《国闻报》的灵魂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国闻报》在戊戌维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严复新思想之主导作用，实在是密不可分的。 三 俄国人为什么仇视《国闻报》 《国闻报》像《时务报》一样，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尤其是《国闻报》创办于天津，很有特殊意义。因为天津乃是紧靠京师的门户，这里是对政治特别敏感的地区。然而，从思想方面来说，封建统治者对天津地区的控制，相对来说，要比北京宽松得多。而且，在天津紫竹林地区，帝国主义列强星罗棋布地建立了许多租界。尤其是沙皇俄国，对天津的局就势格外关注。因此《国闻报》尚未出世，就遇到了创办者事前没有料到的困难，这困难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来自沙俄方面，一是来自朝廷内部的守旧势力。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加紧对中国侵略，在天津租界里聚集了许多间谍，这些人无孔不入，投机钻营。他们中的大多数被称为“中国通”。沙俄所派间谍尤其活跃。俄国在天津的代理人陆军大佐沃嘉克（Wogack）及该国副领事格罗斯的嗅觉特别灵敏。当他们听到《国闻报》快要成立的消息，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操纵社会舆论的极好机会，因此，他们闻风而动，立即同《国闻报》创办人联络，表示愿出钱兴办这份报纸。[14] 沙俄间谍的尝试遭到严复、王修植等人的严辞拒绝。此后，他们又表示在报纸成立后，以购买报纸的形式来表示对报纸的支持。天津维新派由于经费的困乏，对此亦不便干预。王修植在戊戌夏初写给汪康年的信中曾谈到： “《国闻日报》现在每天销一千五百张。本津五百张、北京二百张、俄商一百五十张、外埠七百余张”[15]。 王修植在这里所说的一百五十张，显然是指俄国商人秉承俄国陆军大佐沃嘉克及该国副领事格罗斯的旨意而购买的。 早期的《国闻报》曾刊登了一篇名为《论中俄交谊论》的文章。此文之宗旨与维新派力主联英、日的格调很不协调。已故专门研究严复思想的专家王栻先生曾经指出： 《中俄交谊论》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下旬，那时旅大事件已经发生，这篇文章却提出了联俄的主张。当日旧党主联俄，新党如康、梁等及帝党人物，都主张联英、日。《国闻报》是提倡维新变法的报纸，严复也是主张维新变法的人物，却有此论调，实在是颇为费解的。文中对帝俄甚加赞美，以为三国还辽之举，是帝俄的“仗义执言”，而怪当时有些人“于还我辽东之俄人，窃窃然疑之，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初看这些话，颇使人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严复写的。但细读这篇文字的格调，似又出乎严复之手。[16] 王栻先生由于不了解《国闻报》成立前后的背景，故有此疑问。实际上，此文乃是严复等人，为了报馆生存而敷衍俄国间谍的文字，不可作为评论他们政治观点的依据。 事实上，《国闻报》即使登载了《中俄交谊论》，也未能使俄国人满意。而且，随着严复等人把俄国侵略意图不断揭露于报端，以及用很多篇幅对日本维新经验的宣传，俄国人愈来愈对严复等人恨之入骨。他们时刻都在寻找机会，企图置严复与《国闻报》于死地。 《国闻报》成立后所面对的另一个对手，即是朝廷内部的守旧派。他们对这份刚刚出世的报纸极尽挑剔之能事，想方设法地想整垮《国闻报》。这个机会终于被他们捕捉到了，这就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十八日两天该报连载的《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 这是《国闻报》成立后遭遇的第一次危机。现将《国闻报》所刊登的奏折转述如下： 《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 奏为曹州教案办结，胶澳划界议租，谨将与德国使臣商定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 本年十月间，山东曹州地方杀毙德国教士二名，德国兵船遽袭胶州，该使臣海靖致臣衙门照会，要求六款，势将决裂。业经具折奏闻，并将续来照会及臣等照复并问答节略，随时呈览在案。臣等仰禀宸谟，与该使臣往复商论，分别准驳。该使臣照会以山东巡抚李秉衡屡违朝旨，不受中国政府之命，酿成巨案，请将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臣等坚持不允，议令删去“永不叙用”四字，但将不可再任大官之意，奏请准行。 德主教安治泰本在济宁倡建教堂，适有曹州教案，该使欲隆保护之名，请赐扁额，请给工料银两，臣等议令酌照成案，用敕建天主堂五字，酌给工料银六万六千两。至惩办盗犯，贘恤教士，原系教案应办之事，该使以被杀两教士无家属领赏，只可建造教堂作为贘恤，议定曹州城内及巨野县属张家庄，各建教堂一所，由官拨给地段不逾十亩，照济宁办法，每处各给银六万六千两，匾额仍用敕建天主堂五字，统于教堂门前勒碑以为保护之据。被盗失去之款，另给银二千两了案。该使复以现在教士租赁房舍甚难，拟请于巨野、荷泽、郓城、单县、武陟、曹县、鲁台七处，为教士各建住房一所，共给工料银二万四千两，均作为已杀教士贘恤之用。现获盗犯，照例惩办，失察之地方官，从重参处。 该使又索中国应保以后永无此等事件，臣等驳以保护教堂，条约所准，惟盗贼卒发，岂能永保其必无？该使语塞，因与议定，请皇上明发谕旨，饬地方官照约尽力保护。特该国教堂究有几处，臣衙门无案，并令各府州县，凡有教堂处所开送臣衙门查核，该使亦经答允，庶于保护之中，稍寓稽察之意。此案失事之地方官，或调他省，或从重参惩，均由中国自行酌办。该使借教案旁索商务，拟请嗣后山东一省，如开办铁路旁近矿务，先尽德商估办。旋又请设立德华公司，造通山东省铁路，并通省及铁路旁近之矿，意在仿照俄华公司利益。 臣等力与磋磨，允由胶澳至济南省城造铁路一段，俟此段造成后，再商造后段，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均由德商华商集股领办。声明不占山东地土，并另立合同，无庸比照他国章程，以为中德自商之证。该使又以德国办理此案所费之银，请中国赔偿，索数百万两，尤为无理取闹。臣等告以，此案中国无赔偿之理，惟顾念数十年邦交，及前此相助之谊，另筹办法。与教案绝不相涉，须截分两事，期杜他国借口，断不能认赔一钱。该使以候其国命为辞，延宕经旬，臣等迭次催问，渐次就绪，已允敛兵下船，退出所踞之地，赔费作罢。 初订明在臣衙门互换照会，适曹州地方复有驱逐教民、杀害洋人之说，该使臣顿翻前议，又照会臣衙门，仍请将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复经臣等力与驳论，并钦奉谕旨，将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撤省询问，该使臣始无可置辩，于本月十二日，来臣衙门会晤臣等，即将缮定教案六条，照复一件，当面交讫，以符先结教案之议。 臣等窃维中德两国向无嫌隙，只以助归辽东，索报未遂，该国注意所在，则英法俄等国均占有东方海口，而该国独无停轮、屯煤之所，不足与各大国均势。迭准出使大臣许景澄函电相闻，而胶澳又为该国所垂涎，故本年正月臣等有请在胶州创修船坞之奏，即已筹虑及此。十月教案初起，奉旨令李秉衡查挐凶盗，有德方图借海口之谕，敌谋之狡，早在圣明洞鉴之中。此次借杀毙教士起衅，遽派兵船袭据胶澳，分兵略地，直窥即墨县城。德君又派其弟率领师船来华，用心实为叵测。该使所开教案六条，坚请照办，并无一语退还胶澳。臣等仅恃笔舌与争，苦无却敌之策，再三辩论，该使始允就该国提督画占之地，分别退还，胶州亦在所退之内，余则作为租用，略如各口租界办法，周遍以一百里为限，按岁输纳租钱。该地自主之权，仍归中国。送来租地照会五款，大致以保全两国睦谊为词。臣等逐款覆核，租以九十九年为限，所定租界将来两国派员立界时，认定周遍一百里之限。胶澳海面中国兵商各船，任便出入。胶澳外各岛险滩，准德国设立浮樁，惟中国兵商各船往来出进，概免纳费。至德国嗣后自愿将胶澳归还中国，所有德国在澳费项，中国应许赔还，另择相宜之处，让与德国一款，此指租期未满让还租地而言，亦可照允。惟须订明，租期未满以前，德国不得驱迫中国原有税卡照旧设立，租地之外，德兵应即全行撤回，应交租项若干，再与该使臣面商，均无异词。翌日备文声叙，作为完案，其一切应办事宜，恭候命下。臣等再当咨行山东巡抚，妥为筹办。 此案德国发难，各国多欲干预，中外新闻、电报络绎，殊骇视听。臣等握定中德自商，不愿他国调停，固知他国无实意相助。即貌为居间，而潜相要结，则中国受害益重。万一各国互争，竟以中国为战地，尤难收束，只可速结此案，徐图自强计。非腾出的饷，训练精兵，不足以御外侮，容臣等随时奏办。所有商结德案情形，理合恭折具陈，并将臣衙门与德国使臣海靖结案照会、问答，恭录呈鉴。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17] 此折将总理衙门官员与德国使臣交涉经过暴露无遗。它将清廷上层在列强面前无可奈何、步步退让的尴尬举措亦公诸于世人，的确有泄露国家最高机密之嫌。因此，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认为《国闻报》泄露国家机密于外人，大动肝火，并欲借此整治《国闻报》。 对此紧张局势，当时在北京的维新派人士张元济曾经给《时务报》暗通消息。其信曰： 穗卿惠鉴： ……一、胶案议结奏稿，《国闻》登载，总署震怒严查。昨已有人电告尊处，一切请留意。日报之举，若何兴旺，都中访事，无能为谋。甚歉。……正月廿四日。 张元济此信称，总理衙门“震怒严查”，确系实情。盖因张氏本人，正是总理衙门之章京，与维新派关系密切，故深知事态严重。 《国闻报》所刊登的《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公诸于世后，还引起了沙俄的极大不满，认为《国闻报》泄露俄、德两国外交谈判之秘密，从而使中国人大增对俄人之恶感。因此，再三请求直隶总督王文韶发布禁止《国闻报》刊行的指令[18]。 俄国人的抱怨并非是空穴来风，仔细研读《国闻报》所刊奏折，其中有两处真正刺到了俄国人的痛处，必然引起俄人之疯狂仇视。 其一，德国人要求在山东“请设立德华公司，造通山东省铁路，并通省及铁路旁近之矿，意在仿照俄华公司利益。”显然，德国人在山东的行径完全是效仿俄国人在东北不但修建铁路，而且还一并掠夺沿铁路矿产的做法。此处所述，等于把俄国之“劣迹”公诸于世，一则引起列强效尤，二则引起国人之不满，俄国人自然感到不快。 其二，丁酉戊戌之交，当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沙俄打着帮助中国，“居中调停”的旗号，蠢蠢欲动，派遣军舰来华，企图霸占旅顺大连湾。 而《国闻报》所刊之折，公然揭出“此案德国发难，各国多欲干预，中外新闻，电报络绎，殊骇视听。臣等握定中德自商，不愿他国调停，固知他国无实意相助。即貌为居间，而潜相要结，则中国受害益重”。总理衙门的结论，可谓真知灼见。《国闻报》将《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刊诸报端，实际上等于把俄国的伪君子面目暴露无遗。故而，沙俄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对《国闻报》恨之入骨。当他们发现直隶总督王文韶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关闭《国闻报》之后，便在北京四处活动，想方设法总之是必欲灭之而后快。 三 天津维新派的应对之策 《国闻报》成立，几乎与德国明火执仗出兵胶州湾在同一时间发生。这一时期也是俄国张开血盆大口，企图并吞旅顺大连湾的阴谋逐渐暴露的时刻。因此，《国闻报》刚一出世，即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局势。由于维新派不断揭露沙俄侵吞中国的阴谋诡计，呼吁与英日结盟。因此，《国闻报》成立不久，即鲜明地表达了反对俄国侵略的立场。他们在报纸中仗义执言，发表了许多文章揭露沙俄的狼子野心。严复等人的这种立场引起了俄国在华情报人员的不快，他们采取措施，多方在京师活动，要求总理衙门对新成立的《国闻报》采取扼杀措施。因此成立不久的《国闻报》即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为了争取生存的机会，《国闻报》的创办人王修植，通过在直隶督抚衙门担任翻译官的陶大均，向日本驻天津领事紧急求救。此种情形可于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一等领事郑永昌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专题报告中有真实的反映。郑氏之报告称： 由于日清战争的结果， 清国的政体及民情都惹起显著的变化。那些力主所谓“开化主义”的有志之士，则于各地争相发行报纸，向清政府陈说改革旧政之必要，常常以日本维新为例，专门刊载开新之说。如天津，即有《直报》及《国闻报》两种报纸发行。《直报》乃三年前创立，不过专门刊载《京报》及民间杂事而已，毫无购读之价值。与此相反，《国闻报》虽说创立之日尚浅，但其所着眼以及刊载者，无一不是中外交涉之事件和外国报纸所刊载之有关日清两国交往事项，一一取来，翻译登录。尤其在胶州湾及旅顺口占领问题上，各处寻求通信与联络，无论事情大小，俱有所记，毫无遗漏之处。又如北京通信，大有所据，虽然是外交上之问题，直言明记相关事实。由于其探察之敏捷，亦不乏其人，一时颇得内外人士之好评与广泛信用。有传闻称：因有俄人干涉，不久将接饬令停止发刊，前景难料。 果然，本月二十一日夜，受该报纸之所有者——天津博文书院院长候补道台王修植之委托，直隶总督府的日本语翻译官陶大均，私下乞求与本官见面。他谈及由于俄国公使的强烈要求，停止《国闻报》的命令将下，如果该报就此停止，则殆无再兴之望，并且迄今之苦心努力，皆付之东流，毁于一旦，甚为遗憾。但若能改为日本人名义，则可免除此危难。故特请求予以格外怜察，拯救此次危难。本官回答：假如将该报纸改为日本人名义继续发行，不仅不可能因此而惹起清政府对日本国人的恶感情，此中内情却显示他们希望如此，而且对于日清两国将成为极有意义之机关报纸是不容置疑的。 本官回答：假如将该报纸改为日本人名义继续发行，不仅不可能因此而惹起清政府对日本国人的恶感情，此中内情却显示他们希望如此，而且对于日清两国将成为极有意义之机关报纸是不容置疑的。[19] 这是日本驻天津领事给外务省的正式报告。该报告认为，《国闻报》关于胶州湾及旅顺口占领问题的论说，尤可称道。说明日本方面对《国闻报》揭露俄德的侵略阴谋，持非常欢迎的态度。 这份机密的报告的作者郑永昌，先祖为福建人，明朝时移居日本，与其父其兄均在日本外务省担任外交官，颇著声名，且与天津有不解之缘。[20]而直接同郑氏联络的陶大均则是晚清中日关系史上长期被人们忽略，而实际上却非常活跃的人物。关于陶氏其人，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传》曾有简略勾画。其文曰： 陶大均，字杏南，会稽人，同文馆学生，通东文，尝从那桐使日，徐世昌督东，荐授交涉使，然大均闇弱，实不通外交，闻锡良将至，迓之京师，良叩以安奉路约利害，茫不能对，遂乞援桐，调江西臬司，行卒。大均畏其妻，事之如母，同学者戏呼为陶孝子。[21] 费行简所述陶大均生平过于简略，其实，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涉及陶氏生平活动的史料甚多。清廷在日本设立公使馆未久，陶氏即在东京的中国公使馆内充当翻译官，在黎庶昌担任驻日公使期间，曾于东京红叶馆举行重阳登高酒会，中日两国的文人雅士，作诗和韵，宴前吟诵。这些诗文集中已有公使馆翻译陶大均“满座英雄皆前辈”[22]的吟诗记载。陶大均长期滞留日本，对日本政情及社会相当熟悉，与日本关系殊为密切。因此，陶氏成了《国闻报》与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联络的重要牵线人物。正因为如此，身处困境的《国闻报》馆主王修植，才委托陶氏与郑永昌联络。又据后来成了名义上的《国闻报》日本馆主西村博向日本外务省之报告称：“陶大均，翻译官，久居日本，熟悉我邦情事。在彼我交涉过程中效劳，有好人之称。”[23] 在陶大均与郑永昌初步谈妥之后，王修植又亲自去到日本驻天津之领事馆，对表面上将《国闻报》归之日本人一事进行确认。王修植的谈话在郑永昌之报告中亦有翔实的记述。郑氏曰： 王修植又亲自来馆内，承诺将报纸变更为日本人之名义，并陈述对我方之好意表示感谢。王氏还将该报纸之发起及其沿革作了进一步陈述。王氏称： 《国闻报》为余发起而成立。当时仅与有志者共同筹谋，努力多方募集资本。此时，有在天津居留的俄国陆军大佐沃嘉克及该国副领事格罗斯两人突然来访。他们声称：目前正当俄清两国交谊最为敦睦之际，此次计划发行之报纸，亦鉴于俄清协作的主意，觉得非常适当。因此，该报开设所需资本金，可全部由俄国人贷出。但是，报纸之主笔，必需采用俄国人选拔的支那人。 我惊愕之余，急忙寻找适当的理由谢绝其要求。我思量；既然俄国人抱有如此野心，若为募集资本而迁延时日，却会给俄国人以可乘之机，情况愈加不妙。于是，随即与海军学校校长候补道台严复先生协议，资本由严、我二人出具，即刻发行《国闻报》。 然而，沃嘉克等两人又二次来访，告知俄人可每月捐赠三百两，其报酬仍然是该报纸必须为俄人谋利益。对此要求，我申明；《国闻报》必须主动基于一定的主义，坚持以公正的立场，作不偏不倚之论说，绝不能为金钱而改变其主义。只是对于由别处寄来之稿件，亦当予以斟酌刊登。因此，希望将贵国利益相关之新闻纪事随时寄来，《国闻报》必要尽力刊登，决然谢绝其襄助之要求。该人等不知做如何想，遂约以每日购买300份《国闻报》。 其后不久，即有胶州湾、旅顺大连被占领事件接踵而起。于是，我愈加注意，探求事实，面对世人毫无忌惮地进行了广泛报道，因而更惹俄人不快。又获悉，当地驻扎的俄国领事亦向王总督提出要求，谓《国闻报》泄露俄清两国外交谈判之秘密，使得支那人大增对俄人之恶感，因而希望即刻下令停止该报的发行。然而，王总督原本是该报的设立时的最早赞助人之一，且曾间接加以褒奖。因此，他对俄人敷衍回答，从无同意。但是，或许该领事向驻扎北京的俄国公使报告此事，该公使又向总理衙门要求停止该报的发行。又据说，该公使还贿赂某御史，求其上书停刊《国闻报》。总之，据总署一友人前日所透露的密报称：总署已有决意下令停刊。如前所述，停刊之命令，已经迫在眉睫，如能速改为日本人名义，或可冀免于不幸，实为感谢之至。[24] 王修植作为重要当事人，所谈事实非常值得注意，它揭示了许多《国闻报》成立前的详细内幕。通过郑永昌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严复、王修植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报纸出面的经手人是王修植，但兴办报纸的资本，则由严复、王修植二人出具。换言之，是严、王二人出资创办了这份报纸。而且严复所出资本，所占股份，似乎远比王修植要多。关于《国闻报》的资金筹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往由于资料欠缺，很少有人予以讨论。《国闻报》后来共卖得一万一千金，并且在合同正式签署前已开始支付完毕。[25]而据夏曾佑屡次致汪康年之信函，均谈到了关于出卖《国闻报》的情形。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八日夏曾佑之信函称： 国闻报馆已认真卖与日人，已交五千元，而余数尚未决定，馆事则一切交与日人矣。[26] 不久，夏氏又于二月十六日致函上海称： ……菀生三四日内必当动身回宁，到沪即可面谈。然渠到沪恐不耽搁，当留心访之为要。严又陵处之菊书已达。又陵博大胜，已到手者已万金，水师学堂总办大可不做矣。……（己亥三月廿二收）[27] 此处所谓“又陵博大胜，已到手者已万金”正是指的严复在《国闻报》出卖给日本人之后所得到的总数。夏曾佑所说可能有些过多，但是这个数字大体上是真实的。可见，《国闻报》绝大多数的股份为严复所持有。 其二、在天津的俄国陆军大佐沃嘉克及该国副领事格罗斯两人在该报还在酝酿阶段，即闻风而动，企图用金钱收买、控制《国闻报》，而严复、王修植二人不为所动，而且，随着沙俄侵略旅顺大连湾的丑行暴露，《国闻报》不断刊文坚持揭露俄国侵略面目，从而导致了与俄国关系日趋紧张。 其三、由于天津的维新派志士不向俄屈服，俄国人先是在天津向直隶总督王文韶施加压力，在碰钉子之后，又直接到北京收买御史，企图通过清政府来停刊《国闻报》。严复、王修植之所以不向俄国人低头，不为其金钱所动，完全是由于他们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赤诚的爱国之心。这与严复自甲午战败以来，鼓吹锐意改革，立志救亡的爱国热情是一脉相承的。 在王修植与郑永昌大体谈妥之后，郑永昌便将《国闻报》的名誉社主西村博介绍给王氏。郑氏之报告称： 本官即将西村博招至馆中，向王修植做了介绍。彼此约定在表面上暂时将《国闻报》转让，以西村博名义继续发行。于是向公众宣布《国闻报》自本月二十六日起归为西村博所有，并像以前一样，继续发行。 如前所述，王修植与西村博之约定仅为表面之举，因而只在本官面前口头谈妥条件如下： 一，西村博以《国闻报》之主事资格，办理社务； 一，《国闻报》所载之论文、新闻，必须经西村博之检阅； 一，西村博于《国闻报》馆内居住，饮食零用等一切费用由《国闻报》社支付； 一，西村博暂且不得要求除此之外的一切之报酬。 以往该报社之组织，俱由王修植之亲友、门生所组成。因此，董事的薪水极少。又目前人员为：主笔一名、辅助三名、会计一名、庶务三名，合计共八名。此外，关于日清两国之外国新闻的翻译，由博文书院及海军学校高等学生等无报酬分担。因此，此报纸与其他清国之各港口报纸比较，实为高尚且有购读之价值。其报中所刊载之中外交涉事件，由于王修植及严复两人交游广阔，于总理衙门内亦有亲友知己不少，因此自然容易探听许多外交谈判之情况，从而其论述颇有参考之价值。《国闻报》开设付出资本以及其他费用，约为一万两，目前每月内外销售量，仅仅约为二千份，收支并不能平衡。然而，近来该报多获内外人士好评及信任，因此毫无疑问，今后刊行份数必然增加。而且王修植出于扩张之目的，前日投入两千两以上之资本，由英国购买大型印刷器械，该器械不日即将到达，今后更加可能大改报纸之面目。王修植还希望同日本人协同，共同实现扩张计划。鉴于此，我认为；若有本部资助此报的有志之士，共集资本，做更进一步之改良，进而向南北各省扩张，此举不仅符合日清两国之利益，而且能够使得清国人更对日人抱有信任、尊敬之意愿。 谨此报告。 在天津一等领事郑永昌明治三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致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28] 郑永昌之报告，是关于《国闻报》名义上转让给日本人的最准确的报告。应该说，这是严复等天津的维新派为了报纸生存，被迫采取的自救措施。这一举动对《国闻报》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人的制约，而日本人之所以同意出面保护《国闻报》，也完全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双双谈妥之后，《国闻报》于戊戌三月初五日、初六日连续登载告白云： 本馆告白：启者，本馆自上年十月开办以来，虽蒙阅报诸君远近购取，现在每日售报已至二千张左右，祗以当初忽忽开办，成本未充，不能持久，因将馆中所有大小机器、铅字纸墨材料，底账时值，估计出盘与日本西村博君。自本年三月初六日为始，以后馆中一切事情，均归属西村博君经理。其三月初五以前所有进出各项，仍由本馆经理人自行理直。特此告白。[29] 从三月初七日正式启用日本明治年号，并且连续三天登载告白云： 本馆告白：启者，现因本馆前主，自上年十月开办至今，已历半载，只以成本未充足，是以出盘于余。今自中历三月初六日为始，所有内外一切事务均归敝处管理，以前内外帐目一切事务，悉由旧馆主自理。谨此持白。 《国闻报》馆主人 西村博识。[30] 以上“告白”所署名的馆主西村博，究竟是何许人？在日本侵华先锋黑龙会所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一书中曾有专文介绍，其文曰： 西村博，日清战争中从军，经营《北清新报》，京都伏见区人。二十余岁入大阪《朝日新闻》社，日清战争中曾以从军记者身份奔赴台湾，战后又于天津，聘请中国报人撰稿发行中文版《国闻报》，活跃于华北舆论界，为日清睦邻友好不遗余力。义和团事变时该社惨遭战火焚烧，以至被迫停刊。明治三十五年西村博仍于天津创办日文版《北清新报》，以如椽大笔挥毫编辑的同时并全力致力于报纸经营，不曾有丝毫懈怠。西村别号人称“麻三斤”，一身超凡淡泊的豪侠风范。明治三十一年北京戊戌政变事败康梁党人惨遭西太后镇压之际，西村博也曾与仁人志士一道竭死营救出维新党人。西村还长期担任天津日侨民团行政委员一职，为民团事业尽心多年，日侨视之为“老前辈”。昭和四年四月十一日西村博终殁于天津，享年六十有三。此外，以“白水”为号的西村博，还是一位知名的俳句诗人。（西村之遗族西村骏，现在朝鲜银行大阪支店内）[31] 据上文所述可知，西村博的真实身份，乃是随甲午战争中随日本侵略军一起进入中国的《朝日新闻》社记者，后来又加入《国闻报》中。 文中所提到的方若，是戊戌政变之后，《国闻报》正式归日本后的一名非常重要成员。方氏又名方楚青、方诚，浙江定海人，长期定居天津。此人秀才出身，曾任永定河工委员、北洋大学文案兼教习。据日本兵库县人，后任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的井上雅二（1876－1947）于明治31年7月23日日记云：“《国闻报》主笔方城，六月二十日在天津突围，身无一物地携妻逃来。就保护之事作了商议。”光绪二十八年，方若在天津日本领事馆创办的《天津日日新闻》当社长兼总编辑。“七七”事变后，方若又任天津治安维持会筹备委员，1939年任天津伪市公署首席参事代理市长。1941年日军接收英租界，改为特别行政公署，方若任代理署长，后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供职。此人喜好诗词，擅长绘画，收藏很多古董石经。日本投降后被捕，不久释放。 对于《国闻报》被迫挂上日本旗号的自救措施，王修植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百般无奈地写道： 穰卿左右： 此间馆事颇发阻力，总署已具稿，将奏请北洋封禁，此间虽已部署，不悉可靠否耶？属撰文章，日来心绪恶劣，几乎不能举笔。今寄上吴挚翁文一篇，可先用。弟大约须俟初十左右，方可来申也。此请撰安。弟植顿首。廿九日（三月初五到）[32] 吴挚翁，即吴汝纶，字挚甫，桐城人，长期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与严复关系密切，“初以古文得名，晚岁好谈新学，侯官严复每译一书，必求汝纶润色”。王修植所称的“部署”，既是本文上述与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所达成的表面转让协议。面对封建衙门的“封禁”压力，天津的维新派为了报纸的生存，迫不得已挂上日本旗号，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四 守旧派将矛头直接指向严复 严复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开始在《国闻报》发表文章，不断鼓吹西方国家的民主与科学，鼓励国人向西方探寻真理，摆脱任人宰割之命运。尤其是在刚刚创刊的《国闻报》上连续刊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的主旨在于阐述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利用手中的报纸，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奋起改革，变法维新，才能避免亡国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斗争中被淘汰。此论一出，在神州大地的读书人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尽管严复为人处世不喜张扬，但是，他一再鼓吹维新理论，这些发人深省，振聋发聩的呼喊，已经使他成为守旧派攻击的目标。 《国闻报》在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帮助下，渡过了因刊载总理衙门的议结胶案折而引发的危机后，又得到来自京师的消息称，俄国人正在物色御史出面弹劾严复等人，将迫使清政府下令关闭《国闻报》。 关于此中曲折，夏曾佑于戊戌年二月写给汪康年之信中已经提及。该信称： 毅伯表兄大人执事： 敝舘国家压力，前者已去，后者方来，然尚能因应，至于馆中外交政策，则俄人与敝舘最为不协，而东邻则与敝舘最合。其中情节，想尊处所闻，必有与实情大不同者也。菀生日内当暂归省亲，过沪必相见。弟亦以五月为限，若尚不选到，则决计南归。……（三月初二到）[33] 夏氏称，他若在五月仍未得到吏部选官的消息，便会离津南下。可见，夏曾佑因《国闻报》刚一创刊，即屡遭挫折，因此，他当时之情绪非常低下，随时准备抽身南归。半月之后，夏氏再度致函颂谷表弟称： 颂谷表弟执事： ……再启者，敝舘因政府阻力太甚，俄人亦迭有违言。虽履行设法消弭，而终非持久之道。兹不得已，与东邻矢野君相商，借作外援，始得保全自主。俄人之发阻力，不足为奇。可奇者，政府也。然此正所以成为今日之政府耳。观五十二册中，尊处之谤政府亦云甚矣，不知政府见之，又作若何面目相向也。两浑。（三月初十到）[34] 夏曾佑此信所称，在政府的压力之下，他们迫不得已求日本“借作外援，始得保全自主”。此处所指，应是本文上述王修植与郑永昌所谈妥的将《国闻报》名义上让给日本人之事。不过夏氏此信还提到“兹不得已，与东邻矢野君相商”。此处所述与郑永昌之报告又不尽相同。盖严复等人除了在天津与日领事郑永昌商洽外，还在北京同日本驻京公使矢野文雄交谈过此事。总之，《国闻报》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1898年3月27日）开始正式启用日本明治年号。 一个月之后，即发生了御史李盛铎弹劾《国闻报》事件。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御史李盛铎折：堂会日盛，宜防流弊由。片，国闻报馆现归日人，水师学生不应代为译报。”[35] 李盛铎为人机巧，灵活多变。甲午战争之后，曾参与京师强学会活动，鼓吹变法；丁酉戊戌间，仍与康有为、梁启超交往密切，且共同筹划保国会，是保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可是，在戊戌闰三月京师的守旧势力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反扑时，李盛铎听从荣禄劝告，非但与保国会一刀两断，而且还反咬保国会一口。李氏奏折虽然尚未检获，不过由《随手登记档》所记载的李折之摘要，他所呈递的“堂会日盛，宜防流弊折”，即可厘清李氏此折之矛头正是指向保国会的。至于李盛铎所递“国闻报馆现归日人，水师学生不应代为译报片”，则是赤裸裸地指向甲午以来，屡发新论的严复。李盛铎奏片已由清档检出，其原文如下： 再，报馆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开广见闻，转移风气，故泰西视为政教之一端。然议论不纯，或致淆国人之视听，故其禁例亦甚严。于俄则有稽查报馆之员，凡报章底稿先送该员阅看，查无悖谬，方准排印。于日本则有外人不许设馆之例。又有刊刻法律，违者罪之。他国大略相同。故每国报纸虽多至数千百种，绝无议论横决之患。至颠倒是非，变乱黑白，以为索诈寻雠之计，盖仅有之。缘其报馆资本甚厚，既多爱惜声名，秉笔者率皆品学兼优，声望素著之士绅，自不至肆无忌惮。 中国通商之始，未谙西例，任听外国人在各埠分设报馆，又无禁令维持。于是，不肖之士人，厕足其间，于朝章得失，官吏贤否，肆意讥评，任情诋讪，其同恶相济及行贿之人，则誉不绝口，冀以淆乱天下之耳目。有识之士，所为太息痛恨也。 去年天津设有国闻报馆，其中论述，间载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之言，又有水师学生所译西报。人咸谓系该员严复等合股所开，当自可信。所述列邦政策，中外新闻，颇为详尽，足资参考。惟抑扬中西之论，淋漓满纸，与他报同一流弊，当译自西文，或以激发邦人，因愤生励，其情尚可原。 圣朝文纲夙宽，值此时艰，亦不必过于忌讳，尚可置不深究，以示含宏。乃该馆闻因登载总署奏折，惧于究诘，遂于本年三月间，归日本人经理，而水师学生译报如故。 夫华人自设报馆，本无所妨，即华人报馆，售与外人，亦无从禁阻。惟以中国官幕之学生，充外人所设报馆之翻译，于国体甚有关系，于人心亦甚有关系。可否饬下北洋大臣，查明确实。如系中国人所开，不应以外人为护符，如系日本人所开，则水师学生，无论已否离堂，均不应代为译报，二者必居一于此，固为中国所罕闻，抑且西例所必禁。应请将该学生等从严责革，并将该道严复议处，以为谬妄者戒，庶全体制而杜效尤。 近年勾串外人以挟制长官，托足洋行以侵扰利权，投身异教，以为逋逃薮者，指不胜屈。世道人心，已极可愤叹。不意以监司大员，荒谬如此；以水师学堂之紧要，玩视如此，师歼舟烬，有自来矣。 谨附片纠参，伏乞圣鉴，谨奏。[36] 李盛铎此片指责《国闻报》“惟抑扬中西之论，淋漓满纸，与他报同一流弊，”显然是指该报鼓吹维新，宣扬西学；又批评严复等人 “勾串外人以挟制长官，托足洋行以侵扰利权，投身异教，以为逋逃薮，”即指《国闻报》打着日本旗号；接着该片又无限上纲，把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的罪名也加到严复头上，称“不意以监司大员，荒谬如此；以水师学堂之紧要，玩视如此，师歼舟烬，有自来矣。”其对严复的攻击可谓恶毒之至，丝毫不留余地。 李盛铎与一般御史捕风捉影的弹劾不同，他所述内容大多是有根有据。特别恶毒的是，该片还指责《国闻报》“间载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之言，又有水师学生所译西报，人咸谓系该员严复等合股所开，当自可信。”显然，李盛铎已经明确指出《国闻报》的资金来自严复。 以前，我们认为，李氏此片受守旧派人物之嘱托而发。今由日本外务省档案观之，李盛铎此片很可能是受俄国驻北京公使贿赂而上。因为，李盛铎原本与严复并无恩怨，他弹劾《国闻报》，显然是受人指使，展转贿托而上，其目的是扼杀刚刚诞生数月的《国闻报》。 对于李盛铎此举之动机，夏曾佑给汪康年信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毅伯表兄执事： ……一、尊处危险变幻情形，弟等竟不能知，外侮耶？内溃耶？ 一、敝处亦有此二病，近日又为李木斋所劾，其折中劾报馆一层，不过陪笔，而实则劾又陵。……（又月廿七到）[37] 夏曾佑说守旧势力劾《国闻报》是陪笔，而实则劾严复。夏氏之论真可谓说到了事情的症结。仇视《国闻报》的俄国间谍和京师的守旧派认为，只要把严复搞垮，《国闻报》自然会随之消亡。因此，他们密谋策划，促成了李盛铎向皇帝上书弹劾严复。 五 直隶总督王文韶与严复等人及《国闻报》之关系 李盛铎弹劾《国闻报》奏片递上后，光绪皇帝当日即颁布谕旨称：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丙寅（十三日），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天津设有国闻报馆，咸谓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合股所开。本年三月间归日本人经理，而水师学生译报如故，请饬查禁’等语，国闻报馆如系中国人所开，不应借外人为护符；如已归日本人经理，则不应用水师学生代为译报。著王文韶查明，该报馆现办情形，及道员严复有无与外人勾串之事，据实具奏。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直隶总督王文韶奉到上谕之后，深感问题严重，因为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在《国闻报》确实有大量股份，仅此一条，如果调查属实，即可给严复的宦途带来致命的打击。而且李盛铎之参折已明明白白地说严复有与日人“勾串之事”。李氏所云当然是事实。而且，李盛铎很可能是从俄国外交人员那里得来的准确情报。 但是，在此关键时刻直隶总督王文韶出面保护了严复及《国闻报》，王氏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递上复奏折，该折称： 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跪奏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著王文韶查明该报馆现办情形，及道员严复有无与外人勾串之事……臣遵即檄饬津海关道李岷琛密查去后，兹据禀复称：“二十三年九月，天津紫竹林租界地面，设有国闻报馆，闻系闽广人所开。今年三月，见报端有日本明治年月，询知该馆因报纸销行不广，资本折阅，售与日人。复函致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询问国闻报馆果否系日人经理，并接自何人之手。旋据函复，前国闻报馆主李志成福建人，因亏本歇业，曾于中历本年三月初六日，出盘售与敝国士人西村博接办，自行经理，已据禀明有案，即于是日在报端刊布告白，兼列敝国年月字样等语。 查该领事所称，前开国闻报馆者，系闽人李志成；今年三月接开者，系日人西村博，自行经理，皆确有主名。不言另有人合股。道员严复素日讲求西学，偶以论说登报则有之。合股之说，即或因此而起，实未闻有勾串情事。 至水师学生代为译报一节，查水师学堂学生，遇有西报，皆当翻译，原以备考校而资练习。有足广见闻者，间亦付之报馆，或报馆人自向索取登入，尚非受雇代为译报，其刻载姓名，亦系报馆常例”。将各等情查悉，具禀前来，臣复查无异。 窃见迩来报馆林立，指摘时政，放言罔忌，措词多失体要。国闻报所登严复议论，亦时蹈此失。盖该道曩年游历泰西，熟谙洋务，狃其书生之见，欲以危言耸论，警动当世，以冀力振时局，其心尚属无他。今该道被参报馆合股，及与外人勾串各节，既查无其事，应仰恳天恩，免其置议。臣仍谕饬严复并学堂学生等，嗣后不得再有只字附登馆报，以自取戾。所有遵旨查明缘由，谨据实恭折复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38] 事实说明王文韶对李盛铎的奏片并没有进行认真调查，只是根据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之复函称，戊戌三月初六日（1898年3月27日）《国闻报》已正式卖给日本人西村博。至于严复，王文韶则称他只讲西学，偶以论说登报，合股之说不实，更没有所谓“勾串情事”。王文韶完完全全是按照陶大均、王修植与日本领事郑永昌之密谈内容向朝廷奏报，由日本档案所记可证，王文韶完完全全地向朝廷撒了弥天大谎，但是，正是这一套假话保全严复，也保全了《国闻报》。 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久任封疆大吏，甲午战后到百日维新前夕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与这个时期天津蓬勃兴起新政运动殊有关系。 长期以来，受《清朝野史大观》等书之影响，均把王文韶称“琉璃蛋”宰相。甚至，近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在介绍王文韶时亦称，王氏“以官圆滑著称”。王氏“圆滑”之说自清末以来，流传至今。但是，这样的评价却与王氏本来面目有所不符，实际上王文韶是乙未至戊戌这个关键时期，直隶地区新法的大力提倡者，天津的学校、报纸诸新政，大都得到了王文韶的支持。据西村博向日本外务省的报告称：“王文韶，原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国闻报》鼓吹新学，力劝入世之气概，多少是由于王文韶的指导。”王文韶有胆量向朝廷说假话保护严复并非是偶然的。以下事实还可以证明，王文韶的内心深处，是同情天津地区的改革派的。 首先，王文韶亲自出面平息了《国闻报》擅自刊刻总署密折事件。据北洋候补道王修植写信给汪康年称： 穰卿仁表弟左右： 昨奉前月廿五来示，敬悉。兹将应复各节，条复如后方： 一、刻总署密折，经署咨北洋查办。嗣馆中答以此件来自洋人，并有洋文信一函，呈缴北洋，据此复署，遂作罢论。盖总署之意，本系查抄传洩漏之人，并不与馆为难。[39] 王修植信中所称“刻总署密折”事，即《国闻报》刊登的《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此次风波之得以平息，完全是同王文韶以洋文信件而将总理衙门搪塞过去。 因此，王修植在同日本驻天津领事交谈中说到，王文韶支持办《国闻报》。“王总督原本在我报设立之初持赞成之意，且曾间接加以褒奖”。王修植乃当事人，所言要可深信。 再有，王修植等在兴办学会事件中也曾得到王文韶之支持。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又称： 穰卿仁兄大人阁下： 农学会事，弟已约慕韩同谒太原。弟初意欲求北洋于屯田局内酌提数千金，帅意未允所商，但允自助三百洋泉，并通饬直隶各州县，均看《农学报》。现在先将直属各县开出清单，大约在一百数十分之则。俟清单开定，送法拟定后，再行函知。公度已于昨日到津，在津约有三四天盘桓，大约到申在廿四五矣。[40] 上文中慕韩, 系指孙宝琦，浙江杭州人；太原，则是指王文韶，盖因中国百家姓之中，有王姓者家族始于太原之说。王文韶为支持在直隶开农学会，非但自助“三百洋泉”，而且还通饬直隶各州县均看《农学报》，其支持新政的态度已跃然纸上。 另外，张元济在开办通艺学堂过程中，亦曾得到王文韶之帮助。张元济在给汪康年书信中称：“夔帅月助敝馆百金，甚属难得，现在严定课程，添购书籍，招募学童入学”[41]。 当百日维新开始后，后党调整部署，以荣禄出任直隶总督，王文韶则以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而后在戊戌政变风云激荡之际，政变的发动者杨崇伊企图邀王文韶联名上折，吁太后训政，却遭到王文韶的拒绝。据邓之诚所著《骨董琐记全编》收录的蔡金台致李盛铎密札称： “杨莘伯乃手（持）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时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帅老夫”语。”[42] 可见，乙未戊戌间在大是大非面前，王文韶并不是“琉璃蛋”，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头脑清醒地对新政采取了同情立场。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严复之所以敢于在《直报》及《国闻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许多反对封建专制，鼓吹民主科学的言论，是与当时王文韶担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对维新派采取宽容支持的立场颇有关系的。王文韶乃是维新派在直隶的保护伞。这在王氏处理总理衙门因胶案奏折与李盛铎弹劾两件事情中表现得尤为清楚。 六 《国闻报》与百日维新 通观晚近以来的中国改革运动，与报刊的关系均十分密切。当改革风暴到来之前，改革者一般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革新的迫切性；当改革运动进行之际，则需要论证变法的正当性，以争取人心，达到自己的目的。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率先在京师成立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后称《中外纪闻》），介绍西学，鼓吹变法，后来又创办了《知新报》。严复则利用天津的《直报》屡屡发表充满新意的政论文章。尤其是梁启超与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宣传国势危迫，呼吁采用西法，改弦更张，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时务报》介绍西学，屡发新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自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等人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其议论使人耳目一新。该报在鼓吹新法，号召民众方面的作用，愈来愈显得与众不同。当百日维新进行之际，《国闻报》则取代了《时务报》，成了变法运动中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要舆论工具。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时务报》的主持人汪康年，无法抵制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思想影响，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隔阂日深，步调未能一致；在《时务报》奉旨改为《昌言报》之后，康有为等与汪康年之间出现了争夺该报的领导权的斗争，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在变法运动中宣传作用的发挥。 《国闻报》由于距京师近在咫尺，而且许多京师维新志士，如梁启超、谭嗣同、张元济等人，与报馆的主笔夏曾佑关系密切。尤其是梁启超与夏曾佑之间，关系迥非寻常。他们将京师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朝廷动向，源源不绝地向天津通报。因此，《国闻报》能及时全面地反映维新变法的进展，将改革运动的成就及挫折不失时机地向全国传播，真正成了康梁维新派的喉舌。这种作用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一，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所处地的危迫局面，阐述变法刻不容缓。譬如戊戌春季，发生了德国侵略军亵渎山东即墨县文庙事件，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鼓动在京师会试的各省举子，纷纷向朝廷上书，要求责问德国，保卫孔教。《国闻报》围绕此事件，于戊戌闰三月十六日发表了《拟上请办德人拆毁孔庙呈稿》以及梁启超号召举人签名的《公启》[43]，数日后该报又在“国闻录要”中连续登载了《江苏举人为圣庙事呈稿》[44]，《江苏淮安府举人公递都察院呈稿》等文章[45]，连续报道京师举子纷纷上书的情况，在知识分子中起到了轰动效应。 与此同时，康有为等人为了鼓动京官投身于变法运动，先后在京师南横街的广东会馆召开保国会，大声疾呼国势危如累卵，岌岌可危，号召京官们奋起保国救亡图存。《国闻报》紧密配合维新志士在京师的举动，为变法救亡大造声势。该报于戊戌闰三月二十三日刊发《京城保国会题名记》，首次刊布了与会者岑春煊、陈虬、徐仁镜、阔普通武、王贻谷、杨深秀、王鹏运等人的名字。[46]次日，再次刊布《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将刘鹗、宋伯鲁、杨锐等人的姓名见诸报端。[47]闰三月二十九日，又刊发《书保国会题名记后》。[48] 《国闻报》刊布名单，是为了反击守旧派的狂吠，证实京师有爱国之心的京官参加保国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四月初三日该报再次刊登《论保国会》，以及《闻保国会事书后》，并于四月初十日开始接连不断地登载“南海康长素工部”在《保国会三月二十七日第一集上的演讲稿》、《闰三月初一日保国会开会第二集演说大意》以及浙江举人陈虬等呈请总署代奏《变法自强力保大局，请求立会折稿》。数日后，又在“京师新闻”《会事续闻》中，发布了皇上支持保国会，而不理会潘庆澜、李盛铎等御史弹劾保国会的奏章。[49] 《国闻报》这些连篇累牍的文章，大大长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志气，在读书人中间传播了以西学而更张旧法的观念。它旗帜鲜明地站在改革派一边，使该报成了名副其实的改革派的喉舌。[50] 《国闻报》对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的积极态度，与上海的《时务报》形成显明的区别。《时务报》的主持人汪康年，在报道保国会在京师的活动方面，远远不如《国闻报》积极主动。其原因则是受了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制约。汪康年于戊戌闰三月二十五日，收到梁鼎芬从武汉发来的信件，该信明目张胆地要汪康年拒绝刊载康有为的保国会活动，其信曰： 致时务报馆汪穰卿：康开保国会，章程奇谬。闻入会姓名将刻《时务报》，千万勿刻，至要！鼎芬。[51] 梁鼎芬对保国会立场，不仅仅是代表他一个人的意见，这种看法与张之洞对康有为的态度显然是不谋而合的。或者梁鼎芬此举，就是在在执行张之洞的指令。张之洞、梁鼎芬等人与康有为等人格格不入的立场，严重影响了《时务报》在变法高潮中作用的发挥。 其二，《国闻报》旗帜鲜明地为改革派张目，及时全面地报道维新志士的重大变法举措，及其在京师的重要活动。 首先，对于百日维新的头一件大事废除八股取士的报道，即大大振奋了改革派的斗志。在维新派再三请求之下，光绪皇帝冲破刚毅等守旧大臣之阻挠，五月初七日，《国闻报》在“上谕恭录”栏目中，刊布了光绪帝颁发的“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52] 两天之后，该报又在“国闻录要”中，进一步刊布了皇帝废除八股曲折过程的新闻。其文曰： 《改科宸断》，八股取士，习非所用，本月初五特奉上谕，改试策论。风闻中外耳目一新。有京友来函：此次改科谕旨，初二日业已拟发，以枢臣、礼臣，均谓兹事重大，请从长计议，是以暂缓降谕。皇上锐意维新，力排群议，以为非得人才，不足以图富强；而非改科目，不足以得人才。遂于五日特涣轮音，明告天下。六百年来相沿积习，毅然决然，断自宸衷，一旦弃去。非圣人其足语于斯乎。[53] 行之数百年的取士旧法，一旦废除，在全国上下的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新党人士，读着《国闻报》所刊登的新闻，无不拍手称快。 其次，《国闻报》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报道，始终围绕一条主线，即宣扬以康有为为主的维新党人在京师的变法活动，以及他们在政治上所追求的目标。 百日维新的帷幕刚一拉开，《国闻报》即在“京师新闻”中，以《简在帝心》为题报道了光绪皇帝对康有为等志士的赞赏。其文称： 京师新闻，徐子静学士奏荐康长素主政、张菊生主政、黄公度廉访、谭复生太守、梁卓如孝廉五人，通达时务一折，已经明奉谕旨，于二十八日召见。闻是日在颐和园召见两君，康奏对至九刻钟之久。张奏对至三刻钟之久，谅嘉谟入告，必当有大裨时局之言矣。闻当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康长素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当由军机处交片与工部及总理衙门两处。张君现尚无下文，想朝廷锐意维新求才若渴，必当更有破格录用之举也。[54] 康有为被光绪帝在颐和园召对，长达“九刻钟之久”。这是康梁自己的说法，而坊间说法与此并不一致，《国闻报》显然是从康梁处得来的新闻。 接着，《国闻报》又以《总报局告白》的形式，大力推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论著。其告白曰： 本局在京都琉璃厂土地祠出售《知新报》全年四元，闰月加三角半……。《孔子改制考》南海康长素先生撰，十本洋二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南海康长素先生辑，八本一元四角；中西学门径书七种，新会梁卓如先生辑，二本洋四角；《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一本洋二角；《南海先生五上书记》一本洋一角；《南海先生七上书记》一本洋一角; 《桂学答问》南海康长素先生著,一本一角……[55] 由此可见，《国闻报》在推销康有为变法著作方面，是不遗余力的。随后，又披露了康氏在京师的新举措。该消息称: 《奉旨编书》，工部主事康有为召见后，得旨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本应入署当差，因奉旨编辑译书，是以暂缓入署。闻近来康主政陆续进呈御览之书，有《孔子改制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岁政纪要》、《文学兴国策》、西国学校诸书。京友来函云：康主政近来编译书籍，日事丹铅，颇形忙碌，本应俟全书译成后，恭录进呈，闻有旨令其随译随呈，皇上之振奋实学，考求洋务，益于此可见矣。[56] 用进呈新书来指导变法，是康有为的一大发明。上述新闻中有的书名并不确切，《列国岁政纪要》应为《列国政要比较表》。《文学兴国策》则未及进呈。这些进呈到紫禁城的新书，是坊间无从得知的，故其新闻必来自康梁诸人无疑。 其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闻报》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在改革高潮中，改变其变法纲领一事，作了及时报道。 众所周知，自乙未以降，康有为曾多次吁请设立“议郎”，要求以“三占从二”的方式讨论政事；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请设议院以通下情”等等。到了丁酉冬，随着“瓜分豆剖，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康有为于《上清帝第五书》中直接提出了“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他在代替陈其璋草拟的《为外衅危迫，亟宜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而维危局折》中亦提出了“议院之情，可先时而防患”的主张。[57] 然而，在戊戌正月初三日被总理衙门王大臣传见问话后，康有为于正月初八日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随后又递了《第七书》。在这些上书中，康氏不再有请求开国会和颁布宪法的建议，而代之以“制度局”。尤其是在四月二十八日康氏被光绪帝召见之后，，更加明确地举起了以君权变法的旗帜，主张“以君权雷厉风行”、“拔通才以济时艰”。 《国闻报》于五月二十八日刊布了《答人论议院书》。在该文中，康氏告知读者：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开议院、兴民权，只能加速变法的失败。他直言不讳地宣称：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二年而成效著。[58] 《国闻报》所刊登的《答人论议院书》，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该文真实地表达了当时康有为对于君权与民权关系之理解，并以此指导其变法实践。该文与康氏当时向光绪帝进呈的《日本变政考》、《孔子改制考》等书的立场是一致的。此后，《国闻报》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新旧两党围绕制度局所展开的争斗。五月二十九日的“国闻录要”称： 《议覆制度局》，工部主事康长素先生，于前月条陈新政，大旨谓：小变不如大变，零变不如全变，请特设制度局一所，专办变法之事，庶天下之耳目一新，而上下之指归以定。所有一切改科举，改官制，改兵政，改刑律，改财赋之事，事无巨细，凡属新法，皆隶于制度局。条陈既上，廷旨交总理衙门议奏。昨有京友传说云：总署业于本月日前奏复，大约以为事多窒碍，势难施行。皇上将总署议复之折，留中数日，复交下，命再行核议具奏。闻总署各堂之意，拟再行议驳云。[59] 接着，《国闻报》又报道了京城关于召开制度局的传闻。其文曰： 康工部上月时上一折，言开制度局事，交总署议。闻皇上及皇太后迭次催议，总署议驳，上复发回总署，会同枢垣再议驳。二十六日奉硃谕，饬总署、枢垣切实议行，无得空言塞责。于是，京朝议论汹汹，皆谈制度局一事，……制度局者，不过如重修会典则例，开一会典馆，但稍加删改云耳。[60] 康有为制度局建议的核心，是建议皇上拔擢通才议政，而将守旧派大臣排除在外，因此，制度局遭到朝臣的极力抵制。为了解除朝臣的后顾之忧，康有为曾经故意轻描淡写，将制度局说成“不过如重修会典则例，开一会典馆，但稍加删改云耳。”令人惊奇的是康有为的原话，一字不改地出现在《国闻报》的新闻报道中。显然，此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康梁自己。数日之后，该报又及时登载了康有为将制度局名称改变的消息。文曰： 《拟开懋勤殿述闻》，近月以来，朝廷创兴百度，并谕内外大小臣工及士民人等，均得上书言事。因此条陈新政者，封书日以百计，而前者特简参预新政之四京卿，亦颇有眼花手乱，应接不暇之势。故近日又有拟开懋勤殿，令三品以上保举人材，召见后派在懋勤殿行走，以备顾问之说，闻数日内当有明发谕旨矣。[61] 由于制度局遭到守旧朝臣的抵制，康有为又别出心裁将其改名为懋勤殿，其实，无论是制度局，还是懋勤殿，均系安插维新通才议政的机构，守旧派是寸步不让的。从上述新闻中可知，《国闻报》在百日维新中，是步步围绕康有为的变法宗旨，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作用。康有为的重要举动，几乎都在该报中得到及时反映。 除此之外，《国闻报》还对梁启超、黄遵宪、李端棻等许多维新党人变法言论进行了追踪报道，表现了该报纸为改革派张目的鲜明的政治立场。 《国闻报》对新政的热情，已引起光绪皇帝的注意，据该报所登“北京访事人”戊戌八月初来信云： 《征文恭纪》，北京访事人来信云：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悉。语次，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对曰：“臣非该馆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馆登报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62] 由以上光绪帝与严复的对话不难看出，《国闻报》所登载之变法论文，已经引起了光绪皇帝很大的兴趣。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国闻报》与改革派是息息相关的。 关于《国闻报》与戊戌变法关系密切，可由下列事例得到证实：1979年冬，笔者曾专门到清华大学，拜访过已退休多年的中华书局资深编辑段昌同先生。他曾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中国史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书中，作为翦伯赞的助手，从事具体选编工作。段先生称，《国闻报》所登载的有关戊戌维新之新闻最多、最重要。盖因段昌同先生当时编辑此书时做过一件事，即在当时全国各地报章中选编与百日维新直接有关的新闻报道，结果，段先生发现很多重要新闻均出自该报。为了证实段昌同先生的论说，我们曾做了简单的统计，《戊戌变法》第3册《报纸新闻》所辑录文章，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南北练军》始，至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日，共选编与百日维新有直接关系的重要新闻195则，其中刊于《国闻报》109则，《中外日报》35则，《申报》24则，《知新报》19则，《昌言报》4则，《万国公报》2则，《字西林报》与《译文汇报》各1则。由此可见《国闻报》与维新运动关系是何等之紧密。 七 戊戌政变后的《国闻报》 《国闻报》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密切，还表现在戊戌政变刚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该报馆既没有退缩，也没有改变原先之立场，仍然是以显明的态度，对改革派表示同情与支持。有以下三件事表现得特别突出。 其一，慈禧等守旧派上台伊始，便迫不及待地逮捕、镇压与变法有关的维新党人。他们于八月初九日将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等人关押于刑部监狱，随后又未经审讯而残杀于菜市口。《国闻报》不顾顽固派的反对，于十二日刊登了一则来自京师的消息，题名为《视死如归》。其文曰： 有西人自北京来，传述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谓自谭嗣同始。”即纠数十人谋大举，事未作而被逮，闻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63] 谭嗣同面对死亡，仰天长笑，无丝毫畏惧，国内其他报纸称其为“逆犯”，而《国闻报》则称赞其“视死如归”，其同情维新派的立场已经跃然纸上。上文中的“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显然是指日本外交官。因为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王照等志士是依靠日人掩护而逃脱清政府抓捕的。所述“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谓自谭嗣同始”等豪言壮语，与梁启超后来在《清议报》所刊布的亦大略相同。该新闻之作者，显然与谭嗣同关系不同寻常的梁氏，别人是写不出此等文章的。 其二，《国闻报》在守旧势力猖獗一时的情况下，继续在报端宣传康有为在逃离北京之后，发表的一系列公开反对慈禧守旧派的言论戊戌九月二十三日。《国闻报》在显著位置“本馆照录”栏目中，刊载《照录八月二十七日上海新闻报康有为言论》；在“国闻录要”栏目中，刊载《再录西报六月十六日康有为奏对之词》；次日，又刊登《录上海新闻报九月初四日康有为问答之词》。[64] 该报还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在《本馆照录》中，公然嘲笑政变后守旧朝臣请求禁毁康有为变法书籍的文章。该文称： 《孙中堂请禁康氏悖谬各书奏稿》，本馆按，孙中堂此折乃五月底所上，当日奉旨。是康有为之折为管学大臣所奏，事在数月以前。至八月以后，而始纷纷奏请毁禁康氏书籍，则直支那俗语所谓“放马后炮”，“打落水鸡也。”本馆附志。[65] 《国闻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屡屡刊布头号“逆犯”康有为在海外的反政府、反慈禧的言论，为改革派鸣不平，引起京师守旧文人一片哗然，并群起而攻之。 其三，政变之后，守旧派倒行逆施，废弃新法，政治上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许多没有气节的文人，全然忘记了他们在光绪帝推行新政时，曾积极参预变法的言论，八月初六日之后，摇身一变，又为慈禧歌功颂德。尤为典型的是端方的进呈《劝善歌》事件，成了京城的一大新闻。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甲午战争之后，有志于变法，与维新派关系尤为密切，故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命其督理新政机构农工商局。然而，政变之后，端方惧怕引火烧身，于是由原来的赞同光绪皇帝变法，变为向慈禧大唱赞歌。据费行简之《慈禧传信录》记述： 直隶霸昌道端方，亦以保国会会员附有为，获三品卿衔，总管农工商务局，后将重惩之。方托骨董商投荣禄门下，且贿李莲英乞助。一日后为枢臣言：吴懋鼎、端方皆倖进，必为有为党，罪当戍新疆。禄对端方官直隶，政声卓著，且臣素知其为人，绝非附康者。刚毅争曰：农工商皆百姓之业，何必官为越俎，设局代谋。此皆有为为洋人汉奸，欲假此局以攘民业，卖之外夷，端方为承其乏，其不端方可知，圣论处分甚当。而后重违禄意，不示可否，遂已。未几，莲英为后言，端方近颇刊布书籍，颂后圣德，后触禄前论，竟擢为陕西按察使。在戊己间，以司新政而迁官者，仅方一人耳。[66] 显然，端方是根据李莲英的授意而进呈《劝善歌》的。荣禄又从中说项，故而端方愿望很快得逞。《劝善歌》貌似公允，实际上充满虚伪，是古往今来少有的美化封建统治者，欺骗广大民众的文字，流毒深远。此歌坊间已很少见流传，今据《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本馆照录》栏目所载的《劝善歌》，转录如下： 《劝善歌》 大清定鼎亿万岁，圣圣相承仁政多。古来赋敛不均平，十分取一又加征。 我朝丁粮不重取，征了地粮免抽丁。古来加赋真无厌，征兵调饷民愁怨。 我朝减赋至再三，苏松两府减百万。古来动工用民兵，往往十去九不归。 我朝发价雇人役，穷民借此得善瞻。古来百姓怕富兵，一家三丁抽一丁。 我朝招兵有的饷，听民自便投军营。古来待官不以礼，作得大官敲折骨。 我朝开国除廷杖，要为臣工养廉耻。古来刑法十分苛，既用非刑又连坐。 我朝例律最审详，若用非刑官职革。古来方物取之民，强买强卖失人心。 我朝贡物俱发价，不用民间花一文。古来皇亲多擅政，欺君误国大不敬。 我朝只封承恩公，一年才得千金俸。古来内监权势重，卖官鬻爵还领兵。 我朝内监不出宫，私自出宫有重刑。古来宫女有三千，挑选民女民骚然。 我朝宫廷有则例，但选八旗无汉官。我朝事事胜前代，百姓人人同感戴。 祖宗功德说不尽，再说太后恩似海。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廉训政爱黎民。 官加俸禄兵加饷，豁免钱粮千万金。当时天下未平静，发捻搅乱遍行省。 太后知人善任人，救民水火全性命。从此天下庆太平，鸡鸣犬吠都不惊。 试问此事谁恩德，重生父母还不能。光绪初年遭荒年，御膳房内曾减膳。 省出银钱去放赈，救活饥民数百万。其余水旱与偏灾，发帑截漕乐不倦。 多者发帑三千万，少者截漕数百万。及至光绪二十年，中日失和乃交战。 太后深念兵苦寒，立发内帑三十万。又思彼此须息民，中外邦交日以亲。 一律均沾相待厚，远人感惠多欢欣。近年驻跸颐和园，借此颐养稍息肩。 圣心尤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当今皇帝真圣孝，视膳问安尽子道。 躬率臣民同视暇，屡为圣母上徽号。 我朝恩德同天地，顽石也应知感激。如何逆党惑人心，乱臣贼子人切齿。 官员听我劝善歌，文莫贪赃武莫怯。清廉自有好儿孙，忠勇身受高官爵。 兵弁听我劝善歌，谨守营规莫放纵。出营不可犯秋毫，临阵须当齐奋勇。 士子听我劝善歌，架讼包漕均不可。且莫联盟去结党，身败名裂遭奇祸。 农夫听我劝善歌，孝悌力田安本分。 丰年好好完钱粮，歉岁时时有蠲赈。工人听我劝善歌，勤俭手艺莫学懒。 也有一艺能成名，也能发财逾万贯。商家听我劝善歌，公平交易莫取巧。 但能勤俭去经商，应享利权官为保。众人听我劝善歌，莫打官司莫械斗。 莫去赌博吸洋烟，莫去冶游滥交友。教民也是良家子，一体相待无歧视。 民教彼此要相安，勿为国家妄生事。会匪有莠亦有良，被胁入会无主张。 但能自新速解散，不究既往准安常。 人人都说外国好，外国又把中国羡。外国税重中国轻，外国物贵中国贱。 我今与你苦口说，字字真切无传讹。仔细听我劝善歌，福多寿多子孙多。[67] 《劝善歌》的作者挖空心思，精心编排，吹捧清朝所谓仁政，轻徭薄赋，政治清明；又歌颂慈禧是“真圣人”，“恩似海”，垂帘训政，忧国忧民；对康有为等改革派，则斥之为“结党营私”，乱臣贼子，蛊惑人心；要全国的百姓个个安分守己，不要妄生事端，完全是一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腔调。作者昧着良心，指鹿为马，对慈禧阿谀奉承，以至于完全不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 端方呈递《劝善歌》，正中慈禧下怀。盖因中国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愚民政策，特别喜好下属官员吹捧自己的政绩，以达到自欺欺人，愚昧百姓之目的。尤其是慈禧在政变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不得人心的举措，囚禁光绪帝，屠杀六君子，倒行逆施，作贼心虚，而端方的《劝善歌》恰恰满足了慈禧混淆视听，欺世盗名的愿望。 据清档记载，慈禧在看到《劝善歌》之后，于八月二十五日连续颁布两道指令： 一是由军机处寄发全国各直省将军督抚。该上谕谓： 谕军机大臣等：端方呈进《劝善歌》，于人心风俗不无裨益。著各该将军督抚即行刊印，分饬各州县于城市乡村遍行张贴，俾小民一体周知。钦此。[68] 二是由军机处片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该日军机交片称： 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端方呈进《劝善歌》，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行刊印，于京城内外地面，各处张贴，俾民间一体周知，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此交。[69] 以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端方为了讨得慈禧欢心，除了由军机处呈递《劝善歌》之外，并主动将《劝善歌》送到《国闻报》刊出。如《清代人物传稿·端方传》即持此种观点。该文称： 端方政变后几乎被治罪，据说由于贿赂了荣禄、李莲英，得到二人的袒护，又作了一千余字的歌功颂德的《劝善歌》进呈，并刊于《国闻报》上，才免被追究。十月，任陕西按察使，翌年护理巡抚并改任陕西布政使。[70] 然而，如果仔细考察《国闻报》原件，就会发现，事实上恰恰相反。《国闻报》是在批判《劝善歌》欺诈与愚昧。该报居然不顾清廷之反对，以“本馆跋”的形式，在刊登《劝善歌》的同时，大唱反调。跋文曰： 跋：右《劝善歌》一篇，中国政府以此颁示其国中臣民者也。其谓赋役之法，兵刑之制，中国自古至今未有如大清之善，则历代陈迹，载在史书，苟参互而考求之，是非得失，明于政治者，必能辨之，无俟本馆之屑屑也。至若皇亲擅政，内监用事，皆为本朝家法之所禁，防微杜渐，垂戒后人，此固大清开国之君，鉴既往之覆辙著为律令，以保其子孙黎民者也。 然吾闻清国家法，其著为律令者，当不止此数端，今果能一一遵守之否？度明于本朝掌故者必能言之。固非吾外臣所得知矣。若乃劝士之法，则曰切莫结党；劝农之法，则曰歉岁有赈；又曰外国税重中国轻，外国物贵中国贱。兹数说者，若不考情实，猝然闻之，亦似切近情理，洞见利害。然于政治得失之故，其道相左，其效相反。守一先生之说，固不足以定天下之是非也。盖士而无党，则导民以散，国必不强。农而有赈，则导民以惰，国必不富。外国税重，有所以能重之故，故虽重而民不怨。中国税轻，则何以商贾视关卡为畏途，十室之邑，必有逋赋。外国物贵，有所以致贵之由，故虽贵而民用不匮。中国物贱，则何以乞丐遍于都市，八口之家，常无一日之蓄。泰东西政治家恒谓：税之轻重，物之贵贱，于国家治化之浅深相消息，歌者盖未之前闻也。 夫士之必得有党，农之不可有赈，与夫租税轻重、物力贵贱之所以然，其理宏深，其义精确，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然又不忍嘿而息使此蚩蚩之氓，终无明理之一日。故于此先表其大旨，以告天下之善歌而求和者，如欲毕其说，则请俟之异日。本馆跋。[71] 显然，《国闻报》跋文与端方的论说，完全是背道而驰，风牛马不相及的。该报提出清朝的赋役兵刑是否至善，只要参阅历代史书记载，“必能辩之”；并质问“中国物贱，则何以乞丐遍于都市，八口之家，常无一日之蓄。”跋文指出，端方是在以“浅见寡闻”，来“定天下是非”。 《国闻报》的跋文刊出之后，京师一些细心的读者已经看出该报馆是在与朝廷作对。如改归知县庶吉士，前户部主事缪潤绂专门为此事向朝廷上书，认为奸党甫去，乱端复萌，其证据即是“天津之《国闻报》依然邪说横行，假外人为名，实皆华人笔墨。……请旨查明此种报馆，究系何国设立，何人主笔；一面饬下总理衙门查明公法约章，照会各公使，不得违约徇庇；并一面饬之各督抚严禁送报阅报，违者罪之，庶足以申国纪而靖人心。潤绂微末小臣，曾叼食禄，前以大局危迫，迭次上书，曲荷圣量优容，不以憨直见罪；今乱萌未绝，弥怀隐忧，用罄愚恳之诚，伏冀圣明采择。乞代奏请皇太后皇上圣鉴，不胜迫切惶悚之至。又近出之《国闻报》语言狂谬，诋斥朝政，摇惑人心者，以《劝善歌》跋，康有为问答二篇为最。其原文甚长，谨摘录另缮清单，用备查核，转呈御览。谨呈。”[72] 可见，在《国闻报》上刊布《劝善歌》绝非端方本人之意。 最后，还应该说明，在颂扬改革派事迹的同时，《国闻报》还对守旧派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进行揭露。《国闻报》对慈禧为首的守旧派，进行挑战，公然将翰林院编修沈鹏的要求杀荣禄、刚毅以及太监李莲英的奏折，刊诸于报端；并且对该事件进行追踪报道。 沈鹏（1870－1909），字诵棠，号翼生，又号北山，出生于有着丰厚文化蕴藏的江苏名城常熟，是帝师翁同龢之同乡。沈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自励，发愤读书，并且师法古代圣贤的优秀品德，以忠孝为纲，以志节为本，孜孜不倦，奋发图强，十五岁即以诸生入国子监。光绪二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编修。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沈鹏的《致翁大世叔函》等未刊信函来看，沈氏本人应系典型的循规蹈矩、拘谨小心的书生。他的一生颇不得志，婚姻亦多挫折；与翁同龢既是同乡，又是师生，交往相当密切。翁氏曾通过沈鹏了解国子监学子的情况。变法初起，沈鹏即对清廷将翁同龢罢黜，心怀怨愤。政变后，又对荣禄、刚毅等执掌政柄者非常不满，对太监李莲英等宦寺干政，尤为鄙视，认为他们的胡作非为，必将“生祸招灾”，故而主张将此“三凶”严惩杀掉，真可谓仇视权奸，不顾生死，轰动朝野。 《国闻报》在收到沈鹏的奏章之后，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折稿照录”栏目里刊登沈氏的《为权奸震主削民，生祸召灾，请肆诸市朝折》。该折指斥军机大臣荣禄等人，谓： 今大学士荣禄，既掌枢机，又握兵权柄……伏愿皇太后皇上听曲徒薪之谋，为未雨绸缪之策，毋使董卓曹操再见于今日。……今岁大学士刚毅奉旨筹饷，到处搜刮，民怨沸腾，虽其筹饷之名为力除中饱，不竭商民，然剔决搜罗，不顾大体。而不肖官吏，肆意追乎；又裁撤学堂，以伤士气，更有太监李莲英，以一宦寺，干涉朝政……请援照国典肆诸市朝。[73] 沈鹏此折草就之后，曾到自己所属的翰林院衙门，请求管理翰林院的大学士徐桐代为呈递，为徐氏斥责，拒绝呈递。沈鹏的江苏同乡惧怕其大难临头，劝其暂避锋芒，不料沈氏执意不肯。据徐桐《致钟琦太史函》称，沈氏曾两次登徐桐之门，恳求呈递，均遭徐氏痛斥。[74]而且，守旧党对沈鹏公然与执政者对立，为改革派鸣不平的行为怒不可遏，切齿痛恨，他们磨刀霍霍，欲加害沈鹏。沈鹏之好友再次劝其返回故里，躲过风头。不料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铁汉，到天津后，居然将此折转递到《国闻报》。然后，才返回常熟。 《国闻报》在刊载沈鹏之折后，并加注说明此折系“翰林院编修沈鹏于九月二十一日送至衙门抑而未上之稿”。 此折刊布后，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映，沈鹏的直声震天下。半个多月后，《国闻报》又在“国闻录要”报道：翰林院编修沈太史鹏，前曾请掌院徐中堂代奏请杀大臣某某及内监某等一折，中堂不为上。复具一折，仍抑之，将再请。众乡友强其出京。不料，至津后仍折驾而回，更具一折，极言溥炘可继大统，掌院以其愈言愈谬，置于不理。然外人闻之，大以为奇。[75] 《国闻报》所刊布沈鹏的消息，使守旧派怒火中烧。因为光绪己亥庚子之交，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刻。慈禧一伙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改革派打倒在地，因而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产生了盲目自大，目空一切的思想。同时，这种局面也助长了慈禧等不仅想把光绪皇帝替换下来，而且对追随皇帝的变法朝臣也进行整肃。《国闻报》于己亥十一月刊登了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仇视改革派的消息。其文曰： 《举劾大臣》，徐荫轩相国桐，年登大耋，当朝柱石，近来慈眷益浓，前月缮具长疏，举劾大臣。其所劾者，为前协揆翁同龢，前尚书孙毓汶，南洋大臣刘坤一，山东巡抚张汝梅，安徽巡抚邓华熙，山西巡抚胡聘之，开缺巡抚吴大澂，皆附和新法，好与逆党及洋人往来。又湖广总督张之洞，臣前保奏，今亦改节，以上六员若不从严惩办，恐新党日久，又复萌芽。大学堂尤逆党聚集之地，在堂人员及学生等应一律禁锢终身。至其所举者，为尚书启秀，藩司于荫霖，降调巡抚李秉衡，皆系国之心膂，痛恨洋人，有如私仇，请加大用云云。奏上，翁协办，吴清帅，均被严谴，刘岘帅已交署江宁将军毓贤，严密查办。启尚书入军机，余人如何黜陟，将陆续见报矣。[76] 随后，根据徐桐的建议，清廷对翰林院中同情维新派的词臣进行清除，沈鹏即首当其冲。据翰林院奏甄别词臣，据实纠参一折称，翰林院编修沈鹏，丧心病狂，自甘悖谬，属衣冠败类，原请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尚属宽纵。“沈鹏一员，前经告假出京，兹据鹿传霖等电奏，已经拿获到案，即著革职，永远监禁。翰林院为储才重地，膺是选者，率皆敦品砺行，束身自爱，岂容此等败类，滥厕清班。嗣后该掌院学士，随时考查，倘再有逾闲荡检，逾越规矩之员，即行严参惩处，毋事姑容。钦此。”[77] 《国闻报》于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六日揭出沈鹏在家乡被捕之传闻： 《拿问词臣续志》，沈鹏已在江苏原籍被拿，此数员初议皆革职，内改为斩立决。后经军机大臣某某中堂二人求之，方减轻为永远监禁。[78]数日后，该报又登载《字林西报》的消息称：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国闻录要：军机大臣面奉皇太后懿旨，电传密谕至苏州，著该抚派员密解翁中堂，并沈太史鹏一并治以死罪云。又称：顷接北京专电，云沈太史鹏业于本月初一日拘获，即日在常熟监禁，县令嘱其速行自裁。至翁同龢曾任中堂官职贵显，县令不敢率行擒拿，惟派兵将其住宅四围看守，以防逃逸。想苏抚当遣专员前往协提也。[79]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闻报》又在“东南各省新闻”中以《志沈编修事》为题报道： 常熟沈编修鹏奉饬解省，交县看管各节，业经迭次志报，兹奉本月初九日午刻，陆护院接到总理衙门来电，著将沈鹏押解回籍，交原县看管，当派张太令瀛，雇备舟船，监押回常也。[80] 数日后该报又“再述苏州官事”称： 已革编修沈太史发回原籍监禁一节，业登前报。顷悉常邑令饬匠筑室，工竣后，即由邑令先诣监阅视一切，并派妥丁一名伺候。未几捕吏率同太史乘舆进监，互谈片时，邑令及捕吏即行辞去。此十二日午后事也，当时沈太史带去佛教多部，以备消遣云。[81] 《国闻报》穷追不舍地对沈鹏奏折以及相关事件进行连续报道，使沈鹏之声名大震，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守旧党人的反感。 八 谁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 《国闻报》在百日维新前后，支持改革，同情新党，表现得十分出色。那么，这份功劳究竟应归功于何人？谁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应该分阶段来论述。 第一阶段是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该报正式出刊始，直到戊戌三月初六日。因为，从初六日开始，为了躲过沙俄买通朝廷官员，妄图关闭报馆的阴谋，《国闻报》迫不得已挂上了日本人的旗号，报端以光绪纪年与明治年号并存，这是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前为创始阶段。这段时间，以严复为主要出资者，以夏曾佑为主笔，以王修植为馆主的《国闻报》，旗帜鲜明地揭露沙俄等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为推广西学，更张旧制而大声疾呼，成了黑暗中的一盏明灯。该报完全掌握在维新派手中，以严复为首的维新派是《国闻报》的真正主人。 第二阶段自戊戌三月初六日开始，直到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之前。虽然日人西村博为名义上之馆主，但实质上《国闻报》仍一直掌握在以严复、王修植、夏曾佑为首的改革派手里。戊戌政变后数月，夏曾佑在写给其毅伯表兄之信函中称： 馆事则一切交与日人矣，弟等当初办此事时，作论打听新闻则甚劳，筹款备赔则又甚困，大为外力所挤则又甚窘。其事之苦如此。而自交日人之后，日人西村博名为馆主，而其人性极雅澹，且与支那言语文字均不甚通，虽在馆中而悠然物外，若与馆事无涉也者。日领事郑永昌稍精明，而无暇力及此。[82] 正如夏曾佑信中所云，西村博仅是名义馆主，实际上很少过问报馆事宜。当然，对《国闻报》的态度，在天津的日本人之间，亦有差异。日本学者中下正治曾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对《国闻报》做过分析，指出郑永昌领事和社主西村博之间，在办报的方针上发生过一些分歧和矛盾, 并介绍西村博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一篇短文，[83]颇有参考价值。但是，总体来说以夏曾佑的看法为妥当，日本方面对该报在百日维新期间鼓吹改革，赞扬变法的新闻报道并无干涉。 正因为如此，《国闻报》才能坚持其初创阶段的方针，在鼓吹变法，支持改革派方面，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由于自戊戌三月初六日始，日本人介入报馆事务后，与初创阶段相比，情况又稍有不同。为了维持名义馆主西村博的日常所需，日本小村外务大臣致函天津郑领事，称外务省决定给予《国闻报》少量的补贴： 在三月三十一日的机密第一号报告中，曾谈及天津支那报纸《国闻报》之情形。据现刚归来的该报社挂名人西村博称；他有意将与本国人携手扩张业务，并已与某报社主共同商议。但是，尚未能达成协议，而且仅他一人，很难推进商议。因而本官想要参与襄助。尽管尚未知能否将事情谈妥，总之要使该人勿与报社关系断绝。如该人所呈之愿书称，在协议谈妥之前，我方决定每月补助该报社50元。[84] 后来，郑永昌又进一步向外务省报告执行此决定的具体细节，其文称： 当地发刊之汉字报纸《国闻报》挂名人西村博呈请称，为维持报纸正常运作，需有一定补助办法。在此补助办法实行之前，我方决定作为补贴，暂时每月送给该报社金五十元。此事已于本年七月二十五日以机密第四号收悉，并已将此补助办法，转告该报纸之实际持有者王修植。若两人之间谈妥，即将该金额经本官先转交给王修植，然后付予西村博，则与该社的关系，当会有良好进展。因此，请将该补助金额直接寄给本官。每月底以前或两三个月之金额应预先支给。其实，西村博本人呈请，此项补助金额被充作他本人的在留费用，并向本官提出请求垫付今年七月以后的补助金一百元。本官出于不得已，暂以全额垫付。请急速追加付给。[85] 日人西村博虽然为名誉馆主，但是，既然要挂日人旗号，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制约。《国闻报》在百日维新后期，其所发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方面影响。尤其是在戊戌八月初六日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闻报》骨干成员均萌退志，严复在其《戊戌八月感事》诗中称：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86] 严复的这首诗，写于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之后，它真实地表达了作者对维新同伴们壮志未酬，撒手人寰的无限同情，以及忧虑时局，无可奈何的心境。戊戌政变之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上台执政，将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所颁布之新政诏令悉予废除。守旧大臣盲目排外，昏愦不堪，他们对《国闻报》所鼓吹的西学极端仇视，必欲灭之而后快。因此，《国闻报》与清政府之间关系十分紧张。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天津改革派人士，则深感与变法高潮时成两世界，他们往日的办报热情，因形势剧变而大大削弱。他们觉得报馆已经成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颇有大难临头，处境危迫的感觉。尤其是严复首当其冲。同情新政的郑孝胥在日记中记载： 闻前数日或劾严复、王修植、孙宝琦者，军机大臣为力救乃免。···日来《国闻报》指斥朝政，略无忌惮，意在挑衅。彼必有以待之者，惟幼陵当益危耳。[87] 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有夏曾佑所写书信一通，该信称： 毅白表兄执事： 近已将报馆之席辞去，移居王菀生家，惠书寄红楼后可也。都中虽有谣言，尚不至如所闻之甚，故拟仍行入都。报馆王、严均拟暂停，已有成议（日人尚不甚愿。）。颂穀信已收到，已转告报馆帐房。菀款已代言，须待数日。昌言馆若何？公之进止若何？有起用菊生之说，恐不确。鄙人二馆俱辞，一官未得，其窘可知，不赘述也。亡人均蒙优待，而极窘于資，此确信也。碎佛。（十一月初七日到）[88] 夏曾佑此处所说“二馆俱辞”，系指辞去他在《国闻报》所任主笔和在孙慕韩所主持的育才馆所担任的教习二职。夏曾佑因为仅担任主笔，与报馆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单纯，故于政变三个多月后，即能辞去在《国闻报》的职务，而严复、王修植，则情形与夏氏不同。严复是《国闻报》的主要股东，而王修植则是馆主，因此仍必须留在报馆内。然而，鉴于守旧派压力日益增加，以严复为代表的天津地区改革派人士，极力想将报馆售给日人；他们对于形势相当悲观，夏曾佑在《致毅伯表兄》函中曾指出：“又陵甚自危，菀生稍可，慕韩可无事”，[89]所述应系实情。 然而，政变后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官员，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他们觉得《国闻报》应该办下去。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在向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中称： 《国闻报》是以前改革派在政府中得势时，依靠改革派协助而成立的。然而，自上月二十二日，北京政府内部突然发生变动之后，改革派人员遭到逮捕杀戮之灾，今其社员惟恐祸害及身，或有避之犹恐不及而退居家乡者。当此风云变幻之际，若不讲究充分之补助法，则该社可能面临难以为继之状况。[90] 郑永昌所述政变后维新派“惟恐祸害及身，或有避之犹恐不及而退居家乡者”，与夏曾佑信函所言相符。不过，此报告所述“上月二十二日”，不太准确。政变时间应为阳历九月二十一日。两个月之后，郑永昌再次向外务省呈递第26号机密信。该信谓： 天津发刊之汉字报纸《国闻报》，原为支那人王修植所有。因清国政府施加种种迫害，遂有日本人做表面之社主维持经营，对此已在以前之报告中述详细说明其困难经历。现今，王修植已陷入行将解散之窘境。然而，该报纸发行数数已达到三千，如果很有前途的报社就此破产，实为遗憾。并且，该报社之消长实与日本之利益有很大关系。吾等已在当地用尽种种救济方法，毕竟难觅良策，遗憾之至。因此，务请在国内劝导有志之士，设法救济报纸。仅需一万元左右即可充分维持，当会有奋起而尽力于救济者，务请多方劝导有志之士。该报相关之经历、与日本之关系，以及其他发刊方面之愚见，已申明如别纸，敬请查阅。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一等领事郑永昌[91] 显然，日本人想把《国闻报》继续办下去，其重要目的是“该报社之消长实与日本之利益有很大关系”，这是他们想办《国闻报》的出发点。郑永昌的报告受到日本外务省关注，并且允诺日方出资购买《国闻报》。于是，买卖双方正式办理了转卖手续。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保存了当年天津维新派将报纸卖予日本人的原始文件。该文称： 卖约：立卖约人王修植，今将国闻报馆所有机器铅字，生财什物及一切费用等项，出卖与大日本国驻津郑永昌领事。言明价值洋钱一万一千元，其洋钱均已照数收清。自卖之后，所有国闻报馆财产及一切经理，均由郑领事作主，无论盈亏，不涉原主之事。立此卖约为凭。大清国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立卖约人王修植，受卖人郑永昌，见卖人西村博、方楚青。[92] 除签署《卖约》外，王修植还向郑永昌递交收据一纸。文曰： 今收到郑永昌领事《国闻报》价值银钱一万一千元，立此收据存照。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王修植字。[93] 《卖约》签署之后，严复、王修植亦正式撤出报馆。日本的外交官成了《国闻报》的真正主人。 由方楚青见证的这份《卖约》,只是馆主与日本外交官私下交涉而成，既未登报，亦不声张，外界一概不知其原委。 因此，《国闻报》的第三阶段是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卖约》正式签订之后，一直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下旬报馆停刊为止。在此阶段，日本人成了《国闻报》的主人，尽管王修植等人还时时以该报为阵地，发布一些同情维新党与顽固派作对的文字，但是，其性质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日本所有并掌握其经营权的报纸。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留的文件记载：《国闻报》卖予日本人之后，报馆人员的具体分工及薪水如下： 国闻报馆现在职员表 馆主 西村博 五十元 编辑部 日文翻译 安藤虎雄 三十元 重要记事及本地新闻 方城 三十五元 北京及地方新闻 张颐 三十元 洋文翻译 蔡华 二十三元 会计部 会计主任 白振 十七元 会计 附 於桂 六元 会计 方鹤 四元 探访部 天津 东阳泰 九元 天津 逢孔 十五元 北京 曾懿孙 七元 北京 王荣升 六元 牛庄 谢容庄 拾元 牛庄 田纪元 拾元二毛 活字部 职工头 张允明 百四元 拾人 印刷部 职工头 乔元荣 六拾元 一人 杂役部（略）[94] 这份国闻报职员表，在日档中排在明治32年（光绪二十五年）年1月至8月的《国闻报》发行钱数月报表之后，因此可以确定是在该报办完售卖手续之后。其中，西村博之薪水与原来日本外务省所补贴的50元相同。中国人中间，方城之薪水最高。 据此档所揭示，《国闻报》的组织与以前大不相同。西村博由名誉馆主变为真正的馆主。方城则成了该报馆的主笔，方氏其人对维新事业漠不关心，他所追求的是利用报馆发财。此中情形，在夏曾佑《致毅伯表兄函》中亦有揭示。夏氏指出《国闻报》卖于日人之后， “遂将全权付与宁波某君。某君主事以后，不以报之优劣与销数之多寡为报馆之政策，而其政策专主诬人、纳贿。于是苞苴盈庭。有赌场数处，每处每日送二十元，其他称是，于是大发其财。而我辈昔日之地狱，一转移间而为天堂。浼而思之，不觉大笑。”[95] 此处“宁波某君”，由上述《国闻报馆现在职员表》来判断应指方城。由此可以看出，《国闻报》在第三阶段的表现，已经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了。[96] 九 直隶总督裕禄试图关闭《国闻报》 《国闻报》自创办以来，坚持宣传西学，支持维新变法；戊戌政变之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以前的做法，为改革派鸣不平，因此，引起守旧官僚的极力反对。政变伊始，京城的反对改革的文人即将矛头指向《国闻报》。 戊戌八月十二日，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率先奏参康有为等居心叵测，危害社稷，并指责“天津《国闻报》妄造谣言，谓外人意颇不平，此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97]黄桂鋆此折捕风捉影，栽赃陷害，鼓动刚刚上台执政的守旧党人“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免外人干涉。此折递上之次日，守旧派在菜市口挥动屠刀，将六君子处死。 然而，在政局非常恐怖的情况下，《国闻报》仍然为康有为等改革派人士张目。九月初六、七日该报刊布康有为在香港等地发表的反对慈禧等人之激烈言论，更激起顽固派的仇恨。九月十四日署礼部右侍郎準良递折谓： 署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奴才準良跪奏，为报馆挟洋自重，刊布邪说，丧心指斥，据实密陈，请旨查办事。 窃以报馆自奉旨停止，未及旬日，旋即照常刊布。其诽谤时政，诋斥廷臣，较诸往日有加无已；然未有肆逆不法，如九月初七日之甚者也。述康逆问答之词，以肆其指斥之意，吠声吠影，丧心病狂，稍具天良，不忍闻述。此即设馆实系洋款，秉笔出自洋人，犹宜念和好邦交，共懔犯上亡等之训。况以中国之人，居中国之地，食中国之食，乃敢以首逆无父无君之言，广为传布乎？应请密饬直隶总督，设法严禁。若能出之该管地方官本意作为，一见国闻此报，即行查办，不敢上渎圣聪，似尤得国体之正。总之，率土既已同生，人心必不尽死，大义所关，公论具在，应无虑以此启衅端也。奴才愚昧之见，无任愤懑，迫切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98] 此外，原翰林院庶吉士繆润绂，也同样为《国闻报》刊登康有为上述谈话向清廷上书。繆氏还将《国闻报》九月初六日所登载的有关康有为的内容详细摘抄，作为附件向清廷进呈。并称康有为言论：“见九月初七、初八日报，此外连篇累牍，皆诅咒皇太后之词，悖逆太甚，实不敢备录，如蒙圣明俯察，谨拟再将该原报上呈。”[99]繆氏本人，不具备上书资格，故此折应系他人代替，故未署具体时间，由军机处所草拟的处理準良折的上谕观之，繆氏此折似乎在九月十四日之后上呈。 在接到準良之奏章后，慈禧即命军机处将惩处《国闻报》的上谕，直接发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其文曰： 军机大臣字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奉上谕：内阁学士準良奏，报馆挟洋自重，刊布邪说，丧心指斥，据实密陈一折。据称：报馆奉旨停止，未及旬日，旋即照常刊布，其诽谤诋斥较诸往日有加无已。九月初七日，述康逆问答之词，尤为肆逆不法等语。自系指天津国闻报馆而言，该报馆名为设自洋人，必有内地匪徒，挟洋为重，敢于肆行指斥。著裕禄拣派妥员，密查明确，设法严禁。此等败类，必应拏获惩办，毋得轻纵，原折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100] 裕禄，出身满洲正白旗，喜塔腊氏，是京城满人中炙手可热的人物，此人“专用揣摩之法”取得慈禧、荣禄等权贵的信任。[101]据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传》记载： 裕禄字寿山，德弟，以门荫为郎。光绪初擢至安徽巡抚，尝权江鄂督，年方三十也。应事明敏，群称其能。移奉天将军，甲午所辖地半失，屡议处。至再褫职留任。德宗将罢之，荣禄说于孝钦，强帝调之福州。福州兼关榷，岁入四十万，膴仕也。戊戌授川督，未至任，移直隶，拳乱初作，禄尚通电各省，持正论。已而，受后恉，遂附乱民。其迎谒义和拳、红灯照，近世已有纪载。一日方腾疏报捷，敵师已陷天津，乃走出，至杨村中砲死。[102] 沃丘仲子所述裕禄生平大体不误。惟在所述“戊戌授川督，未至任，移直隶”之间，漏书戊戌四月底，在荣禄由军机首辅，出任直隶总督后，裕禄曾补替其空缺，担任军机大臣。戊戌政变刚发生，慈禧将荣禄调回北京主持中枢事宜，而以裕禄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见，朝廷对裕禄的信任，远在其他满人之上。因此，裕禄作为慈禧之“腹心”，他在接到此谕旨之后，便想方设法与《国闻报》为难，试图让朝廷满意。 由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观之，裕禄开始时，想通过金钱交易，买下报馆，然后自行处置。并且用行政手段，严厉禁止直隶各级官员购阅《国闻报》，使该报之发行数量锐减。 由于日本方面反对，裕禄的购买计划未能如愿，于是，裕禄又命津海关道出面先以照会形式，施加压力，让日本驻天津领事，将《国闻报》自行关闭。其照会称： （第四号）[103]启者，查报馆之设，所以宣上德通下情，开广见闻，故各国报馆虽多，其或议论不纯，致淆国人之观听，其禁例亦均甚严。前因天津国闻报馆，屡以敝国时政，妄登报章，肆意毁谤，实有不合。本道现奉北洋大臣裕谕，以该报馆查系贵国人所开，我两国现在和好，极宜修睦以敦邦交，饬即转致贵领事，请烦将国闻报馆即行禁止，免淆惑人心，实於彼此均有裨益。用特函达，即祈贵领事查照饬遵，并希见复为荷。专此，顺颂台祺。名正具。（西历二月初四日）初四日。[104] 上文未署时日，“西历二月初四日”为日人红笔书写。似有误，以其与第五号函不衔接。在天津，一般涉外事务，直隶总督均命海关道前往交涉。尽管海关道本人，大多思想开通，但是，他们必须依据朝廷守旧派的旨意，前去同日方联络。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在接获该公函之后，即复函辩驳。郑氏称： （第五号）敬复者：昨接来函，以贵道现奉北洋大臣裕示谕，以国闻报馆淆惑人心，请为禁止等语。本领事查各国通例，凡开设报馆侈谈时务者，必系关心时事，以冀开广见闻，是以互有议论，不特政府所不禁，且亦政府所乐闻，盖即宣上德通下情之意，俾令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上下不致蒙弊（蔽）故也。 今查国闻报所登，大略即是此意，其或偶有议论，亦系照录他报，翻译各国新闻，岂有所谓议论不纯，淆人观听耶？ 至于登录贵国时政，该报馆或系得自传闻，或系确凿可据，以符有闻必录之例，岂有所谓肆意毁谤，致有不合耶？现在两国和好，极宜修睦敦交，本国志士是以设立报馆，原为唤起中国人心，俾扩见闻，正因和好修睦敦交起见，欲令中国阅报诸君，皆成识时俊杰之士，乃贵政府反以为淆人观听，鼓惑人心，而欲禁止，本领事不识出于何心，实在万难从命。如贵政府必欲严禁，则此报馆原系本国志士所设，应请转达总署，与敝国驻京大臣相商，本领事不愿与闻也。 抑有告者，本领事复查中国现在情形，风气大开，人心思愤，倘此报设于廿年前，恐官虽不禁，即亦无人购阅，以人情安于缄默，不识时务故也。今海疆陆地之开张，内忧外患之惩创，世道日漓，人心思愤，亦时势使然也。于此而欲伏压使不得伸，窃恐愈积愈愤，譬诸草木逢春，苟萌一动，则从前之涸阴冱寒，皆不得而阻遏之，岂压力所能制也。尚望贵政府有鉴斯喻，勿伏危机可耳。 本领事曾寓贵国历有年所，日望贵国锐进文明，为亚东富强之国，故敢进忠告之言。孰忆江河日下，转趋于暗默也，可胜浩叹。用是竭力维持报馆，以为将来人心公论之定评，复兴中国之始基也。幸甚。希将此函转呈贵督宪钧鉴为荷。此复，顺颂升祺。（西历三月五日）。[105] 日领事的此件公函立场显明，且口气强硬，没有丝毫回旋余地。郑永昌严词拒绝了直隶总督要求禁止《国闻报》的要求。并称：如果北洋要禁止，可通过总理衙门与日本驻京公使直接交涉。 与此同时，郑永昌还有另外一通公函辩称： （第六号）再启者，本领事日前风闻直隶全省官员有遵奉堂谕，一概不准购阅各项报章。不数日，即有禁阅康梁所作报章之谕旨，乃於此令不先不后，如出一辙，意者其以国闻报为康梁所作乎？不知国闻报设自本国志士，原为开化人心，伸广见闻。其购阅者，非官即商。官阅则足以明达政事；商阅，即足以发越商务。此官商藉为进化之阶，其所乐闻，亦自然之势，非压力所能制也。如水火然，水愈压，则力愈激；火愈压，则势愈猛。中国近数年来，风气日开，人人皆知振作有为，於此而尚欲抑勒之，使其一无所知，其不肯安于缄默者，势使然也。即报馆一事，始而查拿，继且禁遏，是启其议论不纯，肆意毁谤之口，使时政果无可訾议，又孰得而毁谤乎？纵使禁令綦严，其能保无私相购阅乎？是不但贻人官禁私阅之诮，且启阳奉阴违之渐，其流弊伊于胡底耶？ 愚意莫如即请贵政府仍准官商人等购阅，但遇有淆惑人心之处，即置勿听可也。本领事亦谆谕报馆，凡属有议论不纯，事肆意毁谤之词，概置勿登，庶几无瑕可伺，而风气日新，而人心自正矣。希将此函，转呈贵督宪察阅为荷。即颂钧祺。（西历三月初五日）。[106] 此函的重点是讨价还价。日方认为只要清政府同意让官商人等继续购阅《国闻报》，可以稍作让步，即“凡属有议论不纯，事肆意毁谤之词，概置勿登。”这无疑是驻天津日领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接到日领事公函之次日，天津海关道即复函称： （第七号）敬复者，昨接台函，祗悉一切，国闻报馆系贵国士人所开，本可无须管理禁止之事，然为报章常有毁谤时政，是以有不乐购阅等情。现承贵领事谆谆诫谕该报馆，凡属议论不纯、肆意毁谤之词，概置弗登。具见贵领事修睦敦交，深以为佩。除将来函谨呈北洋大臣裕鉴阅外，特此奉复，顺颂台祺。名正具。（西历二月初七日）。[107] 由于驻天津日本领事郑永昌已向直隶总督作出一定妥协，因此，《国闻报》得以继续刊行。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而后以《清议报》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揭露守旧派倒行逆施，镇压维新党人的罪行。慈禧震怒之余，正酝酿派遣劣绅刘学询与庆宽携带礼物、密电码等前往日本，实行所谓“联倭杀康”之策，[108]因此，无论是北洋大臣，还是总理衙门，在与日方交涉时，口口声声强调“修睦敦谊”，清廷当时所推行的“联倭”政策，为《国闻报》在政变后一段时间继续存在，提供了可能。 十 《国闻报》最后的结局 《国闻报》在戊戌政变后一年多时间里，与清政府达成一定妥协，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守旧派在镇压维新运动之后，驻北京的外交官们一直坚持支持光绪皇帝的立场，因此，慈禧政权与外国矛盾日益加深。尤其在是年底，慈禧欲废除光绪皇帝，实行所谓“乙亥建储”，企图以大阿哥来取光绪帝而代之。此举遭到列强的反对。《国闻报》则对此事件大加报道，推波助澜，“实又深深刺痛清国政府之感情”[109]。因而，清廷的守旧势力对《国闻报》极为仇视，决意要将该报灭绝。鉴于当时天津的局势，据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于1900年3月23日致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电，其文曰： 机密 青木外务大臣致在天津郑领事 本月3日之电报称：近来清国内阁之保守派中，反对当地发行的《国闻报》者居多，常有种种埋怨之声，因而直隶总督呈请通过购买而使之完全废止等因。对此禀报，已于5日之电报予以回训。该报纸自去年以来，屡屡发表有关清国皇帝及西太后的令人不满之报道。对此，前任公使矢野屡次提出要多加注意，且在去年7月中特派石井书记官赴天津，就上述的报道，谕示将来应注意之事项。然而不久前，对于皇嗣对立事件之报道，实又深深刺痛清国政府之感情，以致该政府有灭绝《国闻报》之意，实乃本大臣最遗憾之处。 《国闻报》发行之目的，与清国南方所发行的报纸，旨趣大不相同。既然专门作为两国外交上的一机关而在帝国政府的直辖下营业，则现时特在清廷的报道中，笔端尤须谨慎，以使不违背善邻交谊之本意。恳请对该报记者多予教导，并请将《国闻报》现在销售量以及今后业务上的意见详细回报为盼。此致内训。[110] 由小村此函可以看出，外务省对《国闻报》所刊“深深刺痛清国政府之感情”的文章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强调该报应该以“不违背善邻交谊”为原则。而且当时日本外务省尚不主张将《国闻报》卖出。根据外务省的意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曾以书面答复海关道称： （第三号）敬启者，日前面谈，承贵道意欲购买国闻报馆一事，瞩为电询业主是否愿售。当即发电询问，兹按接电复云，该报馆自开设以来，历经数年，现在确有规模，仍欲自为办理，不愿出售等语，只此据电达复，即希查照为祷，并颂升祺。[111] 在直隶总督裕禄紧锣密鼓地为查禁《国闻报》而奔忙之际，王修植又被守旧派弹劾，此亦为《国闻报》史上一起重要事件。其原委在裕禄的“为查明天津国闻报馆，现系日本人开设，道员王修植并无在馆主笔等情折”中有翔实记述。裕禄称： 窃奴才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钦奉上谕：有人奏，天津国闻报馆，为候补道王修植所开设，上年封禁之后，贿求日本出名，仍系王修植主笔，造作谣言，变乱是非，乃至诽谤朝政，请饬查禁严惩等语，著裕禄查明，严行禁止。王修植如果实有主笔等情，并著切实查明，从严参办，毋稍徇隐。原片著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当即密饬津海关道黄建笎切实详查，去后据该关道黄建笎禀复，遵饬详查天津国闻报馆，起初原系中国人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间开设，因资本折阅，即于二十四年三月间售与日本国士人西村博接开，馆事皆由西村博经理。内有一华人名方若，本系浙江定海籍贯，因娶日本之女为妻，即入日本籍，现在该报馆司事，管理一切事件；又有日本人安籐为翻译，遍加察访，该馆主笔并非道员王修植。…… 现经一再访查，该报馆确系日本人西村博所开，买于福建人李志成之手，其在李志成开设报馆之初，王修植有无合股，时仅四月，事隔两年余，详查并无确据。而西村博售买该馆，实在二十四年三月间，并无华人资本在内。且查王修植二十四年冬间，先奉委查勘秦王岛地界，继于上年三月间，即请假回籍。八月假满后，又赴京引见，十一月始行回省，在津之日无多，均有月日可稽，据以考证其无开设报馆。上年封禁后，贿求日本出名，仍系在馆主笔情事，尚属有可征信等情禀。经奴才以国闻报馆，现既查明系日本人所开，其以造作谣言，变乱是非之报章，妄行刊列，甚至诽谤朝政，惑乱人心，有违各国报例，饬令该关道函致日本领事郑永昌，即将该报馆禁止。 据该领事两次来函辩论，大致以报馆不能禁歇为词，而于该报馆凡属议论不纯，肆意毁谤之言，尚可谆谆诫谕，若令为禁止，该领事实难从命；如必欲严禁，则此国闻报馆系日本志士所设，应请转达总署与日本驻京大臣相商，该领事不愿与闻等情，函复海关道禀复前来。 奴才伏查，天津国闻报馆现经查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以前，初系华人开设，至是年三月初六以后，即归日本国人西村博接开，无华人资本在内。其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开未售时，道员王修植有无合股，人言虽属不一，考究则无确据。详切确查王修植上年请假回籍，及赴京引见，在津之日无多，实无在馆主笔情事。 查王修植才具尚优，粗諳西学，遇事善于炫长，明敏有余，诚谨不足。然自奴才到任后，考察年余，尚无劣迹可指。该员现丁本生父忧，俟其起复到省后，随时留心察看，如果趣向不端，不能敛才就范，即行据实参惩，不敢稍事姑息。至日本领事以该报馆为该国人所开，不肯允饬禁歇，惟许禁列不纯之词，而又言如必欲严禁，须由总署与该国驻京大臣相商，该领事不愿与闻等语，亦难免非该领事无禁止之权，借以搪塞。但此等悖谬报章，凡有人心者，莫不深恶痛绝，近奉本年正月十五日谕旨，又复严加申诫，如有购阅各项悖谬报章之人，查出即行严办，但使销路尽无，外人即意欲护持，亦无所用。 惟该领事所称，如必欲禁止，须与该国驻京使臣相商之处，应否知照日本驻京使臣，饬知该领事转饬查禁，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以期力除邪妄。所有查明复陈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112] 裕禄奏章说明，戊戌政变之后，严复、王修植等人的忧惧并非多余。幸好，此二人已远离报馆，否则，守旧派是会对他们的维新言论进行追究的。裕禄此折递上之后，于二十二日奉旨“该衙门知道”。[113]尔后，总理衙门专门为此致函日本公使谓： 迳启者，本年二月二十日，准北洋大臣文称，据津海关道禀称，遵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间，天津紫竹林地方开设国闻报馆，后见报端刻有日本明治年月，询知该馆系因资本折阅，转售与日本士人西村博接开，于二十四年三月间，由西村博接管经理。 惟该报往往以无稽之言，刊列妄布，甚至造作谣言，变乱是非，诚属违例等语，复饬该关道函致日本领事郑永昌，即将该报馆禁止，迭据该领事复称，不能禁令该报馆歇业，凡属议论不纯肆意毁谤之词，尚可诫谕，如必令禁止，则此国闻报系日本志士所开，应请总署与日本驻京大臣商办，该领事不愿予闻等情。 查国闻报馆捏造是非，诽谤政事，实属有违各国报例，请由总署知照日本驻京大臣，转饬该领事查禁等因。 本衙门查国闻报馆即经开设在中国地方，所刊报章，妄播议论，於中国政治大有窒碍，相应函请贵大臣查照，即希转饬驻津领事，如能裁撤，固属甚善，否则，必须严饬报馆，凡有妄肆诽谤，有碍朝政之词，不可登入报章，以息莠言而敦睦谊，是为至盼。此布，顺颂时祉。名另具。三月初二日。（我四月一日，注此为红笔书写）。[114] 总理衙门此函未标明年号，应为光绪二十六年。又，该函署名“名另具”，应该是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奕劻、许景澄、那桐等人。此函明知禁止《国闻报》已不可能，故而只要求“凡有妄肆诽谤，有碍朝政之词，不可登入报章，以息莠言而敦睦谊”。清政府在列强面前软弱无能于此可见一斑。两天后，日本驻京公使复文称： 迳覆者，昨准函称，准北洋大臣文称云云等因，本爵大臣查，前据驻津领事具禀称，所有国闻报馆一事，业经与津海关道相商妥洽，一面禀明北洋大臣，一面谆瞩报馆，加意慎重，迩来查阅该报所登各节，尚无违碍事体等因。本爵大臣以此事早经办妥，甚为欣悦，兹准前因，相应函覆贵王大臣可也，专此，顺颂，时祗。名另具。四月初三日。[115] 然而，随着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高涨，日本驻京公使对当时愈来愈紧迫的外交危机有更深切的感受，他直接了当地向外务大臣建议将《国闻报》卖出为佳，以摆脱困境。他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件写道： 近来清廷倾向于排外之方针，同时对康有为等一派愈加憎恶，因而对于新闻事业特别予以注意，并采取尽力抑止之方策。于是，如对天津之《国闻报》，禁止官员购读，且有呈请停刊之举。郑领事与该地地方官往复交涉，以致郑领事回答尔后将对该报纸加以注意，此事已在由领事发出之报告中详述。 本月一日，总理衙门函请如另纸，本官亦回复如另纸。对于该报社，清廷颇为注意，其有嫌恶之情已为不可掩盖之事实。一是由于该报社地接北京，容易引起当地政府之注意，一是由于该报社的论说报道常有赞同改革派之意，而尤为清廷所恶。由目前形势而推测将来，我国若欲维持该报，反而有害于清廷之感情，使彼借以徒增疑惑，无丝毫之利益。至于所谓启发清国之人民云云，乃为凭空之妄念，显然终无其效。 如遇到良好机会，将该报卖出为上策。近日，天津道台曾与郑领事商谈，有购买该报之意。该领事向本省请示，本省回复不欲出售该报，因此该领事遂谢绝海关道之请求等语。 其后，又接到该领事之报告，甚感遗憾。若欲售出，则不论土人或外国人，皆与我无关。（否则）愈加导致监督上之不便。尔后如有好机会，则应采取临机应变的措施。敬请内示，并呈报如上。敬上 明治33年4月3日 特命全权公使男爵西德二郎 致外务大臣子爵青木周藏[116] 庚子春夏相交之际，京师义和团正处于蓄势待发阶段，清政府中的端王、刚毅等顽固派不可一世，均主张利用义和团排外。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人员已逐渐感觉到一个风暴正在来临，因此在收到西德此报告之后，日本外务省改变先前作出的决定，而同意将《国闻报》售出，他在致信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公函中称： 明治33年4月26日起草，同年4月30日发出，机密。 青木外务大臣 致 在天津 郑领事 关于《国闻报》,上月12日机密第5号呈报，附以往复公文缕陈请示，均收悉。在清国各地与本邦人有关的报纸之情形，已在前2月27日机密第3号训示。皇嗣对立事件以来，一般清国人反应不佳，尤如《国闻报》痛伤清国政府之感情，直隷总督遂作出购买并废止该报的决定。此情已在前函呈报，而现又据驻清西公使之报告称，清廷对《国闻报》愈加厌恶，一面禁止官员购读，一面饬使总理衙门向该公使照会，要求如有可能，将该报馆裁撤。该公使亦称，由目前形势观之，维持该报，反而愈增加其对我猜疑之念，于我亦无丝毫之利益，因此将该报售出实为上策，此请训等语。本大臣亦同意此意见，并回训将其售出。至于出售方式，望随时向西公使请训而采取可行的措施。如此可收入巨额款项，此点亦望多了解。特此内训。[117] 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给其驻北京公使西德二郎亦发出大体相同的指示，其文曰： 明治33年4月27日起草，同年4月30日发。机密。 青木外务大臣致在清国西特命全权公使 本月3日机密第24号呈报总理衙门有关《国闻报》的照会以及请示，均悉知。以目前清国形势而论，继续出版发行该报纸，非但无益而且有害。诚如贵意见，一俟有好机会，即可售出于清国当局或与我无关之当地人，或外国人（俄国除外）,而目前望做临时应变的措施。又已对在天津之郑领事作了如上内训。望知之。此致内训。敬上。[118] 日本外务省虽然同意将国闻报售出，但是，售卖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天津的局势瞬息万变，这种局面是日本外务省始料未及的。以山东为中心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规模日盛，发展迅猛，并且迅速向直隶、天津一带蔓延。天津城厢内外，义和团的势力兴盛一时，既有张德成、曹福田领导的义和团民众；又有由妇女组成的“红灯照”，他们奋起反抗列强入侵，群情激愤，如火如荼，矛盾愈来愈尖锐，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天津濒临海口，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出兵侵略，通常都是在天津附近的大沽口登陆，然后经由天津向北京进发。故清廷不但派遣重兵在天津把守，而且还源源不绝地将在京师地区已经挂号的义和团民众派往天津增援。慈禧后来甚至采纳军机大臣启秀的荒唐建议，将有法术的五台山僧人派往天津。慈禧于庚子六月二十日专门发布谕旨称： 天津事机紧迫，闻五台山南山极乐寺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该僧现在天津，著裕禄传旨，谕令该僧联属义和团民，设法堵击。[119] 同日，清廷还以八百里特快公文寄谕裕禄，称事机紧迫，兵衅已开“该督须急招义勇，团结民心，帮助官兵，节节防护抵御”。[120]可以说在整个庚子夏季，天津地区已经成了全国义和团最活跃地区之一。 义和团组织分散，人员众多，其成分亦日渐复杂，除了以文盲为主体的农民之外，还有少数思想守旧的文人亦加入到义和团的行列。[121]这些守旧文人，在引导义和团实行所谓“扶清灭洋”政策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还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把识字不多的农民引上盲目排外的道路，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闻报》。当时，在国内非常流行的义和团歌谣中，即有专门针对《国闻报》的。其中一首传播甚广谓： 义和团警告国闻报揭帖 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 只因四十馀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 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 馀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 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语胡言任意登。 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谤诋我们。 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後下笔要留神。 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 众家弟兄休害怕，北京今有十万兵。 待等逐尽洋人後，即当回转旧山林。[122] 义和团民众还在天津梁园门散发揭帖，名为《焚坏国闻报》七绝四首，略谓： 国闻报馆言语狂，戊亥（戌）年中归东洋。 此后何人匪各论，天谴难容灰烬亡。 商农无惧各自安，北阙江山有万年。 但待泰西远剿后，昆弟飘然归于山。[123] 这些揭帖用词讲究，毫无疑问是出自封建文人之手。揭帖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下层民众并不知道慈禧所推行的政策，正在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边缘。而这些揭帖所称“我皇即日复大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国闻报》已经成了义和团的攻击对象，局面相当紧张，处境非常被动，时时会大难临头。直隶总督也不再提购买之事。特别是当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大量由大沽口登陆入侵之后，天津城内外，战火纷飞，《国闻报》的售卖一事已经无法进行，而且面临停刊倒闭的命运。 根据日方的材料，《国闻报》“于光绪年5月20日（1900年6月16日）因遭团匪之变，暂时停刊，到于光绪27年正月11日（1901年3月1日）改报名为《天津日日新闻》。”[124]社主西村博也在《天津通信》里做过说明：“国闻报馆正值动乱之际，从三叉河口被轰炸，道具和机器都被糟蹋得非常严重。其后，日本军队又驻进馆址，就无法继续刊行了。”[125] 由西村博自述可知，《国闻报》之末日，主要是列强发动侵略战争所致。而且，入侵日本军队又大量驻进，报馆变为兵营，直接造成报馆的停刊。 余论 综观《国闻报》从成立到终结的经历可知，一份以宣扬维新变法为己任的报纸，所经历的道路是十分坎坷曲折的。该报纸由严复等维新派自己出资创办，数月后却不得已而挂上日本人旗号，最后完全卖给了日本人。改革派人士壮志未酬，饮恨离去。其中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首先，封建专制政体与新闻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国闻报》的主要成员严复、王修植对此深有体会。至于主笔夏曾佑，则更是感叹不已。他从开始时一边办报，一边愤愤不平。夏氏从开始时，接受了严复传播的许多西学精彩篇章，他并且把这种新的理论，身体力行地贯彻在编辑《国闻报》的实践中，力图使这份新生的报纸，变成唤醒民众，奋起救亡的号角。但是，结果却往往是事与愿违。当政者多次设置障碍，处处与他们为难，使这位充满维新之志的报人，感到乎天无助，扼腕痛愤。戊戌政变发生后，夏曾佑走头无路，在被迫离开报馆时，说了一段很感人的话。夏氏云： 我辈昔日之地狱，一转移间而为天堂，浼而思之，不觉大笑。从此有一公理可知：盖支那者无教化之国，在不开化之地者，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惟相与为不开化之事，则实福可得，而恶名亦可免焉。此理既明，吾党亦可无怨矣！……中国有史以来，大约从无真话，肃党之事，近在耳目之前，亦不可知其详矣。至于今日国民亦知政府之不可信，然亦无从核其实。读八月上谕以后，则舆论以康为当诛，读东洋某某报以来，则舆论又以康为无罪，公论之不可恃亦甚矣。[126] 上文中的“开化之事”，指的就是开办报馆，鼓吹西学，以新知识去唤醒民众；然而，在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统治之下，是不可能“行开化之事”的。因为报馆所揭示的历史真实，往往是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因此，清末报人的日子注定是不好过的。严复是《国闻报》的灵魂，因此，政变后，夏曾佑才说“又陵甚自危”。[127]而严复自己在同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交谈时亦谓：“政变以来，士大夫皆钳口结舌，何能有谈时事之人？”[128]呜呼，哀哉。早期维新派所经历的坎坷与灾难，实在是令人同情，发人深醒。 其次，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也为《国闻报》设下了不少陷井。尤其是俄国表现得特别穷凶极恶。因为《国闻报》的核心成员，抱定了爱国主义的宗旨，故其在新闻报道中，能不断向国人敲响警钟，将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帝国主义在华代表人物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采取与封建势力联手合作，共同对付中国内部的进步力量。曾经与康有为一起发起召开京师保国会的李盛铎，出面弹劾严复及《国闻报》，可谓一典型事例。 再次，《国闻报》为了躲避被关闭之命运，屡次请直隶总督王文韶出面帮助。倘若没有王文韶协助，《国闻报》很可能就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当然，王文韶能挺身而出保护《国闻报》与日本方面的配合也是分不开的。日本人保护了《国闻报》，使其免受守旧派的扼杀，但也使这份维新派的报纸与日本有了特别紧密的联系。这种特殊紧密的关系使《国闻报》只注意宣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而未能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因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一直推行侵略中国的对外政策，即使在戊戌己亥间亦未曾间断。庚子年就更不必说了。《国闻报》自从戊戌三月以明治纪年始，即以不刊登有碍日本利益的文章为先决条件，这就等于捆绑了自己的手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作者附志：本文所引日文档案大部分初译稿，由原东京大学“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学员孙伟珍博士等人提供，谨此说明，并致谢忱。 注释： [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该档案编号为1门3类1项第1-5号。以下本文所引日本《国闻报》档案除特殊注明外，均出自此卷宗，不再一一罗列。 [2] 宇都宫太郎:《致参谋本部第三部长福岛安正临时报告》（未刊稿）。 [3] 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2页。 [4]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册，第138页。 [5]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台北南港近史所藏）光绪二十三年卷。 [6] 陈祖治整理：《清御史陈其璋遗草疏稿汇集》，第一册。 [7]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册，第455页。 [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421页。 [9]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郑永昌致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报告》明治31年3月31日，《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4页。 [1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1989年版，第4册，第3273页。 [1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第3274页。 [1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25页。 [13] 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1983年版，第34页。 [1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郑永昌致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报告》明治31年3月31日，《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8页。 [1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1页。 [1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第437页。 [17]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七、十八日。 [18]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郑永昌致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报告》明治31年3月31日，《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8页。 [19]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郑永昌致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报告》明治31年3月31日，《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3页。 [20] 孔祥吉 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论》,巴蜀书社， 2004年版，第232页。 [21]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第133页。 [22] 王晓秋：《近代中晚清史研究》，中国社科，1997年版，第285页。 [2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国<国闻报>引继始末》,《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5页。 [2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郑永昌致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报告》明治31年3月31日，《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4页。 [25]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国闻报卖约》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2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38页。 [2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2 册第1340页。 [28]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郑永昌致外务省次官小村寿太郎报告》明治31年3月31日，《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5-6页。 [29]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五日。 [30]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31]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原书房，昭和41年，下，列传，第94页。 [3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3页。 [3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29页。 [34]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30页。 [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随手登记档》，光绪24年春季档。拙文《李盛铎与京师大学堂》将李盛铎《弹劾国闻报片》误植为“为时局艰难，亟宜简蒐军实，请特诏举行大阅巨典，以作士气而阻敌谋折”之附片。误。应以《随手登记档》所记为准。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录副奏折，新政变法类。 [3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34页。 [3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7页。 [3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1页。 [4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79页。 [4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04页。 [42]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602页。 [43] 《国闻报》，第184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 [44] 《国闻报》，第187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 [45] 《国闻报》，第190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二日。 [46] 《国闻报》，第191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 [47] 《国闻报》，第192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四日。 [48] 《国闻报》，第197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 [49] 《国闻报》，第213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50] 《国闻报》对保国会的报道，大多是据梁启超所提供的文字刊出的，梁氏 [5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1986年版，第2册第1911页。 [52] 《国闻报》，第234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七日。 [53] 《国闻报》，第236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54] 《国闻报》，第228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 [55] 《国闻报》，第237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十日。 [56] 《国闻报》，第251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57]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图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58] 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1988年版，第62页。 [59] 《国闻报》，第256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60] 《国闻报》，第261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四日。 [61]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62]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63]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 [64]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65]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66]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第1册，第469-470页。 [67] 《国闻报》，第351期，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 [6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秋季档。 [6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交片》，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70]《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辽宁人民，1987年版，第67页。 [71]《国闻报》，第351期，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 [7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7页。 [73]《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74] 徐桐：《致钟琦太史函》（未刊稿）。 [75]《国闻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76]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77]《日本外交文书》，第31册，清国皇储册立之情报。 [78] 《国闻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六日。 [79] 《国闻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一日。 [80] 《国闻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81] 《国闻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82]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38页。 [83]中下正治「国聞報与鄭永昌領事」,《新聞与日中関係史──在中国日本人経営之报紙》，东京研文1996年版）。 [8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8-9页。小村外务省次官致驻天津一等领事郑永昌。 [85]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9页。 [8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 ，第414页。 [87] 《郑孝胥日记》第2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六日。 [8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1986年版，第2册第1336页。 [89]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38页。 [9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9-20页。 [9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26页。 [9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57页。 [9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59页。 [9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78页。 [9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38页。 [96] 对《国闻报》第三阶段的详细论述，笔者拟另文论述。 [97]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7页。 [98]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2页。 [99]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7页。 [10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秋季档。 [101] 张廷襄：《不远复斋见闻杂志》，转引自路遥《裕禄传》，《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册第65页。 [102]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册，第27页。 [103] 以上“第四号”为红字，系日人后来所加。下同。 [10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91页。 [105]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93-94页。 [106]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98-99页。 [107]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02页。此件在日档中排列第7号，末尾有红笔注明西历二月初七日，疑误，由其内容观之，本件应是对第6函的答复。 [108]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第123-209页。 [109]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05页。 [11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05-106页。 [111]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89页，此件档案在日档中排列有误，并以红笔表明为第3号，排在明治32年档案之前，根据该档案内容提到“历经数年”以及郑永昌致外务省信函判断应为明治33年的交涉文件。原件为中文，该件电文之日文译文标明3月6日，似应为1900年3月6日。 [1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2辑，第400-402页。 [1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硃批奏折》，第112辑，第402页。 [11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09页，。 [115]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10页，此文未标明年号，应为关系二十六年。 [116]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07-108页。 [117]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11页。 [118]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第113页。 [1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谕旨单。 [120]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7页。 [121] 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1985版，第197页。 [122]佐原笃介：《拳匪纪事》，卷2，第10页。 [123]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1985版，第38页。 [124] 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天津志》，东京；博文馆，1909年。 [125] 引自中下正治「国聞報与鄭永昌領事」，《新聞与日中関係史──在中国日本人経営之报紙》，第51页。原文为麻三斤（西村博）笔名《天津新闻》，登于1901年3月24日《东京朝日新闻》。 [12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38页。 [12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38页。 [128]《 内藤湖南全集》，筑摩书房，1973年版，第2册，《燕山楚水》，禹域鸿爪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