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王汎森：我讀韋伯的歷程

一個人思想形成過程中總是受到許多書的影響，要從其中選出最重要的一部或幾部，有其困難度與不準確性，不過如果要勉強舉出一個例子（而不是惟一的例子），我或許會說在我二十來歲時，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幾部書對我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我所讀的第一本韋伯著作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當時這本書早已有了臺北協志出版社的簡譯本，譯者是臺大經濟係的張漢裕先生。協志是大同公司出資創辦的，歷史相當長，我幼年時代便見到父親書櫃中有好些協志的書，像《如何使思想正確》、《蒙田文選》、《培根論文集》等等。

臺灣在1980年代有過一陣“韋伯熱”，打先鋒的是幾本韋伯的選集（編者按：由臺灣學者編譯的《韋伯作品集》正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陸續引進，目前已出版七本：《學術與政治》、《經濟與歷史支配的類型》、《支配社會學》、《經濟行動與社會團體》、《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類型學》），接著是大量翻印韋伯著作（英譯本）及討論韋伯的書。仔細回想起來，我讀張譯是在這波“韋伯熱”之前。在讀完張譯《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之後，我又受到“韋伯熱”的影響，如癡如醉地搜讀相關書籍。現在還記得1983年－1985年服兵役期間，每天晚上利用僅余的空閒生吞活剝地閱讀韋伯《宗教社會學》等書的情景。

但是我決非韋伯專家，也從未發表過任何與他有關的文章，我只是一個業余的愛好者而已。現在，我試著搜尋自己的腦海，舉出幾點可能的影響。

首先，我自己對韋伯最重要旨趣為什麼只有西方發展出理性化的文明———並不特別感到興趣。印象最深的倒是有兩點：首先是韋伯對表面看來相近似的歷史現象的精細分疏，譬如他一再強調資本主義精神不是人類遠古以來的營利行為，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斯的商業活動與富蘭克林時期賓州的商業活動是截然不同的；表面看來沒有什麼不同的營利行為，其中有深刻的不同，受新教倫理影響的人是把賺錢當作目的本身，是一種專業，是一種天職，是要把一個人所有的能力全部押上去的工作。

韋伯提醒人們在意圖與行動之間有各式各樣的聯結方式，所以看似相反的東西，可以聯結在一起。在《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中，韋伯便常常從兩種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相斥的東西，找出其間的微妙關係。

基督新教高度的制欲精神如何與最強烈的現代營利性發生關聯，新教的“預選說”看來如此神秘而不合理，卻與現代營利活動中的合理經營作風串合在一起，用張漢裕先生的話說：“即因為喀爾文教的預選（predestination）及義證（proof）的教義，信徒為獲知或確信上帝對自己的恩寵即拯救，必須在職業中實行合理的制欲生活。因之，信徒的心理中，便發生為獲宗教上的安心就非追求制欲的職業生活不可的動機。這動機乃促成有規律、有係統的，即合理的職業作風，而終于導致近代的合理的企業精神經營作風的成立。”

韋伯提醒人們，近代企業精神的誕生決非喀爾文教所企求或預料的結果，兩者之間毋寧存在一種吊詭性，而且在近世資本主義精神誕生之後，因為財富增加而對原來具有宗教成分的職業倫理世俗化，以致後來兩者分道揚鑣。

但是從韋伯的書中，我也看到一個現代心靈的不安。我推測這種不安也是他精神幾度崩潰的原因之一。如果我的記憶不錯，韋伯雖然花了很大力氣推論理性化的文明只在近代西方發展出來，但是他對近代西方文明其實有所保留，帶有既興奮又“不得已”的味道，並未在價值層面上全盤肯定它。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後面要用如此悲觀的話說“清教徒曾渴求為職業人，我們卻被迫為職業人”，而且這種生活方式“恐怕直到最後一噸化石燃料燒盡時為止，還要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它像“鐵籠”（iron cage）一樣罩在現代人身上。韋伯的不安也深深地感染了當時的我，使我很早便對現代文明感到一種彷徨與不安，而這種彷徨感與我先前研讀章太炎的心得交纏在一起。在1970年代後期，我花了不少時間精讀章太炎的著作，撰寫了《章太炎的思想》一書，章太炎的否定性思維，對現代世界所抱持的悲觀與不安，深深地影響了我。一東一西兩位思想家的著作，使得我少年時代一往無前的樂觀與期待，悄悄地讓位給一種審慎的憂鬱。

因著對韋伯的興趣，我在1990年旅行歐洲時，曾經專程到海德堡尋訪韋伯的故居。陪我前往的朋友一再宣稱韋伯並沒有那麼了不起，但是我們還是去了。那是一棟河邊的樓房，據說已經作了學生宿舍，我們在樓下客廳停留了半晌，便默然離去。

臺灣的韋伯熱早已消褪得無影無蹤。過去20年，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思想不斷被介紹進來，福柯、德裏達、布爾迪厄、後現代、後殖民，一切“後”的思想都有它的信奉者，而韋伯也常被批評攻擊得體無完膚。不過我個人認為思想資源是待人靈活運用的，不是用來“套”的，不管“新”還是“舊”，任何大學問家都有一些貴重的品質，不因潮流的改變而消失。我推測韋伯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總有一天還會再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