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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代:70年代中国

四、70年代的制度遗产

 

徐俊忠:为毛泽东农民组织思想与实践辩护

 

我把毛泽东关于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与实践,当做一份需要认真对待的遗产来强调,主要是由于一些人多年来的建构,使得许多人对它误解太深。下面我主要谈几点看法:

 

(一)农民组织起来是毛泽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思路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的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国。农业生产技术含量很低,所谓机械化、现代化农业等等,对于中国不仅稀有,而且陌生。因此,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究竟如何发展,问题十分沉重。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是回到经验和传统,就是让地主、富农与贫雇农甚至是失地、失业农民并存自由发展,但这是一条被历史证明不可行的路。社会动荡和革命的频繁发生,就是此路艰险的具体说明。因此,他拒绝选择这种回归传统和经验的做法。不论是他进行区域性治理(如延安时期),还是进行全国性治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都主张农民组织起来。

 

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他发表了题为《组织起来》的讲话。他说: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③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土地改革完成后,他及时指导和推动一系列农民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包括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直至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等。后来,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出现了困难。为了应对这种困难,各种各样的调整政策、方案都被提出。几乎任何方案毛泽东都可以接受和容忍,惟独对于"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的"单干"方案,他就是寸步不让。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他认为,农村一旦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的"单干"方案,用不了多久,甚至一年半载,农村就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这样,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中国现代化就不可能得到稳定的环境。这一反对还有另一个深层意义,这就是借助集体经济体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网络的建构。中国没有对于全民保障的传统,尤其是农村。救贫济苦的事往往由一些带有帮会色彩的乡村组织去担当。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又面临着百业待兴的压力,政府自身的财力是无法担当起农村救贫济苦的责任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建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至少不会让农村有人"没法生活"。这样,政府就可以更好地集中财力去进行国家的基础性建设。长期以来,农村的拥军优属、孤寡老人的养护,都是依赖于集体经济的。后来农村合作医疗这种农民的医疗保健措施,以及农村普及基础教育等等,也是寄生于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的。这可以说是从社会治理方面的考量。

 

其次,中国农村人多地少,仅靠一家一户耕种自家那一亩三分地,既无法满足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需要,也不能解决农民自身的富裕和发展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为什么要从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时就说:

 

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该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由于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发展。成立大队、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④

 

有人批评毛泽东喜欢"一大二公",但关键在于他不是把"一大二公"当做目的,而是当做实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手段。自70年代后期,"小岗村模式"被广泛推广后,农民利益碎片化了,重新恢复到一家一户耕种那么一点小土地的模式上。结果是短时期内解决了温饱但长期不及富裕之门,有的甚至重新返贫,并且村庄普遍破落。而相反的一些例子,如一些坚持集体经济的组织,最典型的是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周家庄等等,在政府解除农村发展的政策性限制后,借助集体优势,实行分工协作,实现农工商的全面发展。这种农工商全面发展的生产优势,是任何"分田到户"的单干体制所无法比拟的。

 

此外,还有一个中国农村如何实现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毛泽东多次说到,中国以那么多的人去种粮食,而且仅仅种那么一点粮食,这从全世界看都是最不合理的。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未来不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去种粮食。大量人口从农业转移出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问题是这个过程如何实现?他说:

 

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了。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⑤

 

显然,这是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人民公社在他心目中,不是苏联那种纯农业生产的集体农庄,而是搞"工农商学兵"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集体。这种发展一旦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可以就地转移就业,并实现农村"在地城镇化"。其实,今天的华西村和刘庄等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而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才有可能走通这条路。因为只有它才有可能通过集体的体制,去组织农民,建设新农村,而不是听任农村随着两极分化的发酵而凋零、破落,农民自发流入城市,沦落为城市的弱势人群。

 

(二)三十多年来的农村实践究竟说明了什么?

 

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基本回归于传统和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尽管有些同志有过疑虑,例如李先念曾经在"分田到户"席卷全国时,仍坚持"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的看法,⑥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当时基本上是以"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方式去推进这一回归的。这种回归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但现在看来,这种好转绝对不是"分田到户"的单一因素造成的。"分田到户"的最大优点是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懒人。但成就当时农业增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好转的因素,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集体化时期兴修的大批农田水利设施继续发挥作用;二是由于中央政府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和国家化纤工业获得长足发展,一定程度地舒缓了农民种粮和种棉的压力,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种植经济作物的自由度;三是城镇改革基本没有启动,农民还可以得到廉价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然而,在历经几年顺境之后,问题就渐渐暴露出来了。首先,原来集体耕作的成片农田被分切为"西瓜田",每家每户耕种的不是"一块小田地",而是几块分散零落的小田地,客观上不仅因田埂增多而减少了实际耕种面积,而且影响了耕作效益。其次,由于分田而导致集体瘫痪,不仅原来设想的"一把铲子放水"的灌溉用水管理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原来较为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也渐渐疏于维护而堵塞、破损,农田水利效益不断下降。第三,随着城市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农业生产资料不断提价,极大地抵消政府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其他惠农政策的利好效应,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快速下降。后来正是由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不断下降和农民空闲时间因公共性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停止而增多,大量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农村中留下大量所谓"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并造成大量被媒体称为"体制性寡妇"和"体制性鳏夫"的人群等等。

 

在农村走向问题"星丛"的同时,城市治理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流",城市外来人口不断聚集的压力持续不减,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附近都有若干个藏污纳垢的"小爱尔兰"。其实,生活质量最差的还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只要你去看看他们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窟",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

 

然而,在一些至今仍保留集体组织体制的地方,如上述提到的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和周家庄等,情况则完全不同。那里借助集体体制,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程度不断提高,直接从事农业劳动人数已经十分简约。与此同时,发展起大量的工业、商业和旅游等企业,就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农民不用外流打工,本地就可以安居乐业。集体经营所得,通过各种方式,实现村民共有、共享。不仅本村民众的日子过得滋润,还为周边民众提供就业机会。这一发展实际上就是以集体经济体制为依托,去发展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工业、商业以及旅游业等等,从而把集体办成一个集农工商为一体的经济实体。这恰恰正是毛泽东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所设想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模式的体现。

 

所以,如果要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践究竟说明了什么?我想至少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分田到户"的经营方式,并非解决中国"三农"出路的最佳选择,因此,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很有必要根据时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二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毛泽东的构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性证明。正是改革开放的深入,才使得原来限制乡镇工业发展的消极性政策不断归于失效,农村集体组织也才不断获得发展农工商产业的应有条件。

 

(三)关于毛泽东时期农村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探讨

 

毛泽东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构想,可以说是他的农民组织理论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创造。但是毛泽东在世时,农村人民公社多数都非常窘迫。许多人正是根据这种状况而指责毛泽东的。

 

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导致农村人民公社在毛泽东时期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农村人民公社遭受了"去工业化"对待。在批评农村人民公社的人群中,有相当部分人把它看做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产物。其实,这是基于对事实不了解的判断。苏联集体农庄是一种纯农业的经济组织。毛泽东评论:"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⑦又说:"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⑧因此,强调中国农村不能照搬这种做法,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重要思想。因为中国农民群体十分巨大,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仅仅去种田,根本无法解决农民本身生活和发展的问题,更无法使其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相适应。苏联有大量的可耕土地,搞广种薄收,日子至少可以勉强过下去。中国农民人均土地很少,把他们限制在耕种那有限的土地上,效益和效率一定很糟糕。因此,他始终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因地制宜,走"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道路。这是毛泽东人民公社构想中的神来之笔,也是它与苏联集体农庄根本区别的地方。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毛泽东留下实践这一构想的从容空间和时间。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全国各地都热情高涨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出现了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热潮。但在这一过程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条件的办,没有条件的也办,结果不仅办工业煮了一锅夹生饭,还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劳动力投入,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困难乃至灾难。这就导致人民公社办工业的举措受到了严厉指责。一些受到传统发展思想影响的人,包括受苏联集体农庄模式影响的人,更是指责它破坏国家计划,扰乱经济秩序,制造质量低劣的产品。这种指责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还不绝于耳。《李先念传》就记载了80年代初李先念和陈云对于社队企业的质疑。当时,针对经济过热,中央正在考虑经济调整。李先念首先想到的就是对社队工业"刹车"。他说社队工业"究竟搞什么,现在搞的有很大盲目性,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以新厂挤老厂。我看要刹车。强调公社工业是光辉灿烂希望所在的说法,不见得对"。陈云也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一个资本家这样搞。"⑨这非常直观地反映了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的真实看法。因此,从60年代起,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后,随着全国开始经济的治理整顿,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通过一系列文件,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不能办企业",已经办起来的必须脱钩,交与工业部门管理,实在不能脱钩的,也只能在不与国家计划相冲突和不与国有企业争原料和市场的前提下,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社队工业生存和发展的合法地位。农村人民公社因此蜕变成类似于苏联集体农庄那样的单纯农业生产的集体组织,完全走到了毛泽东主张的反面。对此毛泽东是非常不满的。但面对经济困难时局,他只好无奈将就。后来,他曾多次力图突破这种政策限制。例如在"五七指示"中,他提出农村"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1975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以批转"人民来信"的方式,同时把河南巩县回郭人民公社兴办"社队企业"的调查报告以及华国锋力主发展"社队企业"致湖南省委的信,一并批转给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希望以此再次推动"社队企业"的发展。但总体上看,人民公社被"去工业化"后,一直处于功能不全的状态。它的实际功能几乎就在于把很多人组织起来种植那么一点土地。尽管通过这种组织,农村进行了大量农田基本建设,尤其兴修了大批农田水利设施,但最终产出的还是在那片有限的土地上。这样,即使土地种出的是黄金,其效益也是有限的。因此,当时人民公社的失败实际上是被"去工业化"后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失败。"去工业化"把农村人民公社变成中国版的苏联集体农庄,从而扼杀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生机和活力。这是那段历史的巨大遗憾!

 

二是从1953年开始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持续实行。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有着复杂的背景,也是当时发展工业化的需要。但不论如何,一旦实行这一政策,农村经济组织就无法成为一个独立面向市场的经济主体。这一政策要求实行"三定",即定数量、定品种、定价格,这意味着你必须接受国家的计划要求。要你种小麦,你不能种玉米,要你种棉花,你不能种大豆,要你种粮食作物,你不能种经济作物,尽管经济作物可以有好的经济效益。而对于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战略物资,例如粮食、棉花和食用油料等,即使是农民从自己身上节衣少食省出来的,也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为了克服农民对这种政策限制的一再抵制,政府还以各种名目,例如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等,以不断抑制农民对于自身利益追求的冲动,最大限度地顺应政府的意图。在这种背景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而是接受政府,甚至是中央指令的附属单位。试问在这种条件下,它能有多少发展的空间呢?

 

所以,我认为,检讨当年农民组织化过程,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之所以最终走向失败,有各种不正之风如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的严重影响,以及工作中的其他失误,但更为根本的因素还是在于对人民公社实行"去工业化"的政策和"统购统销"的持续实施。

 

(四)毛泽东的方案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我始终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组织起来的思想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理解和对中国农民所创造的经验的一种概括和提升,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在对小农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向来既反对对它实施剥夺,也不主张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因为随着产业的发展,小农难以经受市场风浪,更无法抗衡大土地所有者尤其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竞争。出路在于通过示范和引导,逐渐使他们把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并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恩格斯还专门对此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把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等于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者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者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就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⑩显然,这是一种有效地帮助小农提升经济地位和社会权利的方案。这一方案与毛泽东的农民合作组织思想,尤其与人民公社方案不谋而合的是,都强调通过合作社的集约性经营,节省劳动力,进而把节约下来的劳动力转向办工业企业,去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提高合作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地位。一旦实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能够通过对于小农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造性提升而有效地推动小农的转型。河南新乡的刘庄和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等在毛泽东逝世后,以集体的组织形式实现农工商多业的兴旺发达而成为这一构想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当年批评苏联集体农庄的组织者,说"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中国的史来贺和吴仁宝们的实际行动,给毛泽东这一批评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注脚。

 

 

老田:毛泽东时代的资本与劳动

 

我今天想要换一个角度来讲毛时代的经济问题。以前我们学习的党史、国史、经济史,都是说我们的领导人多么能干,所以办成了什么事,或者反过来,说领导人不能干(犯错误),所以某些事情办得不好,这都是从积极因素进行解释。这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远远不够,还需要从反面加上一个消极因素的解释角度,而这往往是被人忽视的角度。就是说,只要破坏不到一定程度,它不足以阻止那个潜力。

 

毛时代那个制度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投资能力和动员劳动力能力上升两个方面。一是有效地把全社会的经济剩余转为生产投资,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财政的投资能力;二是通过农村基层三级政权的建设使得动员活劳动投入的能力也最大化了,因此毛时代的制度潜力,投资能力的提升是来自于社会革命的成果(剥夺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对于经济剩余的掌控和无效使用),而动员劳动力的能力则来自于毛时代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政权,基层政权执行力的提升也部分地与革命时代根据地动员农民的管理经验紧密相关。

 

(一)如何理解毛时代投资能力的上升

 

毛时代投资能力提升得非常快,对比国民党政权时期"经济情况最好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政府财政总支出72.59亿元,其中用作'建设费'的仅仅1.75亿元,每年平均还不足2000万元",与低下的投资形成过程相关,"旧中国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中,累计建成的工业固定资产价值总共不超过人民币124亿元"。这个缓慢的资本形成过程,在毛时代戛然而止,"'一五'计划时期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实现新增固定资产492.18亿元,......五年新增固定资产相当于新中国成立时接收的固定资产的4倍"。11这说明,中国社会可转化为工业投资的潜在经济剩余数量很高,但是,前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妨碍了投资的形成过程。问题在于,学术界未能恰当揭示前毛泽东时代投资形成的"障碍因素",因此把眼光转向毛时代是如何"提高"了攫取全社会经济剩余的能力,结果在经济史解释中间形成两种很"权威"的想象力:第一种想象力是关于扩大"剪刀差"的设想,第二种想象力则是集中于扭曲价格体系从而有利于投资形成,这两种想象力都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在毛时代的开始阶段,整个社会的潜在经济剩余就数量而言,支持投资的能力与旧社会差距不大,而投资能力提升,首要的原因在于破除了旧社会各种不利于投资形成的障碍,其次才是财政和行政提取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因"破除障碍"这个消极因素的消失而获得的能力是第一位的,因"提取能力"这个积极因素的上升则是第二位的,因为学术界遮蔽了投资能力上升的第一位原因,仅仅从第二位原因出发建立解释体系,必然会过度夸大"积极因素"。

 

把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提升,与政府剥夺农民的力度联系起来做因果解释,这是扩大剪刀差思想的要点。所谓"剪刀差",就是工业品定的价格越来越高,农业品的价格越来越低,政府通过这个扩大的差价来提升投资能力。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教授严瑞珍,她的看法是中国的工业化投资百分之百来源于剪刀差:

 

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30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是剪刀差奠定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步基础。12

 

说到底,扩大剪刀差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动来体现。有一个叶先生系统地研究了毛时代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变动,清楚地显示剪刀差的说法并没有根据:"从1952年到197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72.4%,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0.1%。"这位叶先生明明知道不存在扩大剪刀差的问题,但他觉得不够,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概念创新来证明剪刀差存在。他说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得慢,工业的则提高得快,要从这个创新的角度寻找存在剪刀差的依据:"同期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1.5%,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提高了24.8%。在剔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之后,从等价交换的角度考察,剪刀差扩大了20%左右。"13叶先生的剪刀差概念已经完全有别于剪刀差概念的内涵,他把自己的研究强行纳入剪刀差概念框架进行界定,早已越出剪刀差概念原有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构成"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他的比值剪刀差概念如果成立的话,显然已经是说针对不同的工农业生产率提高速度如何更合理地确定比价,而完全不涉及工农业产品比价实际上在扩大的这个"剪刀差"概念的标准内涵。之所以出现这种"对着事实说假话"的问题,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学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先念地设定了要在剪刀差框架之内,找出毛时代工业投资能力扩张的奥秘,而不愿意扩展自己的视野,在剪刀差之外去寻找新的因果链接,因此,就会出现这种完全无视逻辑的怪事。

 

下面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详细数据,在每一个时期的工农业产品定价趋势都是:农产品的价格是愈趋上升的,农产品跟工业品的交换比价是愈趋缩小的,没有执行过扩大剪刀差的政策。"以一九五○年为100,一九五二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为12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为109.7,工农业品综合比价指数为90.2(以农产品收购指数为100),交换比价缩小了9.8%。......一五期间,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20.2%,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了2.2%,......一九六五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28.5%,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5.6%,......一九七六年同一九六五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11.6%,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降低了7.3%。"14

 

在我看来,毛时代投资能力上升,并非来源于以剪刀差政策剥夺农民,而是把旧社会掌握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手上的经济剩余,集中到财政手里,然后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换言之,此前地主、富农、资本家从劳动者手里攫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并不少,但是,转化为生产性资本的却不多。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农业投资能力的极度萎缩,甚至到了难于维持牛耕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只有15%的家庭养牛,大多数农民连牛都用不起了。此外,毛时代对于管理成本的压缩也很厉害,在很长的时间内,行政经费的开支占总支出比重都很低,只要把旧统治阶级攫取的那部分经济剩余数量充分集中到财政,再减去较低的总管理成本之后的余额,就构成了庞大的财政投资能力,即使像毛时代那样执行缩小剪刀差政策,可用于投资的余额也是非常可观的。

 

从城镇非农业销售的粮食数量看,1960年是第一个高点,为631亿斤,1971年"三个突破"之后形成第二个高点,达到800亿斤,把这两个数字与土改后剥夺地主、富农的700亿斤地租的数字(重新分配了43%的土地)相比,显然,硬要说剥夺农民的话,也应该准确地说明是剥夺了农民中间的地主、富农。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的提高和工业品下乡数量的增加,土改后多数年份的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占有的粮食和工业品都有所上升。而剥夺地主、富农(后来还要加上资本家)的数量和程度,恰好是毛时代投资能力上升的主要原因--把旧社会那些不投资的经济剩余转为投资,因此,新中国的投资能力上升主要与潜在经济剩余顺利转化为投资相关,而与扩大剪刀差政策无关。与严瑞珍、叶善蓬等人用扩大剪刀差来解释毛时代投资能力不同,林毅夫等人则以扭曲价格来解释投资能力的增加。

 

(二)如何看待劳动力动员和政权执行力上升

 

在毛时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间,剩余劳动力的有组织的密集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毛时代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键特点。刚才徐老师讲了毛泽东设想依托人民公社走出一条新工业化道路,这个我非常同意,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一下"人民公社三级体制"对剩余劳动力的动员能力及其效果。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在前工业化时代就有了人口膨胀,全社会有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六亿人口是我们的资本而不是负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设计问题,因为这些劳动力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如何充分利用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来加快工农业发展,就成为农村基层组织设计的关键线索。在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力除了增加对于土地的投入,在田间管理方面进一步推行"过密化"的应用方式之外(典型的是毛泽东所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还在农闲季节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此外,有组织的劳动力还能够方便地与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对接,在1958~1959年两年,以劳动力投入为主修筑了25万公里的公路(1978年总公路里程为89万公里)。在推动高级社之前,1956年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说:

 

农村中的男劳动力,在黄河淮河一带,有些地方,从前每年只能作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后,可以作工二百多天,女劳动力过去不使用或较少使用,合作化之后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在农村中,出现了从前所没有想像到的巨大的生产力。

 

在我的记忆中,到70年代农村男女劳动力每年干活要超过330 天,这对整个农业发展来说是一块非常大的资源,跟解放前相比,相当于一下子多出4~5倍的劳动日可以利用。后来搞农田水利建设、合理密植、乡村工业,甚至公共工程,比如修铁路和公路,所需要的人力就大量来自这里。

 

充分动员剩余劳动力,固然是合作化的一个设计目标,如何有效地动员农民的经济剩余顺利转化生产性投资,则是合作化的另一项要求。特别是工业化水平较低、农业增产得不到太多工业投入品的情况下,对于开通农业内部的投资渠道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在第一代领导人那里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

 

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此外,还应当根据可能条件,积极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粮食生产是农业经济的基础,必须优先发展;同时也必须按照适当的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发展农业的多种经济。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15

 

第二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政权的管理水平问题。合作化之后可资利用的劳动日增加幅度非常大,这对于推广各种"过密化"的技术措施是很有利的,同时富余的劳动力还为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乃至服务业提供了新的潜在空间,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但是,管理水平的不足对于发挥潜力,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削减和抵消因素。从1956~1958年的农业生产效果看,增产是很明显的,这恰好是基层政权管理水平最低的时期,干部处于学徒工阶段,制度建设也是处于起步阶段,看起来,管理的效果也不能绝对地与干部的经验和素质、制度完备与否,进行简单地因果链接。1956年到1958年,农村管理很混乱,真的是一哄而起,1956年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一步到位地实现了高级社化,而高级社平均规模都是200多户,这是农村管理最粗放的时期。有一个小故事发生在更早的1951年,山西作家赵树理下到山西省川底村,一个著名的劳模郭玉恩试办合作社不会管理。赵树理告诉他说附近搬来了李老四,他家里有78口人,要郭玉恩去看大家庭是怎么管理的,向那个大家庭学习。16管理层对于农业生产的巨大消极影响,主要出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经验之后的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整个管理层对农业生产的干扰和破坏(瞎指挥)程度过高,由此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后果。事后回顾起来,农民建立在单干之上的合作有非常高的潜在效率,哪怕是管理粗放仅仅发挥出一部分潜力,就会有宏观上的效果,这是1956~1958年的农业增产所证明的。反过来,假如瞎指挥和破坏带来的混乱和损失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管理损害生产的后果才会显示出来,这是1958年之后的状况。相比较而言,只要合作效率超过管理混乱带来的损失,还是可以观察到生产向上发展的情形。在这一点上,很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恰恰反过来强调管理层的经验和手段的绝对决定性。要是这个想象力是正确的,那么,农业生产就会呈现出与管理经验上升的同步曲线,而最初阶段因为管理最不成熟,所以最可能是减产的。这个恰好不符合合作化的历史事实,这个观察视野恰好遗漏了劳动力资源的组织和投入潜力,而管理的绩效要与合作潜力发挥程度进行对比才能确定。

 

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察角度是需要给管理演变加上一个时间维度,管理经验和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成熟起来,相关的权能划分和经验积累只能是逐步实现的。哈佛大学教授钱德勒对美国企业史的研究中间,提出一个"三重投资"的框架。他说一个企业的扩张,第一要进行设备厂房的投资,第二要做市场网络的铺设,第三要做管理结构的投资,在这三重投资中间,设备厂房和市场网络的投资周期都比较短,投资周期最长的是管理结构的投资,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他以杜邦集团的碳素染料产品为例,虽然杜邦很短时间就完成了设备厂房投资和市场网络建设,但它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才把内部的管理团队磨合好,并从此建立起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钱德勒还将这个结论加以普遍化,认为每一个新技术进入市场,差不多都需要10年的时间,才会成长出第一批领导型企业。他的解释是,企业需要10年左右的管理结构的投资期。17从1952年建立中央农村工作部推行合作化开始,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中间经过人民公社的反复,到1962年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恰好也是10年时间。

 

1958年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五风"问题--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中间除了干部出于自身的私利需要--"吹牛出政绩"之外,还可以找到一个功能性的客观原因。当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解决。农村有4~5倍的劳动日可以用,其中农闲时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底该由政权的哪一级组织来调配?到70年代尘埃落定之后,农闲时间的劳动力调配实际上多由县政权承担,在全县范围内按照流域地理状况进行水利规划和建设,而且,当时也只有县一级才有必不可少的技术力量,因此,剩余劳动力的组织和使用就在县一级实现与技术规划力量的合理结合。但是在1958年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到处发生的"并大社"现象,实际上是省地县各级政权把原来办得好的小型模范合作社强迫扩大,硬性要求公社领导人承担领导责任,但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层次搞农田水利,严重缺乏测绘、设计方面的技术力量,最后,严肃的水利规划由领导人进行"拍脑袋"设计。到六七十年代,农田水利特别是大水利的规划,基本收到县一级的政权,由县水利局进行规划。像在我的老家蕲春县,有一个老工程师告诉我:现在的报纸上天天说政府为经济建设服务,差得太远,看看我们当年政府是怎么服务的,全县除了水利局之外没有任何机构有计划,就我们有计划;我们规划设计什么工程,县委书记和县长主动担任指挥长、副指挥长,这才是真正的服务;我提到公社里一个小工程,他说那也都是水利局规划的,我让你们公社的劳动力在家里修就行了,要不然就得跟我到大水利去。他还提到当年本县最大的白莲河水库东干渠工程,半个县的农田都能够受益,漫长的干渠工程穿越丘陵地带需要建设许多渡槽,当时整个国家的工业很不发达,钢筋水泥等物资特别短缺,要依靠上级计划的分配,由于计划物资缺乏,渡槽建设成为最后的"卡脖子工程",不得不冒险用最"节约"的设计方案把渡槽完工,迄今已进行了4次除险加固,但还是没有把握。

 

70年代与农闲时间的剩余劳动力组织相关的调配职能是这样划分的:县一级政权的党委和政府官员作为指挥力量,与水利局的技术规划力量进行密切的配合,再加上国家计划分配的钢筋水泥等物资,1958年那些很盲目的东西就少了。用后来基层政权中间相对稳妥的权能划分结果,去对照1958年"并大社"的现象,可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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