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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代:70年代中国

二、"文革新政"和70年代

 

蔡翔(上海大学中文系):"文革新政"和70年代

我个人倾向于把"文革"分成两个阶段:1966~1968年,这一时期或许可以称为"早期文革";1969~1976年则是所谓的"文革新政"时期,这一时期以全国"革命委员会"的陆续建立为标志,不仅开始全面恢复社会秩序,而且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探索建立新的国家治理模式。这一新政时期的某些因素(比如"赤脚医生"制度等等)不乏积极意义,但是总体看,却暴露出更多的问题,社会原有的导致"早期文革"爆发的某些矛盾状况(比如官僚特权、干群矛盾,等等)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进一步激化。同时,"文革新政"自身也开始产生新的矛盾,这些重叠的矛盾累积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以危机化的状况呈现出来。当然,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情绪或者社会无意识,尽管这一社会情绪或者社会无意识在80年代获得了某种"命名",可是在1976年,却顺利地帮助了国家的某种转型。

因此,如何重新研究这一所谓的"文革新政",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我在此只是提出若干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第一,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的泛政治化倾向。"文革新政"时期的阶级斗争特点之一是它的下层化倾向。如果说以往的阶级斗争对象常常是所谓的"上层"(官僚、高级知识分子等等),以此识别并重新巩固执政基础,那么,以"清理阶级队伍"为核心的运动方式则将斗争目标移向下层,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少见的。后果之一是造成群众内部的分裂,甚至相互揭发,人人自危。不仅指向每个人的旧有历史,同时对"阶级异己分子"的任意指定,导致权力的空前膨胀。而所谓"思想罪"、"言论罪"也开始流行,不仅导致群众逐渐疏离政治,也是后来"公共 / 私人领域"的理论能够流行的历史前提之一。我并不完全同意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独立于政治之外,但由此可以讨论的是政治究竟应该如何并且以何种方式进入人的日常生活。

第二,这一泛政治化的激进的国家治理模式在"文革新政"时期遭遇了种种挑战,其中之一是城市化的崛起。我在此提出的问题是,在我们讨论社会主义的危机化过程中,应该注意一些非意识形态化的因素,比如城市化的问题。1949年以后的城市化过程产生了自身的种种问题并要求政治的回应方式,比如:个人自由度的要求增加、人的基本需求逐渐向欲望化方向发展(由此带来的计划经济的危机)、娱乐(其中包括在同时性中寻求非同时性的需要)、生活方式、趣味、新的时尚塑造,等等。我曾经强调社会主义也在生产自己的中产阶级(城市市民),那么这一阶层的要求如何潜在地对抗"文革新政"就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三,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新的技术和媒介的出现。农村问题这里可以暂时搁置(实际上无法搁置, 70年代中期,县办化肥厂的兴起、水稻杂交技术的成熟等等,导致粮食产量提高,但是丰产为何不能缓解农村的贫困,反而刺激了80年代的包产到户?)。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工业化的速度加快,比如化工业的兴起,化纤产品导致的服装革命,传统的艰苦朴素遭遇到什么样的技术挑战,新的审美观该怎样回应,等等。生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是重要的,它会要求相应的文化政治的形式,在这方面,"文革新政"的形式化程度或者形式创新是不够的。这个问题今天也仍然值得左翼思想重视,如果左翼思想缺乏在生活领域中的号召力,它的力量就会相应变得薄弱。

第四,"文革新政"出现的另一个可能重要的问题(当然是对我个人的专业而言),是审美领域事实上开始疏离政治,个人开始通过非主流的审美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化追求。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革命曾经有效地利用了种种审美形式,并成功地将政治情感化和审美化,那么,在70年代,是什么原因阻止了政治的这一审美化的转换过程?如果将审美活动处理成个人的情感领域(施米特语),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的政治无法再度进入个人的情感领域,而审美领域的相对独立实际上推动了80年代的另一种政治化想像?

第五,"文革新政"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知识青年,怎么解释这一群体的存在和特性?),这一群体和取消高考制度有关,事实上的人才积压。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分层(特权、开后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行抹平这一分层现象,从而导致阶层间的流动性的基本消失。重新讨论70年代的阶层分化,仍然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领域(比如经过"早期文革",官僚阶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加强甚至固化),引申出来的问题则是,什么是可以容忍的阶层差别,以及在这一可容忍的阶层差别之间,形成良性的流动,而不是根本的否认,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否认,又恰恰为制度上的分层提供了阶层固化的可能。这是一个曾经出现过的历史的悖论现象。

第六,应该承认,"文革新政"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当然,何种现代化仍然存在冲突),一个问题是,中美关系解冻带来的思想冲击,中美、中苏、中美苏关系,在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国家利益被凸现出来,两个传统的世界性视野逐渐淡出:国际主义和第三世界。而在这些问题背后,则是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离开这两个视野,离开对"天下"的伦理承担,现代化才可能转化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即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和发达国家的交往才可能加速(雷迅马语),而这一现代化理论导致的结果则是"内面的人"的建构(槟谷行人语)。

第七,在"文革新政"时期,"早期文革"的精神并没有完全消失(造反、怀疑精神、独立思考),"早期文革"的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和群众的直接结合,由此导致了叛逆性人格的形成(尤其是青少年),某种迷信状态中的解放,而"文革新政"中的"学理论"运动,通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阅读,造成的实际的思想结果,其中一点,是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权被打破,个人开始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开始产生对现实的质疑和对未来的重新想像。但是, 70年代的这一"异端思潮"(或"新思潮")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以及它和"早期文革"的异同(从杨小凯到李一哲),需要重新讨论和研究,而这关系到80年代思想和文学运动的研究。

 

黄万盛:蔡翔企图把影响一个大时代的因素归约为几个基本论题,我想就此谈一些粗浅的感想。能够注意到大的政治叙事结构和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包括像化纤品等这类东西的出现对社会的影响,这是非常可贵的学术努力。我们知道从年鉴学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日常生活史"之后,历史研究的领域被大规模打开了,但与此同时形成一个化约主义的困境,就是我们怎样把广泛的生活内容还原到一个可以追寻的历史谱系和精神线索中去。后来在年鉴学派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面,谱系学的考虑出来了。它要建立一些更有机的联系,能够更好地了解历史的脉络。我们能不能在多元因素了解生活的同时,更加集中地去理解生活方式和历史叙事的关系?这是因为日常生活跟生活方式之间还是有距离的,柴米油盐是日常生活的内容,而不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由生活信念、习俗、群体组织机制、日常行为规范等结合而成的特定的生活形态。当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有意义的历史变化也就发生了,所以从一个特定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改变去透视那个社会后面一些支架性的要素的变化和历史变化的关系,对我们了解历史的继往开来会有真切的体认,而不是历史概念的堆砌和生造。

 

 

单世联:蔡翔、王绍光两位先生都是立场比较鲜明的学者,这次所探讨的话题也是共同的,那就是"文革"后期的中国思想与社会。两位的观点也是相同的,那就是70年代与80年代或者说"文革"前后具有连续性。近三十年来,大家比较强调这两个时期的断裂,现在有人来讨论它们的连续性,当然是有意义的。其实,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可以从连续性和断裂性两个方面来理解。我们经常会使用"历史新时代"或者"历史里程碑"之类的话,"新"相对于"旧"而言,哪一天是新呢?是今天还是明天?"新"并不是从某一天开始的,"历史的里程碑"也不像公路里程碑一样确定,生活总是延续的,但它确实也在变化;变化是逐步的,只不过有时变得快一些,有时变得慢一些。以"文革"为例,两位强调其前后的连续性,但其断裂也很明显的。比如邓丽君完全不可能在"文革"期间进入中国大陆,70年代末开始传入广东时还是悄悄的,1983年我去广东之后,唱邓丽君的歌曲原则上还是不允许的。有没有邓丽君,这就是一个断裂。歌声所表现出来的,是新的感情方式。自然,邓丽君传入中国大陆,也是一个过程。我的意思是,历史有连续有断裂,我们可以考察它的任何一个方面,但对任何一个方面的理解都要关照到另一个方面。当我们讲,"文革"以后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不能说这个变化是忽然有一天"千树万树桃花开"。当我们考察70年代、80年代的连续性时,也应当看到这两个时期还是有巨大的变化。如果不是"文革"结束,在座的诸位恐怕基本上不能上大学,更谈不上在此谈论毛泽东。如何在强调一方面的同时又承认另一方面的合理性,我想是类似于蔡先生和王先生这类研究所应当关心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要理解80年代以来的中国,强调变化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体验。

 

刚才黄万盛先生提出,对任何事件,如果我们放长时间来理解,就会更加清楚,事实上也是这样。问题在于,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我们的研究还是必须划分阶段。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实际上在此之前有加罗林文艺复兴、热尔贝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但我们还是要说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开启了西方历史的新时代。研究历史,是看重它的连续性还是断裂性,取决于我们想要突出历史的哪一方面,这不只是一个方法与视角的问题,也是一个观点的问题、评价的问题。两位先生强调了70年代、80年代的连续性,对目前依然流行的一些简单的说法是有校正作用的。

 

关于蔡翔先生的主题发言,第一个问题是所谓"泛政治化"的问题。你说到阶级斗争下层化的问题,在中共历史上是少见的。这个"少见"少到什么程度?在我的认识中,延安整风时期人人写反省笔记、相互揭发是下沉的,土改时广泛动员群众斗地主是下沉的,反右时上级下指标到具体单位也是下沉的,反右倾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批判、被打倒也是下沉的,"四清"运动中的"扎根串连"也是下沉的。我记得大概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所在生产队就有些老农民议论,说还不是老一套,上面整完了又来整我们。这个例子说明至少当时就有人认为,这种"下沉"是老一套,他们也有对付这种"下沉"的经验。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的社会主义产生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想请教的是,"社会主义中产"这个概念如何区分于韦伯的普遍化的科层制和托洛茨基派所说的"官僚阶级"?这个"中产"究竟是官员干部阶层还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你说这个中产与城市化有关,城市化是不是带来了欲望或者说新生活,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在"文革"后期,城市权力重建后对社会的控制更厉害了。如何理解权力重建、官僚制的强化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似乎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第三,你讲到了农村丰产了没有丰收,你用了一个问号。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比如我当时生活的农村,粮食紧张是普遍现象,每年的"长三春",大多数农家都因粮食不够而甚感痛苦。但农民劳动都很苦,起早摸黑是常事,"打突击"、"加班"、"三抢"这些字眼就反映出当时农民的辛勤。当时的产量确实不高,但此外还有一个粮食到哪里去了的问题。我后来知道,"文革"后期国防开支非常大,支援亚非拉非常慷慨,这不能不影响到农民的口粮。是不是这样,需要再研究,但我说的这两个因素,肯定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两个因素在"文革"前就在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了。第四,你用了一个"文人集团"的概念。我不能设想,在打出了无数"反党集团"之后,还依然存在一个"文人集团"。可以被称为"文人"的,当然没有全部被打倒,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即使还有你所说的这类"文人"在从事文化工作,他们也没有什么自主性,更谈不上影响或参与"新政"。直到1986年我在广东省文联工作,我经常跑剧团和艺术家团体。我发现,一出戏的产生,根本不是几个文人的事情,从拟定主题到深入生活,从准备提纲到修改定稿,从排练到公演,有无数的领导和部门参与其中,真正是咬文嚼字。所以,"文革"后期是不是有一个文人集团并且能够发挥社会作用,还需要再考虑。你所说的第六点我觉得讲得很好,就是说国家利益。1950年到1960年的国家文献当中没有"国家利益"这个词,但是中美关系的解冻,除了"国家利益"之外,我们无法解释。事后看来,这也许是告别意识形态时代的一个重要动向。当然,也不能估计太高,因为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至今也鲜明存在。

 

 

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黄万盛老师讲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命题还是存在的,但我觉得面对这么大的命题,思想史的梳理是一个方面,同时还是要追问很多内部的细节或开挖深度的史料来支撑,才更有价值。上个礼拜,我参加了朱永嘉与当年写作组一些人的碰头会,他们主要想把当年从《红旗》组稿组到写作组,以及上海这段历史跟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梳理清楚。我听到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也是发生在写作组身上的事情,就是有一篇文章写了36稿都没有改定。主旨是姚传下来的,而所有姚传下来的主旨都是毛的意思。他们一直不理解,反复修改都不成功。"文革"初期讲"四大",讲巴黎公社式的选举,直至夺权后仍在一些地方发生因保守派人多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上台的事。所以,这篇文章的旨意就是"协商",就是"有限选举"。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是"文革"大民主的一个法宝和象征,但当主义、原则与政治需要发生抵触的时候,还是要变通的。从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有限选举",这是"文革"中中共高层指导下的重大变化,但又不明说,让下面发出一个声音,具体的写稿人怎么能领悟、吃透其中的微妙之处呢?怎么能不写36稿呢?"有限选举",我听了非常震惊。所以,我们关于谱系思路的梳理,还需要很多深部、细部的史料来支撑。

 

黄万盛老师讲权力的问题要拉到更长的谱系来看,这无疑是对的,因为可以看得更宽阔、更深远。同时,反过来看,拉到更长的谱系也要追问这个权力的来源和构成,这两者是不能脱离的。最近,我们从上海一个很支持"文革"研究的收藏者手中,看到一个细部的史料很说明问题,那就是上海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当时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陈新发的九大日记。原版本,很宝贵吧?我们原来看到九大的材料,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之类的。这本日记每天都记,哪天代表团怎么行动,开什么会,王洪文来传达报告什么,等等。会中一天,日记记录晚十点半,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代表团会面,姚的讲话比较短,强调当时要解决的是"人-人"关系;张讲得比较长,整个都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路,关于劳动与工资的问题、公有制的问题、个体户的调查、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他都讲到了。我们知道,这个通过柯庆施传达给张的源于毛的思想,促使张在"文革"前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并得到毛的高度赞扬。在1969年九大召开的时候,张又这么系统地讲,所以实际上,这个跟张后来的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一脉相承的,且张在这个方面有着极其鲜明的表达。

 

我以为像这类史料能够开发、利用,是对扫描、理解思想谱系的支持。

 

 

黄万盛:张春桥的坚持,我认为不难理解,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坚持这个问题。我说不能那么简单把"文革"看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在斗争的后面真正隐藏着社会目标理念上的重大分歧。后来毛说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这句话是有内容的。我们要去了解那个路线是指什么。但毛本身对他的那些概念是不是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制度,我觉得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他可以从巴黎公社里面吸取很多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全部结合在一起是不是足以建构一个可以运作的社会制度体系,那是极大的问号。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把握,所以他还是要说"七八年再来一次"。反正是要把这个循环坚持下去,最后能搞出什么,他并不知道。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看到分歧,但是不要把分歧的目标过度理想化,这当中是有一些张力的。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系):毛泽东确实有一个制度重构的设想。"文革"在度过最混乱的年头后,他就抓这个东西了。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他"虚君共和"的两次实践。"虚君共和"的第二次实践从1969年开始。1969年2月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部署一系列的改革。很明显,这是"文革新政"的重要内容。改革的力度很大,把原来国务院90个部级单位合并为27个,把国务院政府工作人员的编制只保留到18%,剩下的82%就到"五七"干校去了。除此之外,在财政上,当时的变革也相当大,削减了中央财政的比重,扩大了地方财政的比重。记得中央财政所占比重,最低的年份不到12%。后来说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大概就是指这种状况。与此同时,还有国家的物资调配的改革。我们讲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些重要物资的调配计划。1966年国家统配和部管物资达579种,改革后到1972年降到200多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用"文革新政",因为我觉得要把一个概念确立起来,没有做充分的研究是不行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确确实实有一个很大的社会制度的改革构想。1966年、1967年"天下大乱",1968年就开始做改革的部署。今天许多人认为"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我赞成黄老师讲的把审视历史事件的视线延长的看法。实际上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这一改革,由来也是已久的。他非常不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构起来的制度。那个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搬过来的,他当时就多次批评了,《论十大关系》就很明显了。从《论十大关系》到1958年,由虚而实,来了第一次"虚君共和"的实践。但由于1958年那一次太急,加上许多干部思想上也不通,结果弄乱了。弄乱了以后就治理。当时毛泽东组织放权时,"放"得很厉害,后来治理时就"收", "收"得也很厉害。"收"是刘少奇主持的,也有陈云的重要作用。把这段历史接起来看,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权力斗争的问题,而是有价值理想底下的制度建构的差别。当我们看到这个差别真实存在的时候,你再说毛仅仅为了权力斗争,为了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可信了。

 

蔡翔:谢谢几位的补充。我这里只是对自己80年代的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只是一种自我提问,因此可能表述得不是特别清楚,希望有机会能修改出一篇文章。我选几个问题回答。到底怎样去区别一个时代跟另一个时代之间的关系,我比较习惯这样来解释:某一时代和上一时代的关系,往往是这个时代要回答或回应上个时代的问题,包括上个时代的问题出现危机,这样才建构成时代和时代间的关系。因此, 80年代实际上是在回应70年代的问题, 70年代则要回应60年代的问题,换言之,一个时代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这些问题被危机化以后,一定会影响到另一个时代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又会引发新的问题,然后又会引起下一个时代的出现。至于阶级斗争的下层化,不仅仅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它实际导致的是群众内部的分裂,以及对政治的逐渐冷漠,这是所谓70年代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和以往的政治运动有联系也有区别。至于社会主义如何生产出它自己的中产阶层,这是个大题目,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有过讨论,但还不够,还应该继续深入研究,但我要说的是,它不仅仅指干部阶层,还应该包括其他群体。很多问题,在60年代的前期就已经出现了。刚才说的农村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兼业的问题。但是如何兼业,怎样兼业,就会涉及许多问题,包括交换。我觉得传统的社会主义,一直没有很妥当地解决好交换,也就是市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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