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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树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

《文化纵横》2014年8月号
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谁能协调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关系,取决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之间的融通,取决于"为市场而治理"和"因为市场而治理"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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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树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2005),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哲学博士(2009)。

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财政与福利政治、国家治理理论、政治与法学理论、比较宪政、法律与公共政策。讲授课程包括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比较文明: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比较政治经济学、财政政治学、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东亚比较政治、比较宪政、法律与公共政策等。
学术专著《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译著《沃伦法院与美国政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选主批判:对当代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

世界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大转型具有强烈的中国因素。今天的中国再次从全球意义上来看待世界,中国再次认为世界能够成为而且应该成为自己的经济领域,中国再次把世界作为自己无限广阔的市场,中国再次凭借自己的竞争力和创造力赢得中国的、区域的、也可能是整个第三世界的持续富足,唯一的条件就是整个世界成为中国的市场。因此,这次大转型,既是世界的大转型,也是中国的大转型,更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型。

世界的大转型

资本的急剧扩张是世界大转型的主要特征,资本力量的集聚速度超过了其他因素,整个世界很可能因此回到过去,回到一百多年前的镀金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身处2014年,但资本的复兴又把我们扔回了1914年,而这又与西方社会的关键八十年(1834-1914)密切关联。对这种前景的担忧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匹克提的严肃学术著作《21世纪的资本论》变成了一本畅销书,就连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对其赞誉有加,美国的保守主义阵营出面声讨此书所揭示的"资本的复兴",但并不成功。正是资本的复兴带来了整个世界进程的大转型,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力量的大规模反思,都可以说是这次大转型的伴生物。

我们先来看一下匹克提所分析的世界历史的大转型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克鲁格曼反复提及,而保守主义者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即资本的力量在最近几十年再次回到了100年前的状态,并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在社会财富、收入分配上出现了两极分化,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1%的富人、0.1%的富人的力量在最近这几十年又再次回到了历史顶点。这样的结局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空间的大胜利,世界经济的历史终结了,经济自由主义获得了全球性的支配地位。

斯蒂格里茨在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的2001年版序言中指出,经济自由主义并未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取得彻底成功。拉美从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变成了反美主义、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英、法等欧洲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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