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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代:70年代中国

开放时代2013.1
《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主题为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王绍光、黄万盛、单世联、蔡翔、金大陆、徐俊忠、老田、郭春林、贺照田、罗岗等发言录音整理,篇幅较长,分页发布,阅读时请注意

《开放时代》编者按

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2年11月18日至19日在安徽泾县查济村"钟秀梦缘"举行。本届论坛以"70年代中国"为主题,旨在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所有发言者校订。由于篇幅限制,内容略有删节。

 

一、"文革"中的"新思潮"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

 

讲到70年代,显然不能跟60年代割裂开来,因为70年代前半期几乎大半部分都还处在"文革"期间。

我讲的题目是"'文革'中的'新思潮':从伊林·涤西到李一哲"。新思潮的"新"是相对于"文革"中的其他事情来讲的。有关"文革",大家都知道,有保守派,有造反派。保守派要维持"文革"前的政治秩序,无所谓"新"。那么造反派呢?造反派不是革命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造反派有"破"的能力和动机,但是绝大部分造反派在"立"的方面就大概是跟着"中央文革"、跟着北京的声音走而已,他们斗争的矛头基本上是本单位的顶头上司。我在武汉看得非常清楚,在1967年"7·20"事件打垮保守派取得胜利以后,造反派所做的无非是报复对手,报复上司。出了气之后,很多人就变成了"逍遥派",就不参与运动了,他们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我说,他们不是革命的,而仅仅是造反的。

即使是造反派的头目也不例外。依我来看,他们大多也只是造反派而已。例如,一旦知道了有夺权的可能性时,他们想得更多的是把权力拿到手里,至于怎么运用这个权力,几乎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

新思潮"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与当时官方路线(也就是毛泽东为主的、"中央文革"代表的路线)不完全一样,当然也有重合的部分;另一方面,它与造反派和保守派("文革"期间不管哪个地方大概都有这两个派别)不一样。注意,在这里没有使用"异端思潮"这个概念。1996年宋永毅编了一本书,叫做《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我为这本书写了序。宋永毅用的概念是"异端思潮",还特别愿意强调"异端"这个部分。之后,他写的很多东西也是强调"文革"中有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东西。这个解释不完全是对的。我认为,新思潮的倡导者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争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来做文章的。我讲新思潮时不会包括血统论与出身论的辩论,而对宋永毅来讲,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把这部分放在《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前面。血统论和出身论之间的辩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新"意,因为"中央文革"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血统论。至于出身的问题,彭真、蒋南翔早在"文革"开始以前就讲得很清楚了,不应过分强调出身。

如果排除这些所谓"异端"的东西,新思潮是如何争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的呢?它的初始阶段是在1966年,牵涉到两个年轻人,即伊林·涤西事件。伊林·涤西事件的背景是1966年9月15日林彪有次讲话。我以前曾分析过林彪,他在"文革"中间,尤其是"文革"初期,永远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慢半拍。9月15日,林彪在解释"炮打司令部"时说: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林彪这样讲显然偏离了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原意。但听到林彪这么说,当时保守派非常高兴。虽然我那个时候还很小,不过是小学毕业刚进初中,但还记得保守派读到这个讲话时有多么激动。他们本来就不理解"炮打司令部",这时他们恍然大悟,原来"炮打"是对两种敌人都要打,不仅仅要打"走资派",甚至主要不是打"走资派",而是打地、富、反、坏、右这类阶级敌人。而当时造反派的解释是,"炮打"的主要目标是要打"走资派"。

"伊林·涤西"是个笔名,作者是北京农大附中的两个高三毕业生。"伊林"的原名是刘握中,他翻《列宁选集》,翻到一篇文章,看底下中文译名是伊林,就将自己的笔名选为"伊林"。"涤西"意味着"荡涤西方一切污泥浊水",是张立才的笔名。把"伊林"、"涤西"连在一起作为共同笔名,让人听起来好像俄罗斯的名字。这两人的背景也挺有意思的。刘握中他爹解放时跑到台湾去了,是个反动军官,而他的祖父刘葆村与国共两党都非常熟,是湖南人。土改后,他祖父到了北京,以后就住在北京。"文革"前北京有个非正式的湖南老人会,包括很多有名的人,如章士钊、王季范、李淑一等。这些老人成天在那儿议论政治,伊林经常被他爷爷带去参加议论。老人谈话跟我们成长的时候听广播、读报纸的内容不一样,他们没有忌讳,又是湖南人,所以伊林听到很多不正统的东西。张立才的父亲是工人,但能写一手漂亮的字,会唱戏,什么东西都能修。这是他俩成长的背景。

伊林·涤西读到林彪的那个讲话以后,就写了"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包含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对后来"文革"中间的新思潮影响比较大。他们在信中指出:

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

 

"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后来变成新思潮的主线。那么如何"改善"与"革新"呢?他们的答案是"公社",意即"巴黎公社"式的、新型的政权体制。说到公社,他们也未必有多么深刻的认识。其实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时,毛主席已说过,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两个月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又强调: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也就是说,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要彻彻底底地贯彻巴黎公社的原则。问题是,当时的人们注意力都在正在进行的运动上,很少有人注意到有关"巴黎公社"提法的意义,对当时党内外的很多人来说,"巴黎公社"云云不过是一个套话。而伊林·涤西注意到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巴黎公社也是新思潮在"文革"期间一直强调的一个模式,"公社"这个词反复被新思潮的倡导者们提起,而伊林·涤西就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公社"这个提法在官方话语中后来几经周折。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揭开了"夺权"的序幕。1967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推荐了一种权力体制的新模式,即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按《人民日报》的说法,这个委员会"是发扬无产阶级大民主,按照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的原则,经过群众充分酝酿,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法产生的。这样产生的委员,不是上级委派任命的,而是群众自己选举的最满意、最信赖的人。选出来的'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成员,既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又是生产上的能手。'革命生产委员会'的委员,一律称为服务员,彻底废除过去的什么'长'之类的职称。服务员分工包管厂内各项工作,分为政治服务员、生产服务员、工会服务员等。'革命生产委员会'中,凡是不称职的人,群众有权随时罢免或撤换。这样,就最充分地、最有效地发扬和保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同一天,陈伯达告诉大家,未来省市一级的权力体制将是"公社"。

1967年1月31日,《红旗》第3期杂志发表了一篇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过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其中提到国家机关"崭新的形式"。什么是"崭新的形式"呢?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也是《红旗》杂志的负责人)这么解释:

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毛主席五八年就想建立的城市人民公社。

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主席有个很长的讲话,其中说到"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要搞掉"。取而代之的就是"崭新"的国家机器--公社。

这些讲话直接影响到上海夺权的成果。1967年2月5日上海夺权以后就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并发表《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但上海人民公社一旦成立,毛主席就发现有问题了。2月12日,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了没有?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这样就产生了改变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紧跟着还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发生外国承不承认的问题。苏联不会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出了中华人民公社?它不好。

接着毛主席给出了建议:"还是叫革命委员会。"这样"文革"中新生的政权就变为了"革命委员会"。所以,1967年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

1967年3月以后,在官方的媒体里边关于"公社"的提法就慢慢消失了,但是"公社"的思想影响可不是官方不提就会立即消失的。到4月初,江青有次讲话中提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说"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这种说法马上被当时北京"四三派"的报纸《四三战报》借用,并写出一篇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的宣言》(以下简称《论新思潮》)的文章。这就是"新思潮"这个词的来源。《论新思潮》表达的观点与伊林·涤西差不多,它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段话,跟1976年4号文件中传达的毛主席的最后指示几乎是一脉相承的。《论新思潮》强调的是,这个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进一步改造,尤其他们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毛主席1958年就开始强调的,其后张春桥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一直到1976年。《论新思潮》接着指出"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这样说的潜台词是,"文化革命"中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劳动人民与"地富反坏右"的矛盾,而是"革"与"保"的矛盾。"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欢迎再分配的",这个说法也是后来新思潮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要把财产与权力来一次再分配,要站在"革"的这一面进行再分配。主张新思潮的不少人并不是出身"红五类",因此他们主张随着旧阶级的灭亡,新阶级又起来了,即解放以后形成的特权阶层,这跟毛主席后来的说法非常接近,但出发点未必一样。

1967年4月以后,各地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武汉"7·20"事件以后。这种"阶级关系改变论"在这些新思潮信奉者中非常流行。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家庭出身并不是太好,如果继续讲阶级路线、讲"红五类"、"黑五类",对他们很不利。一旦提出阶级关系改变论,情况则可能完全翻过来:"文革"前17年,受压的人就变成了革命阶级,那么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完全不同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有一群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一切为了九大》。其实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才召开。《一切为了九大》的主调也是阶级关系改变论,它说:

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同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的矛盾,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此而引起的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动,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由此可见,阶级阵线变化与否并不决定于掌权阶级变化与否。杨得志同志说:有些人"看不惯造反派"、"看不到阶级阵线已经变了,老工 人、党团员分化了。结果死死地扭不过来"。

这里的潜台词是,我虽然出身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但在"文革"前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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