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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以“人性”修文学

《文汇报》2007年12月24日
2007年《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后,章培恒与《文汇报》的访谈。
章培恒 文学史
近来,洋洋170万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出版的消息,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关注。

  对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读者并不陌生。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因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提出文学的进步乃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打破了文学史研究旧的思维模式,被学界一些学者誉为石破天惊之作。该书迄今已销售20万套,成为很多高校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

  十一年过去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推出。这部几经修改的著作,究竟新在何处?主编章培恒表示:新著对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

  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新著还克服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偏重内容论述,而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此外,还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文学史新著》责任编辑之一贺圣遂看来,《中国文学史》虽由章培恒先生确定总体思路并撰写了导论、辽金文学部分、元代文学中短篇小说部分,但总字数不过六万字,大部分内容则由他的学生、朋友撰写,可谓是一部主编之作。而《中国文学史新著》算得上是一部章先生的著述,在170万的内容中,至少有120万字由他撰写(独撰或合撰并定稿),其余部分也经过他的修改。

  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出版,看似顺利,实则经历了种种曲折。

  1996年《中国文学史》上市流播,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报道评论如潮。对于石破天惊之誉,章培恒有清醒认识:所谓石破天惊也不过是肯定了它的开创性,但与文学史的应有任务--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描述--还有很大的距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纷至沓来,认为这么快就重出一部是为了捞钱。

  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当时教育部正拟推荐若干供大学文科使用的教材,经专家评审后,该书虽未出齐和上架,但已被列入重点推荐的教材。

  可惜的是,章先生在1999年被查出患了癌症,第三卷的出版因此搁置下来。这成了他的心头大事。《中国文学史新著》另一责编韩结根说,章先生在病房里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因此这部新著的不少统稿工作,是章先生在住院期间逐步完成的。2005年,章先生身体略为好转后,完成了第三卷的写作,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皇皇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宣告完成。

  个人著史,似乎是复旦大学文史专家的传统和情结。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皆可说明这一点。往后,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等不一而足。章培恒先生之于《中国文学史新著》,名义上是主编,实际上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这一点未必为章先生所认同,但相信很多人会作如是观。

  1989年左右开始萌生重构文学史愿望

  文汇报:章先生,您以兼擅实证研究和理论阐释而进行的文学史个案研究,早就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萌生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愿望的?

  章培恒:比较全面地考虑重构文学史问题,大概是在1989年左右开始的。我以前对文学史也经常有一些跟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看法,但是都比较零星,比如说在1963、1964年的时候,我对金圣叹的看法、实际上也是对晚明文学的看法,就与其他研究者有比较大的不同。我与刘大杰先生一起写了一篇《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那篇论文在国外的反响很好,现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讲座教授的王靖宇先生当时就认为这是中国大陆迄今所发表的重新评价金圣叹文学批评的最佳和最客观的论文,但是论文在国内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些零零星星不同的看法积累得比较多了,就想应该做一个统盘的考虑。所以大概在1989年左右,我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那篇论文后来也受到了批判,不过情况跟1960年代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人家批判我也反批评。那个时候谈的虽然只是六朝文学的评价,但是实际上牵涉到总体如何来评价古代文学的问题。逐步形成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同步观念

  文汇报:您提出了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这个文学史观是怎样一步一步形成的?

  章培恒:从1989年开始,我感到笼统地提文学的政治性、政治标准,不能解决文学的评价问题。但开始的时候考虑的是:文学的发展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应该跟着社会而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但后来觉得这样的标准比较笼统,觉得社会的发展应该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几个阶段的理论来作为依据。

  但这就又有了一个问题,按这样的理论来研究,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主义社会进步?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就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从根本上来探讨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说成是每个个人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阶段。我觉得研究评价文学史的标准,最终应该把它落实到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上去,就是说人类社会应该而且必然越来越走向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是一个总体的标准,文学的发展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所以我提出了文学的发展应该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念。

  文汇报:您在书中写到,《水浒传》中潘巧云与人有私情,被杨雄和石秀残酷杀死,《水浒传》中的描写实在起着引导读者肯定凶残行为的作用,大概在当时会引起赞赏。但到了《儒林外史》中,王三姑死了丈夫,决心殉节,他的父亲仰天大笑:死的好!作者体现出的是憎恶和怜悯。这种变化是否正是一种人性的发展?

  章培恒:是的。石秀、杨雄残杀潘巧云与迎儿是以根本抹煞女性的权利(包括其在情爱上的选择、对快乐的追求)乃至其生命的价值为前提的。《水浒传》把这作为英雄行为来描写,是一种反人性(违背人类本性)的观念的体现。要求或鼓吹女性守节,也是对女性的欲望、情爱、获得快乐的权利等的抹煞,要求或鼓吹殉节,那更是对其生命价值的否定。所以,从赞扬杀害潘巧云等人到憎恶和怜悯父亲鼓励女儿殉节,正是人性的发展--对作为人的女性的权利和生命的尊重的加强。

  文汇报:在研究中您是否发现一些个案,并不符合您认为的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进行这个观点,而是:作品中体现的人性超出了您的想像,已经大大超前了?

  章培恒: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对当时社会人性的估值问题,比如说我们认为当时社会的人性只是到了要求婚姻的自由,还没有达到因为追求婚姻自由而反对封建家长制的水平,而某一部作品已经体现出反对封建家长制了,那么说明我们原来的估值就不对了。

  文汇报:当人性的发展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主线,您是否会觉得政治性的抽离会影响您对作家和作品的分析,会显得不那么全面?

  章培恒:所谓的政治性,实际上跟人性的发展本来就不矛盾。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先进的政治观念。如果从理论上说,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是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阶段,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所以凡是进步的政治性的东西,本来就是跟人性的发展相一致的,如果倒过来,某一种政治观念跟人性的发展是相反的,那么对这一种政治观念的顺从,不但不符合文学的评价标准,也不符合正确的政治方向。

  文汇报:您所说的人性、自我意识,是基于现代人的自我理解,还是应该在古代世界中重新得到定义?因为这似乎是一个西方现代性中的概念,是现代以后的产物。

  章培恒:我现在的这一部文学史跟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是,我想说明中国社会自身就已经在逐步产生一种与今天所说的自我意识和人性相通的观念,西方观念的进来,只不过是助长了或者说加速了这种意识的发展。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的比较靠近现代的文学来看,比如龚自珍,他是鸦片战争发生以后不久去世的,所以他的观念是在本土的基础生长的,但是在他的文章里边,他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主宰都是自己,而不是圣人。再往前面推的话,清初的廖燕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念,他认为我生天地始生,我死天地亦死,实际上也就是说世界只不过是我的一种外化,天地附我以见也。再往前我们还可以推到李卓吾,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的。所以所谓的自我意识等等本来就已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逐渐产生了,只不过以前这样的观念经常不受重视。

  很快重写是为了对读者负责任

  文汇报:1996年3月《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在学界和读者中引起震动,您为什么在当年年底的时候就决定重写?在您看来,新著与前著有哪些明显和重要的变化?

  章培恒:这么快就决定重写,首先是因为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未能贯穿全书。这是在全书完稿后我就意识到的,但当时觉得这问题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必须假以时日;好在那部书已有不少新意,就这样出版以接受读者的检验,以后再进一步修改,对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也未必没有好处。但在完稿后的审查、印刷、校对过程中,我仍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忽然想,如果把现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发展过程的终点站(当然,这同时是另一个起点站),再回头考察古代文学是怎么走过来的,是否会看得清楚一点。这么一做,果然豁然开朗,不但古代文学的发展看得更为清楚,而且在这过程中的人性的发展也较为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要把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这一观点初步在全书中加以贯穿其实并不需要很长时间,但要贯彻得好当然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只是在我获得这样的认识时书已经出版了,也就很难下决心立即重写。正在此时,陈大康先生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其中有大致这样意思的话:该书的《导论》虽然很有新意,可惜的是书中有许多章节都未能与之相应。这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想,既然读者已如此明确、深切地指出了它的缺点,而我又已有条件加以改正,如不再赶快重写,那就是对读者不负责任了。此外,原书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太薄弱,这也是我急于重写的原因;但如没有陈先生的批评,我大概还会拖一段时间。

  所以,在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出版后,有两篇批评文章是我非常感谢的。一篇是孙明君先生的,还有一篇就是陈大康先生的。对孙先生的,我已在《中国文学史新著》原版《序》中加以感谢,对陈先生的却从未公开道谢过。因为当时很多文章都在骂我这么快就决定重写是为了捞钱,如果再举出他的批评来,就把他作替罪羊了。现在时过境迁,就借这次机会向他道谢吧。

  至于说到这次的增订本较旧著有什么变化,我想,上述的这两个方面都有了较明显的改进,对古代文学怎么发展到现代文学的过程及其必然性的描述也较以前清晰。

 古代文学自身逐步发展,并与现代文学相通

  文汇报:《中国文学史》仍遵循50年代以降的文学史著作的通例,按历史朝代分期,而《中国文学史新著》则是依据中国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将古代文学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这样的分类我们并不陌生,比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大致也是这样分的,章先生为什么还是回到这样的分类?

  章培恒:我这样做是想按文学自身发展特点来分期。因为以朝代来分存在一些困难,比如说如果以朝代来分,我们就必须把唐代作为一个时期,但是实际上从文学的发展来看,中唐以后的文学跟宋代的文学关系更密切,可以说属于一个范畴,而从魏晋到盛唐,又属于一个范畴,以朝代来分,文学发展问题就无法解决。再比如说,现代文学跟近世文学的分期,我现在的看法是,从二十世纪开始已经进入现代文学的阶段,但以朝代来分,1901年还是清代。所以我舍弃了王朝分期法。至于以古代、中世、近代来划分,本是西方人的分法,后来日本学者作了一些改动,也用起来了。虽然这先是用于历史分期的,但在用于文学史分期时,如能以文学发展的状态为依据,而不是以社会发展的一般状况为依据,那么,这在今天尚不失为一种较能反映文学发展特点的分期法。此外,虽然都是采用这样的分期法,但在分期依据及具体分法(例如关于中世文学的起迄)上,我与郑振铎先生等都有所不同。

  文汇报: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有一个从西方借鉴的过程,受到了很多国外作家作品的影响,所以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要了解世界文学。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自己的文学,为什么您说研究古代文学也要了解世界文学呢?

  章培恒:把古代文学看成是自身比较封闭的一个体系,实在是不符合文学本身的状况。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就在逐步发展,并最终导致现代文学的出现。如果我们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就不能显示出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个联系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的),倒过来说,我们如不能显示出它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也就不能算是已经阐明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要真正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就必须注意现代文学的特点。注意现代文学的特点,我们也就必须注意到西方的文学,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确实与西方文学存在着联系。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我们也必须了解外国文学的特点,任何东西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也是有了比较才能够认识到我们自身的特点。

  文汇报:在平常的接触中,我发现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更关注西方文论,而不怎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阅读他们的文章,发现很喜欢用西方的观点和方法来阐释中国作家的作品,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章培恒:我觉得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确与西方文学存在着不少相通的地方。由于这样的情况,了解西方的研究方法,或者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当然是必要的。现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实际上也已经考虑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他们已经注意到,不了解二者的联系,也就说不明白现代文学的特点。现在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中,不管年龄大的还是较轻的,实际上都有人在研究古代文学。从年龄大的来说,有范伯群先生等,年龄较轻的有陈思和先生、陈平原先生等。陈平原先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是从现代小说同古代小说叙事模式的比较来研究的。

  文学将变得更加个人化更加多样化

  文汇报:您的理想是要打通古今界限,继续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建构一部自成体系而名至实归的《中国文学通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您打算怎么写?有什么大体的计划?

  章培恒:我想大概还是先从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联系与发展着手,也就是从鲁迅先生提出的文学革命所要求的人性的解放,与近世文学原来所已经存在的这样一个要求的联系着手,说明近世文学已经有了人性解放的要求,但是经过五四以后这个要求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全面的东西。在这个前提下,再来研究现代文学在形式上有了怎样相应的变化,然后再讲现代文学自身发展的过程。这个自身的发展过程,我想必须弄清楚现代文学本身的几个曲折。

  文汇报:您觉得二十世纪以来,或者说现当代的中国文学,能够有代表水准或者为后世推崇的是哪一种文学样式?是新诗?小说?散文?影视作品?还是别的什么?您对中国文学今后的发展有什么预测?

  章培恒:我觉得各有各的特点,很难说哪一种样式能够代表现代文学。但是我觉得各个文学样式的发展同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在现代文学里边,小说和散文从发展来说是最占到便宜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散文都已经逐渐开始出现了变革,而且这个变革都相当的成功,但是诗歌没有经过这样的变革,所以新诗能继承的遗产最少,它的发展比起小说与散文来要困难得多。

  现在的文学的发展,恐怕是一种正常的发展,今后会这样延续下去。具体来说,也许会变得更个人化,变得更多样化。

  关注年轻一代作家与作品

  文汇报:您说过,您最早的志向是搞创作,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您是否有过重新开始创作的冲动?

  章培恒:那没有,我本来就已经了解到自己不是一个能够搞创作的人。(大笑)

  文汇报:恢复高考以后,在77、78、79等好几届大学生中,走出了很多作家,现在高校中文系似乎更注重培养研究型人才了。您如何看待创作与研究的关系?

  章培恒:本来在大学里面搞研究和创作都可以,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边,具体地说,在50年代开始,大学生都是直接从高中毕业出来的,他们对社会了解不多,而当时在创作上又强调现实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要搞创作本身就存在着困难。77、78、79这几届大学生都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他们搞创作当然完全有条件。至于现在的大学生搞创作,难度比那几届大学生要大,因为他们的生活体验比较少。但是如果我们把创作的范围扩大一点的话,不但大学生可以搞创作,中学生也可以。比如韩寒的作品也有它的特点,尽管有些人对韩寒很看不惯,但韩寒恐怕也的确代表了创作的一个流派,而且在我看来至少有比较多的值得肯定的成分在里边。

  从现在大学里边教师的条件来看,恐怕只能培养研究人才。你要我指导创作,我根本就无法指导。(大笑)但是如果有少数教师,他自己能够创作,他自己也愿意指导学生创作,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学生自己有创作的要求,有创作的天分,即使老师不能指导,他也可以写出比较好的作品来。

  文汇报:您刚才提到韩寒,像年轻一代作家的作品您也在看吗?

  章培恒:我觉得他们很能够写出他们这一代人的追求和苦闷。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相当真诚的,有人也确有个性与才气,因而也具有相当感动人的力量。

  即使文学边缘化也可以理解,也不值得忧虑

  文汇报:不断有调查显示,文学在边缘化、读者的阅读率在下降、年轻一代的阅读在肤浅化,您觉得这个问题存在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章培恒:这个情况我不了解,因为我现在跟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但是我想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情况的话,那也可以理解,也不值得忧虑。从历史上来看,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诗文是正统的,能够写诗、写唐宋八大家文章的人社会地位比较高,写通俗小说的那些人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吴敬梓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很为吴敬梓可惜,觉得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却只能以创作通俗小说被大家所知道,太可惜了。可见在清代就经历过一个正宗的文学被边缘化,而被大家所看不起的东西逐渐上升的过程。这就那时来说,恐怕也是阅读在肤浅化。至于今天,如果确实传统的小说大家看得比较少了,而动漫那些东西大家看得比较多了,那也就相当于清代读诗文的人少了,读《红楼梦》的人多了。(大笑)

  在求学和学术生涯中,三位老师影响最大

  文汇报:在您的求学以及学术生涯中,哪些老师对您影响最大?您觉得作为文学史的研究者,最重要的是什么?

  章培恒:我想是三个老师:第一位是贾植芳先生,第二位是朱东润先生,第三位是蒋天枢先生。我在这里说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不是说对我的影响的大小,而是从我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先后来说。我原来对现代文学最感兴趣,所以开始热衷于听贾植芳先生的课,也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后来对古代文学也很感兴趣了,最早是受朱东润先生的影响(因为这种兴趣本是由朱先生激发出来的)。朱东润先生对我最大的启发是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同时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蒋天枢先生教我怎么打基础,就是学文学不能光学文学,应该对文学周围的一些学科也好好地下功夫。当时复旦大学对青年教师是指定一个指导教师的,蒋先生是我的指导教师,他要求我在开始的几年,根本不要读文学,而读语言文字和历史。要研究古代文学,我觉得蒋先生的指导方法跟朱先生的指导方法是必须密切配合起来的。而对我来说,贾先生的教导同样十分重要。我之所以想从事中国文学的贯通研究,就因为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受到贾先生的熏陶。

  章培恒先生小传

  章培恒先生193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5岁学生时代即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党支部书记。

  1950年代,因受胡风案牵连,被错误地开除党籍,1963年,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议清末谴责小说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赞许,后来此文在全国广泛转发。

  文革结束后,恢复党籍。改革开放后,作为第一批公派学者赴日本讲学,以其学问才华轰动日本,被日本媒体誉为中国汉学第一流。教育部为此专门举办章培恒学术道路研讨会。

  章培恒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深受朱东润、贾植芳、蒋天枢三位著名学者的影响,其治学思路新异,论证严谨,常常能发人所未发。1996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此书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的发展,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轰动学术界、文化界和读书界。

  十一年后的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仍由章、骆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新著充分继承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的优点,并作了新的探索。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中,章培恒先生以主编为主,而在新著中,他承担起主撰职责,撰写了全书五分之三的内容(全书170余万字,章培恒撰写了120余万字,其余也都经过他本人审阅),《中国文学史新著》体现了复旦大学自刘大杰之后个人著书传统。全书以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为主线,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是一部极具个性和创新性的文学史。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文史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在七十高龄的古稀之年,虽身患重病,十年中却始终持续不懈,坚持完成此一巨著,这种精神在学术界是罕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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