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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伟:学问的背后应该有更大的关怀

商伟:学问的背后应该有更大的关怀

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

李昶伟采访,删节稿见《南方都市报》2013年5月30日
还是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过去时代的文学做出回顾和思考。不是简单地拉郎配,一对一地类比和影射,或在知人论世的经验层次上,对小说人物做出分析。但要有一些更大的关怀,这些关怀直接或间接、也或多或少地会体现在学术里面,否则,我们就辜负了今天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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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你那时候选择北大中文系是什么原因?也是文学青年吗?

商伟:我小时候学画,想考美术学院,最大的理想就是考进浙江美院,现在改称中国美术学院了。为了学画,我还花了不少笨功夫,手抄了好几本书,其中有俄国的《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还有一本就是浙江美院的素描教材,做了两个抄本,一本给了借书给我的那位,因为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前几年我们带着两个女儿去杭州,也走到了西湖边上的美院,我指给她们看--这就是浙江美院,是爸爸小时候最向往的地方。可是,文革期间学画的人太多了,考美院谈何容易?所以后来还是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高考,就这样进了北大中文系。我所在的那个中学,理工科应届生考进大学的多,文科几乎全军覆没,基本上被老三届给挤掉了。毕竟老三届在文革前上中学,文科底子厚,训练比我们全面。

当时不光北大中文系的文学专业被看好,别的大学的中文系也很火爆,大概有点儿像今天的经济管理和国际金融,其实到了学校才知道文学专业是学什么的。说到文学,很多年青人都喜欢,但完全不知道文学专业是怎么一回事儿。

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的坏处是体制不完备,好处也是体制不完备。假如像今天的高考这么严格,从幼儿园就开始起跑,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连大学的门儿还没看到就给淘汰掉了,更谈不上进北大了。文革期间读小学和中学,课程缺胳膊少腿,所以,我的英语不行(好在当时不算正式的考试科目),数学也不灵光。最后进了北大,靠的是总分,当然也是靠运气。

 

南都:北大中文系七七、七八级很有名,出了不少人,你们班上的作家就有刘震云,还有张曼菱等。

商伟:那个时候文学专业的学生都一门心思扑在文学创作上,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写小说。 成全一个作家需要很多不同的条件,凑齐了不容易,做学问就不大一样。但对大部份同学来说,这不是一个选项,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南都: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先生?

商伟:当时没有刻意要学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古代文学的课选得多一点,但本系、外系的课都上了不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积习不改。上过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也修过历史系张广达先生的中晚唐政治。英语系的王世仁先生讲授英国诗歌,其实听不太懂,但他读诗的发音和语调非常优雅,感兴趣就跑去听,往教室里一坐,还拿了一份油印的讲义,没有人问你是哪儿来的。

我记得读本科时,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都选了陆卓明先生的世界历史地理课,他的父亲是老燕大校长陆志韦先生。课讲得精彩不说,让我们眼界大开,经常是夜里下了课,一直争论到上床睡觉,他还是音乐迷,每次上课都自带音响,课间休息,就播放西方古典音乐。在二教三、四百人的阶梯教室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西贝柳斯的交响诗《芬兰颂》,从此记住了它如歌的旋律。

这个二教后来好像被拆掉了。

 

南都:八十年代那种活跃的氛围,想必也体现在校园生活中了?

商伟:那时候的学生生活比现在简单,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所以入学以后暂时用不着操心,操心也没什么用。中文系的功课不难,赶上什么好书,就跟着大家一块儿读,就这样读了大量的课外书,而且老师在课后也挺喜欢跟我们来往,对我们几乎有求必应。

我记得修俄苏文学课,其中一位老师当时正在翻译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当然,如今时过境迁,也不免有些嘀咕:他的作品到底有多好?现在重读恐怕感受会不大一样。但这些也许都无关紧要,因为当年我们都是他最疯狂的粉丝,把能找到的译本全读过了。对这部长篇,更是恨不得早一天读到才过瘾。那年冬天我没回家--回家太难了,坐火车要两天一夜才能到,而且还是硬座,拥挤得动弹不得。所以后来寒假基本上就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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