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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古道西风

《十月》 2005年第6期
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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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后来一件事情的出现,才解开了我的谜团,而且让我对民国的考古队,有了感性的认识。两年前王得后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桂伦先生,得知其处有大量名人书画作品,其中大多系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马衡关于西北考察队的贺联。这些墨宝均系题赠徐桂伦之父徐炳昶先生的。我这时才知道,徐炳昶原来与斯文赫定有一段神奇的交往。两人作为大西北考察队的队长,在20世纪20年代末第一次开始了“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在那一次考察里,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徐炳昶、马衡、袁复礼、刘衍淮等中国学者,成为了朋友。中国现代史上首次西征的考古队伍,是在这个瑞典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所感到荣幸的是,与这次西部考古相关的墨宝,后来悉被我所在的博物馆收藏。徐炳昶的后人无偿地将其献给了国家。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我对民国文人的考古理念与野外实践有了一点点认识。开始接触考古学的书籍,当进入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猛然感到,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隐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它们提供的信息,在文化理念上引来的思考,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的特定内涵。

  直到后来看到王忱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斯文赫定与徐炳昶诸人的形象,才更为清晰了。我以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编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原了东西方学人的人类文化学意识在那时的现状。时光过了七十余年,古道上的旧迹依然让人感到新鲜。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彻骨的,远远胜于书斋中的咏叹。野外考古,乃洋人所发明,初入中国,则阻力重重。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对探险与考古,还懵懵懂懂,连章太炎这样的人,亦对其看法模糊,和他一样的学问深厚的人,每每见洋人来中土探险,仅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并无科学的头脑。唯有几个留过洋的学者如刘半农、徐炳昶等,深解其意。若不是这几个懂得西学的人的存在,中国科学家大西北的野外考察,也许还将延续许久才能发生。

  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冒险旅行的冲动。曾多次深入中亚深处,足迹遍布了“丝绸之路”的很多地方。他在20世纪初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并对西藏、新疆的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察。这个探险家在中亚地区的种种发现,曾震惊了世界。尤其对我国新疆、内蒙古诸地的实地考察,硕果累累。这个瑞典人有广泛的兴趣,亦结交了许多政坛、文坛的友人。诺贝尔就影响过他,他的探险生涯也与这个富有之人有些关系。中国古老的文明他是热衷的,而对新文化亦有所关注。当他向刘半农表达对鲁迅的敬意时,其实也隐含着对新生的中国艺术的尊敬。可惜他那时的兴奋点在西部考古上,未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深入的打量。不过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斯文赫定是希望西方能够了解中国的。他以自己的嗅觉发现,东方古国存在着神奇的力量,那些长眠于世和正在滋长的文明,是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的。

  旧有的材料写到这位瑞典人时,曾以殖民入侵者视之。言外有文化掠夺之意。但我们如若读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见到那么多关于斯文赫定的描述,看法大概就有所不同了。日记里的片断没有刻意渲染处,写得朴实生动,一个敢于冒险、认真而又热情的瑞典科学家的形影扑面而来。斯文赫定才华横溢,对地质、天文、气象、中亚史都有所涉猎。亦有艺术天赋。我看过一幅他为刘半农作的素描,功底很深,刘氏的神态栩栩如生。据说中国学界最初对他是充满敌意的,可在后来的磨合中,许多人成了他的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史学界怎样看他,以我的感觉,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学界认知事物的方法,因了洋人的提示,我们的文化自省意识,才有了一次巨变。上下几千年,哪一个中国学者曾徒步走进大漠惊沙里探寻人类的足迹呢?仅此,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洋人,不得不三致意焉。

  2

  斯文赫定回忆那次与中方知识界的合作,念念不忘地提到了刘半农。连徐炳昶、袁复礼也承认,如果不是刘半农的努力,此次西行的计划很难实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对田野考察重要性的认识,是走在知识界的前面的。

  刘半农给世人的印象是个诗人和杂文家,也是鲁迅兄弟身边的常客,为白话文的推进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上海的时候,常写些鸳鸯蝴蝶式的作品,要不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他也许真的要在旧式才子的路上滑下去。《新青年》改变了刘半农的人生之路,影响他的大概就是科学意识吧。他在北大和胡适那些留洋的人在一起,越发觉出自己知识的不足,亦有被人冷视的时候,于是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学习,搞起了语音试验研究。他的那门学问,懂得的人不会太多,但留洋的结果是,明白了实验的意义,对考古学与人类学至少是颇有兴趣的。

  在斯文赫定决定到中国西部进行考察之前,中国知识界曾有很强烈的反对之声。西方考古者在中国的探险与搜集文物,引起了知识界的警觉,说是一种民族自尊也是对的。当中国政府允许斯文赫定赴内蒙古与新疆的消息传出后,1927年初的北京学界召开多次抗议的会议。3月5日,刘半农与沈兼士、马衡、马幼渔等人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协会,并发表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宣言对斯文赫定是一种抗议的态度,其中写道:

  试问如有我国学者对于瑞典组织相类之团体,瑞典国家是否能不认为侮蔑。同人等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学术材料之掠夺将尽,我国学术之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故联合宣言,对于斯文赫定此种国际上之不道德行为,极为反对。我国近年因时局不靖,致学术事业未能充分进行,实堪慨叹。但同人等数年来就绵力所及,谋本国文化之发展已有相当之效果。现更鉴有合作之必要,组织联合团体,作大规模之计划,加速进行,将来并可将采集或研究之所得,与世界学者共同讨论。一方面对侵犯国权损害学术之一切不良行为,自当本此宣言之精神,联合全国学术团体,妥筹办法,督促政府严加禁止,深望邦人君子,急起直追,庶几中国文化之前途,有所保障,幸甚幸甚。

  我猜测刘半农、沈兼士等人的思想在当时是复杂的。一是绕不过民族情感这一类,二是亦有与洋人联合共行的打算。自知没有洋人的实力,但又不甘学术的落伍,其间的焦虑是很浓的。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波塔宁等,都曾从中国拿走大量文物,在中国学者的记忆里都是久久的伤痛。学界的悲哀在于,在了解西部历史的时候,有时就不得不借用洋人挖掘的材料。王国维、罗振玉的西域史研究,就是参照了西方探险者提供的文物资料的。许多空白,是西方探险者所填补。作为文史研究的学者,当然是有耻辱感的。

  当刘半农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与斯文赫定接触后,他的强硬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两人用法文熟练地交谈,涉猎的领域想必很多。那一刻彼此的距离缩小了。刘半农从这个瑞典人的目光与语态里,感受到了一个学人的世界性的眼光。一个个体的科学家的自我意识,毕竟不等同于异族的民族意识,也许正是在互相关心的话题里,彼此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他们后来成为朋友,不再存有戒心,是否是气质上和专业理念的接近所致,也未可知。我自己以为,这个事实本身,可以解释清民族主义与人类普世情怀可以化解的可能。鲁迅与日本人,蔡元培与德国文化界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

  颇有艺术天赋的刘半农,如果不是因为留过洋,也许只能成为激情四溅的文人。法国的生活使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持、利用有了深切的认识。回国后有一些精力是用到考古与古物保持工作上去的。1927年发起了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次年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北考古学协会会议”;不久又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国民政府指导整理北平文化委员会委员。他的兴趣由文学而转向文物整理,在个人历程中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知道空头的论道,乃会误入歧途,遂以勘察为己任,寻找认知历史的新入口,那境界就不同于以往了。艺术可以放荡为之,不羁小节,而科学则需小心地求证,不得半点虚夸。他与斯文赫定由猜疑到相知,渐渐脱开民族主义的阴影,后人不太深说。然而这里却有那一代人的心结,刘半农辞世前的学术活动,是被一些文学史家看低了的。

  由于那一次西行,刘半农和斯文赫定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他虽没有加入到那个队伍,但一行人中不断和他联系,其影子一直随于其中。后来竟为斯文赫定而死于考察之途,一时震撼了北平学界。魏建功曾这样写道:

  民十五,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博士将入新疆作科学考察,乃与北京团体合作,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先生代表北京大学,参加组织,折冲磋议,被推为常务理事。中外学术界独立合作,及与外人订约,条件绝对平等,实自此始。适当北伐时期,考察在北京政府范围,经济艰窘,且西北地方政权分裂,团员自蒙入新,中途屡遭险阻。先生外而严正持约,内而周旋接济,事无巨细,莫不就绪。团员发现汉人简牍,归先生与马衡教授斯文赫定博士三人研究,整理才什一。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寿,瑞典地理学会征文为祝,先生拟实测平绥沿线声调,著文纪念。于是有绥远之行,遽罹回归热不治而死,悲夫!

  因科学考察而死,在民国间他是不是第一人,尚不好说,但他的辞世,对后人的刺激是那样的大。前几年我看他女儿刘小惠著的《父亲刘半农》中收录的资料,内有胡适、陈垣、梅贻琦、钱玄同、马裕藻等人的文字,实亦觉出科考代价之深。不过那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实验与探险的关系。我读鲁迅悼刘半农的文章,也只是肯定其文学革命的一面,而对其学术之路默而不谈。在我看来,刘半农后来的选择,实在也是该细细总结的。其作用,难说不比《新青年》时期大。不知人们为何很少谈及于此。如果细察,是有诸多深切的话题的。

  3

  那一次大规模的西部行动,徐炳昶是个重要人物。如果不是斯文赫定的出现,也许他还不会卷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跋涉中。而他一生的命运,与此次远行关系深切,竟由北大的哲学系教授一变为考古学家。

  徐炳昶生于1888年,字旭生,河南省唐河县人,早年就读于京师译学馆,曾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20世纪20年代任职于北京大学,是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猛进》周刊的主编。鲁迅曾和他有过友好的交往,那篇谈论“思想革命”的著名《通讯》,便是两人友情的象征。1927年夏,徐氏赴西部考察时,鲁迅已南下,离开北京了。待到次年冬从西北返回北京时,他接到了鲁迅转来的《东方杂志》编辑的约稿信,于是便有了《徐旭生西游日记》的诞生。1930年夏在此书问世之际,徐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东归之后,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复迁延,直延到一年多,这篇东西还没有写出来;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现在因我印行日记的方便,把这些东西补写出来,权当作日记的序言,并且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衷。

  按鲁迅的性格,大学里的教授能被看上眼的不是很多。摆架子者和绅士态的作秀乃读书人固有的毛病,这一些徐炳昶均无,自然能保持良好的关系。徐炳昶在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学问的深且不说,就《猛进》杂志的创刊而言,他的功劳不浅,《猛进》几乎和《语丝》前后诞生,风格不同,思想却是锐利的。文学史上一般不太谈及《猛进》杂志,对徐氏亦是语焉不详。其实若翻看这一个旧刊,引人的地方很多。有的文章甚至比《语丝》更具有爆发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论坛。就当时讨论问题的特点而言,与鲁迅等人实在是相近的。

  青年时代的徐炳昶热力四溅,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但偏偏愿干预现实,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看《猛进》上的文章,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比如攻击段祺瑞政府的杂感,讽刺章士钊、陈西滢、杨荫榆的短章,几乎与鲁迅相同。难怪鲁迅的一些杂感也发表于《猛进》,他在这位主编身上看到的是绅士阶级没有的东西。民国初,留学欧美的学者有一些染有贵族之态,与国民与社会是隔膜的。然而徐氏身上没有这些,你看他看人看己的态度,都本乎自然,明于常理,毫无依附他人的奴相。他对西欧哲学的本质,以及东方哲学的把握,可谓一针见血,由此而反诘自我,拷问汉文化传统所无的东西。徐氏文章常有妙论,往往单刀直入,切入实质,给人惊喜的论断。比如他说中国哲学无论哪一派,全都带有历史的性质;欧西的哲学无论哪一派,全带有数理的性质。因为数理的缺乏,科学不得畅达,故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十本书的目录时,他列举了六种几何学,四种伦理学,并以为中国人如不经过严格的逻辑训练,文化则会停滞不前的。

  我在徐氏的墨迹里几乎看不到自我的陶醉。学问不过是为人生的,且为改良人生而献力的。每每见其言说伦理与历史,便隐含着深深的忧患感。他讥刺当下政客与学人几乎都有阿Q态,语气绝无宽容的地方。重要的一面是,文章甚至也鞭笞着自己,那清醒的警语,是唯有健全的智者才有的。1925年7月,他在《我国知识阶级真太不负责任了》写道:

  说话以前,有两句话预先要声明:一、我个人就是这一阶级的人,该骂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二、我这句话同丁文江说的一样,但丁文江骂知识阶级,是因为他们太唱高调,不负责任,至于我,我觉得他们不惟没有唱高调,并且没有调之可言,他们的错处——简直可以说是罪恶——就在于无论什么全不作,任群众走到哪里是哪里。

  我读到徐氏的这番话,忽地明白了他后来何以走向野外考古之路,将学问从象牙塔里移到了民间,说不定也是摆脱绅士阶层的鬼气,或是向内心的惰性的挑战?中国的学者向来耽于书本的文字游戏,从文本到文本,概念到概念,千百年间玩的不过是那点小游戏。考古学注重的是探险与实物发现,从可移动或不可移动,地上与地下的文物中,寻找历史血脉的触摸点。每一个细小的遗存的出现,都可能改写旧有的记忆,它的不可预测性里闪动着已逝的灵魂的光泽,或许正是那新奇的光泽,把一个被掩埋的历史还原了。

  当1927年5月9日他乘着火车向大西北进发的时候,他和几个中外学者或许没有想到,此次的行程将改写中国读书人的历史。那一次西征共有二十八人,十名中国学者,六名瑞典人,十一名德国专家,一名丹麦专业人员。这是一支混杂的考古队伍,欧洲队员除了有考古学家、气象学家外,还有电影摄影师、人种学专家、医生等。与徐炳昶同行的中国学者中,袁复礼是清华兼北大教授,系地质学家,黄文弼是北大的考古学家,丁道衡乃北大的地质学家。其余的有博物馆工作人员,有正在北大读气象专业的学生。关于此次的西行,《徐旭生西游日记》有详尽的记载,斯文赫定、袁复礼、丁道衡等亦写过回忆文章。我在王忱先生的书中,看到了那时的一些照片,心被什么揪住了一般。他们曾怎样地挺进了沙漠深处?旧有的史学观在那一次冒险里改变了吗?探险队员的姿态绝无今天旅游者的惬意。我在斯文赫定、徐炳昶的表情里,看到了疲倦的神态,脸色黑黑的,似乎也营养不良。那一群人的表情毫无作态,但你透过每个人的目光,倒可看到升腾的精神,市井里的俗影与书斋里的死气荡然无存。他们的心和古老的沙漠紧贴着,可以感到背景的阔大。几乎就在那背影里,梦一般的诗,被他们写就了。

  4

  只是在读《徐旭生西游日记》时,才会感到西去的艰难。风沙、烈日、强盗、军阀、迷津,等等,在等待着他们。千百年汉人的书籍很少关注过这些,一切都谜一般地隐在大漠深处。徐炳昶等人不是没有心理准备,而探险的过程比预料的还要复杂,一群为学问而来的人,遭遇的却是非学问的风风雨雨。一路上奇遇不断,像一幕幕电影,给人的是未定的、神异的图景。徐氏笔下的西部不仅仅是苍凉,对人的不同境况的描述更让人动情。无数逝去的亡灵带走了种种智慧,在残垣断壁与枯树里,留下的仅是记忆的片断。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交错的遗迹,有着中原文明少有的气象。这是一个让人忘掉世俗的地方。当探险队出现在无人的地方,除了心与天地间的交流外,还有什么呢?徐炳昶说自己对科学很有兴趣,但却是个门外汉。许多考察的常识他并不具备,懂得的只是历史的片断。久在书斋里的人,突然走到蛮荒之地,精神便显得异常别样,种种刺激与想法也联翩而至了。我翻看他的日记,觉得像心史一般,忠实地记录了一路的见闻、思考。这本奇书全无卖弄做作的痕迹,一下子将人拉到一个寂寞之地。所有的思绪都是切肤的悸动,那里已从学院式的冥想跳到历史的血脉里,每一块石头、古木和铁器,都诉说着被湮没的故事。较之于附庸风雅的士大夫诗文,西北大漠里的旧迹闪着更为动人的词语,每一个随队的团员,在一踏上征途时就感到了。

  那是一次让后人久久倾怀的跋涉。不仅仅是新奇的记录有珍贵的意义,重要的还在于,东西方学人在此找到了对话的内容。关于西部秘密的探索,欧洲人的科学手段起了很大作用。放探测气球、画路线图、历史纪年的表述、图像的拍摄等,都是几个洋人帮助完成的。徐炳昶在此遭遇了诉说的尴尬。对于一个逝去的文明,我们却缺少发现的目光,而域外思想的参照,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动力。儒学传统在这里显得多么苍白,我们文明中的因子,能提供现代性的警悟吗?中方队员在周旋、摸索与合作里,意识到了数理与人文结合的意义。而过去的史学研究恰恰是缺少这些的。对新石器时代旧物的鉴定、对铁矿的发现、对湖泊的定位,大家完全选用了洋人的办法。斯文赫定与众人商谈的片断,我很感兴趣。那时候中方队员已与其颇为融洽,仿佛已无国界可言了。但一个中国学者,诸事还要靠外人的援助,那也有点自尊的伤害吧?在有一天的日记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录:

  续读《希腊之迹象》。书记德人四次到吐鲁番,共运走古物四百三十三箱!披读之下,中心邑邑。我固一非国家主义者,且素主张科学——知识,为人类的公产,然吾家旧物,不能自家保存整理,竟然让外人随便地攫取,譬如一树,枝叶剥尽,老干虽未死,亦凄郁而无色;对此惨象,亦安能不令人愤悒耶!

  一方面有民族的自尊,一方面是对西方科学主义的追随,就难免没有内心的冲突。徐炳昶一路上工作、读书,甚至还学习德语,思想在东西方间游荡。片言只语里,也有悲凉的蠕动。这一切都融入冷寂的月夜和炽热的沙浪里。我看他的考察记录,觉得沿续了五四学人基本的思想,那便是对旧有文明的批判和旧式文人的告别。在兵乱、匪患四起,文人潦倒无知的岁月,科学理性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伟力,那一代人心里清楚。唯有用了科学实证的目光和个性化的思想,才可以开启通往新路的大门。队员们也许没有想过,他们血汗下的小路,已延伸到了那扇精神之门。

  徐炳昶知道自己在读一本无字之书。所到处与听感处,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一路上读王国维遗著,看蒙古史,翻阅洋人杂著,体味固然多多,然而风尘里的考察所得,已非书本的东西那么简单。他甚至发现了王国维的失误,洋人的漏洞。这些都是先前所未料的。感染徐氏的是科考的过程,这对他完全是陌生的领域。他也于此触摸到了西学中重要的优长,一日的日记有这样的文字:

  夜中颇暖,最低温度零上二度八。早餐后看赫定先生同哈士纶上船。赫定先生量船长,量水流速度(岸上量一个底线,掷一物于水中,看它走几秒钟,做三四次后始定)后始上船。哈士纶则赤足裸四肢,只着一毛背心,一短裤,俨然一水手,在后持棹管船。此时颇有风;落叶飘飘,黄流滚滚,二人乃乘一叶扁舟沉没于河湾林中,这是什么样的境地!并且对于这事件,他们还有很可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于万无可设法之中,总要自己设种种法子,去达到目的;一次两次不成功,能试验到五次六次;别人不能帮助,就自己亲身下去!他们一定要用船游额济纳河的计划,我们中国人现在还有笑他们的,然后知中外人的局度器识果不易相及也!再者他们这一次的游,在科学上也有大的关系,因为从前的人永远没有在船上作一幅额济纳河的详图,赫定先生此次所作图还是一种新东西。大家总是觉得治科学的人的生活太嫌枯燥,缺乏美感,我从前对于这一类的意思就不很相信。今天的感觉就是科学家的生活与美术完全相合,因为他们的目标全是自然界也。

  文中透露出的,是唯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者才有的心绪。徐氏对洋人的敬佩,毫无媚气。忧患深深的人,一旦看到摆脱旧路的新径,如果选择了它,则会有满沐春风的冲动。西行的路上,他们吃了无法想象的苦头,疾病、险境、饥渴在徐氏笔下均轻描淡写地一过。他特别爱写内心的学术体悟。比如西北的高校如何建立,少数民族与宗教信仰问题,教育中不惬人意的偏文轻理的现象,国民性的弱点应如何克服,等等。这完全是精神的独语,一个人面对亘古的荒凉,在孤寂里想到的竟是这些,那是有哲学家的冲动的。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册旧书,一是感到学识的丰厚,古人的与洋人的遗产,都有涉猎,有的见解颇深。二是发现他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内觉像海洋般地涌动,一望无涯,偶尔闪动的诗句,如夜空里的月光,散着迷人的色泽。徐炳昶的墨迹多年只在考古界被流传着,文坛却并不知道。我以为现代史上,日记体的文学显得过于单薄,内涵简约。而《徐旭生西游日记》却容纳着那么深广的内蕴。哲学的、史学的、地理学的、民俗学的、文学的东西都有。那是一个闪着智慧的世界。在精神的维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尤为惊异的是,作者朗然的、从容而悲壮的语态,滚动着中国知识分子金子般的智性。远离着高贵、荣誉、世俗,甘心地沉入到远古,沉入到无人的荒漠之地。而那一颗心,却与我们的世界贴得那么近。大的哀痛,是以洗刷自我方能解脱的。徐炳昶与中国的学人在一次死亡的挑战里,获得了精神的涅。试比较一下上海滩上无病呻吟的诗句,北平胡同里悠然的琴声戏文,中国考古队足下写就的却是惊鬼泣神的生命之书。

  5

  而让我更为感动的,还有袁复礼先生的西行笔记。

  第一次读到“流沙坠简”的字样,就暗自想象过西部的神奇的过去,这四个字,仿佛将久违了的历史还原了。王国维与罗振玉当年选择它为书名,是饱含着对西部文明的敬意,直到后来,高尔泰这一代人在西北的敦煌苦苦劳作的时候,还喜欢用这一类意象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我留心前人的文字,觉得文人笔下的沙漠与田野考古者笔下的荒野,在质感上有很大的区别。诗人喜欢引申题旨。秦汉的云烟与己身的苦楚集于一体,浩叹是深广的。高尔泰写其初入敦煌时的感受,就悲气淋漓,有着久久的诗韵。但对比那些科考队的科学家的考察笔记,另一种色调便出现了。人生的经验被一种理性的目光照耀着,兴奋点却在自然结构的透视上。科学家置身于无人之地,是与地质里的遗迹对话、交流,内心呈现的是另外一种色泽。1927年那次西部考察,留下了诸多文献,那多出于自然科学家之手,阅之亦有快感。那样的书写全不同于散文家的滥情,是一些透明闪光的智性。沙漠枯河间的记述里,是有着现代人才有的精神逻辑的。

  袁复礼是那一次西征队伍里的最有学术实力的中方科学家。由于他的存在,整个活动有了实质性的成果。八十余年过去了,读着他留下的字迹,不由得颇生敬意,一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亦有很高妙的文学造诣,这在那个时代是常见的。不知道为什么今人就很少有此类的复合人才,查袁复礼的史料,都是学术式的描述,几乎看不出什么风风雨雨。但你细细品味,却有着一串串的故事。1893年在北京出生,191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1913年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15年到美国布朗大学读书,开始接触地质学理论,两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专业。1921年回国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实践。那一年他随几个洋人去了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绘制了一幅“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据一些专家说,这是民国间中国的第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也奠定了袁氏在考古界的地位。1937年春他的油印本《蒙新五年行程纪》在学界流行,让人略窥1927年的那次西部考古的实绩。这是一本与《徐旭生西游日记》同样重要的文献,考古界对这一册小书的评价一直很高。如果要了解考古思想史,我们是不得不翻阅这一册札记的。

  以地质学为己任,且终身献身于此,袁复礼给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新中国的几代地质探险者,都受到了他梦幻般的召唤,一些传奇的经历像火种般点燃了后人的热情。气象学家李宪之在《袁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地学家》中写道:

  1927年5月9日,我们四个学生和中外考察团成员,由中方团长徐炳昶教授和瑞典方面的团长斯文赫定带领从西直门车站出发赴包头,袁老师因事晚走两天。搭考察团专车去包头的还有北大李四光教授和五名地质系学生(黄汲清、朱森、李春昱、杨曾威及一名日本学生)。在火车上,李先生给我们讲这讲那,但我们听不太懂。在北大校园里,我们常在路上碰到李先生,这次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学们都非常兴奋。5月10日晚,大队到达包头,袁老师13日到。

  去新疆的路上,在包头的北边工作了两个多月,我同袁老师常在一起,考察团分为南队、北队和中队3个分队,我在中队,袁老师在南队,我们的工作有分有合。我随德国气象学家赫德(Haude)到哈密筹建气象台,当地政府误认为我们是冯玉祥派来攻打新疆的军队,多方拦截,并把我们从哈密送往乌鲁木齐。后来到若羌建立了气象台,一年后回到乌鲁木齐,又和袁老师在一起工作和学习,袁老师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老师出面。他英语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跟年轻人也处得很好,生活上照顾我们很周到,吃西餐时教我们如何使刀子、叉子;工作之余,教我们唱英文歌,跟我们一起跳舞,他还爱给大家讲笑话。袁老师是个乐观主义者,和他在一起,就不觉得苦,就不感到累。他知识面很广,我们问他什么问题都能回答。给我们几个搞气象的年轻人指出研究方向,他说:气象、气候、海洋、大气物理、海洋学这些方面都是地球科学研究的问题,国内还没有人研究,还有地震、地磁也没有人研究,你们都可以研究。对我们在工作中注意多方面收集资料,为后来选定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启发。

  上述文字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在袁复礼身上好似也看到了与徐炳昶相近的东西。那一代科学家的乐天、果敢、勇于牺牲的一面,其实是嫁接在科学理性的传统上的。袁复礼的谈吐没有口号与道德演绎,实证逻辑与严明的理性散落在周身。他的西行笔记写得干净饱满,文白相间的字句流淌着智慧。我看他的笔记忽地想起五四文人,精神是朗照的,没有旧文人的老朽气。文章多是考古实录,看不到渲染己身夸大之词,就那么原原本本地记录着那一次艰难的跋涉。文中写寻觅石器、恐龙化石、植物化石、古人遗址等,亦多文人的诗情,词句古朴劲健,让人想起《梦溪笔谈》、《水经注》的气韵。他的叙述不像徐炳昶那样易成幽情,只记过程,趣在文物地貌之中,偶有感叹,也只是轻描淡写,而韵致不凡。《蒙新五年行程纪》勾勒出一行人风餐露宿的悲壮之景,心和远古的苍生,以及茫茫的古道紧贴着,和沙石古物默默对流着。草木荒岭的空漠、死寂被发现旧迹的热情驱走了。在狼群、死海、沙暴之中,却看不到一丝畏缩与忧虑,一颗高贵的心照耀着枯湖野地、沙砾残岩。每每阅其文字,均有身临其境之感,你看他写途中所感,何等深切:

  二十六日同人随车路西行,至胜金口,余与黄仲良,刘春舫则雇用蒙兵之马匹及汉回引路,由土马窦谷至赛尔吉布图拉。沿沟见石层向北及东北三十度斜倾,斜角约五十度。除附近及黄土沙丘外,岩层分三大层:(一)上新统之砂砾层,(二)白垩纪及下新生代之泥岩及砂岩,(三)侏罗纪之页岩及砂岩,岩石或红或灰互相参间,异常鲜艳。北部有断层二,约为新生代中期之变动作用,其上之洪积统称黄土,均平行无倾斜。此带地区,化石虽少,惟层岩变化甚多,应详加考查。或每寸每分,均能详为分析,则此区之远古天气变化,或能得一确证也。

  赛尔吉布图拉有一土塔,其置佛像之龛皆已空空,一无所存。其内部墙梯上之墙泥未脱者,尚有

  真元四年

  日画

  真俗唐


  数字,唐德宗时(西历纪元后七百八十八年)遗墨也。后即沿小山南麓西行,午时至土峪沟,由本地乡约招待,遍视沟东之佛洞。虽历经各国考古家发掘,亦仍有未动者。余等只就已发掘地点试掘,有随行缠头儿童多人帮助,掘得破碎经片数百张,其中字迹尚多良好,下午二时许即离去,复穿小山北行,值苏巴什之南,再西转,沿小山北麓,至胜金口。此时处小山西端,其西北有贝滋克利克亦唐时佛洞,未经前人掘毕者。以时过晚,未得前去,晚间购得自该地出土之经一纸背有畏兀尔文。

  二月二十七日胜金口处天山南一台上。在西南即下降至吐鲁番盆地,盆地上之土壤,不尽一致。东部为盐质沙壤,多芦草,而无水渠灌溉之利,故不能耕植,多为牲畜饲牧之区。吾人疲驼七只,即寄牧于此。近吐鲁番则为黄土层,然常受山水冲刷,故多沟壑。吐鲁番城东六十里为苏公塔,惟一保存之早年建筑物也。其左近庄村,则皆废圮矣。再前行,皆农地,甚富庶。吐鲁番东关甚长,街道亦宽大,吾人宿邻近东门外之客栈中。

  考古探险对学人的刺激,当比书斋里的悠然爬梳刻骨铭心。我们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见其论证西域文字,浩叹其博矣深矣,那是智慧之火,别人是难以发散出来的。而袁复礼的文字,则有血肉之感,学识是从血汗中所得,其中就有了王国维所无的生命的律动。袁氏的著述有史有诗,有古物亦有人生,西去路上的险途恶径,当比《观堂集林》更惊心动魄。袁复礼和徐炳昶在今天显得那样诱人,乃是学识和人生的交融,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而言,仅是那种敢于向陌生和极限挑战的一面,就是坐而论道者所不及的。胡适在五四前后大讲实证精神,那也只是书本中的实践。而能到荒岭野路里实地勘测,阅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得到的是未知的东西,那显然是另一个境界。我有时想,像王国维这样的人,晚年在学业上大放光彩,是借助了考古学家的力量的。如不是西方人在西域发现了古物器皿,一些历史的痕迹就更为模糊了。近代以来史学与科学在中国的进步,探险者的考察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民国的拓荒者们,真是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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