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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鸿生: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重試論台灣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

郑鸿生: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重試論台灣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

林懷民《陳映真•風景》劉振祥╱攝影 雲門舞集╱提供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七十八期 2010年6月 頁9-46。人文与社会发布此文系经台社及作者同意,未经刊物及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台灣的六十年代是接受國民政府普及教育的戰後新生代成長期,是歷經肅殺1950年代之後的文藝復甦與思想解放期,又逢全球性青年造反運動--促成戰後新生代在六十年代開始深具時代意義的世代自我實現,在各面向影響此後三、四十年的台灣。

人文与社会发布此文系经台社及作者同意,未经刊物与作者同意请勿转载

摘要

對陳映真的歷史位置,直到今天一般都還從他對台灣青年的左翼影響與旗幟鮮明的中國統一主張來評價。本文則擴大視野,試圖以超越左右與族群的觀點來重看六十年代陳映真的時代意義。六十年代是接受國民政府普及教育的台灣戰後新生代的成長期,是台灣在歷經肅殺的1950年代之後的文藝復甦與思想解放時期,又逢全球性的青年造反運動。這些因素促成台灣戰後新生代在六十年代開始進行一場深具時代意義的世代自我實現,在各個面向影響到此後三、四十年的台灣。陳映真正是其中的領頭者與代表者,成長於斯時的不少台灣知識青年受到陳映真小說的感動與影響。本文並指出在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可以壟斷主導的六十年代台灣,較不受「政治正確」羈絆的知識青年的心靈其實較為自由,而這可能是戰後新生代得以收穫多樣的實踐成果的重要因素。

國家劇院舞台上的陳映真

2004年9月18日晚上,雲門舞集的《陳映真.風景》在台灣最高的 藝術殿堂國家劇院首演。林懷民將他在年輕歲月讀陳映真的小說〈將軍 族〉、〈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山路〉等,所受到的感動 與意象編成一齣舞作,再配上德布西的音樂、李臨秋作詞的台灣老歌 〈補破網〉以及蔣勳的朗誦等做為背景音響。首演獲得很大的成功,結 束後掌聲雷動,久久不止。報紙如此描述:「雲門舞集《陳映真.風景》 昨晚首演,陳映真筆下台灣卑微的小人物,在舞台上迸發生命的力 量。首演結束時,林懷民把玫瑰花束傳遞給坐在觀眾席的陳映真,陳 映真紅著眼眶,三次起身致謝,巨大的身影在昏暗的聚光燈下,一如 他的作品幽微卻隱隱含光」1

首演當場我遇到了不少像我這樣已過中年,頭髮開始花白,平常不會特意來看雲門演出的觀眾。他們這次都是衝著陳映真而來的,正如季季在一篇文章寫的:「林懷民把他的偶像陳映真,珍藏在心底四十 年,不時回味,左右推敲,終於在2004年的九一八,把陳映真的小說 從幽微的角落,推向燈光明滅,車輪隆隆的舞台」2。這些中年觀眾就 是來緬懷回味三、四十年前初次接觸到陳映真小說時的感動。

這是個弔詭的場景。一個小眾菁英的,高文化的,又主要是成名 於歐美的現代舞團,其整個呈現的氛圍與意義,顯然與陳映真後來旗 幟鮮明所倡議的頗不搭調。然而,陳映真還是去參加了首演,接受了 獻花,並且以其一貫的低姿態,紅著眼眶無語地向熱烈鼓掌的觀眾回 禮。他後來還向記者表示「舞蹈不是戲劇」,他「完全尊重林懷民的詮 釋」。

陳映真在1968年因社會主義信念而入獄,1975年出獄後繼續堅持,後來大家認識的陳映真幾乎都是圍繞在他所「明火執仗」的左翼大纛上。陳映真做為某種信仰與世界觀的代表人物,在台灣是寂寞的,被認為是一種過時的六十年代的激情與夢想。但是林懷民為他編舞這件事卻讓我感覺到,做為一種與生命貼近的行動召喚,他卻是不寂寞的,而有很多的追隨者與同道。譬如在前不久舉辦有關陳映真創作五十週年的一項活動中,贊助者趨勢教育基金會的陳怡蓁也坦言他們夫婦在1970年代末羈留美國工作時,因為讀了陳映真的〈夜行貨車〉,而毅然決定回台創業。3

陳映真的小說感動並影響了很多文藝青年,包括林懷民。這些人後來的思想與行動的出路是多樣的,大部分並沒能追隨他的政治信念,但當初都受到同樣的衝擊。我們或許可以說,陳映真六十年代的小說所蘊含的多面意義,遠遠大過他自己從那之後一直篤信的東西,而在這些多重影響之中,有一大部份已經不是他能期待、預見或掌握。然而本文並非要來回答他的作品裡頭到底蘊含著什麼特別的思想(譬如左翼的或人道的理念),以及為何會有這麼豐富而多重的影響力(譬如林懷民如何受到影響)這類問題,而是試圖在另一層次,即生命實踐與時代背景的層次,來探討他的文學活動所代表的世代自我實現的意義。

林懷民用現代舞來回味他當時的感動與詮釋,正可開啟我們這麼一個視野,重新來看陳映真在六十年代的這另一種意義。當一個人在實踐時,就是拿他原來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望,來和身邊的現實世界碰撞,是與當下和在地緊密扣連的。而當一群人甚至一整個世代在進行集體實踐時,他們所碰撞出來的就可能是具有時代特徵的世代自我實現了。從這視野來看,任何文藝創作都可以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實踐,甚至一個新的行業的生成與發展都可能具有這種時代意義,並非一定要政治或社會運動才稱得上實踐。

當然在歷史上最醒目的實踐往往是政治或社會運動,對中國而言一百多年來就表現在解決傳統與現代、外力與自主、保守與進步及威權與自由的各種矛盾上,其中充滿著理念與實踐在生命各個層次的辯證循環。而台灣的六十年代也基本上是這麼一個由理念到實踐的轉折期,陳映真的文學創作正是開啟這個世代實踐的重要代表。本文想探討的就是,他在六十年代對當時知識青年在實踐層次上的影響,及其作品與行動所反映出來的那個時代的知識青年,從理念到實踐的心志轉型上的意義。

台灣這批戰後出生,成長於1950、60年代的新生代知識青年,包括大專院校的學生與陸續出到社會的畢業生,以及更多期望進入大專院校的高中生,或沒能繼續升學的中學畢業生。這批能夠讀書閱報,接受文字信息的年輕人,他們的數目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與教育的普及而快速成長,到了六十年代已經形成一股不小的群體。

以台灣各級學校升學率來看,在我出生的1951年小學畢業生升上初中的升學率是38.6%,我小學畢業的1963年增加到54%,到我大學畢 業 的1973年 則 增 為83.7%; 而1951年 初 中 畢 業 生 的 升 學 率 是57.3%,到我初中畢業的 1966 年則增加到 75.8%。以全體國民的教育程度來看,中等學校以上學歷的人口在1952年只占8.0%,到了我升上初中的1963年是13.4%,而在1975年我退伍時則上升到30.6%。若以絕對人數來看也呈現急速上升的趨勢,1951年台灣從小學到大專等各級學校的當屆畢業生是16萬人,1963年增加到45萬人,到1973年更增加到近90萬人;其中當屆中等教育畢業生在1951年是3萬6千人,到我高中畢業的1969年則增加到27萬7千人;而在學的中等教育學生人數1951年是12萬8千人,1969年增加到102萬8千人,有七倍的成長率。可以說相較於日據時代,台灣在經過1950年代開始的普及教育後,到了六十年代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口確實已是個不小的群體。4

這一群體或許來自不同出身,但卻有著相當的自我認同,其中大部分人廣義而言可以歸入陳映真所細緻描繪的「市鎮小知識份子」這個知識階層,並且在國民政府的一體化教育下,省籍族群之分也漸減弱。這批知識青年的特質在於他們是台灣第一批接受現代中國教育的新世代,然而接受的卻又是兩岸分斷體制下的現代中國教育,這是其時代特徵。

這裡將台灣戰後接受中國教育的新生代以世代的概念來涵蓋,是有其歷史與時代意義的。蕭阿勤曾以「回歸現實世代」一詞來形容在1970 年代開始進行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台灣知識青年,他用「回歸現實」這個概念作為區隔的判準,將戰後台灣知識青年劃分為1960年代以前與1970年代以後的不同世代。5本文想要闡述的則是不同的世代概念,其實對台灣戰後新生代的知識青年而言,1960年代與1970年代是同一時代的不同階段,而這兩階段的台灣知識青年除了年齡上的同輩差距外,就戰後重新接受國府的中國教育而言並無基本不同,在成長期有著共同而特殊的時代背景,只是要到1970年代的新形勢下,知識青年才有了政治與社會行動的實踐條件,而不能說1960年代的台灣知識青年不「回歸現實」。

若我們也用這種世代概念來涵蓋文學與思想的心智活動,則這個世代實踐早在1960年代之初就開始了,譬如陳映真的小說與許登源等人在「中西文化論戰」時的論辯文章。後文將對這點進一步申論,而這裡將先簡要地從台灣六十年代的這批戰後新生代知識青年的思想狀況,以及陳映真在其中所處的歷史角色談起。

六十年代台灣的思想狀況6

1970 年代的台灣在思想上有個重大轉折。1975 年 8 月一本政治刊物《台灣政論》出版了,雖然到了年底即遭查禁,卻是這個思想轉折的重大標誌。這本刊物的名稱有兩個意涵:「台灣」與「政治」,顯示了本土黨外新生代的首次政治集結。相較於1950年代政論刊物《自由中國》名稱的意涵,這是從「中國」變成了「台灣」,而「自由」變成了「政治」。自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之後,《台灣政論》是15年來第一本成氣候的政治刊物,雖然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但它的出版不論在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都是劃時代的。「台灣」與「政治」這兩樣東西在1975年之後的三十多年來,成了台灣社會的兩大主導意識,也是兩頂金鐘大罩。

要理解這麼一個轉折,必須回到三、四十年前的情境,尤其回到那段從1960年《自由中國》停刊,到1975年《台灣政論》發行的這十五年間的狀況。這十五年正是如今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當權的戰後新生代思想成長的年代,以下我們就以延長了的「台灣的六十年代」來泛稱這段基本沒有政治刊物的十五年。本文提到台灣的「六十年代」蓋指1960到1975的這十五年。7台灣的六十年代是個「文藝復興」年代。相較於西方文藝復興從神權籠罩下解脫,台灣則是從1950年代嚴厲肅殺的禁制中鬆綁,而出現了創作與出版的榮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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