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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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八0年,《新格罗夫》(即《格罗夫》第六版)出版,其中"加纳音乐"一个条目就占六页,对非洲音乐的叙述总计超过二百页--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是二百四十页。第一版虽然篇幅小一点,但是编得很好。第二版是第一版的扩充。第三版加进了许多新材料,但是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东西站不住脚了。第四版也不错。第五版问题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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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重识斯卡拉蒂"这个标题,立即引起笔者很大兴趣。多米尼科·斯卡拉蒂是欧洲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因种种缘由,可被确认为他本人手迹的材料,包括乐谱和文字,非常稀少。其键盘音乐作品手稿,至今一件都没有被发现,或者说被确认。这就给研究工作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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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Rosen describes the romantic sensibility as a craving for emotional experience, an aesthetic of rising sent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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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三种音乐的不良倾向:附庸化,娱乐化,工艺化。针对当前的音乐生态,呼吁作出三个方向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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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跟傅聪先生是哪一年认识的?李春光:应该是一九八0年。记: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这个人好象不太容易接近吧?李:我们相识,是因为李德伦。他建议我同傅聪见面,谈谈。我就要他和我一块儿去--我和傅聪素不相识,万一谈不来,没话可说,那怎么办?事后证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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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傅聪的一些情况 (此为经王若水删节之李春光致胡耀邦信。标题是王加的--李注。二00六年十一月一日。) 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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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傅聪回国演奏、讲学,《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广告,称"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北京、上海另一些报刊也准备刊登音乐会广告,并拟发表相关新闻报道和记者专访。傅对《人民日报》广告颇有不满,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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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8日下午三点半,接着上半场豪尔教授的《审思音乐教育:探讨澳洲大学巴里岛佳美兰音乐的教学方法》讲座之后,悉尼音乐学院副院长霍华德教授(Prof. Keith Howard)为上音师生带来了另一场题为《世界音乐:谁的世界、谁的音乐?》的学术讲座(见图一)。主讲人霍华德教授目前供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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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作曲家乔治•里盖蒂1986年访谈录。美国现代音乐指挥家理查•杜法罗(Richard Dufallo)在作曲家抵达纽约领取格劳梅耶作曲奖(Grawemeyer Award)时和他进行了深入的对谈。在追溯了作曲家的音乐“遗传密码”——从巴托克到施托克豪森以及外部政治事件(1968年匈牙利革命导致作曲家逃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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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不幸英年早逝的作曲大师里,舒伯特的早逝显然是最让人心痛的。他最后的作品里时时闪过天才的光芒,从中可以看到他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气魄,直逼他敬重的贝多芬。莫扎特早逝当然也让人惋惜,好在他写出了那么多完美的杰作,从他全部作品来看,他似乎已经功德圆满,没有给人留下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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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大师,恰好典型地体现出当时音乐艺术家社会身份转变的不同阶段,反映了艺术生产体系和艺术家社会生活从旧式的“前现代”结构向新型的“现代性”体制转换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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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路音乐暨敦煌舞谱研究》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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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的剧本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感到需要理解其歌词内容的歌剧为数甚少:我知道了故事情节,可我很快就抛置脑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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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特拉汶斯基的作品「春之祭」,是難得以「儀式」為主題的現代作品,除了他本身是虔誠的東正教教徒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地方值得研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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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克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茜》Orphee et Euridice第二幕第二场“精灵之舞”中的d小调旋律知名度极高,但由于改编谱的偏差,20世纪演奏风格整体蜕变等原因,作曲家在音乐中追求古希腊静穆崇高审美理想的立意,超凡脱俗的神话题材内容,以及小步舞曲的体裁形式等因素被逐渐淡忘,出现了很多简单从谱面出发的不尽如人意的肤浅演奏和理解。而过快速度标记的始作俑者——克莱斯勒本人的录音也就在每分钟40拍上下灵动的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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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及东欧大部分国家中,音乐学一般都设置在综合性大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围,而我们往往对此感到诧异,这恰恰说明我们头脑中缺乏“人文学科”的概念。据笔者所知,世界上似乎只有苏联和中国是将音乐学系设置在音乐学院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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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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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音乐院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蔡元培便再无机会实践其音乐美育的理想。这一转变,实际上意味着音乐教育开始由已形成的美育传统向学艺传统的倾斜。对这一点,今人似应有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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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要有文化标志和特点,但无论什么特点的文化都必须能够与人沟通,都必须接受社会和听众的检验,不与人沟通的音乐只能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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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庞克、重金属、迪斯科、饶舌、嘻哈、迷幻浩室、青少年叛逆文化、流行音乐、唱片工业,近年的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已就这些标题产出了相当可观的文献。本文将不在这些标题的层次谈论音乐,而打算以同为感官听觉的两面界分:音乐/语言、音乐/噪音,作为评论的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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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守与解放、传统与现代化、顺从与浪荡、家庭与爱情的单选题上,老上海流行音乐的答案是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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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指挥家谈两位作曲家。中译供参考,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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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大部头的作品来适应4分多钟的单面唱片,有时面临着多重的困难选择,即使演奏家能够从容地保持与公开演奏基本相当的速度,通常也要事先选定好切割点,并在录制到该处时停下来,以便工程师换好录音唱盘后再继续下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录音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分段的方式录制的(在再版的CD中这些断点已被细心的连接起来),除非采用两台以上的录音设备连续工作才能避免中断,而这种奢侈的方法一般只在录制现场演出时才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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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海顿逝世200周年,维也纳的2009年新年音乐会演奏了他的交响乐“告别”,这支曲子的特色是演奏者在最后一个乐章时,逐个离开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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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死讯传出的时候,贾樟柯正在上海忙着拍纪录片《上海传奇》。他既不上网,也没看报,并不知道杰克逊死了,直到看到高晓松发来的短信:“迈克尔·杰克逊已于2009年6月25日下午在洛杉矶去世。这个人的去世让我感觉到,或许我们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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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弹奏的古琴,多数并非传统的古琴,而是受到西方文化深刻影响的古琴。当代琴家对琴曲的处理,除了吟猱和节奏的改变,有时甚至改变旋律。他们认为这是‘表现自我’,其实是对传统的背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