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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四十七士

烈性的美,不能营筑在他人的苦难之上。

几乎在最初接触日本时,就听说了这个传说。但真的要靠近它时,又觉得它对我们,是那么艰涩。

外国人和日本小孩一样,兴趣盎然,兴致勃勃,喜欢讨论、渲染、琢磨它的每个细节,但感受和道理,都不易说清。中国人尤其一边觉得其中的古典似近又远;一边心情沉重,因为它和中国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

以前,我始终也没有余裕--从正面观察或赏味日本的古典。

谁知奢侈的夙愿,竟在阔别后实现。十数年后的深秋,踏着鲜艳的红叶,我在半个日本,居然把四十七士的地点巡游一过。

在日本追寻"四十七士"的轨迹,这事对于一个中国人,有一点像是阑入又似升华的、说不清的滋味。

(一) . 赤穗城

赤穗城,在日本星罗棋布的"城"中,只算是一个小城。不只是面积,它比不了许多城那么形势险峻,或者座落形胜之地。只有心静下来仔细参观,才明白这里的平缓海滩,给了赤穗以制盐之利。这是一个理财有术的小国,虽然小,却有独特的富裕。

从火车刚刚下来,视野里一下就充满了四十七士的广告、宣传画、和各式商品的招牌。我莫名地兴奋起来。

一个本地的小学女教师领我们参观。

她领我们不是直奔城堡,而是先去了两座庙:永应寺和花岳寺。那里有大石内藏助的亲笔遗墨:他把一口铸钟献呈给这座寺庙,处理后事另有雄图的语气含而不露。那里有某书家给堀部安兵衛的别诗:"结发为奇士,前金那足言。离别情无尽,胆心一剑存"。一株忠义樱,一棵不忠柳,还有一柄据说大石内藏助用它最后结果了仇敌性命的、九寸五分长的匕首。

他们在离开故里前赴江户之前,处理了不少物品,安排了许多后事。故乡人当时懵懂不知,现在感激涕零,到处都展示着夸张而自豪的遗物。

然后又去了大石神社。如一通经幢的方石碑上,刻着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伯爵的手迹,行草潇洒,抄写着明治天皇褒赏四十七士的辞令。不用说,对赤穗义士的特意颁诏,是取代了幕府的明治新朝,对国蒙屈辱、人有遗恨的赤穗士民的笼络。但它的措词,却是对四十七士行为的最官方解释:

......固执主从之义,复仇死于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奋兴起

(《忠臣藏》P. 211,松岛荣一著,岩波新书,1961年)

四十七士事迹的梗概,大致是这样的:

播州赤穗藩(在京都以西不远)的大名(领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在他轮值江户城的招待官役的时候,一次在迎接天皇使节的仪式之前,在幕府中央驻地江户城内松之廊下,与一名老年权臣吉良上野义央发生冲突。其原因至今未能究明。浅野在盛怒之下,拔刀伤了吉良。这就是严重违纪的"江户城刃伤事件"。

此事震怒了当时将军德川纲吉。他不容宽恕,命令浅野即日切腹、并罚浅野家从兹"断绝"。这就是说:赤穗藩的名号封地一律撤销、赤穗城向幕府开门缴城、大名浅野家削为布衣。做为藩士的三百余名赤穗武士,随之失去俸禄和地位,沦为"浪人"。

浅野欲辩无辞,时不他待,当日便急急剖腹自决了。

消息传到赤穗藩。

震惊的赤穗藩士们,无法接受突兀的祸从天降。随着事实的弄清,抗拒的思路形成了。这一思路,是后日他们决意和行动的注解,也是四十七士事件后来脍炙人口的原因。

他们认为:既然在江户城松之廊下发生的刃伤事件是两人纠纷导致,那么按照"喧哗两成败"(各打五十大板)的惯例,应该是吉良和长野两人均遭处罚。一人逍遥法外、一人即日切腹--这是幕府处理的不公正。而且,这不公正太过份,已经无法容忍。

至于招惹主公怒极失态、禁地拔刀、导致刃伤的吉良,他乃是这场巨大灾难的祸首、是不可饶恕的仇敌。

一场造反开始酝酿。赤穗武士决心以传统的"仇討"形式,向仇人吉良复仇。并且用这一手段冒犯"法度",打击不公正处理刃伤事件的幕府官员。

决意变成一个冷静的计划。它在策划、运行、圆满的过程中,几乎变成了艺术。已失去藩士名分、变成浪人的他们,恭顺地献出城堡、放弃职俸、四散飘零。没有一个武士抗议,没有一件摩擦发生,一个藩国消失了。

但是,一批藩士在首席家老(藩国主官)大石内藏助良雄的率领下,盟誓立约,决心复仇。经过了一年另八个月的潜伏、忍耐、调达、待机,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个落雪的黎明之前,义士们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格斗中打败了吉良的侍从(斩杀十六名,伤二十或二十三名),从柴炭屋搜出吉良本人,并处死了他。然后,他们割下吉良的首级,离开一片狼藉的官邸,嚓嚓踏着清晨的积雪,跨过江户的两国桥(有未跨此桥说),向埋葬着主公浅野的泉岳寺,班师回兵。

他们从泉岳寺的水井里,汲水洗了吉良首级,然后把它祭于屈死的浅野墓前。已经派人向江户官府自首,这一场讨仇报主、洗净屈辱、维护士道的快举,至此结束了。以后无非是幕府的裁定、个人的生死,恰恰他们四十七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官府的命令,在拖延了数月之后下达了:切腹。被关押在四处大名宅邸的武士们,逐一静静剖腹,结束了一己人生。他们死后被葬在主公浅野身边,泉岳寺,从此成了日本最出名的寺院。

同时,在赤穗,从此以后无藩胜有藩--由于这一事件,赤穗几乎成了日本最有名的藩国。直至今日,赤穗的唯一光荣就是四十七士;赤穗最有名的产业和文化,也是浅野时代开创的、赤穗藩的海盐煮造。

但是,原来的质疑,并没有得到答案。"快举"的背后,"理屈"(道理)不仅没有捋顺,而且日益暧昧不清。

四十七士行为依据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忠君?

这是最表层的、也是最便利的一个说法。而且这个例子似乎为中国古典的"忠"的概念提供了一次最狭义的阐明。岳飞精忠报国的"忠",与他们对比已然逸出了范畴,而且与"孝"成为"忠孝"一组。四十七士的概念却强调:忠经常限定于针对领袖,明治的褒赏令,释忠为"主仆之义"。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复述四十七士故事时,口吻和感觉都很不相同。

美国人本尼迪克特所著《菊与刀》,是作者在下列条件下写成的:目的是为军方提出日本可能投降与否的战略估计、著者从来没去过日本、只靠对全体被美国拘禁的美籍日本人进行调查获得资料。

她对四十七士的叙述,反复使用了一个日本文化概念"义理"(ぎり、義理),并以之替代所有"忠、义、信、仁、行"等浸透日本精神的中国古典思想。她的这一概念,再从英文回译成中文时,几乎又都译成了"情义"(《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这样出现了多种简单化。

"义理"就是"忠"和"义"吗?显然不是。这种解释该驳正么?谁若有意也不妨。只是驳正会很麻烦;就像"义理、情义",纠缠不清一样。

而中国人,面对这个义士挺身的故事--

陈腐的封建思想!精英们随手就是一棒子。

咀嚼着四十七士事迹,再听这样的批判只觉轻薄。是的,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做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在凛冽的精神面前,对旧道德的讨伐踌躇了。何谓忠的愚贤?况且今日,破除东方的愚忠,往往是无行的右翼精英宣誓效忠西方帝国主义时的见面礼。若李志绥对毛泽东知遇的背叛,以赤穗义士的道理来看,不过是无耻小人的"卖主求荣"。

赤穗义士的故事如有魔力,使人甩开枯燥干巴的理性,矄矄然跑向纷纷雪落的桥头,不惜当一回他们的同伙。是的,宁肯欣赏封建,也不愿迎接一种歪理独霸的新世纪。何况今天,东方古典已在被轻蔑的尽头复苏、西方却愈来愈露出狰狞本相,人们终于开始质疑--对西方的愚忠、对资本的迷信。

在日本一步步脱亚入欧的进程中,一方面,如明治褒赏四十七士所象征的、企图让忠君思想直接转化为忠于天皇;另一方面,也有明治的政治家,以法治思想批判赤穗义士,企图更新日本精神。

福泽谕吉在《劝学》六编中说:

"世唱赤穗义士,岂非大误耶。......假若一人不惧杀身,代为出诉,随被杀而随上诉,诉四十七人之家臣理、以致失命殆尽,则如何恶政府亦必伏其理,对上野介加刑以正裁判。如斯始可称真义士。倘不知此理,身居国民地位,不顾国法之重而妄杀上野介,则可曰误国民职分、犯政府之权、私裁人之罪。......其形似美,其实于世无益。......"

(《忠臣藏》P. 212)

福泽谕吉的煌煌法论,读来如一纸奴才令。若在殖民地的韩国支那,奴才们哪怕"随被杀而随上诉"直至遍地脑壳仍哀诉不止,是否能换来他取消侵略"亚细亚恶友"的理论呢?

法治若是公正,世间就不会传颂水泊梁山。所以,在日本的街头巷尾茶围酒肆,对四十七士喜爱不已的商人町民,不理睬价值的清谈。他们觉得"讨入"吉良邸的行为,实在是太过痛快,于是用"快举"一语称谓事件。他们坚持事件的另一面:政府处理不公、和吉良乃是个腐化分子的一面,津津乐道于此案的翦暴安良性质。

显然,较之持法治论眼光的精英们,普通人更看重社会公正。在他们看来,吉良擅权行恶,乃是天下痼疾。他们渴盼义士出世,快刀乱麻,砍它个大快人心。这种道德分析,与明治敕语或福泽谕吉不同。他们激烈地偏袒义士,把赤穗四十七士,歌颂为直面社会不公和个人牺牲的矛盾,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撼动天下的英雄。

这一观念的形成,意义极为重大。因为,随着对四十七士的不歇追思再三塑造,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种做人的约束、人之间的关系、人对社会的承诺--逐渐成形健全。它虽然只是"半身"造反,但更是全心赴死。在一个正在孕育聚合的民族胚胎上,它注入了烈性的精神。

从此,在这个民族的母体中,凡事关民族国家,不用说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很难看到如李志绥那样卑鄙下流的政治背叛,很难看到如张爱玲那种隔岸观火的自私写作。

那些因一己得失不惜毁伤民族、以投身敌人裤裆为人生小康、放肆诅咒包括知遇自己的"主公"、当然更信誓旦旦与革命为敌的中国人--被四十七士的光芒照射得无地自容。

每当夜空划过激进叛逆的彗星,他们就心慌意乱。因为不仅他们的妥协、苟活、唯经济和唯科学的价值观;包括他们龌龊的存在方式,都被那白炽、尊严的闪光照射得黯然失色。他们赶快潜伏爪牙、做低姿态、一声也不反驳,等着侏儒的潮汐再次涌涨,等着糜烂的风气卷土重来。

夜宿赤穗的旅馆,视野中是光点粼粼的濑户内海。我费力地眺望,想看见著名的明石跨海大桥。其实,此地不是一处天险。河流的冲积扇左右开阔,汇入了平滑的内海。平坦的土地上,筑起了一座大概是单层的赤穗城。

车站上大幅贴着广告,居中是一幅描写义士们悲愿已遂、"清晨踏雪两国桥"的壁画。在这座城市,叫做"赤穗义士祭"的节日,每年都在12月14日举行。我预定12月16日从东京回国,怎么也不能留下观看了。

倒是参观博物馆看到的盐田模型,教人有所新知。想必我国苏北、或者干泻滩涂可供导引海水的海滨,都是用这种办法熬盐。

在高仓健主演大石内藏助的电影《四十七人的刺客》中,决定舍身讨仇以后,大石派一个年轻武士去大阪商号,清算了所有的盐帐。用这笔钱,衣食无着的武士,每人分银九十两。赤穗藩因海盐而富庶,有一说就认为:老贼吉良挑衅年轻的浅野、幕府蓄意翦削赤穗藩,都是为了争夺盐利。

 

(二). 忠臣藏

几乎与四十七士在被寄押的四大名府邸、义无反顾地逐名切腹同时,次年已经有一齣戏剧模样的演艺,在江户出现。它题名《曙曾我夜讨》,假托曾我兄弟的复仇故事,由江户的剧团中村座上演。三天后此戏被禁;显然,是由于警惕町民对赤穗事件的兴奋。

四年后,1706年(宝永3年),事件已彻底安静。大阪的竹本座演出了净琉璃(三弦伴奏的说唱木偶剧)《棋盘太平记》,开了以虚构假名替代真事的表现手法的滥觞。从此,以净琉璃和歌舞伎(集歌、舞、艺人于一台的日本近代演剧)为形式的义士主题,便一演再演、由三而四、渐近至百、长演不衰。1708年京都的《福引闰正月》、1710年大阪庄松座的《鬼鹿毛武藏镫》、还有很多很多。赤穗义士的题材,一时间风靡了整个关西(京都大阪一带)。

以后,大概因为义士的数目是四十七--后来的艺术形式多取日文字母表(所谓いろは、伊吕波、以吕波,是不同于常见日文假名表的、另一套有四十七个字母的古字母表),或者箭矢的数目(大矢数四十七本),我无暇进一步细察,估计是把义士们逐个叙说,是则自有浓厚的说唱味。

大约自1732年起,戏牌子上出现了"忠臣"一语。它喻示着一种评判的稳定,以及一种主题和套路的成形。

此后不胜枚举--《忠臣金短册》、《忠臣いろは军谈》、《忠臣いろは夜讨》、《忠臣以吕波文字》,不一而足。

就这样,内容催促着形式,一种艺术愈趋洗练。终于在1748(宽延元)年,四十七人之一、唯一的残存者寺坂吉右卫门,以八十三岁高龄静逝。因他的身份乃低于武士的"足轻"(足軽)、主谋者大石判断他会在事后被从轻发落,因而命他逃生、并传递"仇讨"成功、"本怀"已遂的信息。他的逝去,标志着事件确已落幕,而舞台的幕布,随之就要揭开了。

次年,即四十六人切腹后的第四十七年,大阪的竹本座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从此以后,有两件大事进入了日本艺术史:一是"忠臣藏"一语成了一切描写赤穗四十七士及其"仇讨"的、艺术作品的代名词;二是一齣名为《假名手本忠臣藏》的戏--或是以木偶"人形净琉璃"的形式、或是真人出演的"歌舞伎",将从此进入日本人的生活。它的名气和"人气"超乎想象,以致于演艺界人云"京阪歌舞伎,无一不演义士复仇"。就这样,二百多年,久演不衰,直到今日,再至明天。

除了歌舞伎这"最民族的"形式外,随着日本近代的开幕,《忠臣藏》也随着电影闪烁于银幕。据日本评论家四方田犬彦的论文,《忠臣藏》的拍摄,仅在明治时代,12年里就拍了19种;大正时代一共拍了34种、昭和年代在战前战中拍摄11种,战后至1978年就已拍11种--即使不算描写著名义士的约60种外传片,日本总计拍摄了135种《忠臣藏》电影。1978年以后,至少我看过一部高仓健主演的《四十七个刺客》(市川崑导演、东宝1994年出品),它是在事件发生300周年时拍摄的,广告声称

"忠臣藏题材至此终结"。其实,2006年我再访日本时,电视里还热播着一部忠臣藏连续剧。

我仅看过的两种,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两种。除了高仓健主演、市川崑导演的新作外,另一种是1941年沟口健二在战争中拍摄的、前后篇两部、共3小时43分钟的巨片《元禄忠臣藏》。

沟口健二是最早获西方认可的大导演。只不过,此片和名作家太宰治描写鲁迅的小说《惜别》一样,都是著名艺术家主动配合战争宣传的作业。他们都一再声明,自己的选择并非为政治强求;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语言,不仅能达到国策宣传的目标、并能使文艺的目标达到完美。

沟口健二在《元禄忠臣藏》里埋入了许多"纯艺术"的因素。他拍摄了一系列精致的镜头,努力强化影片的形式感。远在1941年,他就对追求"日本形式"有执著的野心,并利用导演的权力,企图完成这一形式和日本电影的美感。如四方田犬彦《元禄忠臣藏中的女性因素》(《映画监督·沟口健二》,新曜社,1999年)所指明,《元禄忠臣藏》存在女性的叙述角度。确实许多情节的演进都是借女性为主的场面获得。自然,他借此也就塑造了女性的形象本身。

--这就又扯出一个与中国可做对比的话题:日本的女性。

在忠臣藏故事中,除了赤穗藩主浅野的夫人(后称瑶泉院)外,与义士们患难与共,或忍辱包羞、或轻抛性命的女性,大约有:

大石内藏助夫人陆(おりく),为不至于做为家属遭牵连她被大石休弃;与义士叽贝十郎左最终难遂婚约、在十郎左切腹之前自杀明志的江户女子(乙女田おみの);京都笔店二文字屋女儿、大石内藏助之妾轻(おかる);义士在四大名家切腹之后,小野寺十内的妻子丹在京都自杀;还有早在复仇酝酿时期,由于与义士桥本平左卫门陷入热恋、于进退两难中双双情死(日语称"心中")并最早被演义成了净琉璃作品《曾根崎心中》的游女--就是这个故事,最早纳赤穗义士事件于坊间梨园,尤其开创了为大义男女难能如愿、不成眷属舍身情死的故事套路的先河。

更著名的,是大石内藏助的韬晦狎游。

在举事前,大石内藏助曾在京都的袛园等所谓游廊,狎女醉酒、扮演颓废。在四十七士事迹内外,女性的影子出现频繁。游廊妻女,都暗示着一种--对孤立的叛逆的、从女性到文化的共犯。

还有,就是我看过的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第五、六两折里的、又一个轻(おかる)。其实,唯此两折是忠臣藏故事中的纯虚构枝蔓,戏中没有出现摹写真实事件的场面,但日本人不以为蛇足。

这两折戏的剧情是:

武士勘平与轻(おかる),曾在主公出事时缠缱恋情,因此遭人非议。日后勘平沦为猎人,渴望入盟参与复仇,允诺筹画经费。轻为成全恋人,卖身于袛园妓馆,筹银五十两,让勘平能贡献大业。不想持银回家的父亲,半路遭恶人砍杀,银两被刧。那恶人又被勘平误作野猪,火枪击毙。黑夜里勘平自死体摸得钱袋,次日却以为自己杀轻之父,夺轻卖身银。正值武士来取经费,见状蔑视勘平,拒其入盟。他百口难辨,于悲极剖腹。武士不意之间,见老父伤口是刀伤而非枪伤,于是一切大白。得到洗雪的勘平,于弥留之际,在盟书上签下血字。

在沟口健二的《元禄忠臣藏》里,藩主浅野夫人断发的一场戏,演得一刻刻如诉如泣。那朴素而美的形象,令人过目不忘,一个镜头,经多年余味不绝,在心间如镂如刻。一种无言的、比男性更多一分凛然的女性举动,给人冰雪醍醐的感觉,使男性肃然自愧,不敢轻慢。

如嫌这场戏太过于贵族化,影片的结尾,却是由平凡的美野(乙女田おみの)教训了威严的大石内藏助。大石在与她达成了许诺之后,她舍青春而殉死,大石则走向了自己的切腹场。就在这个镜头之中,全篇演完,字幕升起,近四小时的巨片全部结束了。

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中的轻也是一样,不仅卖身筹银的是轻、承受了最多误解的也是轻。大结局到临之时,勘平哪怕腹上插刀、依然来得及血书签名;而轻却依然被卖烟巷,并未得到救助!

凡事关大计,日本女性从来扮演坚贞的助手,只是暗添了一层美。这样的文艺角色,与现实水乳融透,染做了日本女性的本色。在四十七士故事中,若说男性尚有迟疑和逃脱(最初加盟者曾达百余人、最后仅余四十七人)--而女性,无论实事剧中,尤其戏中女角,无一不是烈士。

与这种女性描述相比较,中国不得不垂头丧气。或可说,近代中国的衰败,与女性形象的黯淡,恰似一线相牵。

与《忠臣藏》女性对应的反面例子,莫过于"笔写色与戒、人做汉奸妇"的张爱玲。虽然她作为百年反共工程的女神像,被刻意美化由裙及脚,但她在家国破碎的血泊中,被她所顺从的日本的女性光采,映衬得丑陋不堪。

为她的辨护,还会呱噪不止甚至统治主流,但她已经败了。在一种女性美感的对比中,她败得如风卷纸灰,渐渐无迹无痕。虽然她不会承认:打败她的,正是中国的古典精神。

在豪华的东京歌舞伎座,刚一进剧场我就明白:今晚看不到热闹。

《假名手本忠臣藏》共有十一折,每个演出月份只上演其中两折。今晚上演的第五、六两折,不单不打仗、且是虚构的两折。轮到最后"讨入"敌家,怕还要再等半年以上,而一个月后,我就回国了。

--也就是说,不仅看不到讨入敌家的拼杀,也看不到最后切腹的壮烈。那一股深刻的失望!......我不断忆起鲁迅的社戏。

但是,哪怕只为报答昂贵的门票,我也不能浪费这个晚上。那一晚我真是全神贯注。看不成刀光剑影,我就不眨一眼地注视舞台、争分夺秒地查对简介。我不单琢磨勘平和轻的情节,甚至观察舞台的音效。后来在北京读沟口健二巨片《元禄忠臣藏》的资料,沟口也声明,别想来他这儿看刀光剑影:"锵锵啪啦啪啦,我可不拍。"

确实不只是"锵锵啪啦啪啦。"

这一齣戏,如今它已不仅是戏剧而已。我不知道一齣打磨百年的京剧,与它比较是否妥当。它的存在已很微妙,在传说般神秘的歌舞伎座剧场里面,观客的神情令人难忘。我形容不出满溢场内的、那一派"认真的趣味,无言的热烈"。当观客喝彩时,我清楚地觉察到:它与北京人给京剧名角的喝彩不同。多些吟味、好似缅怀。较之观剧,人们更像是在参加仪式。最后演到了勘平在垂危之际,腹上插着一柄刀,喑哑仰身,伸手盟书的时候,我也不禁为第十五代片岡仁左卫门的演技,吁叹不止。

抑或因为我是中国人才多了这些念头?也未可知。

《忠臣藏》,伴随了日本民族的整个近代和现代,历二百数十年,常演不衰。日本人不只是喜爱,已是舍它不能。它高踞艺海上空,它是特殊门类。虽然从来没有过评选,它的地位,无可撼动,地造天成。

(三).泉岳寺

踏着清晨的薄雪,挑着吉良的首级,赤穗志士一行穿过江户,向泉岳寺班师。须知他们是千里之外的异乡人,在江户城并无家屋亲戚。当他们把方向对准了这座寺庙的时候,泉岳寺,被赋予了一层特殊色彩。

在潜入江户之初,他们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到泉岳寺,为主公浅野扫墓。一年另八个月的潜伏爪牙,一个不眠之夜的奔袭斩杀,就是为了此刻,为在含恨的逝者墓前,祭上仇敌的头颅。

我也是在观赏歌舞伎之前,先来看了泉岳寺。

那一日秋雨淅沥,泉岳寺里,人影稀疏。山门全用素漆,古朴结实。

入口处立着大石内藏助良雄的塑像,一面是姓名,另一面是家纹。寺左单有一处侧院,里面排排林立的,是志士的墓碑。

一口水印漫漶的石头井上,刻着"首洗井户"。相传在这口井旁,洗了吉良的首级。庙里和尚为防落叶飘入,在井口上罩了一个白纱网。雨脚细密打着,那网已经湿透了。

泉岳寺里有一块新刻的碑,是义士始末的精准介绍。如讲浅野"抵抗"吉良的"不辩士道",说义士们对幕府处断"不能承服",读着觉得,措词经过斟酌,字字考究。

那天早晨,在踏雪奔回泉岳寺的途中,大石内藏助做了几件事:

一件是归途路过仙台大名伊达家府邸、和会津藩大名松平邸时,曾被拦住询问,他们因而诉说过原委;再专派吉田、富森两人前赴大目付(相当江户的警备长官)仙石家、主动出头申诉一切。仙石等人物都表现了对赤穗义士的同情,不仅细致听取了申诉,并招待了早饭。

再一件是命身份不是武士的寺坂脱离行列、逃往西日本去传达成功的消息。因此,寺坂虽然在后日一直活到了八十三岁,但仍名列四十七士--到处的四十七士名簿,都是以大石内藏助为首、以寺坂吉右卫门作结尾书写的。

到达泉岳寺后,一行冒雪在井台洗了吉良首级,将其供于主公浅野墓前,烧香瞑告。周围是浅野去年自杀时,身边的"染血之石、染血之梅"。

其实这举步之间,发生了最有意味的事--因为不觉之间,他们把泉岳寺当做了唯一去处。泉岳寺,这座庙宇除了一座浅野长矩的墓,与他们无亲无缘。这故乡远在关西的四十六人,在江户他们需要一个场所,仪礼之场所,宛如孤独的苏菲需要一座麻扎尔(Mazar 波斯语,圣徒墓)。只要脚踏那场所的沙石,意义就能获得阐发。踏上人生绝路的他们,这一隅之地非同小可。虽然能否埋骨尚不得而知,但去那里寄放灵魂,则已经慎密考虑过了。

这就是泉岳寺。

由于四十六人的缘故,这座庙的性质一朝骤改。它不仅变成了四十七士的安魂地,也变成了日本精神的祭祀场。

果然,后日东京的泉岳寺,成了理想国般的归宿。闻名四海,八方来朝,死者享受到了最大的祭祀。也许他们多少美化了"冷光院"浅野藩主,但这是必要的--泉岳寺因着浅野墓与他们结缘、给他们血淋淋的生命以慰藉,他们也使江户城的刃伤事件,添加了一个正当的光环。

更重要的是:此庙与著名的长野善光寺、更与靖国神社不同。

因为,前者供养着以军人为主的、据说有二百四十万柱的遗骨亡灵,后者则祭祀着明治以来日本国家的牺牲者。在中国,虽然语焉不详但凡人尽知靖国神社;而善光寺,或许即便日本人也未必都清楚它的上述"善行"。

若尝试通俗地说明,大概是这样的:亡者在靖国神社成神、在善光寺成佛。两处一佛(教)一神(道),收留和超度了国家体制内的、日本的亡灵。

但这种神佛魂祀,侮辱着苦主的心灵,蔑视着他者的苦难。它们虽然固执于宗教的形式,却与宗教的初衷存在相悖之处。简言之,两者都与"帝国"一语纠缠,缺少宗教的超越国家、甚至反体制的原色。

不知我的歪评是否离谱?反正,善光寺和靖国神社好似帝国主义的宣传部和民政局,为饱受屠戮侵害的中韩等国所不喜。四十七士不入靖国神社或善光寺的名簿,而选择了泉岳寺安魂。偏踞东京一角的这座寺庙,仿佛埋着一股造反精神,使人们不禁喜爱。

泉岳寺的和尚一边通过寺社奉行(管理寺庙神社的衙门)报告此事,一边闭了山门。因为谣言已不胫而走,泉岳寺的和尚当然不希望闻风而来的市民阑入寺内,乱哄哄地围观。他们端出"白粥",款待血迹斑斑的四十六人,据说还端出了酒。(《忠臣藏》p.119,岩波,1964)

接到了方方面面汇报的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把四十六名浪士暂时寄押在细川、松平、毛利、水野四大名的宅邸。傍晚七时许,一行离开了泉岳寺,分别走向寄押的大名宅邸,是夜11时抵达完毕。

此时,吉良家一边收拾狼藉,一边搜求那颗丢了的吉良头颅。大石云,置于泉岳寺,而寺僧则据有司指示,把头颅送回吉良家。此头葬于东京牛込万昌院,距鲁迅留学的弘文学院不远。

幕府为妥善处理此案用心良苦。对四十六人,重臣中提倡"助命论"的与强调"法治论"的各各有之;对吉良却是众口一词主张严惩。将军德川纲吉大概因曾经草率处理刃伤事件心中有愧,这一回倾向"助命",饶恕义士不死。无奈不得幕府评定所提出文书。肇事和造反,毕竟不会得到体制的支持,二月五日,上命下达,判决四十六义士切腹。

1942年沟口健二的电影巨片《元禄忠臣藏》,就以这个镜头结尾。

一切纠葛都已经处理和清算完了,从画面彼岸深处,传来呼唤大石内藏助的点名声。大石站立起来,表情满足而镇定,迎着画面走来。摄影机越过他的头顶,摇向细川宅邸深处、准备万全的切腹场。

庭院四周,高低错落的廊下阶上,排排跪坐着武士,肃穆沉默,一丝不动。镜头俯瞰下来,院落中央,一领白帐搭就了一个凹字屏风,隐约围着一块白布座蓆。前、后、或者左右,都有成组的武士,挟刀跪坐。那一瞬的视觉不能诉说。但那视觉不得延续,因为镜头随着尾声的音乐,一掠即离,不予定格。那一刻的美,确在极致。每个细节都无法看清,每个细节都被充分想象。包括大石内藏助;对他最后的了结,仿佛表演过了,分寸一毫不差。电影结束了,对艺术的惊奇才刚开始。

难以置信--这是一部战争的国策宣传片,伴奏着日本把战争从卢沟桥扩大到太平洋的军乐。难以置信--美感居然能与罪行共存,近乎完美的形式,居然能装入侵犯的内容。

(四). 士

我总是忆起自己两次去王屋山、探望聂政故里的往事。

那地方还沿袭古名称做轵城,是一个窝囊的中原农民世界。有意思的是,黑棉袄的农民都知道聂政、深井里,还盖了一座聂政祠,虽然一眼粗看,全然没有烈士之风。

正是这般百姓风景,诱人深思。古代的形象会是怎样?古代,还存留着一点蛛丝马迹么?

今冬等写完了这篇文字,也许我会再走一趟深井里。在报纸上读到一个记者说,他曾在聂政祠,和守祠堂的老汉谈到我的聂政小文。

再去时我的背囊里会多一件东西,不消说,它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

曾有过一瞬想在深井里把文章写完。我拂不去一种预感,我朦胧地觉得,无论日本的四十七士,无论古典的聂政荆轲,他们都要梳理通顺--与那些黑棉袄农民的关系。

不过,一旦拿它与《史记·刺客列传》比较,就会发觉它们之间存在质的差距。《史记》的刺客,虽然也都有巨大的复杂性,但一般说来,他们可能遵从彻底叛逆的思想,即个人的思想。如专渚、聂政是为知己、荆轲乃为祖国,他们都与赤穗义士似是而非,稍存异趣。

此外,中国古典中的这些英雄,大都以一人挑战强权、甚至独自作对国家。而四十七士的仇家只是一人,对幕府则俯首唯诺。

四十七士,勇则勇矣,但稍缺《史记》刺客那强大的个性。不易发觉地少了一丝个性,却大张旗鼓,多了一种集团性--不过,如此感想属于苛评。

这集团性,琢磨不透,古怪暗藏,劳人沉吟。

它迫人不得不追究--包括忠义、牺牲、仪礼在内的思想。四十七士的忠君思想,存在着先天的、源自中国的缺陷--这缺陷也隐藏于太史公的《史记》。当然,更有在日本发育中形成的某种畸形。

古典所谓"士道",包容深沉。即便《史记》的刺客们,也未必达到了它的境界。古典中"士"的境界,几近做人的极致。何况其"道",已经近乎社会的理想。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浒》豪杰,实践的不是古典的士道,那只是天下无序的蜂起。

"士"是什么呢?

它虽时而仗剑,但更是文雅修养,是社会变革的目的。士唯公理是从,剑随时威胁君王。这些,都未必能由日本的"武士道"涵盖。

日本的"士",先是荣誉的名份,二是效忠的武者。他们可以壮烈舍命,但他们并不犯上。明治以来,它渐渐被戴上了"武士道"的帽子,与帝国、右翼、侵略等语结缘。武士道,渐渐与中国古典的士道,分道扬镳。

应当说,四十七士是日本武士系列中的孤例。虽有局限,它毕竟是一次作乱和反抗。它在尽"忠"时,更多实现的是"义"和"殉",甚至"叛"。民众能从中读取一种异端,并陶醉于这种感觉,这是日本人酷爱四十七士故事的原因。他们喜爱的,其实与古典的精神相近、而与武士道的宣传相远。

畅销欧美的、博士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于1899年的《武士道》一书,表面上以日本武士道比较英国的"绅士道",用心深处,却是为了谋求西方价值体系对自己的接纳,为了脱亚入欧的政治大计。换言之,那位启蒙思想家是在浅说士道,阿谀洋流。他写作的地点是美国。他写作的1899年,正值甲午战争之后4年、日俄战争之前5年的紧急时刻。新渡户在那样的时刻、地点,放纵文笔,表达了新兴日本及其志士子民的豪迈。因为新帝国的眩目,舆论为之刺激,此书被广泛翻译--但它所写的,不仅远离了"士"的源头,甚至远离了四十七士的寓意,不过是一纸"入欧"的毛遂自荐。

1941年底,导演沟口健二在《元禄忠臣藏》的片头上打出字幕标语:"护佑我兵之家"(護れ、わが兵の家)。比起以前的《假名手本忠臣藏》,电影剧本多了赤穗义士面对京都、遥拜天皇的蛇足。

即便没有这些军国符号,古怪的感觉,在看这部巨片时也不断浮现。不知为什么,看电影时,我总是不断联想到皇军吾兵(わが兵)正把战火燃遍中国。清纯的移动图画,姣美的女性形象,抑制不住联想。

倒是电影《切腹》,在士道的思考上,大步超越了沟口健二的局限。这部电影对武士问题的剖析,可说分寸不差毫发。

这部画面干净的黑白电影(桥本忍剧本、小林正树导演,松竹1961年出品),几乎描写了所谓切腹、以及武士、兼及士道的一切大小方面。它尖锐地讽刺了高高在上的武士尊严、控诉了它血腥和非人道的一面。它难得地描画出高于武士名份的人道精神,解剖了日本封建的武士阶层中、严峻的格差及复杂的境遇。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符合士道的、完美武士的例子。他在痛击并战胜了虚伪的武士道之后,切腹自尽,表达了士道的尊严人格、以及这一形式的壮烈。

在众多明星(三国连太郎、岩下志麻、丹波哲郎)簇拥之下、仲代达矢扮演的津云半四郎,魅力无限,凛然矗立。这部黑白的日本电影内含严谨的分寸,是关于日本武士道的一部绝好解说,宛如四十七士故事的一个补充版。它是一种熊熊燃烧的民族精神,灼烤照射,使诸如张爱玲李安的《色·戒》那样在中国层出不穷的下流制作--反衬形秽,崩溃融销,荡然无踪。

是的,聂政荆轲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先是穷极不言义、然后逞富不知耻的中国人,渐渐已不会如古代那样做人。中国虽是"士"的起源,聂政荆轲的故乡,但如今愈是中国人才不敢言及士之风骨。左顾右盼,尽是粉墨乔粧的自贱,对比他人的"切腹",我们唯羞愧而已!

中国还具备挽救古代传统的可能么?

约束于大事,一诺如千金。当自己也直面着大义与个人的相克,不畏惧舍生取义--古典的精神,似乎早被中华弃之脑后,却被日本视作传家之宝。

古典的本质,渐渐湮灭了。

从日本士道的正反遭遇中,我们的感受也如镂如刻。烈性的美,不能营筑在他人的苦难之上。中华若想重新找回美感,首先不能容许恶行的共生。在走向现代的途中,需要勇敢与献身,以约束和制止强权。它决非"皇民教育",它与愚昧的忠君尚武,原本不是同道。

说到底,它最终是--美的人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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