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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面对巨大灾害,文学何为

至于我为什么要将地震之类的大灾害与国家主义的异常凸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我联想到发生于1923年的震度为六级的关东大地震中,发生了屠杀朝鲜人事件、龟户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这个国家出现的超国家主义的历史。 至于战后长达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义,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以及国人的新一代。

为了对抗即将到来的新威胁,需要告诉人们如何从巨大的悲惨中恢复过来以及如何重建遭到破坏的文化,这种教育当然是必要的。 即便作为正确进行这种教育的教科书,文学也是人们行之有效的经营活动。

我还要说起我的另一个记忆,那是我不到20岁时,通过文学作品感受到的,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不可思议和恐惧的记忆——人们如何应对巨大灾害并生存下去。 

日本那时还处于占领之下,四国的地方城市也有占领军的民间情报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 当时,我是一个对英语的诗歌和小说开始产生兴趣的高中生,经常前往这个图书馆。 阅读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之后,我想用原文阅读《鲁滨逊漂流记》。 然而,希望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太多,我就被摊上同为笛福小说作品的《大疫年纪事》(“Journal of plague year”)。 由于这本书不存在竞争者,甚至可以较长时间地借出去仔细阅读。

我随处翻动著书页,阅读有关17世纪中叶袭击伦敦并大肆流行的那场鼠疫的小说一般的记录。 当时我还很年轻,在那阅读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无法理解的,让我胸中憋闷却难以忘却的一段小插曲。 笛福在作品中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在叙述者居住的伦敦那个教区里,人们挖掘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巨大深渊一般的大坑,用以把因鼠疫而死去的死者扔入其中,这个大坑很快就被尸体所填满。

就在人们掘出如此之大的大坑,不断把尸体运到此处并投入坑中的那地方近旁,有一家高级餐馆,尽管处于这种非常时期,那家餐馆却仍然生意火爆,熟客们夜以继日地在那里醉酒喧闹。 为了提醒行人不要染上鼠疫,运尸车在通过时都会鸣钟示警,如果有人在此时特意打开窗子观看将尸体扔入大坑的情景,并说出“神呀,请怜悯人们吧”之类的话语,便会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

在鼠疫如此大流行之际,市民们抱着自己也终将难逃一死的恐惧参加上述酒会,这样的同类相聚在一起,夜以继日地举办着酒宴……阅读时,还是孩童的我感觉到了恐惧,恐惧竟然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而,让我感受到更大震撼的,是文学这种艺术形式,竟然能够记录下人们那种毫无意义且奇怪的行状。 而且,我通过翻译文本阅读的《鲁滨逊漂流记》里的作者也是如此……那时,我决心成为文学研究者,同时也抱有某种预感,觉得我本身或许也会走上写作小说的道路。 那是一种类似于精神准备的预感,觉察到将进入当时的自己尚不了解的可怕工作之中。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也不知该说是一如那预感一般,还是尽管有那种预感……总之,我把创作小说作为职业,已经持续写了五十年。 而且,我的这个人生可谓单纯,就其根本而言仅有三个主题。 一直如此写着小说,只是三个主题中的第一个主题;而将自己的批评性工作作为基轴的第二和第三个主题,回顾一下则会发现,这已经构成了我所有小说中的人生观之基础。

所有这三个主题,都与突然袭向人类的灾害密切相关。 作为人类的一个个人,或者是人类的一个集团,甚或是人类的一个社会,因为灾害而经受了怎样的折磨? 受到了怎样的摧残? 在此基础之上又是怎样恢复了过来? 这就是我作品的全部形态,恐怕在我结束自己作为作家之生涯以前将会一直如此,这便是我目前正在认真考虑的问题。

围绕这三个主题,我将结合我本人的经验以及通过这个经验长期写作的文学来进行发言。 在此之前,我首先需要确认,在我的灾害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与一般性灾害这句话语的一般性接受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 在这个差异之间,有着两个不同的侧面。

首先,其中之一是在这次论坛上被定性为焦点的灾害……我把与地震、海啸、飓风、台风、洪水以及火山喷发等自然界突然爆发并肆虐发威的灾害所不同的、叫做战争的那种由人为行径引发的结果,排列在灾害中尤为重要的位置上。 在广为使用的日语辞书中,灾害被作了如下定义:“因为异常的自然现象以及人为原因,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命遭到损害。”倘若依据这个定义,毫无疑问,战争所带来的悲惨确实就是灾害。

我们的笔会前会长井上厦为这次论坛新创作了朗读剧《小男孩、大台风》,这里的“小男孩”,是美国空军为投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所起的绰号,而“大台风”,则是指原子弹爆炸后不久,袭击了日本的中国地区的那场台风。 当这部作品将自然现象与人为原因双重叠加起来时,将会强有力地表现其复合型主题——这场灾害能够成为怎样一种规模的灾难,人们以及社会与其进行了怎样的抗争,从而开始走上恢复的道路……

我将要述说的由于人为原因而袭向人类社会的灾害,第一是对广岛进行的核武器攻击所引发的破坏,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经年累月的影响。 第二,则是同在那场太平洋战争的末期,以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列岛为地面战场的冲绳之战中,日本军队在两个小岛上强制岛上居民集体自杀……

我认为,在并不久远的未来,更具体地说,在21世纪前半期之内,将在全球范围内连续发生的灾害——以的确是人为原因所引发的地球温暖化所带来的灾害为前锋——作为人为原因与异常自然现象的复合体,将会越发频繁和严重。 因此,为了对抗即将到来的新威胁,需要告诉人们如何从巨大的悲惨中恢复过来以及如何重建遭到破坏的文化,这种教育当然是必要的。 即便作为正确进行这种教育的教科书,文学也是人们行之有效的经营活动。 我之所以要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掌权者有时试图将这种经营活动引往与其相反的方向。

另一个差异,也就是我所惧怕的有关灾害的自己的思考方式之差异,则与把发生在我生活中的,患有畸形的孩子出生这一事件作为灾害予以接受密切相关。 当时,我试图将其与一般性灾害连接起来,便特意为此而写了小说。 由于这是发生在非常个人化的家庭之中的事情,因此,我想恳请大家原谅我述说这些内容。 当时,我刚刚开始小说家的生活,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青年,而我的文学主题,是将二十年前战败前后的少年们的生活,从都市的生活里切割出来,放置在大森林中被封闭了的小环境里加以描述。 在那些文体间,就有刚才说到的,孩子在暴风雨之夜的床铺上听到的正发着洪水的河川里的律动在回响。

身为这样一些小说之作者的我(还有我那位当时也很年轻的妻子),却遭遇到了异常事件的袭击,虽说是极为个人化的内容,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更为重大的、作为人的条件所需要具备的一些东西的那个异常事件。 我们的长子诞生之际,刚刚出生的孩子头部长有一个畸形大瘤。 医生告诉我们,切除这个瘤子的手术如果获得成功,孩子就能够继续存活下去,不过,如此生活下去的孩子将来会存在重度残疾。

最初,我陷入了混乱之中,尽管在较短期间内设法克服了这场混乱,但在其过程中让我尤为痛苦的,是我认识到,当我陷于困境之中,为了鼓励自己而阅读本人迄今创作的文学作品时,却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发挥作用。 那么该怎么办呢? 为了重建现实生活,要把似乎终于能够存活下去的这个孩子,置于我本人和妻子所组建的这个家庭的生活中心,而且,身为作家的自己今后创作作品,也要以与这个孩子的共生经历作为基础。 我把这个选择当做自己此后的新原则。 这个选择在我的生活和作品里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现在,这个孩子45岁了,作为智力障碍者而生活的同时,他不断创作出独特的音乐。 这就是我与这样的儿子共生的内容,我创作的小说也几乎都以这个体验为主题。

我如此进行了选择,并实现了自己的选择,在其出发点上,我发现了一个典范。 这个发现与孩子伴随着困难而诞生的那个时期相重叠,也与我这一年所承担的,为在广岛召开的废弃核武器国际会议写现场报道的工作直接相关。

“人将会灭亡。情况或许会这样。但是,为何不在抵抗中走向灭亡?而且,即便虚无是为我们而保留,你也不要视其为终将导向正确结果。” 

这是渡边一夫翻译法国早期浪漫派作家塞南柯尔(Senacour)的一段话。 至于我在十七八岁时是否认真考虑过人将会灭亡之事,现在已经难以言说了。 但是,我的内心确实被在抵抗中走向灭亡,即便抵抗也不要视其为终将导向正确结果这个号召所打动,于是我来到东京,开始跟随先生学习,作为这种学习的进一步展开,我一直以文学工作为载体,持续贯彻着这种精神。

我就这样住在了东京,经常被震度为七级的直下型地震这种具有现实性的噩梦所威胁,这是事实,每当我想象着与身患智力障碍和身体残疾的儿子四处乱窜的情景时,便会为之茫然。 坦率地说,那便是我的一个侧面。

不过,我所具有的另一个侧面也很分明。 在那种思维方式中,这个侧面与那位在我的人生中同样非常重要的人物,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密切相关。 但是,那不是出自于萨义德所作著述中的话语,而是五年前,当萨义德因白血病而迎向死亡时,在他身边的友人所说的证言。 据说,萨义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困难感同身受,虽然也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没有什么希望,却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那个乐观主义,我认为就是意志的行为。 这个证言中的话语,向着至今已73岁的我已持有五十五年的,刚才提到过的塞南柯尔的话语投射着强烈光芒。

我必须尽快结束我的发言了。 关于居住在东京的人谁都惧怕的那个震度为七级的直下型大地震,当时我是这样答复那位采访者的:倘若被这场灾害所袭击,并且能够幸存下来的话,我想学习萨义德那种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 尤其对我来说,那更是一个信念——人是可以恢复的。 在此基础之上,我还想运用文学工作者所能拥有的方法,抵抗或许会因那场灾害而在国家层面上被唤醒的,走向新出现的国家主义的大合唱。 倘若以那场注定到来的大灾害为分水岭,这个国家的文化朝向复活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朝向我们的祖先,甚至孩童时代的我们自己都曾经历过其悲惨的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将不会再有希望。

至于我为什么要将地震之类的大灾害与国家主义的异常凸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我联想到发生于1923年的震度为六级的关东大地震中,发生了屠杀朝鲜人事件、龟户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这个国家出现的超国家主义的历史。 至于战后长达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义,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以及国人的新一代。

(大江健三郎于2008年2月22日东京新宿召开的世界笔会“灾害与文化”论坛之现场演讲,《作家》2008年5月号全球首发,标题为编者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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