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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瑜:回到亚洲?——日本认识中国崛起的思想基础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4 期
【内容提要】 日本思想界与实务界都重视新近有关“中国崛起”的说法。在日本近代思想的基础上,作者探究了“中国崛起”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获得理解,指出虽然日本思想流派纷杂,却因为日本在面对近代化的欧美时,向来是以东亚作为其现身的身份,所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日本思想界自我认识的关键,如何规范中国在东亚的位置将影响日本面对欧美的现身策略。即使日本思想界在本体论上赋予中国某种东亚性质,但实际上并不能决定日本面对中国的政策。在日本思想界既有的亚洲论述以及有关中国东亚性质的语境中,极少有由中国单独面对西方的理论主张,可是“中国崛起”的论点恰恰暗示了中国不必先结合日本,就可以单独面对欧美。这是为什么日本思想界一旦面临“中国崛起”这样的课题,其所能提供给政策界的视野十分不足的原因。

【作者简介】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一 日本对中国外交的问题意识



如果说“中国崛起”的印象在日本知识界与政界引起重视,这可能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但当问到日本知识界与政界为什么会重视“中国崛起”,或他们如何重视“中国崛起”时,答案未必唾手可得。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现实主义的主张中,一个国家实力的上升会改变国际均势,自然造成周边国家的警惕,而日本关心“中国崛起”与美国关心“中国崛起”在性质上并无不同。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起来耳熟能详,[1]但是本文要辩称的是:“中国崛起”对日本的冲击未必就是现实主义学者所理解的单纯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日本知识界与政界真的好像是在担心有朝一日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入侵”日本。即使在语言表达上,中国的崛起的确显得是一种日本感受“威胁”的现实主义逻辑。事实上,“中国威胁”的说法是日本学者村井友秀 (Murai Tomohide)于1990 年8 月在《诸君》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但借用这样的现实主义语言,也许只能说明现有语言的贫乏,即便现实主义话语依旧能够有效反映出日本面对“中国崛起”时内心的不安情绪以及这个情绪的强度,但并不能充分传达“中国崛起”这个印象所牵动的复杂情感脉络。

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这种复杂情感脉络的知识基础,而不是对当代有关“中国崛起”的文献进行引介,[2]也不从他们文本的字里行间搜猎关乎情感的蛛丝马迹(因为构筑日本知识界长期对中国情感取向的历史轨迹者,不是当代作家)。本文的重点是从近代日本思想界论述中国的角度中,归纳出当前日本知识界与政界看待“中国崛起”的几种视野,使读者在日后遭遇日本学者、媒体与政治人物述说“中国崛起”时,能在现实主义的表面逻辑中体会出更深层、更丰富的意义。这个深层丰富意义包括日本精英阶层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如何透过对中国的理解来完成对日本自己的理解。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在此颇为不足,因为现实主义理论采取权力均衡的逻辑来诠释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警觉,脱离了历史的时空情境,故而不能对近代历史所孕育的“日本困惑”,亦即日本在世界上的身份要如何呈现的困惑做出回答。

简单地说,日本知识界与政界对“中国崛起”的现象缺乏应对的角度,因为19 世纪的中国与日本在观念上是共同属于地理的“东亚”或文明的“东洋”这个群体,一起面对西方的入侵,日本迎接并超越西方帝国主义挑战的契机在于与中国共同奋斗,然而中国却一蹶不振,以至于日本精英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难以决断。其中包括有要切断关系者、有要在中国进行世界革命者、有要教化者、有要鼓动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者、也有要对中国进行改造者、占领者、统治者。[3]日本迎战西方的气势在二战后衰微,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逐步复苏。俟右翼势力入主政坛,亟思恢复所谓日本精神,超越太平洋战争的战败阴影,建立所谓“正常国家”。如果中国在21 世纪崛起,这将使得日本赖以重整旗鼓的基础——东亚/东洋——就难以变成可以由日本整合的群体。如此一来,日本过去无法通过整合亚洲超越西方的历史纪录,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崛起”的情境中来改写。那到底日本是要为了挽救亚洲,所以应该不惜先依赖美国,以便自己有能力将中国规范在亚洲框架中(但如此将本末倒置地把终极抗争目标——美国——变成了伙伴)?还是默认日本已经不能主导亚洲,也就不能洗刷败战给美国的耻辱?还是开创一种日本近代思想史上不曾出现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细亚,接受日本不能片面主导东洋超越西洋的历史进程?或甚至干脆不再以西方为日本最终必须超越的对象?



二 东洋的与亚洲的日本



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批评日本思想界躲在东亚的概念后面,不敢直接面对西洋,显示日本对自己没有信心。[4]如果子安宣邦的批判这次是对的,这就间接暴露了一种长久深藏于日本知识界的矛盾情感——日本对东亚的领导主张是建立在日本对东亚的心理依赖之上的。换言之,这种心态一方面是日本既要领导亚洲来抗拒西洋,另一方面又要仰赖与中国做伴来充实亚洲的内容,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是亚洲作为概念提出来时所不能逃避的课题。[5]

其实在“东亚”成为有效且流行概念的历史点上,中国清朝积弱不振,不可能对东亚有积极的贡献,而必须借用“东亚”概念来面对西方的日本,如何可能因为中国加盟了东亚或亚洲的维新而就有信心面对欧美呢?这样的信心是否暗含着日本对中国早已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依赖?黑格尔的东方专制论提供了日本思想界重要的启示,也提供了充分的动机,促成强烈的欲望要证明日本并不是黑格尔东方专制论的对象,这个东方对象专门指的是中国。[6]所以在概念上是否可以这样讲,当中国与日本绑在一起时,日本可以通过对比看到自己的优越,进而通过“解放中国”这样的使命感,认识日本自己的历史位置?

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确是借用“东亚”这个概念,昭示了日本帝国的范围,这个范围不仅限于中国与朝鲜,也包括东南亚,在“大东亚”的主张里,其范围甚至还远及印度。[7]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从冈仓天心(Okakuwa Tenshin)将之放进“东洋”这样一个文明概念之内,从而成为东洋的组成因素,[8]再到后来“东亚”概念开始指导帝国思想时,中国才明确地变成地理概念。这样的转变说明了早先“东洋”作为一种思想,尚不足以成为帝国的指导。这个道理子安宣邦也有所触及,但不如田中(Stefan Tanaka)在解构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始祖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时讲得清楚。[9]田中细腻的耙梳所说明的是,白鸟一直是有意识地运用“东洋”这个概念,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交往,从原本某一种日本的文化负债关系转化成双方平等的关系,也就是利用了“东洋”这一概念把儒家思想与孔子提升为整个东洋的文明,则不但日本借由属于“东洋”而能与入侵的“西洋”取得平等,同时因为中国与日本和朝鲜都属于东洋,它们之间在思想传统上就不再是由中国输出,由日本或朝鲜输入,而是分别成为东洋儒家文化不同但平等的典型。这表示“东洋”作为身份论述,将日本汉学界固有对中国的尊崇消解,让日本与中国在文明起源上平起平坐,不过绝对不能摆脱中国,因为有了中国才号称有东洋,也才能与西方分庭抗礼。但由于其前提俨然预设了中国原来的优越地位,所以东洋不能用来当成后来帝国领导的信心基础。

假如中国清朝不是积弱不振,或不是黑格尔对东方专制的尖锐嘲讽,日本思想界没有必要非在当时处心积虑地来处理自己与中国的文化关系。这种必要性在福泽谕吉(FukugawaYukichi)发表“脱亚论”之后更显得必要,因为在福泽鲜明的旗帜下,中国呈现为日本的拖累,[10]若日本汉学家仍保持与中国维持关系的立场,就都有必要说明到底是为什么。当经历了“三国干涉还辽”和签署《华盛顿条约》裁军协议的历史经历后,日本认知到了自己在西方世界非我族类的处境,而不得不下定决心重新回头经略东亚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意义的东洋文明、与日本有什么瓜葛等,这些问题成为日本不可逃避而要面临的问题。其他看待中国的角度不论如何具有同情心,都必须是以改造中国为出发点。虽然每个人看到的中国各具特色,如内藤湖南(Naito Konan)看到的中国是受到各地乡间团练所主导的基层中国,宫崎滔天(Miyazaki Tonten)看到的是充满革命潜能的中国,吉野作造(Yoshino Sakuzo)看到的是有民主希望的中国,北一辉(Kita Ikki)看到的是反帝的中国民族主义,但他们共同的视角是一个由外而内,由有知到无知的指导角色。他们观点之间相容或南辕北辙,对中国的行动取向彼此相左,有民主派、国粹派、革命派等等不一而足,但与军国主义者介入中国的姿态却又有所呼应,他们都认为自己看到了中国的出路,都有某种跃跃欲试的热情。对中国如何定位是日本思想界用来认识日本自己的基本功和参照。



三 从中国理解日本



与白鸟库吉同一年代的内藤湖南是较早受到西方学界注意的日本国内研究中国问题的开创者,他率先把中国放进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历史脉络,根据贵族世家没落的历程,与众不同地论证出宋朝为中国近世之起源,[11]因而有别于白鸟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南北互动论,从而自成一派。内藤提出的“近世论”虽然在中日史学界引起不同看法,但是大家除了对各种阶级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辨识的方法问题存在困扰之外,日本何时超越了中国的近世后来居上,隐然为加入此一共同话题各方意见整合之所在。[12]对于日本超越之后如何回头看待中国,更是二战前思想家所纷纷议论之主要关切。在这方面,溯及白鸟的东京学派与内藤开始的京都学派,似乎在外来民族促成中国振衰起蔽的观察上,看法果然十分接近,对于军国主义的问题,好像无不可以为其所用,学派之间并无学理上的有效分歧。固然内藤喜爱中国的一切,视中国为一种民间社会,这不妨碍他认为中国是没落的文明,于是成其“支那论”的核心,在文化中心移至日本后,理当领导“改造中国”,作为“支那民族圈”中的一员,在政治上形成中日一体。大正民主派作家吉野作造同样喜爱中国,甚至对于反日的“五四运动”寄予当时日本各界罕见的同情,但在碰到中日关系时,也完全不能抗拒要为对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条约大张旗鼓。[13]

对中国文化的警觉、厌恶乃至于排斥,则属于“脱亚入欧”的显著风气。但在明治维新之前,这种警觉已经悄然浮现,即本居宣长(Motoori Norinaga)对古音一连串的主张,孕育一种内部纯洁环境的意识,进而将中华之言从古音中分离出去,借由对古事记的诠释,创造关于大和语的原始想像,厥为日本近代国语运动的始作俑者。[14]明治维新之后,罗马拼音充斥报刊,作为迈向欧洲普遍性的实践,汉字成为某种落伍的象征。[15]福泽谕吉从而强调,历史之中的日本必须有国家,则日本史不能放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中来理解。[16]20 世纪以后对中国文化与思想进行全面否定最激烈的莫过于津田左右吉(Tsuda Soukichi)。他继承了白鸟对普遍性理论的追求,[17]透过对道家思想的解构,把原本以为是影响日本的中国思想渊源普遍化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通阶段;透过对于孔子进行去神格化,将儒家思想放进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以便将日本与中国区隔开来,如此可以由已经进入近代个人自由精神的日本加以批判。[18]津田的努力是要回归日本,使曾经吸收中国文化的日本回复到原来在中国之外就有的独特精神,展示日本所具有的世界性,并证明日本从未与中国在文化上属于一体。正因为如此,他一反本居的态度,解构象征日本特殊性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虽然意在建立天皇的世俗统治权威,但却因为否定其神圣性而为右翼人士所控诉。无论如何,从本居到津田的历程,有着排除中国这样一个方法上的共同预设。 

不过,“脱亚入欧”作为外交战略失败了,以对抗西洋为职志的思想方案便依附在各式各样的亚细亚主义中现身,则中国的位置必须相应现身。[19]其中最具理想性的亚细亚革命理想是由参加了同盟会的宫崎滔天所提出的。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东方各国抗拒西方野蛮文明的惟一希望,他虽曾支持甲午战争,但后来又介入各种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中,这反映的无异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论。同样同情中国革命的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在批评日本把中国当成原料供应地、区隔了日本与中国的同时,又将它们放在共同命运之中。相对地,宫崎幼年所习自的德富苏峰,却是站在另一端,属于某种日本中心的亚洲主义,德富苏峰虽然早期曾是平民主义者,但后来演进为国粹主义,把中国当成是对抗西方的日本所必须征服的对象。[20]

同样对抗西洋的北一辉却主张以武力帮助中国革命与统一,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积极鼓吹日俄战争。他认为日本的军事胜利是后来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助力。他又批评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虽然提出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门罗主义,但对于中国主张采取提携。〖ZW(〗参见黄自进:《北一辉的革命情结:在中日两国从事革命的历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版。〖ZW)〗包括他们在内的许许多多这些亚细亚主义思想家与行动家,多把中国放在与西洋对立的亚细亚主义之下,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既相对又相融,既在日本之外又纳入日本的势力范畴。



四 缺乏理解“中国崛起”的角度



虽然在所谓的大正民主时期里看到的日本思想界是百花齐放,但也出现了军国主义对日本本身政治言论的宰制,即至出现声名狼藉的“近代的超克”以及思想界的转向,[21]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取得观念上通行无阻的理论,在中国为所欲为而丝毫不感惭愧。其实对思想界出现转向的批判属于后见之明,人们在二战后检讨战前知识界的怯懦与对军国主义的依附,这种检讨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即使是鼓吹到中国进行阶级革命的宫崎,或其他因为思想上忤逆军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斗胆反省日本神道或天皇制度而贾祸的如津田,都不能完全诳称中立客观。因为思想界整体都已经习惯于把中国当成一个落后对象。就算津田这位否定东亚存在的中国研究专家,也继续在儒家的话语下建构日本与中国的差异,巩固日本相对于中国的先进位置,犹如中国就是日本的责任所在,方便军国主义者将中国归类成他们眼中由日本领导的东亚,也方便他们忤逆津田的愿望而抹去日中之间的界限,等于是授予日本军国主义进出自如的通行证。[22]所以抱持反对军国主义的革命者,也就是没有转向而受难的思想家们,多数在东亚的知识本体上与军国主义者有着共谋的默契。这个默契在二战后继续引导着知识界与政界看待中国以及在21 世纪看待“中国崛起”的角度。 

东亚这样的知识基础要处理的两个问题之间似乎从原本有矛盾化解为没有矛盾。一个问题是日本面对西洋的身份问题,亦即不是日本单独抗拒西洋,而是与东亚国家一道,东亚提供了行动基础,也提供了行动的对象——朝鲜与中国,更因此建立日本的先进意识,提供了面对西洋的信心。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作为日本汉学的中心,现在在文明源起上与日本平行而无先后高下,使得日本的近代化成为儒家日本化之后一种与中国分开的现象,在理论上就可以取得对中国指导的地位。如果没有白鸟成功建构一套摆脱汉学界中国观的东洋史观在前,中国就在之后不能成为“落后待解放”的对象,那么日本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的领导地位便缺乏论述基础,这将导致一种恐怖的身份困境,即在感知到西洋国家对日本的排斥之后,日本并没有一个等在那里供日本领导的帝国版图——东亚——容纳自己。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日本缺乏“中国崛起”的理论准备。“中国崛起”从两方面撞击了日本的中国观,一是原本落后中国追随日本的东亚不能完成其使命,二是日本不能再以东洋文明现代化模式的身份来“指导”或“解放”中国,甚至在经济上与中国之间的界限愈趋模糊。这样的模糊与日本在大正期间提出“二十一条”时的理想境界已然不同,依照早期的构想,日中之间经济界限的模糊是透过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与伪满政权之类的殖民统治,进而逐步将中国经济资源纳入日本体制,日中界线的模糊意味着中国的消失。如今中国的崛起,却吸收了日本的科技资本,日中界线模糊意味着日本的消失,造成日本面对世界时的一种身份困境。日本在世界的特殊身份是以作为东亚国家范形的姿态呈现的,但如果“中国崛起”,范形东亚国家这样的身份就不是由日本所能垄断,甚至可能被中国垄断,不但日本在东亚的落后对象消失无影,日本所摆脱的汉学中国那种优越性似乎又回来了。



五 还是东亚的日本



二战前的中国观在日本战败后看似销声匿迹,但其实很快地以各种形式再现。二战前的中国观是透过什么机制影响战后的中国观呢?必须看到,战后日本在占领军的主持之下,通过了非战宪法与责任内阁制度。包括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在内的各个盟军领袖,在战后集中精力做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法西斯政权的复辟,在德国如此,在日本亦是如此。作为法西斯头号国内敌人的共产党,反而在这种气氛中得到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有趣的是,战后在日本思想界以反抗帝国主义对美国采取抵抗立场的,也是在战前受到法西斯迫害最惨烈的左派思想家,他们因为美军的进入而获得发展的契机,却是最反对美国的势力。战前的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现在反而竟以各种面貌出入政坛,并且成为最为亲美的势力。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是否应该领取美国的基金会提供研究补助这一问题上,日本知识界展开了一场莫大的辩论,这个情形在韩国或中国台湾岛内知识界至今并未发生类似规模的反省,虽然它们同为美国的围堵前哨。对美国的警觉心就在这样的一股左翼的路线中保留了下来,甚至在美国与日本签署美日《安保条约》之际,同样一股警惕美国帝国主义的思潮掷地有声地对日本政坛发动抗争,并号称要发动政变。曾经参加前述“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中国学专家竹内好(TakeuchiYoshino)也在这股潮流中参与批判美国。 

竹内好的例子是极其反讽的。他对日本知识界的主要批判基础在于他赞赏中国思想界抗拒“西潮”的能力。他嘲讽日本是永远的优等生文化,总是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反倒是看似落后的中国其实更能对西方思想制度进行反省。他尤其从鲁迅的文本中解读出了某种无法捉摸但却强韧无比的反抗气质,认为这样的气质恰恰是抗拒盲目西化,进而发展出属于中国自己视野的根据。[23]他的这个根本态度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的哲学立场并无二致,矛头是对准西方,把中国当成是抗拒西方的东洋的范形。在“近代的超克”被当成是丑闻来理解的战后世界中,竹内好看似独树一帜的文风与生涯,其实毫不保留地继续把矛头对准西方与象征西方文明的现代化潮流,只是在战后的西方,其对面是中国的东洋,而不是日本的东洋。竹内好与宫崎在解读中日之间的身份地位、文明角色与亚洲作为知识范畴的意义上有类似之处。一言以蔽之,在中国推动与实践迥然不同的文化模式,可以提示日本所属的东亚如何面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日本得以呈现自己的身份范畴是亚洲,因为与西方对立的是亚洲。 

就是这个同样的知识基础,在20 世纪结束前高涨的日本右翼势力声浪中,为军国主义复辟提供了叙事依据。[24]军国主义当然在实际上并未复辟,毕竟左翼的力量在日本思想界不容小觑,但是军国主义式的言论逐渐流行,获得更多的选票,这种情形如同大正民主时期日本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军国主义式的言论再次降临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不同的是,21 世纪之初的中国与20 世纪之初的中国给日本知识界的观感有天壤之别,前者是崛起的大国,后者是落后的散沙。同时,左翼势力盘踞思想界的一隅,免于战前遭受军国主义压制的恐惧。无论中国给人的观感如何,军国主义的复辟言论与左翼的反帝言论中,隐约有着战前各家曾经同享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总以东亚为单位在思考日本面对西洋的身份问题。左翼是反帝的,右翼则一直因为担心左翼报复自己战前遭到的迫害,只好依附于反左的美国,但左、右两翼之间存在的知识联系就隐藏在对日本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的共同认识中,这个共同认识只涉及使命尚未完成的这个自我理解,而不涉及实质的使命及其历史目的,因此他们之间对于日美关系的激烈争辩固然真实,但这不是本体论上日本如何存在的争辩,争辩起来很容易遮掩他们在知识出发点上的共谋,即都是以东洋与西洋的对立为前提,而正是这个前提上的默契,让他们判断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分际何在时,牵制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



六 中国的东亚性质



右翼人士似乎自始至终对日本的战败不能接受,左翼超越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战前就是遭到军国主义残害的对象,因此对日本的战败不像右翼那样耿耿于怀。小森阳一近乎完美地从天皇的“玉音”中,解读出了鼓舞右翼势力至今得以不承认战败的各种隐藏讯号,也许他有些过度解读,但却有效地说明当代右翼人士是如何体会天皇的“玉音”的。[25]右翼人士所谓“不曾战败”是直接面对盟军说的,其中在当代最主要的成员显然是美国,他们坚持天皇谕示的是终战,不是败战,故参拜靖国神社并无不当,认为里面供奉的战犯是基于占领军优势的不当审判结论,犯的充其量是被美国定义的侵略罪行,有极端者判断现在到了翻案的时机。如此延伸的涵义是:日本更不曾败于中国,也不曾因为侵略中国而受罚,日中之间的关系还大有讨论的余地。右翼对自己侵略罪行的拒绝反省以及甚至接踵而来否认侵华战争曾经发生,都是左翼思想家不曾附和过的行径。然而左翼的反帝路线与右翼的靖国神社路线,不都是把西洋当成日本最终必须面对的对象吗?所以尽管左翼与右翼之间有着足臻生死存亡的斗争,却因为终极的问题意识雷同,使中国的工具性身份以及其作为日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妥善应对的亚洲成员,成为他们之间在本体论上的默契。

不过,日本知识界对于“中国崛起”的思想准备颇为不足,当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带来震撼。沟口雄三就反省认为,日本人对于自己什么事都用中国作为参照系不够自觉,还反而一直错以为中国还是战前那个落后的中国。他用了一个妙喻说明日本对中国的误读,那就好像错把小鸡当蝌蚪,以为中国一直维持两只脚,显然没有变成青蛙,所以就还是处在落后幼稚的状态,因而看不到中国已经从两只脚的小鸡长大为还是两只脚的大鸡。[26]这里的批判有些应和竹内好的反省方式,也就是认为日本过度依赖西方的标准看中国,才会看不到中国的变化。与竹内好同时代的丸山真男因为揭举近代性的大旗,而被子安宣邦认为犯了同样的复制西方历史目的论的错误。[27]不过竹内好没有针对好友丸山发言,毕竟丸山对于日本政治也是极力批判的,他并没有把日本看成是西方在东亚的优等生,而是把日本看成转向近代不完全的劣等生(矛盾的是,竹内会欢迎日本沦为劣等生,因为这表示日本没有复制帝国的发展模式)。[28]不过丸山也没有竹内那种“近代的超克”的情结,更没有东亚或东洋的区域对抗或文明对抗意识,所以丸山拿中国作为参照系的需要,比其他思想家小得多,但也就因而一样不能为“中国崛起”的认识角度提供亚洲式的准备,只能还是把中国放在沟口所警告应该回避的西方现代化量表上。

日本知识界看待中国的角度不是直接可以从思想家本人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立场中得出来的,就算是激进右翼人士不承认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的侵略,并不能就此推断此人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因为最终的标准在于如何共同面对西方,而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则是相对短期的阶段性战略问题。假如要规范中国的崛起,以便使中国继续停留在亚洲对西洋这样分庭抗礼的认识论框架中,则日本对美国的依赖便不可或缺。右翼人士在历史问题上所隐藏的反美动机被围堵中国的战术需要所牵制,形成了自我异化的压力。言论上极力反华的石原慎太郎其实正是对美国发表《一个可以说NO 的日本》的畅销书作者,[29]他一方面想整合亚洲来抗拒美国,另一方面又甘愿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上执行围堵中国。相对于此,对于二战历史持相对批判态度的左翼,却始终一致地在维系对美国的警觉与批判。可见,战前思想界对中国的知识默契延续了下来,也就是日本必须建立与中国特定的关系来抵抗西方,而这个特定关系理当是一种由日本主动的关系,过去是把中国叙说成东洋的一支或亚洲的一个区域,接受日本领导抗拒西方,现在则是政治上对中国围堵与经济上同中国进行区域整合。其结果是今天作为一个区域的亚洲在面对西洋时出现性质上的异化。这个异化当然是右翼与美国同盟所造成,因而本末倒置,让亚洲终极要排除的对象(即美国)参加一起决定亚洲的任务,使得亚洲作为与西方抗拒的基础遭到颠覆,则日本的归属成为悬案。



七 “中国崛起”对知识论的“威胁”



中国的崛起带来的“知识威胁”在于,它将不再由日本片面地来决定中国在亚洲的身份,甚至在与西方对比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不必通过与日本的关系来发言,因此就算日本十足地回归亚洲,停止依附美国来牵制中国,也不见得就能参与中国在面对西方时的身份建构过程。这样的“威胁”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看到的威胁性质迥然不同。现实主义笔下的“威胁”是假定的日本与中国彼此互斥的某种身份,“威胁”的存在能巩固中日之间分开的或对立的关系,这样反而可以强化日本的身份安定感。相反地,在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诠释下,“中国崛起”的“威胁”是对存在意义的“威胁”,不但不会巩固日本外于中国的身份,甚至还会把亚洲作为日本呈现自我的基础都加以否定。当日本思想界无法在知识上界定中国为“有待解放的亚洲”,就不能片面使用亚洲。对右翼而言,也就不能重新编写二战历史,如此国民精神恢复无望。这就是为什么右翼人士经常对“中国崛起”的说法拒斥,并提出相应的“中国崩溃论”,试图在知识上管理外界对“中国崛起”的主张。

对左翼而言,某种正面的意义可能昙花一现地冒了出来,好像当年宫崎的世界革命论有了某种修正再生的可能,也让竹内好的亚洲作为方法值得期盼,不过竹内好战前站在右翼发言的记录至今犹新。令左翼尴尬的是,中国的崛起是在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呈现的,故而左翼拒绝依附美国,并批判帝国主义介入日本的行径,并不能在被认为是崛起中的中国获得欣赏,毕竟所谓崛起应和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则亚洲作为非西方的区域,其可能性更加渺茫,则左翼的失落难以逃避。与其梦幻中国社会主义重现,还不如像右翼一样期盼中国的发展高度不均,阶级极度分化,社会动乱发生,使得某种反帝的左派亚洲成为可能。反帝的亚洲结合了对西方的挑战与对亚洲共性的建构,但这个远景与右翼企盼的“中国崩溃”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未来思想界潜在的可能共识选项。矛盾的是,“中国崛起”是在资本主义语境里发生的,亲中派看到了日本与中国经济关系日趋紧密,那么他们能不能在左翼的思想基础上,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保持距离,还是又要经历某种转向的压力呢?

反而是对美国不曾批判、对儒家文化与汉学中国持基本正面态度并且对东西文明差异有所警觉的学院派,有可能赋予亚洲某种新内涵。这样的内涵堪称20 世纪80 年代流行过的所谓东亚儒家经济文明,或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调周而复始,[30]这也许与全球化潮流所催促的地方化意识若合符节,也与资本主义逻辑不抵触,且能坦然面对“中国崛起”,在此日本与中国构成某种意义的亚洲,而日本借此展现与西方不同的模式便可存在。不过这样的亚洲既然臣服于资本主义逻辑,就必然为资本主义所欢迎,则因此而发现的任何亚洲特色,无异于沦为资本主义的包装,并不能真正达到区隔东洋与西洋的作用,因此不能满足日本知识界百余年来的问题意识。沟口雄三主张以中国为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内在发展看中国,摆脱日本的叙事需要,也许是一条知识论上的出路,届时中国是否崛起或其崛起对日本有什么意义,就不会构成问题意识。但沟口雄三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摆脱日本为主的亚洲意识后,一个从中国看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为何要学会中国人的视野,那他自己到底是谁,其知识又是所谓何来?这其中逃脱不掉的前提,仍然是某种中日共处的亚洲。



八 结 论



日本思想家一心发展日本成为亚洲国家的主要动机在于能取得一个相对于欧美的身份,不过,亚洲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身份,原本就是被欧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当成对象的结果。亚洲这个身份寻求与欧美平等,很容易陷入某种卑微的意识。近代日本史上各种各样的亚洲主义主张至今不能解决面对欧美时,日本到底是什么意义的亚洲国家。追根究底,“亚洲”这个概念并不是出自于日本或中国等被归类为亚洲国家的话语,而是出自某种要把它们锁在落后身份的、自居在外的位置。从亚洲这个身份出发的做法,造成亚洲国家之间失去相互尊重的基础,在与欧美竞争的欲望驱策下,亚洲身份迫使亚洲国家先要面对自己人。日本对亚洲身份的敏感度远高于中国,以至于日本对中国指指点点的态度与中国独自于日本之外处理欧美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更凸显了日本无法整合亚洲的尴尬。

日本与欧美的竞争意识使得国力成为关注的焦点,日本透过整合亚洲来强化国权的想法引发了军国主义。即使是透过平等结盟的想法,也不得不强调日本的领导角色,这是为什么无论日本采取哪一种亚洲主义,都不能处理“中国崛起”的课题,毕竟“中国崛起”的提出是假设在某种国力标准上的崛起,所以“中国崛起”与日本思想家的亚洲主义是相抵触的。“中国崛起”的提法让人联想到中国将直接挑战欧美的主导权,如此中国就不是亚洲身份所能规范的国家,因为就算欧美继续把中国看成亚洲,但“中国崛起”之后不需要靠亚洲,这时亚洲的维持反而是要靠日本追随中国,而这一类要求日本配合的策略,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根本不存在,简言之,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巩固欧美话语优势的亚洲主义,中国的崛起不但挑战欧美,也挑战了以欧美话语为出发点的亚洲主义。

日本面对“中国崛起”的思想出路,首先在于摆脱要与欧美竞争的意识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国力导向的亚洲主义,然后才可以让日本不必非要用亚洲作为身份的基础,则日本就可以重新认识中国,而不是由欧美殖民主义指涉的以亚洲为框架,毕竟在这个框架下的日本永远不能取得平等的感觉。必须由中国与日本不以欧美的亚洲为前提,也不以否定欧美为前提,以这样彼此发展的相互认识为出发点,开放亚洲身份的内涵,日本才算是回到亚洲。

注释:

[1] 姚文礼:《共筑东亚安全大厦——浅析21 世纪之初的中日安全合作》,载《日本学刊》,2002 年第5 期,第1-17 页;王公龙:《对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再认识—以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选择性分析》,载《日本学刊》,2002 年第5 期,第18-31 页;徐万胜:《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载《当代亚太》,2004 年第4 期,第10-11 页;邱坤玄:《结构现实主义与中共大国外交格局》,载《东亚季刊》,1999年第3 期,第23~38 页;范国平:《现实主义不能超越——中国对日外交的必然选择》,载《开放时代》,http://www.opentimes.cn/ ;王屏:《中日关系从理想到现实》,载《环球时报》,2005 年2 月3 日。

[2] 有关文献介绍可参阅赵建民、 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关中国或美国优先之争论——兼论日、中、台之新安全架构》,载《问题与研究》,2004 年第1 期,第83-104 页。

[3] 整理得比较清楚的是野村浩一,参见[日]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版。

[4][日]子安宣邦编,赵京华编译:《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5] 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处处以文化本质论断文化差异,而无法正视权力与欲望的运作,参见[日]酒井直树著,廖咸浩译:《主体与/或“主体(shutai)”及文化差异之铭刻》,载《中外文学》,2002 年第12期,第150-195 页。

[6] [日]子安宣邦著,陈玮芬译:《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 年版。

[7] 大川周明的“三国魂”如是主张,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266~269 页;另见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

[8] 多数引述介绍的文章都是引用发表于1903 年的《东洋的理想》原著,即Okakura Kakuzos, The Ideals of theEas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s of Japan,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9] 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ad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0] 参考许介麟:《福泽谕吉的文明观与脱亚论》,载《历史月刊》,2003 年第184 期,第34-43 页;周建高:《福泽谕吉对中国文化的迎与拒》,载《历史月刊》,2003 年第184 期,第44-50 页。

[11] [日]内藤虎次郎著:《中国近世史》,東京:弘文堂,1947 年版。此日文著作受到讨论最多。

[12] 参见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2 年版;[日]西嶋定生等11名作者分别著述,辑于刘俊文编,高明士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版。

[13] 参见黄自进:《吉野作造对近代中国的认识与评价:1906-193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

[14] 参见[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甘怀真:《东亚、儒学与王权: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一面向》,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第五次研讨会之“东亚、儒学与东亚儒学”会议论文。

[15] 林少阳:《文与日本的现代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

[16] [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之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137 页。

[17] 白鸟将中国古代传说解读为人类普遍性历史阶段的表征,见刘俊文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版,第1-8 页。

[18] 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

[19]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

[20] 参见陈秀武:《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1] “近代的超克”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所组织的座谈会,参与者包括左翼与自由作家,他们透过各自对某种亚洲主义的赞扬,暧昧地表态支持战争,被视为是左翼的“转向”。参见[日]竹内好著,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北京:读书•新知•文化三联书店,2005 年版。

[22] 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个中国与日本是分开而落后的本体论以及各家学说在此本体论上产生的困惑——或认为不同的亚洲主义论之间对中国的立场不同,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或认为只是属于显性或隐性的差别,故都是共犯。相对于此,本文显然是认为两者皆可,也就是帝国主义的亚洲主义与非帝国主义的亚洲主义并非抵触,因为两者奠基在同样的本体论上。相关论争之例见盛邦和:《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的日本亚细亚主义》,载《历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悉——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载《历史研究》,2004 年第6 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商榷”的响应》,载《历史研究》,2005 年第3 期。

[23] 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24] 到了21 世纪,类似的思想以新保守主义之名呈现,见 Pei-chun Han, “Neos on the Rise in Japan,” TaipeiTimes, 2005 年9 月20 日第8 版。

[25][日]小森阳一著,陈多友译:《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读书•新知•文化三联书店,2004 年版。

[26] 这是沟口雄三于2001 年12 月21 日在东京举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上主题讲话的内容。

[27] 参见[日]子安宣邦:《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第四章。

[28]孙歌:《在零和一百之间》,载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57 页。

[29][日]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著,刘秀琴译:《一个可以说NO 的日本》,台北:中央日报,1990 年版。

[30] 参见[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台北:世界书局,1998 年版;Daniel A. Bell and Hahm Chaibong, Confucianism for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nald Dore, Taking Japan Seriously :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USA : Transaction Books, 1988; Roy Hofheinz, Jr.and Kent E. Calder, The Eastasia 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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