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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序

作者从检阅宫崎滔天档案开始,长期执着研究日本大陆浪人与大亚洲主义及其相关问题,已经有多种论著问世。因此,这本新著论述日本右翼的历史沿革尤为得心应手,从头山满与黑龙会一直讲到“二战”以后“传统右翼”的死灰复燃与“新右翼”的崛起。作者不仅为我们编制了新老右翼团体的宗谱,而且还勾画了几代右翼代表人物的群像。我相信,读者通过此书当可理解日本右翼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获致当代右翼群体的清晰而完整的印象。这对于读者把握日本右翼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当代新右翼与传统右翼的区别及其言行特征,应该很有裨益。
序 言

2005年12月10日,赵军教授与其他旅日中国学者,为纪念同盟会成立100周年,在东京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在开幕式上演讲,在结束语中特别强调:“我们应在尊重历史的同时超越历史。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中日关系始终是以友好为主流。我们这一衣带水的两个邻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唇亡齿寒。保持正常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日两国的幸福,亚洲的幸福,全世界的幸福。”

会后,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先生与我进行首次对话,他追溯了创价学会三代会长一贯反对侵华战争、维护中日友好的奋斗历程,并且诚恳地说:“在世界,或者说在亚洲,日本如果想要站稳脚跟生存下去的话,必须与一衣带水的贵国永远地结成友好关系——这是我多年坚持的观点。所以打心眼里赞同章教授。”

我想,这决不仅仅是两个老人的私见,我们所表述的乃是中日两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与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但是,众所共知,要把这个善良愿望化为现实,还必须克服重重现实阻力,还需要做长期的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

所谓阻力,一是来自日本政府的错误政策导向,一是来自日本社会右翼与右翼势力的长期存在;前者的错误决策往往是迎合后者的意愿,而后者又是前者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工具。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因所谓历史教科书问题引发一次又一次国际争执;特别是小泉内阁上台以来,因固执地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引发一次又一次反华逆流,更使中日友好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堪称“二战”以后最为恶劣的时期。但物极必反,也正是由于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拙劣表演,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其真面目,并且奋起向这些逆潮流而动的政治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但是斗争不能全凭感情,全凭勇敢;斗争要讲谋略,而谋略产生于理智,取决于科学。所以我近几年来经常倡言理性爱国,或曰理性的爱国主义,千万不要在愤激情绪的冲动下成为有勇无谋的鲁莽家。鲁莽家虽然不乏热情与勇气,但却往往事与愿违,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历史与现实中的许多沉重教训,已经足够使我们醒悟过来。

《孙子•谋攻》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早已被世界各国军事家奉为经典。为了维护中日友好关系,与日本右翼斗争,首先就要研究右翼,了解右翼。如果连右翼是什么样子都弄不清楚,又怎么谈得上战而胜之呢?好像是不谋而合,前不久赵军回国参加一项活动,顺便带来他的新作《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书稿并嘱我写序。我认真阅读了这本书稿,感到受益匪浅。

此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集中解释:何谓“右翼”?何谓“右翼势力”?以及右翼势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包括“日本主义”、“皇国史观”、“国粹主义”、“大亚洲主义”等)。首先厘清基本概念,言简意赅,有根有据,为全书的论述提供了清晰而准确的理论铺垫。

作者从检阅宫崎滔天档案开始,长期执着研究日本大陆浪人与大亚洲主义及其相关问题,已经有多种论著问世。因此,这本新著论述日本右翼的历史沿革尤为得心应手,从头山满与黑龙会一直讲到“二战”以后“传统右翼”的死灰复燃与“新右翼”的崛起。作者不仅为我们编制了新老右翼团体的宗谱,而且还勾画了几代右翼代表人物的群像。我相信,读者通过此书当可理解日本右翼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获致当代右翼群体的清晰而完整的印象。这对于读者把握日本右翼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当代新右翼与传统右翼的区别及其言行特征,应该很有裨益。

本书可贵之处,还在于没有孤立地论述右派,而是把右翼置于日本的社会与民众之中,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深入考察。正是日本社会的畸形现代化孕育了传统右翼这个怪胎,而“二战”后由于日本社会民主改革的不彻底,以及美国政府的蓄意庇护纵容,才使得右翼势力死灰复燃,不仅绵延不绝,而且兴风作浪,在国内外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右翼的猖獗当然与日本现今政府外交政策的错误导向密切相关,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右翼仍有其存在与凭借的某些社会基础。

作者为此单列一章论述“当代日本右翼与日本民众”,其中第三节“一般民众的右翼观与右翼的社会基础”,着重探讨了“脱自虐论史观”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以及右翼工会运动和右派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体会。如果再联系到当代日本右翼的职业化与无赖化及其新的活动轨迹,更有助于我们认识日本右翼猖獗问题的复杂性与持续性,并非用任何简单易行的办法所能迅速解决。

作者长期在日本高校任教,所以更为关心日本青年一代对中日关系以及右翼言行的看法。他根据大量调查资料,认真考察了在校大学生的历史观、右翼观,包括他们自己对历史和战争问题的思考,对历史教科书和教育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中日关系产生的问题的理解,对中日关系发展走向的展望等方面。这些也正是我们国内读者渴望了解而又难以直接了解的内容,未来属于青年,但青年只有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取向,才能妥善地决定未来。我们应该珍惜作者不辞辛劳为国内读者提供的这些可贵数据与信息,并且对此作出自己比较客观的判断。

本书并非仅供专家参考的高深学术著作,然而作者却用相当严谨的治学态度来撰写这本面向大众的读物。全书取精用宏,论必有据,而且所征引的资料大多来自权威书刊或自己的实地调查研究,所作判断也力求平实公允,直言无隐而决不曲学阿世。我由此有所感悟:面对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面对两国邦交中若干剪不断理还乱的所谓“死结”,我们更需要保持客观而冷静的理性精神。解决中日关系问题,需要在尊重历史的大前提下努力超越历史,首先要超越把本国利益置于他国或区域之上的所谓“日本主义”或“大和精神”,在更高的境界严上以更宽阔的视野衡量是非得失,并决定取舍向避,这才称得上政治家的智慧。

我自1979年以来,一直从事中日学术交流并促进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又为日本右翼所激,积极参与维护历史真相并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多项活动。因而对于日本社会与日本人民还有一些直接的了解,特别是对日本国内诸多有识之士对目前两国邦交的忧虑与对右翼的正义的反击,更有许多内心的深层感悟。我与作者的想法一样,为了维护中日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持久战。中日关系的前景必然是光明的,因为“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此乃两国根本利益的共同需要,而决定历史长远久远走向的“人民终究是英雄”。这里所说的人民,不仅是中日两国人民,也不仅是亚洲人民,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我们胜利的信心正在于此。
谓予不信,拭目以待。谨以此文为序。

章开沅
丙戌初夏于实斋

《日本右翼与日本社会》,赵军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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