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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总有人构筑别有意味的世界—陈东捷访谈

李云雷:总有人构筑别有意味的世界—陈东捷访谈

十月封面,

左岸文化 www.eduww.com
左岸文化特稿。1991年陈东捷到1978年创刊的《十月》做编辑,至今已过20年,谈文学期刊的变化等

李云雷:在担任《十月》常务副主编以前,您长期在《十月》工作,对《十月》有很深的了解,也有很深的感情,您能否谈谈对文学与文学刊物的理解,尤其是对《十月》的认识?

陈东捷:我是1991年到《十月》做编辑的,至今已过20年,说起来很吓人的长度。

人生很多情况下是无法预设的。我第一次接触《十月》应该是1982年,高考前夕在中学阅览室里看到的,那一期刊有张洁的中篇小说《方舟》,记得写的是三个离婚中年女人失落而疯狂的生活状态。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对生活在小县城的17岁中学生来说,阅读带来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后来读了大学中文系,便成了图书馆期刊阅览室的常客。《十月》几乎每期必看,但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如此紧密地与它联系在一起。

对文学写作者和阅读者而言,那真是一个疯狂的黄金年代!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恐怕也难以找到类似的范本。而文学期刊在80年代初期几乎享有第一媒体的地位。作家作为明星被追逐,杂志像今天的iphone4s一样被抢购,高分考生争上中文系。回忆过去并非沉湎于昔日的辉煌,今天文学期刊生存的艰难成为话题,自有复杂的成因,其中有媒体革命的技术性因素,也有一个时代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因素。黑格尔不也曾慨叹德国哲学的衰落吗?

尽管文学期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辉煌不再,其存在的价值仍是无法否认的。当大部分人用大部分时间行色匆匆地追逐财富和享乐时,总有人淡定地体味和反省,以文字构筑别有意味的世界,以个人的方式记录这个特殊时代的痕迹。作为杂志编辑,参与这个性化世界的构筑,触摸坚硬的现实背后的柔软和隐秘,确实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

李云雷:《十月》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自1978年创刊以来,刊发了“新时期”以后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在文学界与广大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能否请您简要谈谈《十月》30多年的历史,在《十月》上刊发的重要作品,以及《十月》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陈东捷:《十月》创刊于1978年,是文革后第一家大型文学双月刊。当时中篇小说以更丰富的呈现逐渐成为作家创作的主流体裁,而之前的文学杂志基本上都是容量较小的月刊,市场上缺乏能集中刊发中篇小说的载体。《十月》应运而生,迅速引起文坛的关注。创刊之初编辑部集中了一批富有才华、激情和敬业精神的编辑前辈,有了他们敏锐的眼光和无私的付出,《十月》迅速得到社会认可,并在新时期文学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至于《十月》发表的重要作品,《高山下的花环》《黑骏马》《北方的河》《绿化树》《蝴蝶》《蒲柳人家》《三生石》《相见时难》《张铁匠的罗曼史》《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同一地平线上》《来来往往》《豆汁记》《永远有多远》《神木》《黄河东流去》《沉重的翅膀》《雪城》《开拓者》《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一百个人的十年》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从这里走向读者的。1991年我刚到编辑部时,曾对前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做过粗略统计,结果《十月》发表的作品占比在四分之一以上。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期刊的兴盛与一个时期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于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几乎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那种一部作品造成洛阳纸贵、街谈巷议的场面,恐怕再也难以复制了。《十月》与其他主要文学期刊一起参与、推动了当时的文学发展进程,应该说是幸运的。其后中国文学的发展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停滞,只不过以一种更平静、更自然的方式运行,其创造性、丰富性储存在一些优秀的文本当中,在喧嚣的场景中呈现着自身的价值。

李云雷:与《当代》、《收获》等大型原创文学刊物相比,《十月》在艺术风格上颇具特色,《当代》注重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影响,《收获》则更注重艺术探索,在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十月》介于二者之间,融合了现实与艺术探索,既不保守,也不激进,保持了一种进取的中正态度。我想这是《十月》与《当代》、《收获》的不同之处,也是与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处,请问《十月》在这方面有什么自觉的追求,或坚守?

陈东捷:就如每个人都有性格,每本杂志也存在自身的风格定位。《十月》自创刊以来,形成了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兼容并蓄的办刊风格。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兴起了模仿、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热潮。在作家和期刊中形成了风格的分野,在此之前,其实国内文学期刊没有太明显的风格差异。90年代以后,对绝大多数作家作品而言,也很难简单地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来界定了。特定的生活经验、对现实人生的独特思考与个性化的叙述方式在作品中可以有所侧重,把它们割裂开来显然不再是成熟作家的选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近年来网络的普及,经验的、观念的、写作手法的盲区已基本消失,现在的写作考验的是作家的才华和综合实力。

《十月》不对作家作品做先验的选择判断,而是根据每个文本判定它是否具有独创性,争取相对完整地呈现当下国内文学创作的实际。

李云雷:《十月》与《当代》、《收获》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当代》、《收获》近些年来都会在“正刊”上刊发一些长篇作品(长篇小说、长篇散文或报告文学),在市场化的时代,这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方式,《十月》虽然也创办了长篇原创版,但在“正刊”中,仍是以中短篇作品为主,请问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东捷:这也是历史形成的差异。《十月》历来以发表中篇小说为主,兼顾其他文学体裁。正因为此,随着更多的作家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我们2004年创办了《十月•长篇小说》,专门刊发原创长篇小说,而《十月》则基本保留原有的样式。中篇小说这种独特的文体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荣誉,许多著名作家都是在中篇小说获得成功后才开始长篇小说创作的。即使现在成名作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长篇中去,仍然有许多作家致力于中篇小说创作,特别是那些临近爆发点的中青年作家,成名作往往在中篇中实现。如果以绝对篇数计算,我想目前中篇中优秀作品数量会远远超过长篇。

关于中篇小说的篇幅,有一个有趣的数字。在1978年的《十月》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则约稿启事,提到欢迎1-3万字的短篇小说、3-20万字的中篇小说和20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现在虽没有明确界定,大家一般认为中篇应在2万多至6万字左右,10万字以上就算长篇了,中间则为灰色地带,中篇稍嫌长,长篇稍显短,有点尴尬(真正优秀的作品除外)。事实上,《十月》早年发表的有些中篇篇幅都在10万字以上。

   李云雷:《十月》的“小说新干线”栏目,已坚持办了多年,这一栏目刊发两三篇作品集中推介一位文学新人,并配发创作谈与评论,在文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当今很多重要作家最初的作品都是“小说新干线”推出的,可以说这一栏目既为文学新人的成长提供了园地,也在不断为文学界输入新鲜的血液,是一个重要的栏目。请问这一栏目的最初设想是怎样的,你们何以能坚持这么多年,在做这一栏目的过程中,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

陈东捷:“小说新干线”栏目从1999年开设,一直延续至今,很受广大青年作者和读者欢迎,已成为我们的一个品牌栏目。当年创设该栏目的初衷,就是推出有创作实力或潜力,但尚未被广泛认可的青年作者,十几年来可谓收获颇丰。60多位曾在该栏目现身的作者目前大多成了实力派作家,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大概2005年,我们曾在北京香山脚下举办过一次“小说新干线”作者大聚会,气氛颇为热烈,许多与会者至今念念不忘。我们准备适当的时机再办一次。

李云雷: “十月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奖项已举办了九届,去年在浙江宁波举办的“第九届十月文学奖”,在文学界与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于“十月文学奖”,你们今后有什么样的设想?

陈东捷:“十月文学奖”用于《十月》奖励本刊发表的优秀作品,原则上3年一届。这个奖项在文学界内有一定的影响,有不少省市作协都把它作为作家职称评定的条件之一。如将来条件成熟,我们准备缩短评奖周期,改为两年或每年一届。

李云雷: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在《十月》杂志连载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当年被禁,这是当时文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17年后《废都》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引起了一些人的重新评价,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陈东捷:我一直认为《废都》是贾平凹、也是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当时的许多评论文字大多是简单化的,文本中一些深刻、复杂的含义被那些方框遮蔽了。现在重新出版是一件好事,重新评价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李云雷:作为北京市所属北京出版社的一本文学刊物,《十月》与很多刊物在“身份”上有很大的不同,与作家协会系统的文学刊物如《小说选刊》、《人民文学》、《收获》不同,也与直接隶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不同,请问这一“身份”上的不同,为《十月》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利弊,有哪些机遇与挑战?

陈东捷:目前国内文学期刊仍然为数众多,大概有二三百家吧。从出身上分,大致可分为文联、作协主办和出版社主办两种;从级别上分,则从中国作协主办的几家厅局级期刊到一些省、市下属单位主办的科级期刊并存。

从数量上说,大多数文学期刊是各级文联、作协主办的。这种体制的好处是杂志社作为事业单位,可从上级获得多少不等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和办刊经费有基本的保障。而出版社主办的期刊基本属于自收自支性质,一般要靠自己解决生存问题。但事情也不是绝对的,每家杂志都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很难一概而论。

大概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少数经费特别充裕的外,多数文学期刊存在生存的难题。《十月》虽然发行量居前,也面临经营的压力。杂志社同事的收入在集团内一直是偏低的。好在大家都对这份工作有感情,对此并不过于计较,仍齐心协力办刊,说起来有时把自己都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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