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马建东：王梵志诗的底层生活经验

　　　一
　　
　　王梵志是一位出身社会下层并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诗人。关于他的身世,曾有一个颇富神奇色彩的传说。据冯翊《桂苑丛谈》及《太平广记》卷82记载:
　　王梵志,卫州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擒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
　　对此,许多著名学者,从胡适、入矢义高、戴密微、潘重规,到张锡厚、朱凤玉、项楚、陈允吉等,均曾有所解说。这些研究除确认王梵志生于“当隋之时”并主要生活在唐初这一问题之外,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它的文化来源及其神话学意蕴,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王梵志及其诗作,提供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参考内容。在我看来,其中以潘重规先生的解释最为平实,也最为可信——根据他的解释,这个故事的真实意义,或许不过是记述了一个弃儿被收养的经过而已。据此,则其他所有神话性的解释,都可以看作是在它的基础上的种种附会而已。揭开传说扑朔迷离的神话外衣,不难发现,王梵志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由弃儿成长为佛徒的一生。这为我们深入了解王梵志生平及其思想、艺术倾向的来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王梵志的一生,始终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并且始终也没有真正摆脱生活的贫困。这不仅从上面的传说,而且也可以从今存王梵志诗中一些反映了作者身世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出。他的诗集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大都是那些表达贫困体验的作品,其中一些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生活的影子,如:
　　草屋足风尘,床无破毡卧。客来且唤入,地铺藁荐坐。家里元无炭,柳麻且吹火。白酒瓦钵盛,铛子两脚破。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看客只宁馨,从你痛笑我。
　　家贫无好衣,造得一袄子。中心禳破氈,还将布作里。清贫常使乐,不用浊富贵。白日串项行,夜眠还作被。近逢穷业至,缘身无一物。披绳兼带索,行时须杖扶。四海交游绝,眷属永还疏。东西无济着,到处即女居。
　　上引第一首诗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写作者家居生活的贫困;第二首写自己的一件衣物;第三首写贫寒而且孤独。没有长期的、真实的贫困生活体验,是绝难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由于缺少纪年的线索,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诗各自写于什么时候,但从诗里描写的景象及作者的口吻看,至少后一首应该做于他的晚年。从“四海交游绝,眷属永还疏。东西无济着,到处即女居”这样的诗句,不难想见,晚年的王梵志不但仍然一贫如洗,而且极度孤凄。正是这样一种生活处境,为他的诗作如实反映底层生活中的问题,奠定了可靠的根基。
　　王梵志一生是否也曾有过一段较好的时光,由于缺乏充足的证据,我们很难断言。尽管学者间对今存三百余首王梵志诗是否均属一人之作,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就王梵志诗整体所反映的生活画面和社会意识来看,他对富裕的生活似乎从来都没有多少真切的体验。虽然他的诗中间或也有“吾富有钱时”、“吾家多有田”之类的语句,看上去好像透露了一点作者曾经“有钱”的信息。然而,从整篇所用的口气看,我们也很难断定其中所反映的即是作者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种对于世态的虚拟描写。而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的诗中即使真的写到有钱人的生活,也仍然透着一股小家子气,很难见出他真有多少有钱人的心胸和意气。这一点从常常为人引述的《富饶田舍儿》一诗就可以明显地看出:

　　富饶田舍儿,论情实好事。广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槽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牛羊共成群,满圈豢豚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且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使。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索面驴驮送,续后更有雉。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纵有重差役,有钱不怕你。

　　这首诗极力表现富裕生活带给人的许多好处,然而,除了炫耀地产、宅舍、马匹、奴婢、牛羊、积谷这些可见的事物,整首诗表现出的不过是一种土财主式的志得意满和踌躇满志,告诉人们的也只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一极为寻常的人生道理。其对富家生活的描写视角,显而易见是自外而内的,因而篇中所写虽是富户,但其胸襟、口吻,仍然不脱贫寒阶层的那样一种气度、眼界。因而,在他的诗集中,这类诗作的精神体验的深度,也远不及那些描写贫穷生活的诗作。

二
　　
　　王梵志诗底层生活体验的第一方面,是经济的贫困。孤寒的身世,决定了他在表现底层生活,理解底层社会上的寻常难以企及的深刻之处。他的诗作最动人之处,往往都在于其对底层民间社会赤贫状况的那一种体贴描写。以论者每每称引的《贫穷田舍汉》一首为例,该诗开篇即云:“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凄。”第一句点明主人公的社会身份,第二句便写他屋舍的空虚。接下说“两穷前生种,今世作夫妻”,看似平淡,却于宿命的想象中表达了一种极度的哀痛和无奈感觉。接着又写“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夫妻双双为人劳作了一天,黄昏回到家里,而对却仍是“无米复无柴”的窘境。再下去是“里正追庸调”的一幕:“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裤,足下复无鞋。丑妇来怒骂,啾唧搦头灰(盔)。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穷到这地步,还有里正、村头来催逼庸调;但穷到这地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一场巾露衫破的厮打后,吃亏的仿佛还是追逼者。主人公虽被捉进了官府,然而除了打一顿板子又能将他怎么样呢?事件的最后结果,是“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陪(赔)”。这一段描写看上去颇富喜剧色彩,但隐藏其后的,却是对主人公从物质到精神的极度贫困的深刻揭示。
　　作为一个佛教徒,王梵志诗中常常写到出家人的生活。就是在这些描写和尚、尼姑们的作品里,除了宣扬佛教的义理,王梵志也仍然脱不去对有关衣食问题的关心。《道士头侧方》“同宗佛道教,凡俗送衣裳。粮食逢医药,垂死续命汤”一类的诗句。《观里有妇人》后半云:“贫无巡门乞,得谷共相飡。常住无贮积,铛釜当房安。眷属王役苦,衣食远求难。出无夫婿见,病困绝人看。乞就生缘活,交即免饥寒。”《寺内数个尼》一首云:“本 是俗人女,出家挂佛衣……佛殿元不识,损坏法家衣。常住无贮积,家人受寒饥。众厨空安灶,粗饭当房炊。只求多财宝,余事且随宜。”可见,衣食问题始终都是决定他人生思考的基本出发点。
　　通读今存全部王梵志诗作,不难发现,构成王梵志诗歌艺术表现底色的,始终是一种由衣食之虞构成的贫寒体验。这种对饥饿的深切体验和恐惧,甚至也深深渗入到他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里。在他笔下,人在现世活着常常还不如死去——“你道生时乐,吾道死时好”,而做鬼的最大方便,仿佛只是可以免除衣食之虞,可以方便地得到食物。同样的想象,也见于《四时八节日》一诗:“四时八节日,家家总哭声。侍养不孝子,酒食祭先灵。总被外鬼吃,家亲本无名。一群巡门鬼,噇尽碗鸣声。”这首诗从四时八节民间的祭祖写起,但笔致的最终所及,仍是对食物的争夺。针对这首诗,高国藩说:“饥饿找食物,是中国鬼的一大特征”,可谓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提供了这种想象得以滋生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王梵志诗在对待这样一种始终不脱贫穷体验的生活时所表现出的那一种独特的态度。而这也深深影响到他的宗教意识。《你道生时乐》一首云:“你道生时乐,吾道死时好。死即长夜眠,生即缘长道。生时愁衣食,死鬼无釜灶。愿作掣拔鬼,人家偷吃饱。”诗以厌生乐死开首,从“生时愁衣食,死鬼无釜灶”出发,表达出一种生不如死的厌世观点,但到最后却仍以“愿作掣拔鬼,人家偷吃饱”结尾,仿佛就是到了死后,人也不摆脱那种对于饥饿的深刻恐惧。可以看出,苦恼着、折磨着、甚而决定着他的人生态度的,始终都是极其“形而下”的东西,是寻常的饥饿感和“无衣无食”的烦恼。
　　自《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一向有勇于揭露民间疾苦的传统,从《国风》、汉乐府中的一些篇章,到杜甫、白居易的“诗史”、“新乐府”,以同情人民生活为主调的现实主义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形成过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比之杜甫等文人,王梵志更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之上,用的是一种平视的眼光,看待生活的苦难。这或许使他失去了人道主义的高度,但同时也获得了表达的沉痛和深切。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里曾将王梵志与顾况作比较,指出顾况“也偶有梵志式的诗”,但像顾况《田家》、《囝》“那样的社会诗,便是梵志们所未曾梦见的了。”然而,顾况也罢,比顾况更杰出的杜甫也罢,写到民间社会的贫穷、苦难,虽然都极尽沉痛,极尽人道主义的悲悯,但说到底还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写的。由于有着长期的、彻头彻尾的赤贫生活体验,王梵志诗作写到这一切,自有一种文人诗作难以企及的深切。《我昔未生时》一首说:“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这种发自深心、渗入骨髓的绝望,大约也是像杜甫、顾况这样的诗人不易想象的。
　　
　　三
　　
　　王梵志诗底层生活体验的第二方面,是社会负担的沉重。《王梵志诗集原序》说他“且言时事,不浪虚谈”。王梵志的时代,正是隋末唐初中国社会从动乱走向安定的一个过渡时期,沉重的赋税和兵役负担,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堪称无穷无尽的苦难。这一点,在寻常的文人诗歌中并不多见。但从王梵志的诗集中,我们随处都可看到这种对于赋税和兵役带给人民生活苦难的揭示。《于时未与死》一诗谈及生养儿女的得失,云:“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儿在愁他役,又恐点着征。一则无租调,二则绝兵名。”可见,租调和征役已构成了王梵志时代底层人民最主要的生活烦恼。

对其生活时代赋税的繁多,王梵志诗中有不少直接的揭示。《当乡何物贵》一诗谈及地方官吏的职事,即云“差科取高户,赋役数千般”。正是这“数千般”的赋役,造成了一幕幕日常生活悲喜剧。《富饶田舍汉》、《贫穷田舍汉》两诗都写到了追缴赋税的情节。前一首的末尾,虽然说到“纵有重差役,有钱不怕你”,但实际透露的仍是赋税差役的沉重给农民生活造成的压力。从后一首看,这种沉重的赋税,不但给贫穷的农民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就是对那些负责收缴赋税的“里正”、“村头”,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类似的例子还有《村头语户主》一诗:
　　村头语户主,乡头无处得。在县用钱多,从吾相便贷。我命自贫穷,独办不可得。合村看我面,此度必须得。候衙空手去,定是搦你勒。
　　这首诗以一种求告的口吻,模拟催缴赋税的“村头”诉苦,央求“合村看我面,此度必须得”,其声情语气,堪称惟妙惟肖。收税收到这种地步,不难想见其负担之沉重已到了怎样的地步。
　　王梵志诗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了长期的战事与兵役带给底层民间生活的痛苦,而就这类诗贴近民众生活实际的程度而言,往往是通常的文人诗歌难以达到的。《天下恶官职》一诗云:
　　天下恶官职,不过是府兵。四面有贼动,当日即须行。有缘重相见,业薄即隔生。逢贼被打杀,五品无人诤。《你道生胜死》一首云:
　　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征。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碛里向西走,衣甲困须擎。白日趁食地,每夜悉知更。铁钵淹乾饭,同火共分争。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遣儿我受苦,慈母不须生。
　　王梵志诗中反映出的底层民间对于战争和兵役的态度,既有特定时代的内容,也有更普遍的意义。对于王梵志诗中一再写到兵役问题,许多研究者从唐初的战事和西魏以来府兵制的流弊着眼,每每将其看作对府兵制的“谴责与反抗”,这固然有其道理,但仍不完全切合王梵志诗的实际。将王梵志诗歌中对于兵役问题的表现,全都归之于隋唐之际的社会情势也不是完全准确的。王梵志对兵役问题的反映和批判,虽然有时也指向某一特定的战事,但仔细分辨,仍可发现,对于战争本身的正义与否,必要与否,王梵志是并不介意的,他的作品中有关兵役问题的描写,最为注意者只是繁重的兵役所造成的民不堪命、民不聊生这一社会后果。中国文学中有关兵役问题的表现,同样可以追溯到《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从《诗经》里的《君子于役》、《采薇》等篇,汉魏乐府中的《饮马长城窟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到唐诗中高适《燕歌行》、杜甫《兵车行》一类的杰作,表现战争和兵役带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的诗篇,代有所作。与上述作品一样,王梵志的诗常常也会写到身处战事中战士们的苦难生活,从他的诗中我们时或也可读到诸如“儿大作兵伕,西征吐蕃贼。行后浑家死,回来觅不得。儿身面向南,死者头向北,父子相分擘,不及元不识”,“血流遍荒野,白骨在边庭”一类的诗句;但与之不同的是,王梵志的诗通常并不追问战事本身的是非,而是径直揭露兵役本身造成的社会悲剧。作为一位更能代表底层社会意识的诗人,王梵志诗这一方面显示出的特点,同样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四
　　
　　王梵志诗底层生活体验的第三个方面,是社 会公正的匮乏。在这方面,王梵志诗也自有其独到的深刻。王梵志诗对于那些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的官吏,上至代表天子的御史,下至职分五里的基层村官小吏,皆有所讽刺:
　　天下恶官职,未过于御史。好眉张眼福,何须弄狮子。傍看甚可畏,自家困求死。脱却面头皮,还共人相似。
　　当乡何物贵?不过五里官。县扃南衙点,食并众厨飡。文簿乡头执,余者配杂看。差科取高户,赋役数千般。处分须平等,饼檑出时难。职事无禄料,专仰笔头钻。管户无五百,雷同一般看。愚者守直坐,黠者馺馺看。
　　比之这样的讽刺和揭露,值得注意的或许更是体现在王梵志此类诗歌中的社会意识。在王梵志看来,一切大小官吏的权力均来自天子的赐予,而为官者的职责,就是要为人民主持正义,但现实中的一切却恰好相反。《天子与你官》一首云:
　　天子与你官,俸禄由他授。饮食不知足,贪钱得动手。每怀劫贼心,恒张饿狼口。枷锁忽然至,饭盖遭毒手。
　　《百姓被欺屈》一首云:
　　百姓被欺屈,三官须为申。朝朝团坐入,渐渐曲精新。断榆翻作柳,判鬼却为人。天子抱冤屈,他扬陌上尘。
　　这两首诗,对那些身受天子俸禄,却“饮食不知足,贪钱得动手。每怀劫贼心,恒张饿狼口”之人的揭露;对“断榆翻作柳,判鬼却为人”的司法不公现象的批判;以及对那些贪赃枉法者必然走向自取灭亡的下场的揭示(“枷锁忽然至,饭盖遭毒手”。张锡厚注:“饭盖:世俗对人头的轻称。”),直到今天都有现实的警示意义。而《天理为百姓》一诗对传统社会人治大于法治现象的揭示,则更具有引人深思的社会认识价值:

天理为百姓,格戒亦须遵。官喜律即喜,官嗔律即嗔。总由官断法,何须法断人。一时截却头,有理若为申?
　　这首诗以一种朴素的语言,展示了存在于天理、格戒(律)、官、民之间的那一种微妙的张力关系,像《天子与你官》一样,在王梵志看来,为官者的天职,就是要为百姓主持公道,所不同的是,在这里这种天职的最终根据更由一种权力的授予上升为一种天理秩序,同时,他又认为作为这种天理秩序的一种体现,“格戒(律)”也应是需要为人普遍遵从的。然而,现实中更为普遍的情况却是,权大于法,人大于理,“官喜律即喜,官嗔律即嗔。总由官断法,何须法断人”几句,看似寻常,却揭示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久医难愈的痼疾,其思想深度很值人们长久地去回味。
　　
　　五
　　
　　王梵志诗底层生活体验的第四方面,是生命意义的模糊。王梵志诗的相当一部分,都触及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这种鲜明的对照中他所要表达的,与其说是对社会两极分化的愤懑,不如说是佛教徒式的对世态人心的嘲讽。从对生活现象的观察出发,王梵志诗对造成底层生活贫困的原因也有着自己的思考,并且其中颇有一些值得回味的东西,如《世间慵懒人》、《家中渐渐贫》、《夜眠须在后》等篇对懒惰、不勤生计者的批评,可以说从一特定的角度指出了部分家庭贫穷现象的原因。尤有意味的是,在一些篇章中,他还将笔触伸向了人们寻常不大关注的人口和生育问题。《富儿少男女》一首云:
　　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身上无衣挂,长头草里蹲。到大耶没忽,直似饱糠豚。长大充兵役,未解起家门。积代不得富,号曰穷汉村。
　　这首诗有关“穷汉村”的描写,仍然从贫富对照落笔,但其揭示出的却是另一个社会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丁兴旺、多子多福一向被看做是家道兴盛的代名词。但在王梵志笔下,穷人的多子带来的却是更多的生活苦难,是贫困生活的循环和延续。这里描写的虽是千年前的历史,但其所揭示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到现、当代中国都仍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叙事者叹息闰土生活的苦痛,首列其端的便是他的多子。读着“身上无衣挂,长头草里蹲。到大耶没忽,直似饱糠豚”;“积代不得富,号日穷汉村”这类让人倍感辛酸的诗句,不禁使我们想到,即使在现在,这也常常被认为是制约着一些地区农村生活脱贫的重要因素。然而,这首诗最令人深思的,却还是它有关穷人生命意义的那样一种认识。如果贫苦艰难的生活换得不过是“长在充兵役,未解起家门”这样一个人生后果,那么穷人生命的真正意义又在哪里?
　　王梵志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阶级意识,更不会想到用阶级压迫、阶级斗争之类的思想去解释生活中的一切。作为一个佛教徒,他的大部分人生思考,都离不开宗教性的东西;他的诗集中最多的,也是那些富于宗教劝谕性的内容。这些诗作所宣扬的看上去只是佛教义理,但其中确也蕴含了作者的底层生活体验和底层生命意识。譬如前举《贫穷田舍汉》一诗用一种嘲谑的口吻谈说“两穷前生种,今世作夫妻”之类,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这样的例子,在今存王梵志诗中几乎俯拾皆是,限于篇幅,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