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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工人生活、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简评《钢的琴》

李云雷:工人生活、历史转折与新的可能性——简评《钢的琴》

钢的琴

左岸文化,czy

张猛导演的《钢的琴》有一个巧妙的构思: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在离婚时挽留住女儿,需要一架钢琴,但是他既没有钱买,去偷又搬不动,最后他决定自己制造一架钢琴。于是他一一寻找铸造厂下岗的旧日同事,杀猪的,修锁的,打麻将的,做小买卖的,以及退休的“汪工”等,他将这些人联合起来,在废弃的工厂开始铸造一架“钢的琴”。影片以这一故事为核心,让我们看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状况,如果说下岗之前,这些工人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而在下岗之后,他们则分散地走向了各自的生活,他们不再作为一个集体而出现,而是散落在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独自承担起了自己的生活。与以前相比,他们的生活不再有集体的保障,他们的精神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昂扬或自信,而是处于挣扎与困顿之中,在这个时候,“制造钢琴”这一事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又相聚在旧日的厂房之中,开始为一件“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但是时过境迁,他们这时团聚在一起,与以前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破败的厂房,巨大的管道,废弃的烟囱,都在说明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而他们重聚的欢欣与劳作的快乐和这些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近乎荒诞的喜剧效果。
这可以是一种双重“错位”,他们在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时空中仍然延续了旧日的行为,这是时空上的错位,而另一方面,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在下岗之前他们铸造钢材是在为国家或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那么此次“联合起来”,则只是为了私人的目的,帮助陈桂林造一架钢琴,同时在这里,“钢琴”作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讲究格调或趣味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追求与他们“联合起来”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错位或反差,即在联合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形成自身所处阶层的阶级意识,反而是另一阶层的阶级意识或主流的意识形态在向他们渗透,他们所努力的目标,不过是为陈桂林的小女儿提供另一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象征性符号。在这里,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与陈桂林前妻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提供的方式更加艰难曲折而已。在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出,昔日的“工人阶级”在经历了沧桑巨变之后,仍然没有生成自己的“主体性”,在思想意识上仍然为另一阶层的主流意识所主导,而并没有发掘出自己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的真正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下岗工人毕竟联合起来了,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的呢?除了与陈桂林的私人友谊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集体的渴望与对昔日生活的美好情感,他们共同保有着对那一段生活的温暖回忆,那是他们生活中最值得珍惜与骄傲的日子。那不仅属于他们个人,也是属于钢铁产业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正是这些美好的回忆,以及他们在过往生活中所形成的彼此之间的情感,让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情感联系,这些工人在下岗后散落各处,从事着不同的行业,但是一旦遇到某一件事,他们还是可以重新凝聚在一起,可见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是那么坚固。而这样一种关系,既来自于现代化大产业在运行中所产生的协作需要,也来自于同一社区“熟人社会”所凝聚起来的情感,可以说是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关系。这一关系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熟人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化的钢铁产业,也不同于现代私人企业工人之间的彼此隔离,因为他们在生活之中也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同时他们也不同于传统的以“义”为核心的江湖兄弟的关系,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以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大业。但是这一关系也带有上述三种关系的某些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传统中国特色的阶级或同志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阶级兄弟”关系,他们在阶级关系上叠加了“兄弟”关系,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密切的现代人际关系。影片中对这种关系有着细致的把握,但也没有回避其内在的复杂性,人与人之间性格的差异,彼此之间的矛盾与纠葛,现在生活处境的不同,等等,但是这些内在的差异并没有成为他们彼此合作的障碍,反而更加丰富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多面性及其内在的一致性。影片的整个故事逻辑正是建立在这种“阶级兄弟”关系之上,不过这是一种迟到的表演,是沧桑巨变之后的缅怀与追忆,也是一种深情的告别或对未来的期盼。

在结构上,影片采取了类似《七武士》、《海角七号》的组织方式,不同的人物在面临一件大事时,经历种种波折、矛盾与纠葛,最后凝聚在一起,共同面对与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七武士》中,这一事件是对付外来的强盗,在《海角七号》中,这一问题是组织一场音乐会,而在《钢的琴》中,这一事件则是制造一架钢琴。这样的组织方式的长处在于其丰富性与曲折性,如《七武士》便塑造了七位性格迥然不同的武士,《海角七号》也呈现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组织音乐会这一事件上态度的差异,这一结构不易把握,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散漫或散乱,是对主创人员结构能力的一个重要考验。《钢的琴》对这一结构有着较为出色的把握,影片中的陈桂林、淑娴、王抗美、大刘、胖头、二姐夫、汪工、季哥、“快手”等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最终融汇到“造钢琴”这一大故事之中,在一个“集体”之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既分工又协作,既有矛盾,又统一在一起。相比《七武士》、《海角七号》,由于《钢的琴》的结构方式与主题呈现相关,因而别具一番深意,他们的“组织起来”,是在下岗分散之后的重新“组织起来”,所以这一组织的过程也就更加引人深思,所以当影片中荒废的厂房中再度响起他们的欢声笑语,再度迸溅起钢花,再度充满忙碌的身影,他们所勾起的,不仅是历史的温情记忆,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或者说,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去想象:如果没有下岗或国企改制,他们的生活是否会更好一些?我们的国家是否可以更好一些?
钢的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影片与库斯图里卡的《地下》(《没有天空的城市》)、沃尔夫冈-贝克的《再见,列宁》加以比较,这两部影片也提供了反思历史的一种新视角,以轻盈的艺术构思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重。在库斯图里卡的《地下》中,革命已经结束,而被骗的革命领袖与他的同志转入“地下”,在那里继续坚持革命理想与斗志达20年之久,等他们终于发现这一骗局时,南斯拉夫已经沧桑巨变,面目全非,库斯图里卡以此来反思南斯拉夫的历史,而在《再见,列宁》中,儿子阿历克斯为了不刺激病中的母亲,隐瞒柏林墙倒塌,假装东德依然存在,于是在那间小公寓里,阿历克斯尽力描述着一场东德仍然繁荣昌盛的场面,从食品到服饰,甚至伪造电视新闻,最后他甚至导演了一出西德为东德统一的“戏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钢的琴》中,虽然没有南斯拉夫、东德那样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中国的发展与时代的巨大转折,也让我们对另外一种生活与生产方式感到陌生,——那种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被冠以“大锅饭”、“铁饭碗”的命名受到批判与否定,在市场经济时期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影片则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我们带到了那样的生活方式之中,让我们看到了那种生活方式曾有的温暖与美好回忆。但是这样的反思,是在双重隔离的效果之中达到的。如我们上述所言,小说在荒凉的厂房中再现了火热的劳作场面,具有一种强烈的时代对比,这种对比具有一种反讽性的戏剧效果,这可以说是一重“隔离”,另一重隔离则来自影片的艺术效果,影片在呈现上述场景时,配以欢快或怀旧的音乐,这些音乐的巧妙运用使我们在接近这一场景时又远离了“现实”,可以从一种有距离的高度面对这一切。这双重的隔离,将一种更加丰富的历史与艺术意蕴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思考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时代巨变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工人曾经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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