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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反抗的政治--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视野与后冷战的冷战史叙述批判

殷之光:反抗的政治--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第三世界视野与后冷战的冷战史叙述批判

陈云到机场迎接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总书记哈立德·巴格达什(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人文与社会
以美苏争霸为轴心的冷战史叙述模式一方面充满着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也无法真正在理论上为90年代之后世界格局的变迁提供一个连续的历史脉络。更无法真正让冷战史、20世纪民族独立及革命史、以及19世纪殖民史为理解今天的问题提供思想基础。

1.

所谓"冷战史研究"兴起于冷战结束后的美国。[1]大量的研究在美苏争霸这一基本框架下,意图为苏联解体和美国世界霸权形成提供战略史式的讨论。也有史家希望通过陆续解密的英文及俄文档案,还原在冷战背景下的诸多"事件"的"历史事实"。在这种理论眼光的影响下,在20世纪后半叶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被放在了冷战史研究的附属位置。"传统"冷战史学者对于中东及海湾地区问题的关心,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巴以问题、埃及民族主义运动、伊朗革命、两伊战争、及几次中东战争这些重大"事件"中。并意图用诸如"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之类的概念,在这些重大事件中梳理出一条美苏争霸的历史线索。同样的,这种历史观也深入到了对于诸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分裂等重大事件的讨论里。在这条线索之外的诸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事件,在后冷战时期的历史叙述中,被看作与匈牙利事件等事件一样,是共产主义世界霸权扩张,及苏联沙文主义的表现。

不可否认,在史料挖掘与战略研究方面,这种研究走向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这种历史叙述模式却忽略了一个笼罩在自身的历史问题。即冷战史研究作为一个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产物的事实。在这一模式下,我们无法看到中国与苏联之间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立场上的差异,也更无法看到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所产生的那种不同于苏联及美国霸权主义模式的国际主义政治。事件史式的冷战研究还面临另一种窘境,即一手材料的局限。上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而兴起的冷战史研究,其研究者多来自于国际关系与政治科学背景。而其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也更多产生于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同时,冷战史研究与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关系密切,因此,其"古为今用"的目的意识从一开始便萦绕着冷战史研究的学术机制。除了几个重要的美国冷战史研究中心及智囊机构之外,欧洲各个大学及智囊机构所进行的冷战史研究,也具有明确的目的意识,从本国本地区外交史及外交战略发展眼光出发,以期为当代国家或国家联盟的外交政策提供意见和理论基础。然而,在冷战史研究起步较晚的中国,这一以本国本地区为中心,对于外交政策进行研究讨论的问题意识似乎还不甚明确。在为数不多的讨论中国冷战时期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作品中,对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时期外交思想的研究,还多停留在"冷战在亚洲"这样的视野之中。[2]而对于中国在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及反霸权主义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其独特的战略思想的考察,却略显欠缺。

相反,一些阿拉伯与非洲裔学者,出版于冷战时期的英文研究著作,却显示出了对于中国1950-70年代,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的独特性问题的关注。[3]在这些研究中,毛泽东所提出的包括"人民战争"、反对"霸权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辩证关系问题、以及"第三世界"观念的问题等等,均在中国针对非洲及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分析中得以相对理论化的展开。这些研究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前,且大量为今天一些冷战史研究者推崇的"解密档案"也不能随意供研究者取用。而这类研究明确的问题意识,却得以让他们的讨论呈现出独特的价值。从而避免陷入如霍布斯鲍姆所批评的历史学家对于"渺小"(trivial)事件的偏执中去。

实际上,以美苏争霸为轴心的冷战史叙述模式一方面充满着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也无法真正在理论上为90年代之后世界格局的变迁提供一个连续的历史脉络。更无法真正让冷战史、20世纪民族独立及革命史、以及19世纪殖民史为理解今天的问题提供思想基础。从今天世界各个角落中广泛兴起的民族甚至是民粹主义倾向,肆意蔓延的恐怖主义,日益加大的地区及贫富差异,再到具体的诸如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及军事化、巴以冲突的僵局、中国崛起与周边国家关系、和朝鲜核武器问题等,都无法在传统的冷战史及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结构的理论叙述中得到很好的解答。

2.

1956年7月,政变上台的埃及民族主义政权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两个月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便明确表示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在他的讲话中,发生在埃及的这一民族主义运动,可以被放在一个更广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去理解。[4]而这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虽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问题",但却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5]毛泽东对于埃及苏伊士运河时间的坚决支持,在当时列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其他59个国家代表中,引起了非常热烈的正面反应。会议结束不久,围绕苏伊士运河问题,爆发了第二次中东战争。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的作战中损失严重。埃及驻华大使12月向中国提出给予援助。此时距离中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仅仅半年。

然而,中国对于亚非拉国家反殖民主义以及民族独立的政治支持,实际上并不能完全被放在一个共产主义全球革命理想的话语框架中去理解,更不能简单的被看做是一种斯大林式的建立在绝对的国家利益基础上的沙文主义扩张。实际上,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是建立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由于其对于共产主义及泛伊斯兰主义这类具有强烈国际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的敌视态度,纳赛尔时期埃及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销声匿迹。1958年末,针对叙利亚埃及联盟问题,共产党对纳赛尔提出强烈批评。作为反击,纳赛尔开始大肆逮捕国内共产党份子,并同时对具有共产党参与的伊拉克革命及革命后的卡西姆政府进行批评。此举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应,并在1959年3月至4月间,开始对纳赛尔展开了理论论战。作为理论斗争的一部分,在1959年9月底举行的建国十年庆典上,中国邀请了叙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哈立德·巴格达什(Khalid Bakdash)。由于1958年纳赛尔领导下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成立,叙利亚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已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被宣布为非法。邀请巴格达什来京,并邀请其在建国十周年庆典上发表讲话,无疑是针对纳赛尔政策的理论斗争形式之一。巴格达什阿拉伯语的讲话后来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上连续播放了三次。

巴格达什的讲话引起了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强烈反应。其驻北京临时代理大使当场退出庆典表示抗议。这次风波之后的10月7日,纳赛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联合阿拉伯共和国认为,中国政府邀请巴格达什的行为是对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侮辱。但是,他同时也表示,中国政府在这事件之后并未有任何继续的敌对举动。而他也并不后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 纳赛尔由于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表现,被阿拉伯世界普遍认做为英雄一般的人物。在他的政治理想中,阿拉伯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应当在一面旗帜下独立建国。在这一世俗的政治理想中,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认同基础。在纳赛尔看来,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英美帝国主义,还应当包括苏联在内新兴的共产主义帝国。同万隆会议上伊拉克指责共产主义苏联为"新殖民主义"的声音相同,纳赛尔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持相当的警惕甚至是敌对态度的。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回应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所推行的沙文主义国际策略。同时也影响到了对于共产主义中国的看法。而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求同存异"的外交话语,充分肯定了反帝反殖民运动的进步意义以及内部意识形态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对于共产主义革命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

在纳赛尔对中国的批评中,他格外提到了"万隆精神",并认为中国邀请巴格达什讲话的行为干涉了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内政。然而,虽然纳赛尔不懈地反对沙文主义与殖民主义对于阿拉伯事物的干涉,然而其本身所推崇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却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形成了一种明显的以埃及为中心的干涉主义势力。纳赛尔主义的政治理念是希望成立一个统一的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阿拉伯共和国。在这种政治理念影响下,埃及与叙利亚在1958年初合并,成立了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其合并的直接原因,来自于中部公约组织(Central Eastern Treaty Organisation)对叙利亚的军事影响。

中部公约组织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的重要代理人,在纳赛尔主义看来,恰恰代表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压迫,同时也代表着阿拉伯世界内部长久以来在伊斯兰与王室影响下所形成的落后保守势力。正因如此,纳赛尔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反抗目标,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目标相重合。在这个基础上,纳赛尔的政治目标才可以被看做是"民族解放运动"。其进步意义是必须被放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独立与反帝国主义目标内去理解的。

与泛阿拉伯主义发生冲突的另一种力量的,来自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同为旨在反帝反殖民独立运动的政治意识形态,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强调树立一种普遍的、广泛的"阿拉伯人"认同。而实际上,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其民族与社会差异性巨大,这种单一的"泛阿拉伯"身份很难真正在各个情况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中产生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认同。联合阿拉伯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中部公约组织成员国伊拉克也爆发了由民族主义者阿卜杜勒·卡塞姆(Abdel al-Karim Qasim)领导的7月革命。 革命领导人卡塞姆来自于"自由军官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直接受纳赛尔革命的影响,然而,革命后的伊拉克面临一个重要的政治选择。即直接加入联合阿拉伯共和国,或者是以国内稳定为前提,着重以伊拉克为核心,进行国家建设。民族主义者卡塞姆选择了后者。此举引起了纳赛尔的不满,并借此开始支持伊拉克革命中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针对卡塞姆政权发动政变。而也正是为了稳定民族政权的需要,卡塞姆临时倒向了共产党人。在基本消除了国内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威胁之后,卡塞姆又开始着手清除共产主义的影响。这种执政党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对于政治左右派的清洗,实际上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东国家中屡见不鲜。

在了解了这一政治背景后,重新回到纳赛尔对于中国的批评问题上。纳赛尔当时针对中国"违反万隆会议精神"的言论实际上并未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认同。其中对此反对声音最大的便是约旦、伊拉克和突尼斯。在这些国家看来,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便是一种干涉主义政策。纳赛尔对于中国展开的理论批判与其在阿拉伯地区实行的沙文主义政策似乎南辕北辙。另外,随着1955年万隆会议上的外交胜利,新中国与阿拉伯多个国家也建立起了外交与经贸关系。1959年纳赛尔主义在北非阿拉伯地区大行其道的时候,中国也以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为指导政策,向包括埃及、伊拉克、黎巴嫩、苏丹、叙利亚、突尼斯、以及也门共和国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以贸易协议的形式,提供了大量无偿经济及技术援助。这一方面有效地支持了各个国家内部世俗民族主义政治势力的建国运动,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抑制了泛阿拉伯主义及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扩张。纳赛尔对中国"干涉内政"问题的批判并未很好地得到周边国家的呼应。很快,在10月25日,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宣布,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并回派了之前召回的驻北京临时代理大使。此次事件也并未对中埃两国关系产生特殊的影响。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也正是纳赛尔的埃及在两国中间扮演调停角色。

埃及针对中国态度的批评与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行动,从纳赛尔主义的政治眼光看来,都是一种具有民族主义特性的斗争。然而,两者的后果却截然不同。前者在短时间内得到政治解决,而后者则迅速演变成为一场局域战争。当然,两者还有很重要的现实政治及国家利益因素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进行事件史的比较。但是,在这两个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能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在二战之后国际格局形成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联合国成立的基础之一,是将战争行为的权利从国家转移到了国际社会监管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不再是国家的自然权利。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认为,只有针对侵略行为而进行的"单独或集体自卫"行为,才可被看作一种"自然权利"(inherent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ce)不受禁止(impair)。而这种战争行为的唯一目的,只可能是"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maintain or restore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这一规定,形成了现代国际法中对于"正义战争"(Jus Bellum iustum)定义的基础。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开始,在欧洲战争法体系中发展出来的"正义战争"理论,便随着国际秩序变迁,而经历了多次演变。从法理上讲,《联合国宪章》中这一条款,将除自卫之外的一切战争行为划为非法。此外,《宪章》规定,所有成员国在行使"自卫权"后,有责任向安理会通报。然而,这一对于战争行为合法性的模糊定义,并未能很好地维持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间,特别是在前殖民地国家中的和平局面。从1945年的中国解放战争和印尼独立战争,到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再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1955年开始的越南战争,以及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短短十年间数次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出现,便直接向所谓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提出了挑战。而经由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国际格局,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热战"中形成的。《联合国宪章》中所界定的"正义战争"无法真正解释这一系列战争冲突的历史与政治意义。

与《联合国宪章中》对于战争问题的暧昧态度相比,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中国提出了所谓"解放战争"的概念。与《宪章》中对于战争行为的自然法式判断不同,中国在使用"解放战争"这一观念的时候,更注重其在实践中的实证主义判断。事实上,以最近热烈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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