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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鈞凱:對台灣而言的中國道路

張鈞凱:對台灣而言的中國道路

本文原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九十九期(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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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鈞凱:對台灣而言的中國道路

The Chinese Path for Taiwan by Chun-Kai CHANG


一、中國之於台灣:從「內部的他者」到「外部的他者」

台灣對於中國的認知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島內政治權力的更迭而有所流動,以2014年發生的「太陽花」運動而言,它並非偶發、孤立的事件,往前追溯2008年的「野草莓」與2012年的「反旺中/反媒體壟斷」等事件都是在類似的結構與脈絡之下產生的。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執政後改行兩岸和解與和平發展政策,卻激起幾次以「中國」(及被認為是其在台代理人的中國國民黨)為主要抗爭對象的群眾運動;與此同時,台灣社會科學界的中青世代學者則致力於在傳統的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之外開拓「中國效應」與「中國因素」研究。

無論稱之為「效應」或是「因素」,中國被視之為晚近伴隨政治力量而自外部移植進來、過去未曾在台灣內部發揮過的新作用力。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2012)進一步強調「中國因素」對台灣的作用,他「具體地」指稱兩岸之間存在著「跨海峽政商聯盟」,正在挑戰、侵蝕著台灣這個「民主國家」及其公民社會的「普世價值」基礎,勾勒出一幅台灣以「自由開放的民主」對抗中國的「官富民弱而兵強專制」的圖景。[1]

「中國效應」或是「中國因素」指稱的內涵具有一定的對抗性、侵略性與負面性,台灣與中國成為相互對立的絕對主體,在知識上切斷台灣與中國之間歷史與思想的連續性、關聯性,中國之於台灣成為「外在的他者」。中國不斷「他者化」的過程,在戰後台灣有其一定的線索可循,並不因執政者的顏色、立場或「民主化」與否而有所差異。

在切斷台灣與中國歷史思想連續性的過程中,國民黨被形塑為「外來政權」,而社會中與中國有關元素則被解讀為黨國威權遺緒,例如吳介民(2012)就認為「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執行過『內部殖民』或『類殖民』的文化政策,並稱之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霸權論述」(或「大中華霸權」)(頁123),同時將「中華民族」理解為具有高度外來性、排他性、壓迫性且是國共共有的「強權者的權力工具」(頁60)。但是這樣的論述往往忽略了在國共內戰、東西冷戰「雙戰結構」的本質性制約之下,國民黨所建構出來中華民族主義論述與史觀所存在的虛假性、偏頗性與片面性,同時更隱沒了國民黨反共.中華民族主義與其後台獨、獨台(以及新興「台派」)論述之間的連貫性。誠如趙剛(2014b)所言:

那民族主義的、提倡「復興中華文化」的蔣介石政權,恰恰是今天台獨反中勢力的不知情奠基者。因為在零和反共的前提下,在不敢反省國民黨何以失去大陸民心的前提下,在不敢面對五四以來複雜萬端的近現代史的前提下,那個中華文化的故事也說不全整,左支右絀,遁古走空......在國民黨有意推行的正面,它失敗了,但在它所反對的負面,它成功了:國民黨的仇匪恨匪的教育,只要稍加轉換,就能夠變成仇中恐中(頁271)。

若看不到國民黨民族主義及其史觀的本質性缺陷,而將台灣社會面對的內外矛盾全部凝結、歸咎到國民黨身上,那麼無疑只是空想出一具稻草人來,並且時不時對它揮以重拳。

在「反共─國安」體制之下,戰後島內看待中國的視角同樣帶有高度政治取向。以1949年之後台灣學界的中國大陸研究為例,2000年之前大致可以區分為「匪情研究」、「中共研究」與「中國大陸研究」等三個階段,[2]一方面對「敵情」(「共匪」)研究、加強「反共」宣傳,另一方面則是為政府或政黨的大陸/中國政策背書。海峽彼端的「非國民黨中國」始終做為外在於台灣的存在,也可以說在國民黨「法統」的認知下,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只能做為「內在的他者」。

受到西方學界「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的影響,台灣學者開始將西方的「中國研究」移植進島內,大量借助西方學界(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途徑、主題與文獻,不只是失去台灣的視角,同時更是戴著西方的眼鏡來看待中國,依附於西方學術主體之下。[3]與此相應的,則是當局在兩岸政策上改推「兩國論」,憲法意義上的「大陸地區」轉變為另一個國家,中國之於台灣遂從「內部的他者」走向「外部的他者」,影響了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認知與視角。[4]當然台灣學界還是存在著批判性的中國研究,反思、反省西方中心主義,注重歐美以外地區的知識脈絡與問題意識,但是類似的作法仍然是站在中國的外面來看中國,將中國(或「中國學」)視為一種方法、媒介,以「曲線」的方式來認識中國。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雖然回歸到憲政意義的「中國」範圍之內,但由於台灣隨即捲入內戰與冷戰之中的特殊性,戰後台灣看待中國的角度始終處於不斷「他者化」的過程,將自己直接或間接地置於中國的脈絡之外,此過程往深處發展就是自覺地主動切割與中國之間的歷史連續性,逐漸消磨自發於內屬於知識與哲學層面的「中國」意涵。[5]在「沒有中國的中國」視野下的現代化道路,台灣將中國不斷「他者化」,到最後只能做為歷史終結論的一個註腳。


二、兩岸分殊的現代化道路

戰後台灣將中國不斷「他者化」的過程,與1949年兩岸因內戰分治而走上兩條不同的現代化道路有關。台灣所迴避(或言無法理解)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起源於19世紀以來西方強權挾著船堅砲利的入侵,面臨文明與種族的雙重危機,按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2007)的說法,中國人開啟了從孫中山到毛澤東追求「國家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的內部革命;包括五四運動同時標舉的「啟蒙」與「救亡」,也是由於中國人體認到「國家獨立是個人自由的保證,個人自由是國家獨立的動力」(頁367)。

台灣問題的發軔與近代中國歷史息息相關,先有列強對中國的入侵而有台灣的被迫割讓,台灣被編入殖民地經濟服務於殖民母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與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大陸「同時淪為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次殖民地,整個社會生產被迫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體系掛勾,轉而服務於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特別是表現在鴉片貿易上)」(陳福裕 2001)。殖民地下台灣人民受到經濟剝削、政治壓迫與民族差別待遇,從而開啟了內部的人民反帝運動,追求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這一條路線在台灣光復之後仍未中斷。在歷史的視野之下,「台灣問題的存留,因此,可以說民族屈辱的烙印,尚有一處殘留下來」(林書揚 2012:166),生命跨越日據與光復的台灣人民左翼運動前輩林書揚(2011b)進一步分析:「大陸和台灣社會雖然具有一定範圍內的差異性格,但在強勢的資本主義主宰的世界裡,是同樣的政治的、經濟的,甚至是文化的重災區。這一點客觀地規定了兩岸社會共同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做為社會發展的最高原理」(頁77)。就此意義而言,思索台灣問題更不可能脫離中國的脈絡。

但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互相內化於其中的歷史相關性與連續性,在台灣光復初期則遭逢了嚴重的內部危機。首先是台灣光復之後,台灣社會至今從未清理與批判日本殖民,過去日本為了戰爭動員並發展母國資本主義工業化而榨取台灣的殖民主義,卻被顛倒轉化為台灣「現代化」的起源(許介鱗 2007:71-78)。這種「日本殖民有功論/肯定論/讚美論」站在文明對比的高度,將中國(包括當年來台的國民黨軍隊、官員,以及隨國民黨來台的大陸人民)定位為「外來」、「野蠻」、「落後」、「不文明」,而日本殖民統治則相對成為「文明」、「進步」與「現代性」的象徵。「日本殖民現代性」被趙剛(2014b)稱為「文明主義的神話源頭」,「一向是台獨/民進黨的一個核心意識型態武器」(頁269-270)。簡言之,「日本殖民現代性」至今仍是台灣分離主義的理論環節,是台灣將中國「外部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論述想像。

1949年內戰失利的國民黨敗逃台灣,兩岸分治;隔(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以「協防」之名「進駐」台灣海峽。此後,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進入「雙戰結構」的格局,同時受到內戰因素與美國外力介入的制約,存在於兩岸之間的連續性面臨另一次重大的危機。特別是在歷史、思想與意識形態立場上產生至關重要的挫折,台灣按著美國以其面貌所規制出的現代化道路闊步向前。

兩個「冷戰」交會出1950年以後台灣的基本面貌,一個是東西兩大陣營的「冷戰」,另一個則是國共內戰從大規模的「熱戰」轉為無聲無煙硝味的「冷戰」,並且延續至今。兩岸之間的內戰格局到今天尚未終結,一方面說明兩岸無論在政治軍事上,或是在思想意識形態上仍在互相競逐,另一方面則更加說明台灣問題不可能自外於中國脈絡(張鈞凱 2014:30-34)。

美國主導的西方「自由陣營」在1950年代以「反共」之名開啟了對於各地區內部人民的大規模陣壓,而扮演美國扈從者角色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則有「白色恐怖」(林書揚 2010:45-48)。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不只是對人民生命的恣意殘害,也不只是造成人民思想上的禁錮牢籠,更大的意義在於國民黨當局(及其背後的美國霸權)透過「反共─國安」體制與白色恐怖機制,完全扼殺、肅清了日據時代以來台灣人民自發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以及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傳統。[6]

左翼傳統被禁扼,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台灣知識界盛行的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要的刊物包括了《自由中國》、《文星》與《大學雜誌》等,代表人物則有胡適與殷海光。當時如殷海光等較為較步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當局之間最大的歧異在於反國民黨與反蔣,而本質性的思想立場諸如反共、親美則與國民黨是極為一致的,同樣收納在整個西方反共自由陣營的框架之下(郭紀舟 2014:427-428)。

台灣盛行的自由主義主流價值,雖然仍能看到五四運動的影子,[7]但與大陸思想界相較起來,借用強世功(2007)的話來說,基本上缺乏了「有一個更大的源於『五四』的啟蒙話語背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頁379)。台灣自由主義的話語最終流於「自由」與「專制」的二元對立,基本上與美國在戰後透過物質條件壟斷台灣知識菁英的意識形態有密切相關,其中的機制包括在台灣設立「美國新聞處」,鎖定台灣青年知識份子,發行書刊,舉辦展覽講演,將美國價值深植台灣各個部門(趙綺娜 2001)。影響更為深遠的是美台之間所建立的留學管道,在台灣培植一批至今不斷注入新血的親美人士,作家陳映真(1998)對此機制有如下的評估:

美國對台政策的主要精神,在於塑造和保證一個「非(反)共、親美、與中國分立的台灣」。這個一直持續有效於今日的政策,從今日台灣廣大精英層一般地親美、反共,感情上和政治上必欲脫離中國的這麼一個政治局面看來,顯然績效卓著。而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五十年來通過人員培訓、人員交換和留學政策十分「成功」地在台灣培育了大批滿腦子美國價值的留美精英,由他們廣泛、深入地佔據了台灣政界、官僚系統、產業界和文教學術界的結果。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成為台灣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和意志。普天之下,估計沒有其他的社會像台灣者那樣,向美國廣泛地一面倒,一至於斯(頁4)。

在此脈絡之下,台灣戰後知識份子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被成功改造。國民黨排他對立式的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話語與親美意識形態的立場,同時形構了台灣知識份子對於中國的認知,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大陸與人民顯然逐步被排斥在台灣這個「自由中國」之外,這一點從1970年代台大校園內對於《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辯論與兩次「民族主義論戰」即可窺見(張鈞凱 2012:216-245)。在此思想狀態之下,加深了台灣社會崇尚美式現代化道路的想像,並且同時作用於台灣的黨外反抗運動與國民黨內的革新派,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台灣此後走上「革新保台」的方向則是必然的結果。

三、兩岸在知識上共同面臨的困境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浪潮襲捲世界,同時興起的「全球化」概念,對於兩岸的知識界都造成了衝擊。強世功(2010)認為,「全球化」的首要特徵就是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華盛頓,透過取消市場經濟、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概念的特定政治意涵,抽象為一套去政治化的「普適價值」,但全球化在本質上則「不僅標誌著『美國時代』的來臨,而且成為美國在全球推廣的政治意識形態」(頁2-3)。

台灣對於這套支配性的意識形態體系幾乎臣服,從而有陳師孟等(1992)所力主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1990年代之後,台灣過去黨外反抗運動的成果,最終被民進黨與分離主義勢力所收割。此時在「台灣國族」的建構工程之中,極需要一套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知識體系,也就是強世功(2007)所敏銳觀察到的:「進入1990年代,台灣知識界掀起了一場哲學革命,市民社會與本土化成為思想界的支配話語......1990年代末期以來,台灣的哲學革命向更極端的方向發展......成為『台獨』運動的哲學辯護」(頁379)。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2014)則認為:「如果台灣的自我定位是從冷戰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中國的他者』衍生而來,那麼,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將日本殖民統治和美國主導的霸權性區域體制合理化,就是這一新的自我定位的必要步驟」(頁13)。在此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強世功與汪暉的觀察一方面說明了台灣人民國家與民族認同的變遷,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突顯了台灣在體制道路上的選擇:為了切割與中國在歷史與思想上的連續性,從而更加往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體系靠攏,表現在台灣的政治體制、文化思想、市場經濟等各方面,以此宣稱有別於中國的「台灣主體性」。

在建立排斥中國在外的「台灣主體性」過程中,由於切割了與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繫,特別是拒絕、迴避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則繼承了戰後台灣一路盛行的「日本殖民有功論」、「自由與專制」二元對立的自由主義話語,以及以美國為首所散布的「普世價值」,形成了從「野百合」世代到「野草莓」與「太陽花」世代基本思想脈絡與立場。與此同時,「台灣主體性」與戰後國民黨在台灣推動的民族主義便有了異曲同功的工具性作用,一來與大陸的政權人民辨別「敵我」,二來則充斥著西方世界慣有的反共思維(進一步升華為反中反華情緒),並且共享著西方現代性價值。[8]

強世功(2010)指出政治集中化與非政治化的政治必然造成如此效應:「真正的政治隱沒了,彷彿沒有歷史,也沒有倫理,更沒有了政治」(頁3),可以說在當代台灣得到印證。台灣愈宣稱「主體性」,事實上反而愈空洞、愈虛無,甚至相應而來的是高漲的「附庸性」──對西方現代性價值的高度附庸。「台灣主體性」的內涵就是以拒絕中國、割裂中國的方式來擁抱西方,因此「主體」與「附庸」只能是一體的兩面。趙剛(2014a)指出當代台灣「主體想像的虛空化與被動化」,從而造成「思想的貧困」(頁2),在此脈絡之下便不難被理解。

建構台灣國族「想像共同體」而導致的思想失語,事實上同樣也發生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強世功(2007)指出,由於「知識的學科化」以及現代性的話語被自由派壟斷,因此完全無法回應分離主義運動高漲之後所帶來的哲學挑戰,如他所言:大陸知識界「無法在理論上反思整個現代性話語,中國文明的主體性地位就難以確立,中國人的生存意義就難以獲得正當性,台灣統一問題就難以給予哲學上的最高辯護」(頁378-380)。在對於台灣問題的失語狀態下,大陸知識界出現的「國粉」(民國粉/國民黨粉)、「蔣粉」與新興的「民國熱」,當然也包括強世功(2007:380)所指稱「在骨子裡對台灣『獨立』抱著無所謂的態度」的部分知識分子,便不足以為奇。

知識與思想上因為斷裂而產生的困境,其癥結追根究柢來自於歷史。歷史不只是見諸於史書上的文字材料,歷史的主體是人,人推動著歷史在前進。強世功(2007)進一步指明歷史是文明、哲學、倫理與正當性的根本來源,因此「捍衛歷史,就是捍衛人的存在,這是一場關係到成為主人還是淪為奴隸的生死之戰,是一場來自本能的為生存而戰,哲學的目的就是為這場戰爭進行最高的辯護」。大陸知識界由於失去歷史與文明的視野,再加上思想格局「對現代性問題的片面理解」與「對自由問題的單向度認識」,並且過度的「神化」西方歷史與倫理生活,從而在面對台灣問題的挑戰時完全失去辯護的能力,最終的結果就是動搖、衝擊了中國人的存在意義與生存哲學(頁378-383)。

強世功對大陸知識界的強烈批判,同樣適用於台灣。台灣拒中國於外的「本土化」趨向以及標榜的「普世價值」話語,構築出了「想像共同體」的基本內涵。在將中國「他者化」的過程中,不斷掏空原有的中國歷史與思想根基,切斷過去與現實的連結,而往西方的價值體系不斷靠攏。台灣人因為「失根」而「失語」,進而在思想與倫理價值上茫然、蒼白,同樣的失去生存的意義,不知安身立命之所在。就知識上的意義而言,兩岸思想界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問題與困境是相互內化其中的,脫離不了相互的脈絡,一旦割裂或迴避,便無法直面問題的核心。

四、國際秩序下的中國道路與台灣問題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問題,不只是台灣海峽兩端的問題,更是太平洋兩岸的問題。因此,對內表現在由於內戰冷戰化之後分殊的兩條現代化道路,對外則是更高層次的文明競逐。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世紀西方強權入侵中國,不只是土地的割讓佔劇,也不只是人民的壓迫欺凌,同時更是資源的掠奪、資本的累積與文明的強擴。帝國主義國家在透過中國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發展自身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奠下了遺留至今台灣問題。

19世紀敲開日本門戶的美國東方艦隊司令培里(Matthew C. Perry),曾於1854年登陸基隆對台灣進行考察,事後他向美國政府提交的報告特別提到:「在占全球四分之一的東方地區,亟應建立一個美國的基地」,「台灣恰好位於中國沿海主要商港的前面,在海陸軍事上處於有利的地位。只要配置一支實力充足的海軍,不但足可掩護並控制那些商港,而且可以控制中國東北海面的入口」(轉引自:王曉波 1997:2-3)。由此可知美國利用台灣進入並控制中國的戰略用心。

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敗於日本,台灣淪為在明治維新之後積極「脫亞入歐」的日本殖民地,決定了台灣透過日本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歷程。1945年日本戰敗,日本在美國的扶植下復甦經濟、走上「民主化」道路,美日結為「軍事同盟」,但日本在實質上是服從於美國的支配,因此配合美國拉攏台灣以牽制中國(許介鱗 2009,2013)。在國共內戰進入決戰階段,1949年美國政府做出決策:「通過政治的和經濟的手段不讓共產黨取得台灣」,並且決定「美國應該設法加強一個非共產黨的地方政府並給予支持。該政府至少應提供起碼的、像樣的治理」(轉引自:資中筠 2014:32-33)。在此決策之下,美國破壞二戰後依照《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等國際法文件所形成的國際區域秩序,開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甚至在1979年與北京建交之後又以《與台灣關係法》的國內法形式介入台灣問題,企圖使兩岸的分裂分治永久化。

在上述的國際背景與戰略之下,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並且走上美日所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台灣問題所反映出來的,同時也是「兩種文明在亞洲的較量」(強世功 2007:370)。台灣必須理解的是,長年以來跟隨的美日文明價值,它暴露出來的是霸權、戰爭、擴張、強欺弱,這些本質在台灣被代換、包裝為「普世價值」,並且在內部逐漸形成選舉至上、唯市場主義的「制度迷信」。[9]台灣基於西方現代性價值與制度迷信所形成社會內部的種種矛盾,到後來只能不斷外部化、轉移到西方文明圈之外的地區,而海峽之遙的中國大陸就成為眾矢之的。[10]因此,重新尋找有別於西方現代性價值的思想資源,尋找被棄絕的原有文明體系與價值,對台灣而言就顯得刻不容緩。

中國崛起已經威脅到美國稱霸的世界一元格局,因此美國自2009年之後宣示「重返亞洲」(「亞洲再平衡」)政策,將戰略重心由伊斯蘭地區拉回東亞,東亞內部則有日本、韓國等傳統美國盟邦扮演其側翼角色,並通過TPP等帶有高度政治侵略意涵的經濟協議來拉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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