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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士杰:「受難‧接續‧戰鬥」——個關於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追求者們的故事

邱士杰:「受難‧接續‧戰鬥」——個關於中國統一與社會主義的追求者們的故事

《夏潮论坛》第一期封面

上海復旦大學環球事務論壇,《擊水談》,第六期〔台灣特刊〕,2011年,頁121-128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台灣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是第一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這群「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是第一個朝向祖國統一的壯麗事業、向著兩岸共同的「晴明底邊沿」而走去的台灣人。面向未來,以祖國統一為目標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的步伐是堅定的。但更需要大陸同胞的理解與支持。

 

我們是一條悠長而固執的行列──

飢餓的行列,

襤褸的行列,

奴隸的行列!

我們是強健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勇敢的,

然而受傷了!

我們是固執的,

然而受傷了!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在風雨連天的暗夜,

沒有一點傷痕的,

不在我們底行列裡。

在無花的薔薇的路上,

高唱著自己底歌的人民。

前面是平坦的路底邊沿,

白天底邊沿,

晴明底邊沿,

能夠忘記麼,

你是第一個向它走去的人!

(摘自聶紺弩〈獻詩──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下了〉)

 

一、「受難」 

也許是受到從小所受的教育或者週遭的語言環境的影響,我往往將「受難」這個雙音節漢語詞彙直接聯繫於死亡。雖說對於在這個廣袤社會之中的芸芸眾生而言,每個人都有各自「遭難」的境遇,各自也必然對於這種境遇有其個人的理解,但對我而言,把「受難」理解為遭難以至於死,不知為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總是理所當然的。不曉得其他人是否與我一樣:對於習以為常的用語,如果不加反思,也許不會發現自己與這些用語之間隱隱存在的陌生感。

「受難」一語就是這樣。直到我在高中時期認識了一群1920、1950、1970年代因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與國民黨獨裁專制而入獄的左翼老政治犯,以及在1970-90年代新生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者,我才知道,「受難」原來有別的意思:它意味著歷劫而猶生。

「受難人」是這些活下來的左翼老政治犯面向社會時的一個自稱;更嚴格的說,這個詞彙的周延說法應該是「政治受難人」,用日韓的漢字表現方式則是作為「確信犯」 的左翼「良心囚」。雖然「受難人」這個詞彙在多數時候也可以指涉犧牲者,但在台灣,更多時候乃是指涉經受國民黨白色恐怖迫害之後還能倖存出獄的人們。不過,對於這些「受難人」而言,他們彼此之間更常互稱「老同學」。對他們來說,諸如綠島(舊稱「火燒島」,是台灣東南靠菲律賓海面上的一個小島)之類的監獄,都是他們的學校。許多受難人在這個「學校」裡透過「同學」們的互助而首次習得了寫字、數學、各種知識;當然,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

因為入獄而成為「受難人」的這些人,以及「受難人」因為互助學習而成為「老同學」的歷程,反映了二十世紀台灣地區歷史最重要的一個側面。這個側面就是:由於 1945年台灣光復至1949年兩岸分斷的五年間所曾實現的兩岸統一,使台灣省人民首次全面捲入並參與了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因此經受了比國內其他地方還要慘烈而長久的鎮壓。在這場繼俄國十月革命之後而勝利的偉大革命裡,各階層、各階級的台灣青年並沒有缺席。由於他們對於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極度失望,便把正在崛起的紅色祖國作為台灣社會變革的寄託。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這一轉變的關鍵。

雖然投入這場運動的青年不見得在認識上都有相同的水平,但這種水平的參差不齊,恰恰反映了運動展開的全面性。而當國民黨開始意識到人民解放軍可能渡海進攻時,肅清島內的赤色勢力便成為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首要工作。1949年發生在台大與師大的「四六事件」就是島內鎮壓以中共台灣省工委為主體之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的開端,這是「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序幕。由於特務機關意圖殺一儆百,因此,從四六事件到1950年代中期之間的白色恐怖行動並不僅限於中共地下黨,許多沒有組織關係的同情者乃至無辜百姓都牽累入獄乃至刑死。這種連累無辜的現象,正從反面說明了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運動在光復後五年間的發展規模。作家陳映真這樣寫道:

 

在那些年的台灣,成千上萬的青年把一生只開花一次的青春,獻給了追求幸福、正義和解放的夢想,在殘暴的拷問;撲殺和投獄中粉碎了自己。另有成百上千的人,或求死不得,含垢忍辱,在嚴厲的自我懲罰中煎熬半生,堅決不肯寬恕自己。……那是一個崇高、驕傲、壯烈、純粹,和英雄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猶疑、失敗、悔恨、怯懦,和變節的時代。」(《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

 

許多無辜或者來不及受完整教育的受難人,就在無比肅殺的監禁環境裡展開他們的學習,從而也才有許多原本對社會主義沒有認識的人,在獄中成為了堅定的愛國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由於台灣在八○年代末期解除長達三十多年的戒嚴,這些先後出獄的受難人及其家屬才逐漸敢於進行社會活動。而每年在台北六張犁公墓舉行的「春祭」以及在「馬場町」的「秋祭」,就是最知名的活動。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期間,具有明確地下黨身份的被捕者幾乎必遭槍斃,「馬場町」則是經常執行槍決的地點。刑後曝屍示眾,若沒人認領,屍體就送到山邊的六張犁,隨便打上個石板為墓碑,草草埋葬(這些墓群直到九○年代初期才被發現,震驚社會)。至於刑場上的血漬,則以沙土草草掩蓋,久而久之,「馬場町」竟形成了一個以鮮血與沙土堆積而成的、面積廣大的平緩土丘(這個土丘在九○年代末期得到了台北市政府的修復保護)。

在死亡者與憑弔死者的倖存者之間,是死與生的聯繫。對於近代社會主義運動來說,犧牲與憑弔並不算甚麼,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對二十世紀在台灣生根發芽的社會主義運動來說,犧牲與憑弔卻是最大的特色。當革命在中國大地上一步一步取得勝利之時,台灣的革命者分享著這份勝利並助長著這份勝利;但當這份勝利無法立刻越過海峽之時,台灣的革命者就必須面對比中國其他地區還要更深刻的挫折。因此,「受難」,其實並不只是每個「受難人」銘刻在自己身上的印記,也是整個中國革命運動在二十世紀台灣省遺下的深刻印記。

二、「接續」 

雖然五○年代白色恐怖讓運動身上的「受難」印記如此深重,但台灣的運動並不僅僅存在於光復後五年之間。實際上,從二○年代開始,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就已經在台灣萌芽。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運動同樣經受了白色恐怖的鎮壓。

台灣的運動可從日據時代的一九二○年代說起:[1]

第一階段是是二○年代前半期。以日本社會主義組織「可思母俱樂部」形成的國際連帶人脈為契機,分別出現了台灣史上最早的兩個社會主義團體。 1923-1924年間,北京成立了無政府主義的「新台灣社」與「新台灣安社」,組織者為台灣人范本梁與老台灣人許地山,發行不定期刊物《新台灣》。1924年上半,來自台灣、大陸各省、日本、韓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在上海組成了「平社」,發行了台灣史上首份定期社會主義刊物《平平旬 刊》。主要的領導人為台灣人許乃昌。而組織中的馬克思主義者,多數在後來成為中共黨員。同年底,許乃昌在中共中央機關志《新青年季刊》發表〈黎明期的台灣〉一文,綜合他自己以及《平平旬刊》同人的觀點,對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與革命前景提出總體說明,而瞿秋白也對這篇論文提出了回應。這是兩岸社會主義者的最早對話,而這場對話也體現出兩岸革命運動從一開始便密切地關聯在一起。

第二階段則是二○年代後半期。在島內,以許乃昌為代表的左派同右派在1926-1927年間的《台灣民報》上,爆發了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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