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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的遭遇和命运

本稿主要依据当时海关报告、英国领事报告及地方志中的稀见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力图通过对20世纪以前40年间直鲁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曲折经历的展示来整合长期以来各家的纷执异说,并藉此说明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多岐遭遇和命运。

本稿主要依据当时海关报告、英国领事报告及地方志中的稀见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力图通过对20世纪以前40年间直鲁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曲折经历的展示来整合长期以来各家的纷执异说,并藉此说明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多岐遭遇和命运。笔者认为,在整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地域上的不平衡性,而各个地域内部在其经济社会演变过程中也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无视这种不平衡性和阶段性便难免以偏概全或以全概偏。笔者主张运用个案的、定量的分析方法分别对近代中国各个地域手工纺织业的遭遇和变化过程进行研究和比较,或可能为正确认识当时中国农村手工业及自然经济的状况提供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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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业的遭遇以及自然经济解体程度的问题关注已久,早在40年前,即有老前辈陈诗启、樊百川的相关论文见诸《历史研究》杂志,开启此项研究;10年前,同杂志发表陈惠雄之作,使该问题的讨论进入新的阶段。  笔者在前些年也曾以地域经济个案撰文参与,  近年来在相关文献资料方面又有所收获,同时又接触不少新鲜见解,因不揣古臭,旧话重提,以求将这一讨论引向深入。

长期以来国内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纱、洋布等洋货已遍及中国穷乡僻壤,农民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手工棉纺织业)因此尽遭破坏,农村自然经济也随之解体。1980年以后诸种对立观点陆续出现,概认为19世纪末洋纱、洋布的输入仅限于通都大衢,无法深入农村内地。  此时,西方学者的研究开始介绍到国内,其中美国学者费维恺(Feuerwerker, Albert)的断语最为刺激:他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期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  此外,有很多学者认为洋纱、洋布对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华南沿海地域的手工纺织业打击最大,此时还没有打入西南及华北内地,那里的手工纺织业得以维持甚至有所发展。  其后更有不少中外学者就此问题深入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地(今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部一带)直接向农民请教,他们根据实地调查所获,或认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纱、洋布并未进入华北内地,或坚持当地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此时并未遭到破坏。  至此,有关20世纪初华北乃至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解体程度的讨论似乎已划上句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问题上,活跃在19世纪的"有识之士"们仍是其说不一,尚未被今人所"说服"。著名者如包世臣、郑观应、明恩溥(Smith, Arthur H.),他们那些洋布到处泛滥、手工纺织业被害严重的警句危言在当时几近世人皆知;另一方面,以著名的《密切尔报告书》为代表,相当多的外国官员、商人和海关税务司们一直强调中国农村土布业的强韧性,对洋布贸易的状况并不乐观。同是当时、当地、当事之人,其认识反差之强烈,应唤起当代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分解"(破坏、调整和再编)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注意,而今天大多数学者的见解似乎仍是在当年对立的延长线上偏执于一方,对大量相互抵牾以及与自己的论点相左的史料记载多取回避态度。笔者认为,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中国的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地域上的不平衡性,而各个地域内部在其经济社会演变过程中也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无视这种不平衡性和阶段性便难免以偏概全或以全概偏。作为解决方案,笔者主张运用个案的、定量的分析方法分别对近代中国各个地域手工纺织业的遭遇和变化过程进行研究和比较,或可能为正确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业及自然经济的状况提供钥匙。

本稿主要依据当时海关报告、英国领事报告及地方志中的稀见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力图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初直鲁农村(本稿指直隶中部、南部和山东省西部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曲折经历的展示来整合长期以来各家的纷执异说,并藉此说明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多岐遭遇和命运。

 

 

    在外国商品大量进入华北内地以前,耕织结合而手工纺织业生产商品化的经济结构在直鲁农村占主要地位。直隶中部、南部和山东西部在明清时期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棉花和土布商品生产区。在这一产棉织布高度集中的平原地区,农民们依赖在市场上出售土纱、土布以补充农业之不足,并获取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手工棉纺织业成为农民家庭的重要支柱,甚至是地地道道的主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烟台、镇江相继开埠通商,从此大量洋纱、洋布及各种洋货涌入这些口岸,并进而浸灌到华北内地,当地手工纺织业的一场激烈变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天津、烟台是全国洋纱、洋布的主要输入港。表1和表2为华北津烟二口岸洋纱、洋布入口及其同其它口岸和地区的比较情况。

 

表1:华北二港洋纱输入情况及比较

 

 

年份

华北二港洋纱入口量 华中九港洋纱入口量(担) 华南八港洋纱入口量(担)

占全国洋纱入口总量的比重(%) 华北二港洋纱入口价值(海关两) 占本港洋货入口总值的比重(%)

 担指数   华北 华中 华南  天津 烟台

1867-71

平均 327 0.36 879 53,844 0.5 1.3 78.9 11,949 0.04 0.16

1872-76

平均 3,181 3.5 1,529 75,915 4.1 1.9 94 96,069 0.2 2.4

1877-81

平均 9,582 10.6 8,464 119,181 7.0 6.2 86.8 260,283 0.36 5.4

1884-88

平均 90,064 100 51,906 303,696 19.5 11.2 65.7 1,854,039 6.7 22

1889-92

平均 210,869 234 258,544 513,171 19.7 24 47.9 4,159,023 14 31

1893-96

平均 273,629 304 261,662 501,476 22.4 21.4 40.9 5,216,974 13 27

  1897-1900

平均 346,801 385 544,443 577,533 19.7 28.1 29.8 7,666,246 14 28

 

表2:华北二港洋布输入情况及比较

 

 

年份 华北二港洋布入口量及其在全国总数的比重 各口岸洋布入口价值及比较

  占本港洋货入口总值的比重(%)

  华北二港 华南八港 华中九港

 匹 指数 % 海关两 % 海关两 % 海关两 % 天津 烟台

1861-64

平均 928,808 27 - 4,559,679 - - - - - 45.5 53.5

1865-69

平均 2,333,930 68 37 5,666,174 - - - - - 43.4 31.8

1870-74

平均 4,177,033 121 39 7,772,285 40 - - - - 59 39.6

1875-79

平均 3,452,377 100 32 6,606,952 34 2,145,813 11 9,364,287 48 56.2 37.4

1880-84

平均 4,188,098 121 34 7,793,906 34 2,430,335 10 12,154,775 52 60.2 44.4

1885-89

  平均 5,298,394 153 34 10,669,593 36 3,168,527 11 14,711,133 50 63 42.2

 1890-94

  平均 5,238,831 152 34 11,783,547 40 - - - - 53.5 36.5

1895-99

平均 6,550,715 190 40 18,149,237 43 - - - - 46.8 33.6

表1、表2数字来源: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1)Returns o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1861,1963;2)Reports on trade at treaty ports in China,1866-81;3)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a trade reports,1882-86;4)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887-1900,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Shanghai(以上各《海关报告》为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后文均简称作:Trade Reports)。华中九港、华南八港洋纱、洋布平均入口数字据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P.197,P.200。1875年前的洋纱、洋布价值数字为当地两,是年及以后为海关两。

 

从表1和表2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截至20世纪初,天津、烟台的洋纱、洋布入口量相当大,非其它南方口岸所能相比。以洋纱入口为例,1884~88年津烟二港平均洋纱入口量共约9万多担,与1872~76年平均数字相比,短短十多年便增加了27倍。这个9万担的数目意味着什么呢?1886年和1887年的《烟台海关报告》中有如下记述已为人们所熟知:"据说棉纱进口的增加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纺纱业","据了解本省土纱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歇"。  如果说此刻这位税务司有些夸大其词的话,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1896~99年平均洋纱入口量达到40万担,10余年间又增加了3倍。此时若言"全部停歇"当为不虚。津烟二港的洋纱输入在全国占有突出位置。自80年代以后,其入口量基本上占全国总数的1/5左右。在19世纪下半叶的近40年间,津烟二港的洋纱平均入口量与华中九港(上海、宁波、汉口、九江、镇江、芜湖、宜昌、温州、重庆)的数字不相上下。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津烟二港也是全国重要的洋布输入和集散中心。在天津历年洋货进口总值中,洋布占了一多半。烟台历年洋布入口价值约占其洋货入口总值的40%。从数量上看,1875~79年,津烟二港洋布平均入口量为345万匹(天津268万匹,烟台76万匹),比它们开埠头五年增加了两倍半。当时的英国驻烟台领事为此作了如下分析:"烟台供应1000万人口,即200万家庭。每年入口70万匹洋布,每户得15码洋布"。  按照这种估计,山东每户人家一年购买的洋布足可以做6件成人衣服,而天津每年进口的洋布可使750万家庭得到同样的供应。  到了甲午战争后的1895~99年间,津烟二港的洋布平均入口量又比1875~79年的数字增加了90%。津烟二港的洋布贸易在全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洋布入口量始终占全国洋布入口总数的1/3强。在19世纪末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津烟二港的洋布年平均入口值是华南八口岸(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北海、九龙、拱北、蒙自)的3倍。

津烟二港每年进口的几十万担洋纱、数百万匹洋布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只停留在通商口岸附近,而是分散到了极深远的华北内地。就这一关键问题笔者另有专文探讨,  在此不拟详细叙述,仅根据当时海关报告及英国领事报告中的大量记录做以下简要说明:天津每年进口的洋布、洋货有1/5在直隶省内消费,其余大多数则去往山西、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地方;有少量洋布去往陕西及蒙古西南部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津的所有腹地中,路途最遥远、交通最不便的山西省一直是天津进口洋布的最大买主。  每年都要有300多个商人来天津购买洋布到山西。  同样,烟台进口的洋布、洋货有1/4留在口岸附近出售,约有3/4的洋布运到内地。  它们进入到山东西部、西南部的内地市场,并进一步分散到河南、直隶、山西、陕西省。  据1892-1901年《烟台海关十年报告》的调查统计,在19世纪末的最后10年中,济南府商人每年进口大约200万海关两的洋布,这几乎包揽了烟台的洋布进口。  值得注意的是,洋纱、洋布运销华北内地几乎遇不到在南方省份普遍存在的重重厘金烦扰,这极大地减轻了商人们的负担。因此,当时天津海关税务司对内地市场的几番调查结果并不让人感到出乎意料:太原、章邱等华北内地市场的洋布平均价格仅比当时的苏州贵极少一点。

可以说,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华北是全国洋纱、洋布输入最多、销流最广的地区。大量洋纱、洋布涌入了原先土纱、土布的传统市场。以往学者关于洋布、洋货未能打入华北内地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大量洋纱、洋布的涌入给直鲁农村的手工纺织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本节的数据分析及具体事例表明:及至20世纪初,洋纱已基本上占领了直鲁农村的传统土纱市场,其传统土布市场也遭到洋布的猛烈冲击,直鲁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庭手工纺织业,这一地区延续了数百年的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上千万直鲁农民陷入了贫困破产的境地。

在这时期,华北地区人均洋纱、洋布占有数量远远超过全国其它地区。1897~99年,华北地区平均每年从天津、烟台、镇江3口岸输入洋纱约45万担。若以直隶、山东、山西3省约6600万人口平均,那么这时期华北地区每年人均占有洋纱0.82斤。1897~1900年南方近20个口岸平均每年输入洋纱约114万担,假定它们被长江流域、东南及华南11省(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约2.6亿人口所消费的话,则人均占有洋纱0.53斤,尚比华北人均洋纱占有量少1/3。1896~99年,天津、烟台、镇江等口岸向华北地区平均每年输入各类洋布约740万匹。这样,华北3省每年人均占有洋布4.5码。换句话说可使每个百姓用洋布做2件成人衣服。同时期上述南方口岸共输入洋布956万匹,假定它们全部被南方11省所吸收的活,则平均每人得洋布1.5码,尚不够做1件衣服。  另据早些时候的统计,英属印度的外国棉布消费为每人每年6码左右。  华北3省的洋布消费比较接近印度这个已被英帝国经营近二百年,其原有手工纺织业已尽遭破坏的殖民地的水平。而那些号称富庶、交通便利的南方诸省则与之相悬甚远。

下面的数据分析对于理解洋布对土布的冲击程度是有益的。20世纪初头华北地区每年输入的洋纱约取代40万个熟练手工纺纱业者的全年劳动,每年输入的洋布若以面积计算约取代28~30万个熟练手工织布者的全年劳动,若以重量计算约取代14~15万个熟练手工织布者的全年劳动。  上述估计当然还应加入如下一些因素来考虑: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贫苦农民的生产能力仅及熟练水平的一半;他们一年之中因其它事务所扰不可能每时每刻、成天累月地从事纺织业。因此上述熟练手工纺织业者的生产量要比普通水平高出2~3倍,换句话说,实际被取代的普通手工纺织业者的全年劳动数要比上述数字高出数倍。另外,洋纱、洋布进入东北和其它地区的市场也要取代大批直鲁农民的纺织劳动。据此可以作出以下估计: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头的华北地区可能有近200万(40万手纺业者的3倍加30万手织业者的3倍)农民手工纺织业者的生计遭到完全破坏。当然,当地手工纺织业的破产不会如此简单划一,实际的情形可能是:有更多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农民纺织业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他们或多或少地遭到洋纱、洋布的排挤,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又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手中这一唯一的副业;他们节衣缩食,压低产品价格,顽强而艰难地在洋纱、洋布余留下的缝隙中挣扎。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算:如果一个农民手工纺织业者养活5口之家的话,那么约有数千万人民的生活由于洋纱、洋布的排挤而陷入日益贫困、毫无出路的境地。同样可以推定,他们都集中在直鲁农村纺棉织布的地区。

大量文献也具体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的这一遭遇。有关当地土纱、土布为洋纱、洋布所排挤的史料几乎俯拾即是,不过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多援用民国时期的地方志记载,并且对这些史料所涉及的确切年代常失于考证,让人无从判断当地手工纺织业"失业"、"破产"于19世纪末还是20世纪20-30年代。看来,关于当地手工纺织业分解过程中的阶段性、曲折性的问题并没有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因此,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的遭遇及其相关史料给予年代上的确认便成为问题的又一关键。

笔者目前所发现的最早记载见于光绪12年(1886年)本《遵化通志》中对玉田、丰润二县手工棉纺织业的两则描述:"近年洋布价廉于线,洋线价廉于棉。玉丰两邑向产棉布之区销售既难,纺织之人亏折失业";"洋线盛行以来,价廉售易。玉丰产棉之境苦难销运,种棉倍少,纺线织布亦鲜利益,多至辍业"。  民国《文安县志》中的以下记载也颇有价值,它明确地指出了当地农村土布业在甲午战争前的遭遇:"织工为吾文旧业,令交冬季各村时闻机声。然棉由累次加工以至成布颇费时间,特以日用必需不惮繁琐。自欧西通商以来,其所输入之布,价廉物美,士民多购用之。渐至各织户亦狃于价值,而弃其所业"。  在直隶保定府,1898年途经此处进行考察的英国使馆人员亲眼看到商铺里洋货充斥,而洋布则是无处不有。这些人在顺德府南郊的市场上发现,大量英、美、日本等国的棉布、棉纱摆在商铺里。  在19世纪末曾做过直隶冀州知州,以后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学者吴汝纶在所著《深州风土记》中也对直隶深州、冀州一带(传统产棉织布地区)的最新遭遇作出了反应:"州所属地往时棉布流行塞外,近则英美日本各国之布用机器织造者幅宽而价廉,吾国布利尽为兼并","畿辅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尽夺我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故利入甚微"。  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在从事义和团调查时,当年曾在临清当学徒的李连周老人(77岁)回忆说:"当时布庄全卖洋布"。  劳乃宣编撰的山东《阳信县志》记载到:"粗布为普通衣料,自受洋布抵制虽仍往省东、京东运售而销售行市不如昔日远甚"。  山东德县"自洋布畅销以来,农妇之纺织亦为罕见之事。农村除耕种之外无副业之补助"。  桓台县"旧为妇女纺线,织为粗布、小布。粗布销本地,小布销外境。自洋线、洋布兴,此业遂归淘汰,民生益困"。

如果说洋纱、洋布能够深入到直鲁内地手工织布区并侵削其附近传统市场的话,那么直鲁农村土布在通商口岸附近以及其它远方市场的命运可想而知,承担运输费用到远方市场的土布更难成为洋布的对手。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北部地区,山西省、山东登莱青各府这些直鲁农村土布的传统消费市场将由于每年从天津、烟台进口的600多万匹洋布而夺去相应的分额,整个辽东市场也要面临每年从牛庄港进口的十余万担洋纱、上百万匹洋布的竞争。民国时期的山东陵县县志中有如下记载:"清之中叶出产之白粗布最多。当时滋博店、神头镇、凤凰店各街有布店七座,资本雄厚,购买白粗布运销辽沈,全县收入颇有可观。......迄机器纺纱(俗呼洋布)输入内地,白粗布销路顿行滞涩,渐至断绝。全县手工业无形破产,农民经济影响甚巨"。  光绪年间编纂的《山东通志》在论及该省土布、土纱生产时说:"(山东)比户皆纺织。前由章邱、昌邑、蒲台、齐东各县商人分运附近诸省。自洋布、洋线入口而此业大衰"。

在以上关于山东西部农村手工纺织业状况的几条史料中,除首尾两条在年代上较为明确,可以肯定地断定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遭遇外,其它史料在年代上则较为模糊。但根据前节的考证,洋纱洋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输入华北内地已是无争的事实。

但是,即便是在华北乃至直鲁农村地区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地域的不平衡性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因此尚不能绝对肯定这些地方志所记述的"自受洋布抵制"、"自洋布畅销以来"、"自洋布兴"、"迄洋布输入内地"等情况同样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作为对这一缺憾的重要补充,19世纪末在山东西部恩县(今平原县)一带农村生活了20余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为我们提供了有力证据。明恩溥在当时以对中国人的性格及中国乡村生活的入微刻画而闻名,19世纪末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发生的骤然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也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叙述义和团事件的《动乱中的中国》一书中,有一段出自其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详细记述,这里摘要如下:外国棉布贸易的巨大发展给该产棉区上百万人民的生活带来影响,这些人一直靠织布维持贫困的生活,现在土布已找不到任何市场,长久以来一直光顾此地购买土布外销的商人不再露面。织布劳动已得不到任何收益,又没有什么行业能够代替它以维持生话。织布机已闲置无用,织布的地窖也正在坍圯。土纱则受到孟买、日本及本国棉纱的竞争。这些洋纱比土纱更均匀、更结实、更便宜,整个产棉区被洋纱所淹没,以至手工纺车不再转动。那些老幼残弱、孤寡无依的人们赖以生存的涓涓细流永远干涸了。

可以说,经过洋纱、洋布近40年日益猛烈的冲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处于严重衰落的状态。从全国的情况看,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的破坏程度及其对农民生活的惨烈影响是华南、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各省所不能比拟的。

 

 

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纱、洋布大量涌入华北内地,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处于严重衰落状态,这是否意味着这项手工业已经绝迹,或是只能沿着破产与灭绝的道路一直不停地走下去?以往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断定洋货自19世纪中叶一进入中国大门便尽占国内市场,农村手工业由此一败涂地。这种观点重在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但显然忽视了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中国的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之间所存在着的地域上的不平衡性,也忽视了各个地域内部在其经济社会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其简单化的、过分夸大的结论不仅与19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最近20年来更在一些国外学者的反唇相讥面前陷入被动。 

不过,有一些美国学者(多是经济史家) 却将对中国学者的批评发展到另一个极端,有的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并不大,有的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局限于沿海及沿江通商口岸地区,而广大内地的传统手工业一直得以维持下来。  不能否认这些学者的研究包含着严密精到的论证,提醒学者们注意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影响的限界、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提醒我们注意中国传统社会内部阻碍近代化发展的因素。但是,这些观点中同样忽视了上述不平衡性和阶段性,忽视了中国农村手工业走过的曲折经历。尤其是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都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等刻薄的见解多年来到达"甚嚣尘上"的地步,一时无人撼动其说。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所走过的曲折经历,倒是早已引起中外学者的讨论。樊百川先生早在1960年代即已注意到近代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复杂遭遇和命运,多少流露出那个年代的"不谐和音"。樊的研究当然还不是手工纺织业及地域研究方面的专论,几十年来很少有人提及。近些年来先后有陈惠雄、史建云两人的研究分别强调了20世纪手工纺织业的调整和再编及新土布业兴起过程。但这些没有针对国内外的最新动向做出评论,引用文献的时代断定较模糊,尤其对手工纺织业的调整、再编的阶段性注意不够,论述集中于20世纪初头及20-30年代,难窥其"曲"与"折"。

本节试图说明,前述两种观点都忽视了地域的不平衡性和发展的阶段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业的这种衰落状态本身包含着极为复杂交错的情形,总体上看它是当地手工纺织业在外国商品的打击下走向新的调整和发展的过渡形式。

1.手工纺纱业基本停歇,但农民为自给而生产的那部分纺纱劳动仍然保留。当时的记载皆谓土纱已被洋纱所排挤,这是指为市场而生产的那部分土纱而言,农民们为了自身遮体御寒仍要自纺自织。耕织结合的巨大节省性,使农民们无须购买洋纱或洋布去满足家庭的需要。这种情况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家家机杼相闻的表面现象常使人误解为手工纺纱业未受破坏、农民的经济收入未受影响。当然,为市场而生产的土纱也不能认为完全绝迹了。因为还有一些织物需要手纺土纱。有时由于洋纱来源减少,土纱也会有暂时的增加。 

2.当时手工织布业仍然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这样评论被机器大工业所排挤掉的手工业者的出路:"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  在19世纪末叶乃至以后更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着主导地位,城市工业还不能大量吸收从农村游离出来的过剩人口;也由于直鲁农村地区经济凋敝,生理鲜少,农民们无法从事其它副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被洋布侵入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不可能轻易放弃他们手中唯一的副业--手工纺织业,它既是直鲁农民容易接近的生产部门,又是生死存亡的"最后避难所"(马克思语)。他们越贫困越要死死抓住这项副业。在洋布的竞争下,他们靠节衣缩食、压低产品价格的办法顽强挣扎。又由于市场上的需求多种多样,洋布也不可能彻底占领所有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业的这种衰落状态本身包含着极为复杂交错的情形,总体上看它是当地手工纺织业在外国商品的打击下走向新的调整和发展的过渡形式。直鲁农民正是在这些缝隙中获取微利,维持生存。不可否认,在直鲁农村的很多地区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时期内,被机器生产"毁灭"的手织业者大量存在着。这些农民退到仅仅是织布自给,无法再出售土布的境地,纺织收入的断绝使农民们难以为生。

3. 洋布基本占领城镇市场,而土布在广大乡村市场和农民家庭中仍占有牢固地位。一般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工作并不繁重,因而喜欢外观漂亮的洋布,甚至并不计较价格。  直鲁地区经常发生水旱灾害并未使洋布贸易下降多少。这也可以断定洋布的主要消费者不是直接受到灾害影响的下层人民。  农村中的上层阶级受着比一般农民高一等的优越感的驱使,也要穿洋市衣服。上述这些人再加上非产棉织布区的农民原先都是土布的消费者,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基本上购买洋布。多数学者都同意这种看法。这种情况并不是像郑观应所夸大的那样:"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应该看到此论是感于国家积贫积弱、利权外溢而发,其"危言"意在振聋发聩而与事实多有不合。倒是那些想方设法推销洋货的外国税务司、商人的报怨之词比较接近当时的实情:广大农民因为土布结实耐用并且符合传统而拒绝洋布;有着男耕女织的传统以及从事商品布生产的农民更不会花钱购买洋布。这种洋布和土布各领一方而后者在消费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与农村手工纺织业遭到"严重破坏"、处于"衰落状态"的提法并不矛盾。事实上,在直鲁及全国很多地区,农民从事纺织生产既是做为一种家内劳动的形式以满足家庭自身的需要,又是做为一种副业形式将其剩余产品出卖以补充农业收入之不足,有的甚至做为一种主业形式靠出卖土布维持生活。由此可见,在大部分消费已被家内劳动所满足的情况下,农村手工纺织业的销售对象仅仅是城市人民、农村上层和非产棉织布地区的农民。因而,农村手工纺织业与机器工业竞争决斗的场所主要是在城市。手工纺织业是否受到打击,不在于原先自织土布的农民是否穿洋布,而是要看原先购买土布的城市人民是否转而购买洋布。一旦那些土布的唯一销售对象变为周体洋货,便造成这样的结果:洋布输入虽然不多,远不够供给全社会人口的消费,仅仅被社会的一部分人所购买,却剥夺了广大农民纺织业者的生计。

    所谓洋布排挤土布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对传统市场的占领,即原先购买土布的人民基本上购买洋布;二是指对农民家庭的侵蚀,即原先自织土布的农民转而购买洋布。这两种"排挤"意义完全不同。前者是手工纺织业萎缩、衰落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的经历正是如此;后者是耕织分离、自然经济瓦解的过程,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里尚未完成。有些学者根据当时农村中仍保留土布生产的记载,或是以洋布输入数量仅占棉布总消赞量的20%为依据,便断定农村手工纺织业没有遭到破坏。  还有些学者则相反,认为洋布一进入内地便同农民家庭自织自用的土布展开竞争。  上述这些看法部没有考虑到洋布排挤土布过程中的复杂性。

    4.有些城乡及偏远地区一直没有输入洋纱、洋布,农民的家庭纺织业亦未受到影响,由于交通不便等方面的原因,当时华北的一些地区仍属洋货不到之处。但应注意的是,有些地区洋布未到或者农民没见到过、没穿过洋布并不等于没有受到洋布的影响。在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村社会,一般农民只要到最低层的集市便可将产品出卖,并购买日常所需。他们一生难得上大集市或城镇里去。而洋布在直鲁地区既然以城市人民为主要销售对象,它的最后"边界"是在城镇和高层集市。因此,洋布和土布可能是在互相看不见对手的情况下展开竞争。

5.有些地区用洋纱织布抵制洋布。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纱大量进入直鲁地区,为当地手工织布业的商品化生产提供了原料。农民们购洋纱织布提供给市场既抵制了洋布,也排挤了传统土布。所以,直鲁地区的人们将洋纱织成的布匹同样目之为"洋布"。这种布比土布更结实、价格更便宜、销流更广。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国及直鲁地区而言,农民购洋纱织布这一使古老的手工棉纺织业起死回生的转变过程在各个地区并非同步。这与洋纱输入的早晚、距通商口岸的远近、人民购买力的大小都有关系,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的佛山、广州及珠江南岸、上海、汉口、沙市等地区便形成了购洋纱织布的中心。在八、九十年代,山东的潍县、昌邑、苏北的通州、直隶的高阳、定县也分别形成了购纱织布中心。而直鲁内地和其它大部分地区输入洋纱较晚,在原料供给、产品外输及生产能力等方面远不及上述那些靠近通商口岸、交通近便的新兴织布区。结果,直鲁内地的农民手织业者发现他们自己不仅被天津、烟台、镇江三大口岸输入的洋布所包围,又再次受到三个新兴织布区的交叉进攻,处境比先前更加不利。直鲁内地手工纺织业的复兴是胶济,津浦铁路通车以后的事,并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达到极盛。此是后话,不必赘述。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地区的手工纺织业正处在衰落的最低点。

直隶、山东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在19世纪后半叶的曲折经历说明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过程中的复杂情形。对于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在外国棉纱、棉布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我们不仅要看到国内的一般状况和普遍性表现,亦要注意各个地区的差异性及特点,既要把握住各地区手工纺织业发展变化的总趋势,又不能忽略其各个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和区别。将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看得简单划一,或者加入感情色彩都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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