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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英特纳雄耐尔

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王安忆与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陈映真,二十年前在美国的一场历史性聚会。由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聘请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杰出文学评审进行的「世界华文文学奖」,2003年选出第二届得奖人:小说家陈映真先生(《忠孝公园》)。联副特刊登王安忆这篇新作,向陈映真致贺,也期望年轻的作家能向戮力前行的前辈致敬。
王安忆 陈映真

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的名词;我在冰淇淋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淇淋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十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括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作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画」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作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公寓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张其辞也是有的。开始,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段。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不详,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时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垒」两个字Block,是不是应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一个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有一个例子可说明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策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读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内容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一年末的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与我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响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拋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象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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