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簡介：胡鞍鋼，現任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53年生於遼寧鞍山，1978至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學院、北京科技大學、中國科學自動化所獲工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91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1993年在美國Murray state University經濟系做訪問學者，同年回國。1997年在美國MIT人文學院做客座研究員﹔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做客座研究員﹔2000年任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訪問教授﹔2001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做訪問教授﹔2003年初在法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中國研究中心做訪問研究員。現為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分析室主任、中國科學院國土與環境專家委員會委員，正式出版國情研究系列專著和合著共十六部。主要研究領域：國情研究與公共政策。
獲獎：1991年被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學者”。1995年初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1995年經美國華盛頓中國問題研究中心評選，獲福特基金會“中國經濟研究資助”。1995年以來，連續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等多項獎勵﹔2000年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評選為“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特優項目。2001年獲第九屆(2000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預言，共產黨政府不一定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將來還是需要進口美國的糧食。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斯對當今中國的評價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獨一無二。
●中國應該是繼歐盟、美國、日本之后，第四大創新中心。
●未來30年，中國將真正向著未來的超級大國轉型，而且中國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指日可待。
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9月26日再次召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作了題為“中國經濟發展60年”的主題演講。胡鞍鋼在演講中表示，新中國通過60年的經濟發展，完成了從貧困大國到世界強國的歷史轉變。他說，60年前，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文盲充斥、東亞病夫、生態赤字的人口大國﹔60年后，中國成為了世界人力資源大國、科技實力大國、經濟實力大國和綜合國力強國﹔幾十年之后，中國還將成為世界人力資本強國，科技實力強國，經濟實力強國，可以說是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綠色家園。
1949年前“東亞病夫”名副其實
胡鞍鋼說，要講中國60年來的經濟變化，就需要先看看60年前到底中國是個什麼樣。對此，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著名的馬歇爾將軍，他在1948年2月實際上是美國的國務卿。他當時認為美國傾入大量的援助也無法挽救中國的經濟危機，並且認為中國缺乏原料資源和工業資源，難以成為一流的強國。
1949年8月，接替馬歇爾擔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奇遜，也曾經講到關於中國最難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這是中國歷朝歷代的政府必然碰到的一個問題。他認為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政府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他也預言，共產黨的政府也不一定能解決，將來在某種意義上還是需要進口美國的糧食。
1959年周恩來曾經講到，1949年中國是一個經濟極端落后的國家。他舉了一些數據，盡管中國的人口是世界第一，但是當時中國在世界各國中鋼產量佔世界第26位，發電量佔世界的第25位，煤產量高一些，也不過是第9位。就是比較發達的棉紡業，棉紗產量也隻佔世界的第5位。全國的產業工人，當時隻有300萬人，不足全國人口的千分之六。老大的中國號稱以農業立國，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幾十年間，小麥、大米、棉花每年都需要從外國進口。
1949年中國經濟增長和西方國家差距巨大，還可以從幾個方面說明：
一個是發展工業的時間晚，大約比西方工業化滯后了100年—200年。其實在1949年，如果我們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基本上還沒有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門檻，至少要接近當時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它才有可能進入現代經濟。然而，1950年中國人均GDP不到50美金，日本明治維新之后，人均GNP按照1965年的美元價格，是75美元。
從經濟結構角度來看，1949年我們大大低於發達國家當時的經濟水平，從勞動力的情況來看，英國當時的農業勞動比例是30%多，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達到。
此外，還包括工業基礎。從固定資產的角度來看，如果從19世紀70、80年代算，有現代工業的因素，到1949年或者1950年，洋務運動有100年了，按照1952年的人民幣價格，工業部門大約積累了近100多億元人民幣。如果我們再考慮到交通基礎設施等等，估計可能有200多億元的原始積累。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均的工業資本存量水平極其低下。按胡鞍鋼測算，當時中國人均的固定資產，按照1952年的價格，大約是40元左右。
再看基礎設施建設。以鐵路為代表，中國鐵路在19世紀末期才開始建設，印度則因為在英國統治之下，它的基礎設施發展很快，特別是鐵路。在1890年，中國隻有10公裡的時候它已經達到2.6萬公裡。到了1950年，中國也隻有2.2萬公裡，比印度1890年還要低得多。同時也不如當時的日本，日本已經達到2.7萬公裡。而這2.2萬公裡，絕大部分還是在東北地區，是在日本侵佔時期大規模修建的。當然更不如美國，美國當時已經達到40萬公裡。
再說人力資本。盡管中國人口多，但是當時中國的人力資本是極其缺乏的。據計算，從有現代大學以來，累計到1949年受過大學教育的隻有18.5萬人，相當於我們總人口的萬分之三點四，全國平均受教育年限算下來大約是1年。中國當時的文盲人口佔到了總人口的80%。這和同年代發達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差距是很大的。不僅如此，當時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是真正意義上的東亞病夫。在1950年，全世界的平均預期壽命是49歲，中國人是35歲。
當時中國還面臨一個長期的問題———資源短缺。歷史上中國的耕地一直在擴大，到1949年其實已經達到極限了，隻不過我們又進一步動員開墾，直到1957年達到中國歷史最高峰，而后就持續下降。這與1949年的美國是完全不一樣的，它可以不斷地開墾更多的荒地，保持總的耕地面積不斷擴大。
這些都對我們發展工業化起著長期的制約。
60年巨變真正“換了人間”
然而現在建國已經60周年了，再看當時艾奇遜預言，卻是沒有應驗。據胡鞍鋼介紹，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斯對中國的評價講了這樣一段話，他把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稱為獨一無二。他講到，雖然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或者也曾經歷過高速且持續的經濟增長，但是從未見過像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在一段長時間內如此強勁的增長。怎麼解釋這個話呢？如果從1978年算起到今天已經30年了，GDP年均保持了9.8%的增長，如果從大國的角度來看，在世界的經濟史中，基本上已經打破歷史記錄了。因為在我們之前隻有一個國家是有這個歷史記錄的，就是日本，從1950年到1973年，一共是23年時間，保持了年均9.3%的增長。
斯彭斯還講到，中國發展的規模和重要性之大，影響人口之多，也都是空前的。這就更是如此了。不管我們是用1978年的人口數據還是用1949年的人口數據來看，中國實際上1950年之后就經濟起飛了。為什麼這麼講？因為1870年美國經濟起飛的時候是4200萬人。到1913年長達43年的時間，它曾經保持在4%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說是美國的空前繁榮時代。最終它的人口達到了將近9800萬人。日本在1950年經濟起飛的時候，人口規模是8000多萬。從現在來看，盡管我們現在世界上有206個國家和經濟體，實際上上億人口的國家隻有11個，中國十幾億人口，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口大國，而是一個人口巨國。因此，從人口規模的角度來看，中國也是空前的。
為什麼能取得這樣的成績？胡鞍鋼認為，主要是中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選擇了社會主義，選擇了共產黨。而且，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繼承了過去的歷史條件，但是選擇了不同的國家模式，包括發展模式。克服了不具備的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物質條件，包括人力資本條件的困難。
中國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包括多黨合作等很多制度安排，實際上具備了一些進入現代經濟增長和進行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有利條件，簡單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文明基礎，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而且文化統一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存延續力是我們這個國家走向民族復興、實現現代化的一個文化根基。
第二，從政治條件來看，它已經具備了發動工業化的政治前提條件。因為各國的工業化實踐都已經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是一個獨力的主權國家，或者不是一個統一的並且長期保持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的國家，這個國家是很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上，可以說1949年是一個裡程碑。
第三個方面，作為后發國家，現代化需要一些必要的政治前提條件，需要利用各種資源，團結各方面力量，建立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制定更加明確的現代化目標、藍圖，這些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實施。毛澤東不僅認識到這個問題，還能夠非常理性地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他在1949年的9月30號，在政協的第一次會議上就明確提出，解放以后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其它各種組織之中，結束中國長期以來一盤散沙的狀況。因此，你可以看到，1949年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點，它使一個一盤散沙的中國，經過共產黨的領導，形成了兩個特有的可能是其它發展中國家都不具備的模式，就是組織優勢和政治資源優勢，來從事現代化的建設。
舉個例子，從國家財政汲取能力來看，1949年，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將近16%。到了1953年這一數字更是迅速超過了30%。由於國家有了這麼強有力的汲取財政能力，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才能強制性地啟動工業化、現代化。
毛澤東時代奠定了改革開放的基礎
胡鞍鋼說，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當時的選擇是一個歷史性的選擇，也是一個必然的選擇。我們應該承認歷史選擇的合理性、進步性。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一些我們走過的彎路，像大躍進、文革，以至后來我們必須要改革。從這個初始條件，我個人看，有必要對毛澤東時代做一點定量評估。
毛澤東時代，我們把它稱為是中國現代化的初步成長期，這個時期的特征就是強制性發動現代化，為中國未來的現代化奠定基礎。同時它也是中國社會大規模的變革和經濟迅速成長的歷史時期，也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政治、物質、人力資本基礎以及對外開放的基礎。
首先，他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基礎，實現了工業化的初級目標。初級目標是什麼？根據1953年到1956年周恩來、劉少奇的幾個重要報告，以及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在1980年前后，建立一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個目標基本上達到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新興工業化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依靠外援。但是中國在“一五”時期一直到1960年，雖然也確實爭取到蘇聯的外援，但是相對我們基本建設的總投資比，是相當低的，主要還是靠國內資本，主要是靠國有資本。由於計劃經濟的經濟體制，使得一個落后國的工業資本，包括全社會的資本持續高增長，年均達到了10%以上。
從社會進步來看，毛澤東時代取得的成績更加顯著。不管是與當時中國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相比，還是與比我們高的收入水平國家相比。雖然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在很多重要的社會指標上卻並不差。這主要的基礎還是來源於毛澤東時代。包括人口轉型，特別是從傳統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長率，低死亡率，然后再到比較低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長率。這個過程實際上是走的比較快的。
從就業模式來看，我們明顯地看出來，總人口中的就業比重迅速提高。特別是女性，不管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同樣，人力資本也發生了變化。據有關計算，中國在1950年人均受教育程度是1.6年，但是到了1973年就達到了4年，增長率非常之快。
再一個這是毛澤東對后人的貢獻了，特別是解決了和美國的關系，從而恢復了我們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地位，成為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當然我們也走過了一些彎路，胡鞍鋼認為有4個方面。
第一，我們忽視了中國的自然國情。1949年我們的森林覆蓋率隻有8.9%，是歷史最低點。但是我們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就拼命地學習蘇聯，砍木頭。結果從建國初期到1973—1976年間，中國的森林量減少了24%。第二個方面，就是人口，失誤兩次，導致了生育高峰。這樣的人口結構和規模，會影響我們很長的時間。第三，就是大躍進。第四，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是個務實主義者，他提出了三步走的設想，特別是第一步和第二步﹔同時他又提出到2050年，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黨的17大提出，中國到2020年人均GDP要比2001年翻兩番，就是人均4000美元。可以說這個目標提前實現了。
30年改革開放超過美國指日可待
最后，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做一個評價。很顯然，改革開放最大的勇氣就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現代化的路線圖，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就是小康社會，同時我們也實現了前兩步走，迎來了一個空前的經濟建設時代。這30年也成為中國最開放的時代，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
至於未來，鄧小平20多年前留下一個很重要的名言，就是后面的人要比我們(老一代)還要聰明。他實際上是相信人民，特別是相信后代。我們來看看未來30年。未來30年，中國將真正向著未來的超級大國轉型，而且中國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指日可待。但是中國不能光是在經濟上超過美國，在其他方面也應有所作為。除了經濟外，第一個就是在科技上，要成為世界最大的創新型國家。中國應該是繼歐盟、美國、日本之后，第四大創新中心。
中國還應該建成世界最大的綠色家園。鄧小平提出的目標在2020年前后就可以實現了。但是我們今天面對氣候變化，需要構想新的現代化，我們稱之為綠色現代化。也就是說，我們將來要做到，用科學技術使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使碳排放下降，甚至脫鉤。
結論就是，未來仍然是中國乃至中華民族復興的時代，但同樣也是我們為世界做出更多貢獻的時代。(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現場答問]
問：中國要想成為像美國一樣的世界人才中心，創新中心，現在在本國戶籍制度方面的改革是否應該加快？
答：我想戶籍制度實際上是在不斷改革的進程中，它的方向一定是要改革的，當然改革過程可能採取一個相對漸進主義的過程。我們事實上算了一下，中國的流動人口，包括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現在已經達到1.5億人，而且增長率非常之快，既超過城市人口增長率也超過總人口增長率，更超過農村人口增長率，因為農村人口增長率實際上是負增長。所以說戶籍制度改革當前是處於不斷推動的過程之中。
現在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應該是我們怎麼樣來吸引國際人才。我們希望成為美國那樣最開放的社會，幾乎讓所有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到中國來，即使可能只是短期的。這種局面在唐朝就出現過，現在再出現也是必然的。
問：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非常出色的經濟成長大國。在可預知的未來，印度的人口肯定會超過中國。那麼在未來，印度會像中國超過發達國家一樣超過中國嗎？
答：首先我們得評估一下1980年到2005年，中國、印度、美國、日本、俄羅斯5大國在全球的地位，我們用綜合國力佔世界總量的比重來計算的話，可以發現，隻有這兩個國家在全世界的比重是提高的。這是第一個結論。
第二個結論也比較清楚。2005年印度綜合國力佔世界總量的比重相當於我們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情況。因此他追趕中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當然中國也不會放慢腳步，就像印度學者說的一樣。至於從人口的角度來看，印度會在2035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會超過中國，但是我想在那時，它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是不可能超過中國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現在的高等教育人口已經突破8400萬，印度隻有1000多萬人，這已經不是一個數量級了。按照教育中長期規劃，我國在2020年受高等教育人口基本上達到1億8千萬，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放開這個市場的話，可以達到2億。我想這一點一旦中國成為人力資本或者說人才的強國，中國一定是最強的國家。
問：中國未來要使文化大繁榮，應該有一個內在價值的基礎，您認為是哪些？
答：剛才你說到文化復興的問題，十七大報告講得比較清楚，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實際上中國在文化建設上是非常強調核心價值觀念的。事實上，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某種程度上我也把它定義為主流文化，或者說公共產品，指全體人民能夠接受的，全國共有價值觀。它基本上是通過教育的方式，潛移默化來實現的。這是非常之必要的。當然這是一個逐漸建立的過程，期望某一天就能夠實現是不大可能的。
記者 方燁 實習生 張曉芳
獲獎：1991年被國家教育委員會、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學者”。1995年初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1995年經美國華盛頓中國問題研究中心評選，獲福特基金會“中國經濟研究資助”。1995年以來，連續獲得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一等獎、北京市科技進步二等獎和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等多項獎勵﹔2000年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評選為“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特優項目。2001年獲第九屆(2000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1949年，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預言，共產黨政府不一定能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將來還是需要進口美國的糧食。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斯對當今中國的評價是，中國的經濟發展獨一無二。
●中國應該是繼歐盟、美國、日本之后，第四大創新中心。
●未來30年，中國將真正向著未來的超級大國轉型，而且中國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指日可待。
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9月26日再次召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作了題為“中國經濟發展60年”的主題演講。胡鞍鋼在演講中表示，新中國通過60年的經濟發展，完成了從貧困大國到世界強國的歷史轉變。他說，60年前，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文盲充斥、東亞病夫、生態赤字的人口大國﹔60年后，中國成為了世界人力資源大國、科技實力大國、經濟實力大國和綜合國力強國﹔幾十年之后，中國還將成為世界人力資本強國，科技實力強國，經濟實力強國，可以說是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綠色家園。
1949年前“東亞病夫”名副其實
胡鞍鋼說，要講中國60年來的經濟變化，就需要先看看60年前到底中國是個什麼樣。對此，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著名的馬歇爾將軍，他在1948年2月實際上是美國的國務卿。他當時認為美國傾入大量的援助也無法挽救中國的經濟危機，並且認為中國缺乏原料資源和工業資源，難以成為一流的強國。
1949年8月，接替馬歇爾擔任美國國務卿的艾奇遜，也曾經講到關於中國最難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這是中國歷朝歷代的政府必然碰到的一個問題。他認為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政府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他也預言，共產黨的政府也不一定能解決，將來在某種意義上還是需要進口美國的糧食。
1959年周恩來曾經講到，1949年中國是一個經濟極端落后的國家。他舉了一些數據，盡管中國的人口是世界第一，但是當時中國在世界各國中鋼產量佔世界第26位，發電量佔世界的第25位，煤產量高一些，也不過是第9位。就是比較發達的棉紡業，棉紗產量也隻佔世界的第5位。全國的產業工人，當時隻有300萬人，不足全國人口的千分之六。老大的中國號稱以農業立國，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幾十年間，小麥、大米、棉花每年都需要從外國進口。
1949年中國經濟增長和西方國家差距巨大，還可以從幾個方面說明：
一個是發展工業的時間晚，大約比西方工業化滯后了100年—200年。其實在1949年，如果我們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基本上還沒有進入現代經濟增長的門檻，至少要接近當時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它才有可能進入現代經濟。然而，1950年中國人均GDP不到50美金，日本明治維新之后，人均GNP按照1965年的美元價格，是75美元。
從經濟結構角度來看，1949年我們大大低於發達國家當時的經濟水平，從勞動力的情況來看，英國當時的農業勞動比例是30%多，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達到。
此外，還包括工業基礎。從固定資產的角度來看，如果從19世紀70、80年代算，有現代工業的因素，到1949年或者1950年，洋務運動有100年了，按照1952年的人民幣價格，工業部門大約積累了近100多億元人民幣。如果我們再考慮到交通基礎設施等等，估計可能有200多億元的原始積累。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均的工業資本存量水平極其低下。按胡鞍鋼測算，當時中國人均的固定資產，按照1952年的價格，大約是40元左右。
再看基礎設施建設。以鐵路為代表，中國鐵路在19世紀末期才開始建設，印度則因為在英國統治之下，它的基礎設施發展很快，特別是鐵路。在1890年，中國隻有10公裡的時候它已經達到2.6萬公裡。到了1950年，中國也隻有2.2萬公裡，比印度1890年還要低得多。同時也不如當時的日本，日本已經達到2.7萬公裡。而這2.2萬公裡，絕大部分還是在東北地區，是在日本侵佔時期大規模修建的。當然更不如美國，美國當時已經達到40萬公裡。
再說人力資本。盡管中國人口多，但是當時中國的人力資本是極其缺乏的。據計算，從有現代大學以來，累計到1949年受過大學教育的隻有18.5萬人，相當於我們總人口的萬分之三點四，全國平均受教育年限算下來大約是1年。中國當時的文盲人口佔到了總人口的80%。這和同年代發達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差距是很大的。不僅如此，當時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是真正意義上的東亞病夫。在1950年，全世界的平均預期壽命是49歲，中國人是35歲。
當時中國還面臨一個長期的問題———資源短缺。歷史上中國的耕地一直在擴大，到1949年其實已經達到極限了，隻不過我們又進一步動員開墾，直到1957年達到中國歷史最高峰，而后就持續下降。這與1949年的美國是完全不一樣的，它可以不斷地開墾更多的荒地，保持總的耕地面積不斷擴大。
這些都對我們發展工業化起著長期的制約。
60年巨變真正“換了人間”
然而現在建國已經60周年了，再看當時艾奇遜預言，卻是沒有應驗。據胡鞍鋼介紹，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斯對中國的評價講了這樣一段話，他把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稱為獨一無二。他講到，雖然許多亞洲國家和地區，或者也曾經歷過高速且持續的經濟增長，但是從未見過像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在一段長時間內如此強勁的增長。怎麼解釋這個話呢？如果從1978年算起到今天已經30年了，GDP年均保持了9.8%的增長，如果從大國的角度來看，在世界的經濟史中，基本上已經打破歷史記錄了。因為在我們之前隻有一個國家是有這個歷史記錄的，就是日本，從1950年到1973年，一共是23年時間，保持了年均9.3%的增長。
斯彭斯還講到，中國發展的規模和重要性之大，影響人口之多，也都是空前的。這就更是如此了。不管我們是用1978年的人口數據還是用1949年的人口數據來看，中國實際上1950年之后就經濟起飛了。為什麼這麼講？因為1870年美國經濟起飛的時候是4200萬人。到1913年長達43年的時間，它曾經保持在4%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說是美國的空前繁榮時代。最終它的人口達到了將近9800萬人。日本在1950年經濟起飛的時候，人口規模是8000多萬。從現在來看，盡管我們現在世界上有206個國家和經濟體，實際上上億人口的國家隻有11個，中國十幾億人口，在某種程度上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口大國，而是一個人口巨國。因此，從人口規模的角度來看，中國也是空前的。
為什麼能取得這樣的成績？胡鞍鋼認為，主要是中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選擇了社會主義，選擇了共產黨。而且，當時的中國領導人，繼承了過去的歷史條件，但是選擇了不同的國家模式，包括發展模式。克服了不具備的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物質條件，包括人力資本條件的困難。
中國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包括多黨合作等很多制度安排，實際上具備了一些進入現代經濟增長和進行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有利條件，簡單概括為以下幾點：
第一，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文明基礎，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而且文化統一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存延續力是我們這個國家走向民族復興、實現現代化的一個文化根基。
第二，從政治條件來看，它已經具備了發動工業化的政治前提條件。因為各國的工業化實踐都已經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是一個獨力的主權國家，或者不是一個統一的並且長期保持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的國家，這個國家是很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上，可以說1949年是一個裡程碑。
第三個方面，作為后發國家，現代化需要一些必要的政治前提條件，需要利用各種資源，團結各方面力量，建立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制定更加明確的現代化目標、藍圖，這些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實施。毛澤東不僅認識到這個問題，還能夠非常理性地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他在1949年的9月30號，在政協的第一次會議上就明確提出，解放以后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其它各種組織之中，結束中國長期以來一盤散沙的狀況。因此，你可以看到，1949年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點，它使一個一盤散沙的中國，經過共產黨的領導，形成了兩個特有的可能是其它發展中國家都不具備的模式，就是組織優勢和政治資源優勢，來從事現代化的建設。
舉個例子，從國家財政汲取能力來看，1949年，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將近16%。到了1953年這一數字更是迅速超過了30%。由於國家有了這麼強有力的汲取財政能力，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才能強制性地啟動工業化、現代化。
毛澤東時代奠定了改革開放的基礎
胡鞍鋼說，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當時的選擇是一個歷史性的選擇，也是一個必然的選擇。我們應該承認歷史選擇的合理性、進步性。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一些我們走過的彎路，像大躍進、文革，以至后來我們必須要改革。從這個初始條件，我個人看，有必要對毛澤東時代做一點定量評估。
毛澤東時代，我們把它稱為是中國現代化的初步成長期，這個時期的特征就是強制性發動現代化，為中國未來的現代化奠定基礎。同時它也是中國社會大規模的變革和經濟迅速成長的歷史時期，也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政治、物質、人力資本基礎以及對外開放的基礎。
首先，他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發展的基礎，實現了工業化的初級目標。初級目標是什麼？根據1953年到1956年周恩來、劉少奇的幾個重要報告，以及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在1980年前后，建立一個比較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個目標基本上達到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新興工業化國家，工業化原始積累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依靠外援。但是中國在“一五”時期一直到1960年，雖然也確實爭取到蘇聯的外援，但是相對我們基本建設的總投資比，是相當低的，主要還是靠國內資本，主要是靠國有資本。由於計劃經濟的經濟體制，使得一個落后國的工業資本，包括全社會的資本持續高增長，年均達到了10%以上。
從社會進步來看，毛澤東時代取得的成績更加顯著。不管是與當時中國同等收入水平國家相比，還是與比我們高的收入水平國家相比。雖然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但是在很多重要的社會指標上卻並不差。這主要的基礎還是來源於毛澤東時代。包括人口轉型，特別是從傳統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到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長率，低死亡率，然后再到比較低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長率。這個過程實際上是走的比較快的。
從就業模式來看，我們明顯地看出來，總人口中的就業比重迅速提高。特別是女性，不管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同樣，人力資本也發生了變化。據有關計算，中國在1950年人均受教育程度是1.6年，但是到了1973年就達到了4年，增長率非常之快。
再一個這是毛澤東對后人的貢獻了，特別是解決了和美國的關系，從而恢復了我們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地位，成為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當然我們也走過了一些彎路，胡鞍鋼認為有4個方面。
第一，我們忽視了中國的自然國情。1949年我們的森林覆蓋率隻有8.9%，是歷史最低點。但是我們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就拼命地學習蘇聯，砍木頭。結果從建國初期到1973—1976年間，中國的森林量減少了24%。第二個方面，就是人口，失誤兩次，導致了生育高峰。這樣的人口結構和規模，會影響我們很長的時間。第三，就是大躍進。第四，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是個務實主義者，他提出了三步走的設想，特別是第一步和第二步﹔同時他又提出到2050年，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黨的17大提出，中國到2020年人均GDP要比2001年翻兩番，就是人均4000美元。可以說這個目標提前實現了。
30年改革開放超過美國指日可待
最后，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做一個評價。很顯然，改革開放最大的勇氣就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現代化的路線圖，提出了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就是小康社會，同時我們也實現了前兩步走，迎來了一個空前的經濟建設時代。這30年也成為中國最開放的時代，改變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
至於未來，鄧小平20多年前留下一個很重要的名言，就是后面的人要比我們(老一代)還要聰明。他實際上是相信人民，特別是相信后代。我們來看看未來30年。未來30年，中國將真正向著未來的超級大國轉型，而且中國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指日可待。但是中國不能光是在經濟上超過美國，在其他方面也應有所作為。除了經濟外，第一個就是在科技上，要成為世界最大的創新型國家。中國應該是繼歐盟、美國、日本之后，第四大創新中心。
中國還應該建成世界最大的綠色家園。鄧小平提出的目標在2020年前后就可以實現了。但是我們今天面對氣候變化，需要構想新的現代化，我們稱之為綠色現代化。也就是說，我們將來要做到，用科學技術使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使碳排放下降，甚至脫鉤。
結論就是，未來仍然是中國乃至中華民族復興的時代，但同樣也是我們為世界做出更多貢獻的時代。(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現場答問]
問：中國要想成為像美國一樣的世界人才中心，創新中心，現在在本國戶籍制度方面的改革是否應該加快？
答：我想戶籍制度實際上是在不斷改革的進程中，它的方向一定是要改革的，當然改革過程可能採取一個相對漸進主義的過程。我們事實上算了一下，中國的流動人口，包括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現在已經達到1.5億人，而且增長率非常之快，既超過城市人口增長率也超過總人口增長率，更超過農村人口增長率，因為農村人口增長率實際上是負增長。所以說戶籍制度改革當前是處於不斷推動的過程之中。
現在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應該是我們怎麼樣來吸引國際人才。我們希望成為美國那樣最開放的社會，幾乎讓所有世界最優秀的人才到中國來，即使可能只是短期的。這種局面在唐朝就出現過，現在再出現也是必然的。
問：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非常出色的經濟成長大國。在可預知的未來，印度的人口肯定會超過中國。那麼在未來，印度會像中國超過發達國家一樣超過中國嗎？
答：首先我們得評估一下1980年到2005年，中國、印度、美國、日本、俄羅斯5大國在全球的地位，我們用綜合國力佔世界總量的比重來計算的話，可以發現，隻有這兩個國家在全世界的比重是提高的。這是第一個結論。
第二個結論也比較清楚。2005年印度綜合國力佔世界總量的比重相當於我們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情況。因此他追趕中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當然中國也不會放慢腳步，就像印度學者說的一樣。至於從人口的角度來看，印度會在2035年，或者更長一點時間會超過中國，但是我想在那時，它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是不可能超過中國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現在的高等教育人口已經突破8400萬，印度隻有1000多萬人，這已經不是一個數量級了。按照教育中長期規劃，我國在2020年受高等教育人口基本上達到1億8千萬，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放開這個市場的話，可以達到2億。我想這一點一旦中國成為人力資本或者說人才的強國，中國一定是最強的國家。
問：中國未來要使文化大繁榮，應該有一個內在價值的基礎，您認為是哪些？
答：剛才你說到文化復興的問題，十七大報告講得比較清楚，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實際上中國在文化建設上是非常強調核心價值觀念的。事實上，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某種程度上我也把它定義為主流文化，或者說公共產品，指全體人民能夠接受的，全國共有價值觀。它基本上是通過教育的方式，潛移默化來實現的。這是非常之必要的。當然這是一個逐漸建立的過程，期望某一天就能夠實現是不大可能的。
記者 方燁 實習生 張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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