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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稳定需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

联合早报2010.11.2
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
郑永年 维稳
为什么中国要大力扶持社会中间力量?道理很简单,中国目前的社会中间力量过小、过弱,社会发展长期以来处于一个失衡状态,社会稳定缺少社会基础。培植和扶持中间力量就是要追求社会的平衡发展,为社会创造一个自主稳定基础。这一点也已经为越来越多人所认识到,包括决策者。这表现在人们对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诸多讨论中。
  把建设社会中间力量放置于目前中国的“维稳”困局中显得更有意义。因为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政府的“维稳”任务显得格外重要。但无论政府的“维稳”努力有多大,技术手段有多高超,这些都是“外科手术”,只能产生一种机械的外在稳定。并且,正如人们在历史上观察到的,“维稳”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即“维稳”的努力越大、投入越大,社会越不稳定。这也不难理解。对政府来说,目前的“维稳”不管其内涵如何,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和暴力两种形式。

  用经济力量来“维稳”,比较具有软性,但不可持续。“维稳”的经济学逻辑就是会鼓励和激发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通过“不稳定”状态而获得经济利益。政府作为掌握国家暴力唯一合法的组织,暴力在“维稳”过程中也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经济手段不能发挥作用时,暴力就变得不可避免。但历史经验说明,使用暴力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针对政府的社会暴力行为,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维稳”的这个困局对维稳者本身也是一样的。对中央政府来说,稳定当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但对维稳者或者维稳政策的执行者就不见得了。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庞大的、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维稳体系,并且被赋予了超出想象的政治重要性和与之相适应的公权力使用权。但是人们看不到这套体系本身如何可能被监督。这套体系本身就有可能滥用权力,从而导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再者,这套体系本身的利益就是社会的“不稳定”状态。一旦社会趋于一个稳定状态,那么这套体系的利益就要受到影响,甚至威胁。就是说,对这套体系来说,“不稳定”状态是符合本身的利益的。“维稳”因此有可能演变成维持不稳定状态。

  在任何社会,“维稳”或者说人们常说的“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是这里必须明确在“法律和秩序”过程中,社会能够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的问题。社会本身秩序的存在是稳定的基础,因为这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政府的“维稳”如果破坏了社会的内在稳定,那么就会导致社会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在“法律和秩序”过程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为社会的自主稳定提供社会基础,二是防止社会内部的极端因素破坏社会的自主稳定。

  在任何社会,不能过分夸大政治在社会稳定过程的作用。如果社会本身不能产生一种基于自身的秩序,那么政治往往是分化社会的力量,从而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力量。无论在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这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尽管也不时会有极端的力量出现,但总体上是稳定的。西方社会的稳定主要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而是因为存在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或左或右,都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社会自身,而非政治,稳定自身。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财产问题需要稳定,更是因为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中产阶级会理性地思考,不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外部力量无法持续稳定社会

  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一般的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如果存在民主政体,那么各派政治力量不仅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反而使得社会更为分化,它们各自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其它反对自身的社会力量进行斗争。无政府而非秩序往往是这些社会的常态。如果存在权威政体,那么社会秩序往往是通过强权甚至暴力来维系的,就是说,社会秩序依赖的不是社会自身,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可持续性随时都可以成为问题。

  目前的中国社会表现形式比较特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间力量如果从收入和财富来看在成长,但还没有成为主流社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成长中的中间阶层在思想意识上没有能够确立自身的话语。同时,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

 如果这样的“维稳”局面不可持续,那么就要寻找另外的方法。怎么办?从长远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政府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来建设中间力量,从而为社会的自觉的秩序创造条件。一旦社会出现自觉秩序的条件,那么政府维稳的任务只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而不会出现像现在这样的“维稳”困局了。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很宝贵的经验。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政策目标。之后,很快就形成了“小康社会”的概念。199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首先进入小康社会之后,执政党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和政策。“全面小康社会”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中国执政党的中产阶级观。人们目前所看到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连续政策目标的产物。

  尽管政策方向很明确,但诸多原因使得中国离一个“全面小康社会”还很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政策改革进步缓慢,缺少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改革开放政策培养出了一个中产阶层,也使得数亿人口脱离贫穷,但很显然,国家既没有保护中产阶级的有效机制,也不存在防止已经脱贫人口重返贫穷的有效机制。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机制可以产生一个中产阶级,但市场机制不能保护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在欧洲社会,保护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公共住房等等公共政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产物。从马克思所分析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现在人们所看到比较符合人性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保护了资本主义。不难发现,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得好的社会。市场经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社会主义保护社会。

  一句话,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实际上,保护中产阶级始终是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任务。如上所说,因为选举政治的存在,所有政府也必须采取有效的举措来保护中产阶级。同样重要的是,资本者也认同这一点,因为一旦社会失衡,社会秩序遭破坏,资本的正常活动就会成为问题。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很难想象人们所看到的财富。一些人现在看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就开始怀疑市场经济,这并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并不处在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是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发展了,但诸多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等等要不建设力度不够,要不没有建立起来。更为严重的是,因为GDP主义的盛行,中国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结合,通过破坏社会来完成GDP增长的任务或获取暴利。诸多社会领域例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国往往成为暴富领域。

  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同样,已经脱贫的阶层也容易重新沦落为贫穷。实际上,除了体系内部占据重大战略地位的少数阶层之外,任何阶层都随时可以演变为贫穷阶层。正是因为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性,中国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开始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寻求保护。不过,可以确定地说,无论是基于知识的中产阶层还是基于财富的中产阶层,他们的“退出”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他们在内部不能得到保护机制,不能得到确定感和安全感,他们的“退出”很难阻止。

  也就是说,要对目前的“维稳大局”进行政策反思。如上面所讨论的,这种“维稳大局”思路不仅无能推进改革进程,反而阻止和破坏社会产生一个自主秩序的可能性,从长远看,反而会导致更大程度和范围的不稳定。如果认识到中间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难回答诸如改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才会进步,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为政府的“法律和秩序”创造一个有机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秩序,也是执政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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