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傅高义：告别快速增长的日本启示

如今，中国的经济增幅已经开始放缓。中国即将面临一直以来困扰着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问题--经济放缓所带来的问题。

当然，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每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

在日本，一些为了适应经济快速增长而设立的机构，在经济呈现较低增速的时候，他们扮演的角色使日本的经济转型遇到了很多困难。

回顾起来，日本人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甚至比美国做得还要好。在1975年之前，我从来没有在日本呆满过一整年，而在1975年我回到日本时，我发现日本在这15年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这激励了我完成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

我希望美国人意识到，日本在真实地增长，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做得相当出色，我相信日本会增长得非常快。然而有些人没有认真地读过这本书，可能会本能地认为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日本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

其实无论是对日本的赶超，还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当中，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学会思考如何去及时而适度地应对挑战，而不是为此感到沮丧并在事后非常懊恼。

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下行提供了前车之鉴。而现在，一个似乎突如其来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在经济从高增速到低增速的发展变化中，中国将如何实现转型？

日本独特的经验教训是：当年为经济高速增长量身设计的诸多大型机构，在经济走下坡路时，这些本来行之有效的机构却成为低速经济模式下制造麻烦的源头。

观察1975年前后的日本，人们会发现，这个国家拥有非常有效而强大的官僚机构，他们愿意从全世界其他地区汲取经验和灵感；同时，日本员工对于其所属的日本公司有非常高的忠诚度；另外，日本拥有相当高水平的公共教育和非常低的犯罪率。在所有这些方面日本都做的相当出色。

仔细推敲起来，这些都与日本为高速增长所专门设计的系统有莫大的关系。而在日本不得不下调其增速时，其中的很多设计都变成了发展的障碍。

其中一个问题来自于企业终身聘用制。

我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研究发现，企业终身聘用制最早出现在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之后，企业希望设立相关机制，以确保员工在学会所有技能和培训后能够留在企业。这些企业由此设立了资历工资，即从低薪开始，工资逐步上涨，级别越高，工资越多。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激励员工能够长期留在企业中。这些激励措施不仅能留住那些接受过长时间培训的员工，那些有业务水平与工作技能员工也会因此而忠于企业。

"二战"之后，当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时，日本企业意识到他们要学的东西很多，而鼓励员工掌握各种相关知识，会涉及很多商业机密，而培训的时间和成本也水涨船高。如果员工离开公司一段时间，那么周密的、长时间的培训就浪费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企业推出了独具特色的终身聘用制。

另外，日本企业与子公司的密切关系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日本企业认为，拥有忠诚的零部件生产子公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与子公司关系越密切，合作起来效率就越高。美国企业购买零部件时，通常由企业公布具体规格，负责供应零部件的小企业据此竞争，在符合规格的前提下，报价最低的小企业会获得订单，他们生产的零部件也会被装入大型产品。

在日本企业的眼中，母公司与零部件供应商紧密合作，母公司可以向子公司传递更高的零部件制造技术，并在产品需要更新换代伊始，就将这些技术传授下去。届时，当日本企业生产新产品的时候，会有几家小公司竞争生产零部件，而这些小公司都与母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第一轮，订单的分布可能是公司A拿到30％的订单，公司B拿到30％，公司C拿40％。到了下一轮，做的最好的企业的订单会涨到45％或35％，这样来保持调整和竞争的空间，也会带动企业的积极性。

记得我曾经和丰田汽车公司的一位总裁聊过，并且问到了有关丰田机床的事情。然后我又去找机床的负责人，我问他，"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丰田机床的负责人说，"丰田公司"。在丰田内部，有几家这样的公司，一方面，大家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保持运转；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也驱使他们不断进步，并使他们之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种特殊而密切的关系有利于提高母公司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同时提高子公司的生产质量。

另外一种促使企业凝聚的方式是交叉持股。一些企业按照规定购买对方的部分股份，通过购买和交叉持有股份，企业得以凝聚并保持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同时，企业的财务主要交由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MITI）管理。在一些重大国家项目上，这些企业享有财务优先，而且其财务成本相对较低，可以使其大步前进，快速增长。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上升时期，甚至上世纪80年代这些策略都很奏效。问题在于，一旦经济脚步放慢，采用企业终身聘用制的那些企业，即便企业利润低下，想要摆脱老员工也绝非易事，而交叉持股也使得摆脱子公司也相当困难。

前段时间，对日本经济颇有研究的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多·多尔（Ronald Dore）向我抱怨，他强烈谴责目前的系统对于股东赋权过多。多尔认为现在的世界经济基本上都在围着股东转。当人们问公司总裁，公司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总裁的答复是为股东赚钱。多尔认为，相对于股东，公司员工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公司不仅仅是为股东而存在，而更多地是为了员工的健康和福利而存在。因此员工应与股东享有同样的地位。

这些大型机构及其与员工及子公司的复杂关系，拖累了日本经济转型，使日本陷入停滞、处于后泡沫阶段。相对日本而言，中国为快速经济增长所设立的机构，在适应经济放缓时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但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还未达到日本的经济高度就已经开始放缓了。

作者为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