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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郑永年
作者简介: 郑永年
郑永年(1962-)男,浙江省余姚县人。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修国际政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硕士研究生班学习,主修政治理论。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1990年,先后任助教和讲师。1990年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姆斯一麦迪逊奖学金,同年进入该校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获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底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至2005年,历任该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所长。2005年,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

很多年来,“战略机遇期”始终是中国领导层用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关键词。它是对国内外环境和改革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综合性判断。不过,战略机遇期在不同的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内容。这里最主要的是要回答这一问题:对什么而言是战略机遇?就是说,战略机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或者目标界定得不清楚、不确切,那么就会错用或者错失战略机遇。

尽管“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从中共十六大报告使用后开始流行开来,但这一思维从改革开放早期就存在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尽管当时还处于美苏冷战状态,邓小平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即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趋势,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国际局势,来从事改革开放事业。没有这样一个判断,很难理解中国能够从改革开放前的外部准备战争、内部搞阶级斗争的局面中挣脱出来,把政府的政策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可以说,离开了这个判断,就很难理解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从事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战略机遇”的主要内容。1990年代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几乎所有国际经济组织。这就为中国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正式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同时开始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不过,尽管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都有所进步,但进步的步伐和社会成员的期待相差甚远,比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因为社会改革领域缺乏比较大的突破,社会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不仅必须抓住国际社会所能赋予的战略机遇,而且更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来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把改革发展往前推进。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在不久的将来,内部改革发展会变得更加困难,而外面的压力则越来越大,造成传统上所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内忧”先于“外患”
 
实际上,如果把“战略机遇”的概念置于“内忧外患”的可能局面之中,就能明确“战略机遇”的目标。“内忧外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历史经验的总结,“内忧”先于“外患”,就是说,经常的情况是“内忧”导致“外患”,而不是相反。只有当内部出现了问题,外部力量才会发生作用。从“内忧外患”的角度,特别能够说明今天中国所处的“战略机遇”。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是充分利用了外部世界所赋予的和平环境,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已经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能力,来主动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经常受制于外部环境。
这当然并不是说今天的世界太平无事了。以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刚刚冷却下来,最近的阿拉伯世界又动荡起来。对世界的很多地区来说,仍然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者,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外在世界高度依赖,并且中国经济的“走出去”大多是那些问题区域。就是说,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各种影响不可避免。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应付、消化、减少国际局势变化对自身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在众多的内部问题中,关键在于民生问题。无论从近年来社会层面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还是在正在进行的“两会”所侧重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民生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客观的情况表明,必须把民生问题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同时,正如从前的经济改革,民生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给予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民生问题失去了这个战略机遇期,那么其必然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民生问题正导致社会失序 
 
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无论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都是显然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导致社会失序。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民生问题严重脱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衷,首先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邓小平把此形象地称为“温饱问题”。此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主要体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上。初期的改革政策非常成功,不仅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而且更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不过,近年来,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越来越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的民生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民的民生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也很显然,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就会出现面临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的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期待革命”的年轻群体的不满。多年来的教育大扩张,有效地提升着民众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但因为教育体制改革本身的弊端,很多人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就成为必然。
如果这两个根源具有普世性,即任何社会都会面临,那么中国还需加上另外一个特殊的根源,那就是由独生政策而加速到来的人口老化。“未富先老”几乎已经成定局,而照顾老人的“公共服务”似乎路途仍然遥远。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一代会不堪负担,届时这一代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会变得更加现实。
 
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从经济上看,因为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很多方面,中国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开始出现那些经历过或者还经历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类似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不稳、信仰缺失等等。历史地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到,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很简单,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深化经济改革,促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人们早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顶点,需要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建设消费社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并没有基础。一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在无助的情况下,即使人民有了些积累,也不敢消费。二是人民的劳动所得过少,收入不高。很显然,建设消费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民生。
第三,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就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没有物质的保障。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如果把庞大的“维稳”费用用于改善民生问题,社会可能会稳定得多。从长远来看,民生也是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在民生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民主化尽管也是可能的,但这种民主化之下的民权必然是虚假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不难发现这种现象。
从解决民生问题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发生在该国家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一旦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那么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期。因此,今后五至十年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最近中央政府开始做动员,要在民生问题上有所作为。有关方面也已经表示要动员国家的财力,集中完成几件民生大事情。这是很好的一个迹象,和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所强调的、要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的提法一致。时不待人。如果中国抓住了这个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促成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反之,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那些“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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