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曾健民：台湾“日本情结”的历史诸相——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一、台湾的特殊社会意识

本刊［《思想》杂志］编者最早给我的暂订题目是：“台湾人的日本情怀”，后来编者把“情怀”改成了“情结”，本文认为使用“情结”较恰当；就中文文意，“情怀”与“情结”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情怀”有思慕、怀念之意，特别是近年来，恒常站在主流意识的台湾媒体，只要有关台湾与日本的关系，都惯于使用“日本情怀”，这当然与台湾的主流政治有密切关系；至于“情结”则指比较复杂的感情，且它涵盖了“情怀”，对于台湾重层曲折的对日感情来说，使用“日本情结”比较贴近客观的事实。  

所谓“台湾的日本情结”，简单地说，就是台湾人民对于日本全般的一种特殊感情和好恶；因为它牵涉到中国、日本，以及台湾近百年的历史关系，不但十分复杂且随时代的变迁有极为不同的内容；它除了有对日本侵华和殖民台湾的历史感情和想象之外，还包括了战后台日政治经济结构所反映的“日本第一”、“模范日本”的感情和价值观，乃至近三十年来在流行文化和消费风潮上的“哈日”现象。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日本的侵华战争历史所遗留的反日、抗日感情也是“情结”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台湾有“日本情结”，却没有“美国情结”，也没有如其他某某国的情结这样的词汇，可见得“日本情结”在台湾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世界上也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有像台湾这么浓厚又复杂的日本情结，即使与台湾同样曾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也没有，因此可以说台湾的日本情结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么独特的“台湾日本情结”，当然与台日间的百年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台湾的战后政治经济史才是真正形塑“日本情结”的基本力量。

基本上，“日本情结”属于台湾社会感情或社会心理的范畴；然而，它又比一般的社会感情更为显著、复杂，不但有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变性，甚至有价值判断的属性，因此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把它当做一个台湾的特殊社会意识应该更为恰当。更有甚者，近二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精神动员的关系，它几乎已发展到近似“意识形态”的程度。

二、台湾“日本情结”的原型

众所周知，台湾的日本情结其主要根源来自五十一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且它非始于今日，而是从六十四年前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复归祖国起，就出现了。迄今，在不一样的历史时期有不一样的内容，除了内容上的差异之外，每一个时期的“日本情结”在台湾的社会意识中所占的强弱浓淡也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于在对日立场上也南辕北辙。譬如，七○年代的乡土浪潮与八○年代以后的本土浪潮中的日本情结或对日感情就有很大的不同；举个明显的例子，前者如黄春明的名作《莎哟娜啦‧再见》与今日的热门电影《海角七号》相较，两者所呈现的“日本情结”几乎完全相反。

从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光复到一九四七年发生二二八事件为止，去殖民化和祖国化是大时代的主题。从政权、财产、教育、语言到文化，陈仪政权和台湾民众共同进行了彻底的民族化，并全数遣还了原在台殖民统治者的日本人。像这种彻底的殖民地民族化，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少见的，怪不得省籍诗人、评论家王白渊在当时曾经说：“台湾之光复，在其本质上，是彻底的民族革命“，他把台湾光复对台湾社会变革的意义视为“彻底的民族革命”。在这时期，台湾人民的民族立场是鲜烈的，因此，反日或对日本殖民文化和历史的反省与批判是主要的潮流。不幸，二二八事件使台湾人民在思想和感情上的去殖民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由于对国民政府贪腐颟顸无能的绝望，有些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有人投入红色祖国的地下党，有人逃亡上海、香港筹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他们反蒋也反日更反美；还有极少数人开始走分离主义道路，主张台湾独立，他们同是反蒋惟不反美且亲日。一般民众虽然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并未明显动摇，但在语言、生活方式、习惯、思考方面又逐渐逆回到殖民统治时期，亦即社会生活上延续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样式，出现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二重结构，这就是后来台湾“日本情结”的原型。

一九四九年蒋国府迁台，台湾从国共内战的大后方成为前线，甚至成了蒋国府的反共复兴基地。自此，台湾民众在反共风暴的笼罩中，接受党国式的反共和民族教育，但台湾的民间社会仍平行维持着日本殖民时期延续下来的语言和生活习惯。这时期的日本情结是不自觉的、自然产生的社会感情，并未有像今日一样的美化或合理化日本殖民历史的现象。

三、两种成见

许多人把台湾本省人有日本情结完全归咎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这不但把问题过度简单化，甚至可说是一种成见。实际上，台湾的本省人的日本情结虽然根源于殖民历史，但是，使”日本情结”得以温存、延续甚至强化的主要动力，则是在战后，特别是五○年代以后台湾的政治经济结构。在国共内战和美国在东亚的冷战格局下，台湾政治经济结构的基本架构是：在军事上，依赖美华协防条约再加上美日安保体制；在经济上，则是依赖美日的日美台三角经贸构造；在美国反共主义的霸权秩序下，台湾与日本不但在政治、军事防卫和安全保障上维持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在经贸上更形成了依赖关系。这种战后台日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似乎又有了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圈的影子，虽然是不恰当的比喻。

是这样的战后台湾的政经结构，温存且强化了殖民历史遗留下来的日本情结。由此可见，社会意识虽有其延续性，但总是受到新的社会存在所规范。

另外，也有许多人认为本省人才有亲日情结，那也是一种成见。其实蒋政权的亲日性格更为显著；它不但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史，也深刻决定着战后的台湾历史和社会意识。

在中国现代史中，特别在国共斗争乃至内战的历史中，蒋政权为了反共、剿共、胜共经常利用日本右翼，结合日本右翼势力打内战。这种情况，从战前一直到战后，从大陆延续到台湾；其合作的对象，从原侵华日军到日本的保守官僚、政界、财经界，从冈村宁次到岸信介。

因为蒋政权与日本右翼势力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那就是坚决反共。且这种意识形态直达日本天皇。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蒋便下命令给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日军可以暂时保持现有武器和装备，维持所在地的秩序和交通”，其目的之一便是利用日军就地“防共”。这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也坦承：“要与国民党政府紧密结合成一体，对付中共”。而二者背后有美国对于战后世界的战略意图，当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就明言：“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由此可知，在日本战败的那刻起，三者的反共同盟已形成。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在国共内战中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南京上海危急之时，蒋批准把冈村宁次和近一千名日本战犯判无罪释放，并紧急将之送回日本，这引起包括大部分国民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愤怒。也就在该年下半年，当解放军进攻势如破竹，在国民政府崩溃前夕，蒋历访菲、韩，并派心腹访日企图筹组太平洋反共联盟，并开始雇用被蒋释放的原日本侵华高级军官协助反共作战。败退台湾后，更大量雇用这些原侵华日军组成军事顾问团，在台进行反共作战的训练和擘画，此乃大家熟知的“白团”。

四、双战结构与“日本第一”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爆发，二十七日美国第七舰队就进入台湾海峡，宣称海峡中立化；实际上是用军力强行介入中国内战，以台湾海峡为界冻结中国内战，从中国分离台湾，使台湾留在美国手中。自此两岸隔离对峙，台湾被置于冷战和内战的“双战结构”中。接着美国用数目庞大的军援和经援支持退居台湾的国府，并进一步改造台湾的经济；军事上，通过“中美”协防条约，一方面防止中共的进攻，另一方面也防止蒋国府反攻大陆；在国际政治上，美国强力支持在台国府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席位，因而确保了在国际外交上的地位。使在台国府成为美国在东亚冷战中的重要一环，与美日安保体制和美韩协防体制共同构成围堵苏联、对抗中国大陆的壁垒。

在美国的东亚冷战结构下，蒋介石和岸信介、佐藤荣作等原天皇派官僚出身的日本总理大臣，共同携手筑构了亚洲的反共防波堤。一直到八○年代，蒋国府在美援体制影响下，采取了「政治独裁经济发展」的政策，走上“党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台湾从资本、技术、工业原材料到关键零组件几乎仰赖日本，从日本输入原料零组件和关键技术，进行加工再输出到美国，形成了紧密的日台美三角经贸关系。

在双战结构下，蒋国府虽然在国民意识的教育中，强调“党国民族主义”，灌输抗日的历史教育，惟台日间紧密的政经从属关系的现实，使台湾社会原有的日本情结不但未竭，更得以温存、延续、强化，甚至还进一步转化为“日本第一”、“模范日本”等具有现代意识的日本情结。

在七○年代前后，由于美苏冷战进入新阶段，美国开始改变对中国大陆的政策。首先是尼克松访问大陆并发表“上海联合公报”，接着中国大陆取代了台湾国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并撤出驻台美军；日本也紧接着和中国大陆建交并与台湾国府断交。这一连串蒋国府称之为“国际逆流”的巨大变化，使台湾的双战结构开始松动；另一方面，北美留学生的保钓运动风起云涌，迅速从美国传到台湾，在台湾学园和知识界掀起了民族主义的乡土浪潮。这个持续近十年的乡土浪潮中，台湾学生、知识界重新发掘台湾的日据历史，特别是有关抗日的社会运动和人物，并大力批判了当时脱离台湾社会现实的文化和思想现象，同时对于台湾在政治经济依赖日本而形成的亲日意识和媚日风气，进行了反省和批判，这对当时台湾社会日见浓厚的“日本第一”的情结有一定的制衡作用。

惟八○年代以后，这股乡土浪潮很快地被亲日的“本土浪潮”所取代，台湾的日本情结遂往极端的方向发展。

五、《台湾关系法》与新“反共亲美日”政权的登台

一九七九年底，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同时与蒋国府断交并废约。这使蒋国府赖以生存的双战体制中的冷战体制受到极大的冲击；再加上来自中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压力以及岛内党外新兴政治势力的挑战，内战体制也岌岌可危。然而，这并不意谓着与中国大陆建交同时与台湾国府断交的美国，从此放弃在台湾的独占利益。为了继续确保其在台湾的利益，延续其遏制中国大陆的东亚战略，美国以制订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的方式，通过武力威吓大陆和军售台湾的手段，继续干涉台海两岸关系。

失去国际正当性的蒋国府，在岛内党外新兴政治势力的挑战下，其国内正当性也面临极大的危机。在七○年代萌芽的党外运动，到了八○年代已蔚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政治力量。这批青年，他们在二战前后出生，是完全在“政治独裁经济发展”的台湾资本主义化时代中，受党国反共教育成长的一代，同时在冷战体制下他们也普受美式自由民主的洗礼。他们在反共反大陆、亲美亲日上与蒋政权无二致，惟在美式自由民主观念上，他们是反蒋反独裁的。

在属于美国国内法的《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中，党外转化为民进党并急速壮大，且骑在党国体制机器上的李登辉政权登上了台湾舞台；自此，一个新的反共反中国大陆、亲美亲日的非蒋政治势力统治了台湾，确定了台湾继续留在美国手中。如果不忘记历史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扶植一个亲美的台籍人士的政府，曾是美国在四十年前（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对中国政策（对台政策）的重要战略意图，只是当时并未实现，而是在四十年后实现了。

六、从“情结”到“情怀”，然后“意识形态”

从李登辉政权到陈水扁政权的二十年间，以“去中国化”为主要内实的“本土论”，取代了两蒋时期的反共主义，成了台湾社会意识的主流。其实，这种“本土论”在“去中国化”的另一面是对台湾殖民历史的合理化或美化，它肯定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现代化的功绩。当然，“本土论”还包含有省籍意识在内，这不在论列。因此，以去中国化和美化“日治”为两大内容的“本土论”，就构成了这时期台湾人的日本情结的主要特征。如果回到文前的“情怀”与“情结”之辩的话，这时期似乎恰可以“日本情怀”概括之；然而，如果进一步辨析，却可以发现到，其实只有在李登辉当政的前期才可以“情怀”称之；此后，经过政权之手大力的精神动员下，“情怀”很快地往“意识形态”的方向发展。

这种“本土论”，本来就是被蒋国府局限在海外活动的台独政治团体的“意识形态”；八○年后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的新两岸架构下，随着党外的政治活动才出现在岛内，之后成了民进党的重要政治论述，也是该党的主要政治动力，然而使它成为国家意识真正发挥大影响力的，应该始于李登辉政权。一九九四年李先上演了一幕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对谈”戏，“对谈”中他除了谄媚地说：“我二十岁之前是日本人”的名言外，还赞美日本“统治台湾”带来了现代化等。一九九五年，李肯定独派团体举办的“马关条约一百年”的“告别中国”活动；一九九七年，李钦点杜正胜“院士”领军促成了国中《认识台湾》教科书，自此，这种“本土论”开始进入打造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领域，成为“国家意识”；它长期且深刻地形塑着台湾年青世代的思想和认同。今日二十五岁以下的年青人哪一个不是在它的教育规训下成长的；或许这个说法太过牵强，今天《海角七号》电影在年青世代中引起一阵热潮的社会现象，有很大的成分，不就是今天台湾日本“情怀”的集中表现吗？而其中没有一九九七年之后李钦定历史教科书的影响吗？

李登辉的“台湾意识形态”演出，一直持续到他下台以后，且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意识形态”。二○○○年，日本极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漫画《台湾论》的出台过程，前前后后、枝枝节节中背后都有李登辉的手；二○○二年底，李有一篇给“日本李登辉之友会”成立大会的讲稿，题目是《台湾精神与日本精神》，文中他再度强调说他“一出生就被当做日本国民”；说“台湾精神中有重要的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的根源就是大和魂、武士道”，下面摘录一段原文以揭露其思想真面目：

这些从中国来的统治者所没有而台湾人有的，作为现代国民的这些气质和素养（笔者按：该文前面曾提到的“勇气、勤勉、奉公、清洁”等气质），台湾人都自傲地称为“日本精神”。由于台湾人从根本上具有这种作为“武士道”的“日本精神”，才使台湾在战后得免于被中国的大陆文化所完全吞没，甚至可以说才得以抵抗之；也由于有了这种“日本精神”，台湾战后的现代社会才得以形成和确立。

从拥有比两蒋更大的政治权力和威信的李登辉的这些言行来看，就可以清楚看到这时期台湾的“日本情怀“已超出情怀而近似意识形态了。接着，在陈水扁当政八年中，更把“本土论”从李登辉时期只限于文化、教育和对日关系的阶段，推进到社会政策的各个角落；再加上民进党的政治文宣，以及校园、学界、媒体的配合鼓吹，“本土论”成了台湾岛内的霸权论述，深刻地改变了台湾社会大众的感情、意识和认同。

七、“本土论”与“日美安保体制”

其实，现在已深入普及成台湾国民意识的“本土论”，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不论它在二十年间的发展过程中或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客观上或主观上，作为岛内普遍的政治斗争工具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至政治选举、小至各职业或人民团体）；同时，我们也不可能不看到，它也作为当政者统合台湾国民意识、巩固“本土”政权的重要手段，李登辉就曾说过：“台湾意识愈多愈好“（这个台湾意识与本土意识或主体意识都是指同一个东西，本文以“本土论”总称之）。二十年来“本土意识”一直是“本土”政权的最重要基础，连今日的马政权也不得不卖力争取它。另外，它还是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规范下，维持或强化两岸分离和对峙的重要意识形态之一（其他的有民主、人权、主权等）；甚至，从东亚全局来看，对于以遏制中国为中心的“日美安保体制”来说，台湾的“本土论”以及民众坚固的本土意识当然是他们绝好的条件和助力；相对的，对李登辉或陈水扁政权来说，强化台湾的“本土论”、挑起两岸紧张，以争取“日美安保体制”涵盖台海，以遏止中国大陆防卫台湾，一直是其与日本关系的核心。

自从“苏东波”巨变、苏联解体后，原本在冷战时期是针对苏联、遏阻共产主义的原日美安保体制，也大大减低了其存在的正当性。在这样的新局势中，美国为了继续维持其在东亚的利益，而在一九九五年发表了《美国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保障战略》，强调美国将继续维持“日美安保体制”，继续在东亚驻扎十万大军，并且在来年举行了日美首脑会议后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新日美安保体制”成立，世称“九六安保”。接着在一九九七年日本修订公布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这个日本的新战争指南，除了把“日美安保体制”从自卫的角色扩大到区域防卫外（其中关键处，在所谓“周边事态有事”时的军事介入），更质变为世界性日美军事同盟。其实，在美国与日本重新建构新时期的“安保体制”的同时，李登辉政权也主动积极地配合着。这就是大家可能都淡忘的当时发生的一连串台海紧张局势：一九九五年李实现了访美，同年参与了独派举办的“反中国”活动；一九九六年“总统大选”中，大陆在台海进行了为期十数天的导弹试射；一九九七年李钦点杜正胜领军，通过教科书把“本土论”成为打造台湾国民意识的工具。同时间，李还透过党国大掌柜刘泰英，计划动用庞大资金投资驻日美军大本营的琉球（“日美安保体制”的枢纽），设立“自由贸易区”，企图利用大资金支持“日美安保体制”，使《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周边事态有事”涵盖台海。事实上李登辉的图谋成功了，当时的日本官房长梶山静六就明言“周边事态”包括台海在内。

八、共同的“精神归宿”或者“末流”？

其实，日本统治阶级的右翼势力一直处心积虑，积极布局介入台海问题未曾稍竭；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台湾当局在反中亲美上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为了彼此权益的交换。日本右翼与台湾的所谓“本土派”之间的往来更是热络，从由日本各党派亲台议员组成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据说有三百人之众）、日本自卫队退休高官，到如“台湾研究会”（若林正丈领军）为代表的有关台湾历史、文学、政社全般的研究社团（特别在有关台湾文学、台湾历史的领域，日本右翼学者在壮大“本土论”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右翼势力热衷于台湾，在日台上空络绎不绝的最大要因，除了台湾本土论的“反中亲美情结”之外，台湾浓厚的“日本情怀”对其而言是最大的魅力，其不绝于途，交往之深、范围之广，非常人所知。就如李登辉说的：日本精神是台湾精神的重要支柱，且李又说这个“日本精神”就是“大和魂”。日本右翼在“台湾精神”中找到了他们温暖的“精神故乡”（日本精神），而这些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早已被遗忘或漠视，正是他们想重建的；相呼应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大御所”叶石涛也曾说过：“日本是我心灵的故乡”。由此可见，两方都在“日本精神”中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归宿。这就是今天台湾“日本情怀”的范例。

这种风潮深刻影响了台湾年青世代的历史认识和认同，使他们把殖民历史当作台湾现代化的根源，日本成了现代台湾的典范。再加上自八○年代起在台湾流行文化和消费生活的「哈日」风潮，从日本漫画、日剧、日本偶像到流行语、新词汇、乃至年青世代的特殊表情神态到生态，都是日本的翻版，台湾流行文化成了日本的亚流文化。这又强化了年青世代的“本土论”、日本情怀，甚至连审美和人生价值都“原宿”化。

实际上，对于台湾这种偏向的亲日、崇日现象，除了少数的日本统治阶层和右翼人士外，一般日本民众都觉得不可思议。譬如台湾街头经常可以看见头戴日本兵帽的老人的景象，对一般日本人来说，就像看到从南洋丛林里出现的旧日本兵一样，除了惊讶之外，内心难免有可笑的感觉。

九、结语

一个没有主体的主体意识、没有自立自主性的“本土论”，一个没有自己审美观、丧失民族心灵归宿的人们，再怎么要成为别人或装扮成别人，也还是亚流，何况这个亚流的源流在日本社会中不是早被遗忘、抛弃，就是被冷漠以待。举例便知，日本右翼教科书团体（“制定新教科书之会”）所出版的扶桑社日本教科书（历史、公民），二○○五年在全日本学校的被采用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四（虽然现在全日本教科书有“扶桑化”的倾向），由此观之，台湾的日本情怀所思慕的对象，在现实的日本社会中只可称之为“末流”。

在未来的新时代中，寄望台湾人民抛弃日本“情怀”，超克“日本情结”，站在中日友好的平台，与绝大多数善良的日本人民共同携手排除外力战争，创造一个和平共存的亚洲，这才是台湾的出路，台湾人尊严的保证。这也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严肃课题。

二○○九年二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