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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民:KANO:自我「再殖民」的歷史想像

曾健民:KANO:自我「再殖民」的歷史想像

1931年的台湾「嘉农」历史和今天以日本人的眼光拍摄的「KANO」,所呈现的是两个不同主体的世界;「KANO」远远背离了台湾「嘉农」。

人文与社会
《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监制的影片KANO以台湾「嘉农」棒球队历史为素材,透过日本人视角所呈现的「日治」荣光,不但燎起了民众把日本殖民当作台湾「现代化」原乡的集体想像,投合了时髦的媚日哈日风潮,更符合台独意识的政治正确,大大挑动了文化历史认同的集体亢奋。KANO热潮突显了台湾的精神自我「再殖民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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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健民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日本九州齒科大學研究,日本行醫10年後返台,現為執業醫師。曾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專研台灣近現代社會史,尤著力於光復前後台灣史。曾編著《新二二八史像》、《文學二二八》、《光復新聲》、《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聯經)、《台灣1946‧動盪的曙光》等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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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微調」的紛擾還未平息,又來了一部名為「KANO」的電影,挾著魏德聖導演的盛名掀起了一波票房熱潮,同時也攪動了贊否兩方的批評浪潮。KANO與「微調」一樣,都和日據歷史的認識有關,亦即,聯繫著以誰為主體、以怎樣的眼光去詮譯日據歷史的問題。不管是「微調」反對者或KANO,都顯現擬日本主體的歷史敘事,呈現了今天台灣在歷史意識上陷入嚴重的自我「再殖民」現象。

  KANO由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魏以「海角七號」票房聲名鵲起,是一位擅長用影像把日據歷史化為文化商品賺取票房的人;就像現在很多政客慣於操作「日治」歷史累積政治資本,學界靠販賣「日治」維護話語權一樣。該片受到嘉義市和高雄市公部門的積極支持,特地為它封街舉行萬人遊行,並舉行盛大的首映會。各大報積極配合宣傳,在網路上也發起了「小蜜蜂」行動,一面叫好造勢一面對異議者發起「反批評」。譬如,最近網上瘋傳一則訊息,說發表在中國時報的一篇批評文是龍應台用假名寫的,繪聲繪影,又經過「綠委」在國會質詢,逼得龍出來替KANO美言了幾句。

  這種「熱潮」已大大超過了一般商業電影的宣傳。KANO以台灣「嘉農」棒球隊歷史為素材,透過日本人的視角所呈現的「日治」榮光,不但燎起了民眾把日本殖民當作台灣「現代化」原鄉的集體想像,投合了時髦的媚日哈日風潮,更符合台獨意識的政治正確,大大挑動了文化歷史認同的集體亢奮。KANO熱潮突顯了台灣的精神自我「再殖民化」危機。

 

一、背離了台灣「嘉農」的「KANO」

  筆者在繁忙中特別抽空去看了「KANO」,也花了時間對1931年前後「嘉農」棒球隊的歷史及其背景做了一點功課。「KANO」以1931年嘉義農林學校學生棒球隊(「嘉農」隊)進軍甲子園(全日本中學校棒球大賽地點),一舉獲得準優勝(敗給優勝隊「中京商」)的故事為題材,透過電影的再敘事(編碼),以日人近藤教練為主角再加上甲子園棒球賽的熱烈場面,美化了「日治」歷史的榮光。這不但燃起一般觀眾對棒球運動的熱血,更激起對「日治」現代化的歷史想像(解碼)。揉合了這些要素的電影形象正好抓住了今日台灣社會的集體心象。

  KANO只是台灣「嘉農」隊服上的符號 ,該片取其符號卻消去了「嘉農」隊的歷史脈絡,代以日人近藤為主角全片瀰漫著武士道棒球精神,並極盡渲染日本甲子園棒賽的熱烈場面,突出了日本甲子園的最高價值和秩序。因此,該片與其說是台灣「嘉農」的故事,倒不如說是日本人近藤和日本棒球的KANO故事。

  同樣一個「嘉農」棒球隊的故事,1931年的台灣「嘉農」歷史和今天以日本人的眼光拍攝的「KANO」,所呈現的是兩個不同主體的世界;「KANO」遠遠背離了台灣「嘉農」。

 

二、八十年後再現的「『國語』(日語)中心主義」

  該片除了少數場景夾雜著台語之外,幾乎全用日語對白,讓人誤以為是日本片;再加上敘事角度、日本思維、大量的日本人場景,真讓人以為是拍給日本人看的。不懂日語的觀眾,也只有像看日本片一樣,在漫長的三小時中費力去看旁邊的中文字幕了。

  因為片中的主角是日本教練近藤,還有一些如近藤的太太、老師,再加上甲子園上引頸嘶喊的日本播報員和棒賽等大量的日本場景,實際上整個片子由日本人貫穿情節。至於,應該是主角的「嘉農」球員卻像配角,除了主投吳明捷與「阿姊」的初萌情愫說了些台灣話之外,片中出現的嘉農隊員練球打球場景都用日語。

  有人好奇問:「為何日語多達九成?」,導演回答是:1930年前後日本統治台灣已超過30年,1930年調查顯示台南州10至19歲人口會講日語者占48.6%。他還強調「電影只是呈現當時台灣真實狀況」。                  真不知道這是從哪裏出來的統計數字?哪來的真實狀況?

  事實是,1931年前後,台灣人正面臨著嚴重的語言危機,台灣文化界發生了一場有名的「台灣話文論爭」。

   論爭中,郭秋生的長文《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中就提到:從日本據台一直到1928年的約30年間,四百萬的台灣人中只有大約二十四萬人接受過公學校教育;而同期間,接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台灣人只有10,482人,其中,包括嘉義農林學校在內的「實業學校」,也只有1,463人。1931年4月末,包括台灣帝大在內的全島中等以上學校的在學學生中,內地人(日本人)有9,289人,台灣人(包括原住民)只有6,183人,然而當時在台灣的日本人卻只有二十一萬人。換算成日台懸殊的人口比例,突顯了嚴重的教育不平等和歧視。事實上當時的日語普及率只有12.36%。

  哪來的近一半人會講日語?片子中用日語對白真是「呈現當時台灣真實狀況」嗎?倒不如說,呈現了當時少數殖民者日本人的真實狀況吧! 當時的日語(被稱為「國語」)與今天的日語其政治意義完全不同,當時的日語是日本殖者統治台灣的重要手段,通過普及「國語」進行精神上的同化和皇民化。當時台灣民族運動旗手蔡培火先生寫了《給日本國民》一文,痛烈指出:

 

「官僚以一視同仁之聖旨為名,將同化主義作為治台方針,而其政策之第一為採取「國語中心主義」,在政治上及社會上先封住我們的嘴巴,使我們成為沒有能力的人......將我們的心靈活動拘束抑制,將所有的人無能化......我們不被容許有個性,我們的語言成了廢物。」

 

當時,蔡培火為了提高台灣民眾知識,積極推動「台灣白話字普及運動」,進行平民教育,但受到台灣總督府的阻撓,以「妨礙總督府的『國語』(日語)普及方針」為由不予許可。1931年8月15日的《台灣新民報》(這時「嘉農」在大阪甲子園比賽)報導了這件事,並批評道:

「在公學校(按:小學)入學率還不超過30%的台灣,一般大眾依然處於無學文盲的狀態,這是『文明國』的一大恥辱!」

 

  當時熱烈進行的「台灣話文論爭」,主要爭論要不要建設新的「台灣話文」以進行平民教育。以求解決台灣民眾無學文盲的狀態;另一方面,當時台灣人傳統語言(漢文、白話文、台灣話)正面臨著總督府「國語(日語)普及」的壓力,瀕於流失的危機,因此以採取「台灣話文」的策略抵擋日語,來保存自己的語言--台語。

 

三、真正的台灣「嘉農」精神

  1931年2月總督府禁止了台灣民眾黨,同期間爆發了第二次霧社事件;就在台灣「嘉農」隊乘船到大阪參加甲子園比賽途中的8月4日,台灣民族民主運動的先鋒蔣渭水先生去世。對於正處於政治經濟的不斷衝擊的台灣人來說,「嘉農」隊在「內地」的優異表現,的確帶來了一些榮光和想像。

  依據當時唯一的台灣人報紙《台灣新民報》的報導,台灣人對「嘉農」隊的期待和看法,大約有幾個重點:

1.「嘉農」是真正的台灣代表隊。因為,在「嘉農」以前都是由日本人組成的球隊參加甲子園,這次則由台灣人、原住民、大和族三民族混合組成的球隊參加。實際上,參賽的「嘉農」隊由「漢」2人「和」3人「原」4人組成,這種比例與當時人口的民族構成比例有很大的落差(當時,人口構成約「漢」400萬、「和」20萬,「原」約與「和」接近;至於,嘉義農校的學生數是「漢」393人,「和」65人,「原」不超過10人),但當時殖民地的台灣人在處處由日本人「包辦」的狀況下,覺得只要球隊不是由日本人「包辦」,就算台灣代表隊了。

2.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期待「嘉農」能夠發揮運動員精神,鼓勵球隊要發揮台灣的志氣,「與其以骯髒手段取勝,倒不如乾淨地戰敗。」 並認為「嘉農」在球場,已展現了「超越民族的公平競賽」。

   《台灣新民報》在「露骨的強欺弱」、「一視不平等」的殖民現況中,透過讚揚「嘉農」隊在球場上展現「超越民族的公平競賽」,其意,在批判殖民體制的民族不平等和壓迫,並表達了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平等的願望和理想。這與在電影KANO中的日本人高喊「三民族協和」,或者與一些評論者無視台灣「嘉農」的台灣社會歷史脈絡空洞地讚揚「KANO」「超越民族」,是完全不同的價值層次。<台灣新民報>所強調的是在民族「公平競爭」原則上的「民族超越」;KANO或其讚美者,就像以前的殖民者一樣,一方面維持民族不平等的殖民體制,一方面高喊「一視同仁」,這與在「民族不平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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