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张仲民：晚清出版的生理卫生书籍及其读者

晚近学术界对近代卫生史的关注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探讨近代中国卫生史的著述，都没有充分利用到晚清出版的那些生理卫生书籍；即使是关注近代卫生观念的传播与影响的著述，包括那些讨论西学东渐的著作，除了利用到传教士在1880-1890年代编译出版的生理卫生书籍外，对于晚清出版的其它生理卫生书籍则注意不够；同样，对于那些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生理学史的较专业著作来说，对本文要讨论的这类生理卫生书籍亦几乎没有涉及，它们关注的主要是民国时期生理卫生著作的情况，对晚清的情况则是寥寥几语带过。

晚清文化市场上大量出版的这些生理卫生书籍，从其著译宗旨及所作书籍广告来看，主要是在塑造一种新的身体观和宣扬一种新的卫生观念及认同，它们实际上展现了晚清以来这类建构"卫生现代性"（hygienic modernity）与打造民族国家想像的努力。笔者这里要追问的是，晚清这些生理卫生书籍的出版情况与意义怎样，以及时人如何阅读和使用这些书籍。笔者希望通过这个研究，至少能为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资料线索与研究信息。

需要说明的是，卫生学、生理学与医学在当时是纠结在一起的，时人虽有一些区分和定义，但在具体的使用中还是言人人殊，并没有为人一致接受的概念；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卫生"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出现的。[1]本文要讨论的这些生理卫生书籍，就是承载"卫生"这个符号的重要载体，亦是建构与宣扬"卫生"的重要文本；读者对这些文本的阅读、诠释与使用，则显示着在不同情况下，"卫生"这一符号所具有的多种象征意义与"区隔"（distinction）效果。

一 生理卫生书籍的广告举隅

明末清初之时，西洋的生理学、医学书籍如《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之类在来华传教士的介绍下，即已传入中国，这些书籍虽然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些西方医学关于身体、生理方面的认知，但它们表现出来的更主要还是在宗教性方面。且由于当时的中国文化自信尚在，传统的思想资源与中医的实用价值还能继续地发挥作用，相较起来，西方的生理学、医学知识也不比中国高明多少。即或有不少知识精英如徐光启等人也表现出对西学的兴趣与注意力，并将之整合于自己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之中，但在整体上言，西学所具有的优势并不明显。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学"挟天子之威以令诸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大规模地不请自来。作为西学的一部分，有关西方的生理卫生、医学等书籍也开始再度被传教士译介到中国。今非昔比的是，19世纪中期以后的西方生理卫生学、医学知识在技术层面都已远驾于中国之上，而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在中西邂逅中已经是每况愈下了。

其中，就有关生理卫生书籍而言，它们在19世纪70年代后由传教士率先编译出版。这时所出版的书籍如《孩童卫生论》、《幼童卫生编》、《初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化学卫生论》、《卫生要旨》等，讲述的都是来源于西方的实验医学、科学知识，主要是关注个人身体健康问题或是介绍西方医学卫生知识。如梁启超所言：

西人近以格致之理，推求养生所应得之事，饮食居处，事事讲求。近译如《卫生要旨》、《化学卫生论》、《初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幼童卫生论》等书，凡自爱之君子，不可以不讲也。[2]

这种情况从《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中对各书的介绍也可看出来。如对《孩童卫生论》的简介：

近来中西各国考求卫生之道，多载医书，童子入塾，罕见之。欧洲近出卫生书，不一而足，大小学塾习读者多与他学并重，择其合宜者一册。价洋二角五分。[3]

但到了1894年后，这种情形逐渐发生改变，卫生开始与国家、种族联系起来。当然，这种变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晚清人士有意识的选择结果。在这时的文化市场上，进化论学说盛行，中国人的"病夫"形象深入人心，一种改造国民身体乃至改造种族的呼吁流行开来--从报刊论述到私密日记、书信，再到普通读本、大众小说、竹枝词，从知识精英到一般知识分子，晚清中国的文化空间里弥漫着这种讲求卫生、强身救国的主张，即使是面向一般读者的书籍也多有这种表达。

相应，此时的书籍市场上涌现出大量生理卫生书籍，这些主要由中国人自己编译、书写的生理卫生书籍，与前述传教士出版的此类书籍大大不同，虽然此时还有人专门写作普及生理卫生知识的书籍来出版，但从趋势上看，生理卫生书籍的出版目的则明显地不再停留于关注个人身体的层面。

仅从这些生理卫生书籍的出版广告来看，大多数书籍都接受了进化论的学说，宣称生理卫生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近来所以衰弱，正由于不重视卫生；并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有密切之关系，还表示译者或作者翻译（或撰写）此类书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人们若能将此类书"家置一编"，则庶几身体强健有望，传种也可优良，国家于此也可减少颓势，免去亡国之忧：

欲强其国，务强其民；欲强其民，务强其身；欲强其身，请自卫生始。[4]

这也是这类生理卫生书籍大致相同的出版关怀与自我建构。由于当时各书局争相出版这类生理卫生书籍，此类书籍的出版广告在清末各个报刊杂志上比比皆是，有的还在广告中对书籍内容和出版目的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聊举几例如下。

首先，清末文化市场上出版有大量生理卫生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也往往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其广告内容多侧重于普通生理卫生知识，书中还多附有插图，以方便读者更好理解。如上海会文堂书庄的"《绘图新译中学生理书》出版"广告词云：

是书为日本医士坪井次郎所著，专述人体之生理为主。其体裁殊用意于全篇之系统，及各篇各章之连络。说述之间，务使不知不觉而理解人体之体、之解剖生理为卫生矣。山阴何君阆仙取其书而译之，每章系之以图，尤为教授学习两者之便益。现已出版，每部实洋八角，有志讲求生理者急购是书而读之。发行所：上海会文堂书庄、会文编译社启。[5]

还有的生理卫生教科书对书籍内容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特别强调卫生对于个人、学校、社会以及国家的意义。如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新书《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的广告即言：

美国项尔构著，乌程章乃炜译。书分十八篇，为课二百。有奇备载，身体上之要需，以及空气、日光、运动休息，而补之以治伤、避毒，是卫生科最新之书也。痛吾民之素不知卫生为何事，故夭折，不终其天年，比之老病而死，不啻倍蓰之于什百。循是不知防护，吾恐今日侈为四百兆者，不转瞬而尽以恣惩菌物之啖食耳。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肄习之。每部售洋三角半。[6]

清末的书籍出版情况与政治形势、社会风气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这种情况在生理卫生教科书的出版中也有反应。当1906年后，清末社会掀起了立宪运动，地方自治思潮也开始兴起，出版市场也跟风而上，除却出版一些与之紧密相关的政法类、地方自治类书籍外，书商在出版生理卫生教科书时，也将其与立宪、地方自治建立了关系，以迎合世风。如点石斋的新书《最近生理卫生教科书》广告：

今欲豫备立宪国民之资格，个人自治为最要矣。卫生学亦个人自治之一端也。欲知卫生学之原理，不可不知切身体之构造，故生理学尤为紧要。是书为日本小松定市所著，于解剖之形、组合之理，保卫之法，无不精详确先，孝感刘君晓译，笔亦明达雅洁，诚教科最善之本也。西装一册大洋八角。[7]

除了这些面向新学堂学生的生理教科书有大量出版外，清末文化市场上还有面向一般社会大众的普及性生理卫生读物出版，这些书籍同样强调生理卫生知识的作用，并点出其潜在的读者为何。如商务印书馆所出书籍《生理学问答》的广告词：

有精神然后有事业，精神寓乎形体，发乎生理，故泰西各邦莫不以生理学为研究之切要、为卫生之鼻祖。是编讨论营术，出显入微，尤便推阐，允宜家置一编，以为强固形体之助。价洋二角半。[8]

而广智书局的新书《卫生工事新论》一书广告词则注重于表达卫生与种族、国家之关系，然后借机凸现此书之意义：

一国之强弱专视乎种族，而种族之盛衰端赖于卫生，故卫生之事于国家为最重要者也，吾国人民孱弱不振正坐是弊。虽然卫生之道不一，而工事其最重要矣。盖无工事则卫生亦不可得而言。译者有慨于此，特取日本南部常次郎所著，译成问世，于卫生书中可谓博而能详，精而得要者矣。有关心种族问题者乎，盖亟取研究之。全一册，定价二角。[9]

还有书籍则非常强调读者阅读之后获得的收益，以此来吸引读者购阅，并借机建构读者的购阅趣味与购阅目的。如广智书局新书《最近卫生学》的广告词：

读《最近卫生学》者，可保寿康而享无上之幸福；读《最近卫生学》者，可免疾病而去人身之痛苦；读《最近卫生学》者，可得防疫之良法，而免传染；读《最近卫生学》者，可识饮食起居之养生要道。夫欲保国，必先强种，而强种之术，舍人人自解卫生、自能卫生，其道无由。吾国自医学失传，卫生一事，阙而不讲，此国民体格所以日趋于文弱也。本局鉴此，特选东籍中言卫生学之最崭新、最切要者，以平易之文为之译出，读此一过，则于免病之法、养生之道思过半矣！诚自爱、爱国者必读之要书也。每部售洋二角五分。上海棋盘街中广智书局发行。[10]

在清末趋新人士眼里，家庭为"教育最初之地位，大有影响于国民"。[11]故此，有的生理卫生书籍就专门谈家庭卫生的内容与注意事项，提醒人们家庭卫生的重要性，以养成国民的自制力与公共心。如"《最新家庭教育卫生要义》出现"的广告词：

是书为日本桥本凤山君编。关于卫生、衣食、居住三大纲领，精理名言，条分缕析，发明实行之秘诀，兼篡医学博士之说，引证种种病源及防患疗治诸法，以医者之实验，显卫生之真价。译者于叚例末尾，凡有心得，窃附私见，按物理而发挥之。于卷末附录长寿者之卫生法及所收之效果，列表以为他山之助，备研究者之采择。我国人士类多轻忽卫生，因体魄渐流文弱。是书所载，注重家庭教育，故妇人之卫生尤为备述精详。维冀进种改良，发达青年爱身好洁之习惯，为强种之基础，实著者之本旨，抑亦译者之苦心也。洋装全一册，定价大洋三角。总发行所上海英大马路鸿仁里昌记，寄售处：有正、新民、广益、飞鸿书局及新学会等。[12]

仅有卫生观念还不够，还需要有相关的卫生制度与执行人，于是一些关于卫生行政类的翻译书籍也应运而生，以供给有关专门的需求人，特别是教育者、卫生行政的执行者警察，担负保家卫国的军人，以使他们具备卫生知识，更好履行自己职责。《新民丛报》上刊出的《学校卫生学》一书就是宣称其专为学校的教育者而出版，其广告云：

学校所以养人才，而身体者所以代表此才而施行之者也。故卫生为学校之要素，惟必通医学、光学、化学、建制等科，始可言卫生。此书著者为日本有名医士，深通德国学校制度，且曾任调查日本学校卫生之事者，其规则全从德国大教育家所出，故所言皆详密精当，可师可法，诚今日中国言教育者所当人手一编矣！[13]

昌明公司启的《卫生行政法》一书的广告词声称其主要是"警察之要书"，对于其执行日常任务，维护大众健康，意义匪浅：

社会卫生，地方之要务，国家之责任也，故文明国卫生行政为警政之一部分。我国素不注意于此，行政尤缺，故疾疫时作，死亡相继。害国民之健康，即害国家之强盛。本书为日本法学士广中佐兵卫著，专研究警察执行卫生事务，而豫防之说尤为精妙，皆可实行，诚警察之要书，而国民性命之救星也。洋装一册，价银六角。上海四马路、汉口黄陂街昌明公司启。[14]

这时，还有热心人以"救种保国"为号召写作卫生书籍--《卫生丛录》，赠送别人阅读，并在《竞业旬报》等报刊上做广告，希望大家索阅，寄来邮资六分即送：

此书系余姚徐君猷程，一片热诚济世之心，有鉴于今年水旱天灾，又加以疫病种种，恶劫次第降及我同胞，几有侵没孑遗之惨，故出私囊刻是书奉送。世界各热心君子伟鉴，专为救种、保国为主义，此诚功德无量也。其所选录各急症良方，内多屡试效验之药品，不特医学界不可不看，即士农工商诸君亦不可不阅。须知徐君素具公益热肠，种种善举，无不精力实行，殊非好名者比比耳。[15]

从以上所举各书的广告词可以看出，这些普及性的生理卫生读物多是翻译书籍，其中许多还是学堂的教科书。这些书籍内容的涉及面很广，从个人身体，到家庭卫生，到学校管理、军队训练，近乎面面俱到。可以说，在当时中外抗争、民族主义兴起、急于追求现代性的语境下，"卫生"问题涉及的已经不只是个人或地方团体的层面，而是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民族和种族联系起来。[16]从这些书籍的广告词就可以看出，除了个别书籍只以身体与普及生理卫生知识为关怀外，其它书籍广告一般都先表明中国人素不注重卫生的危害，落到近来种弱、国弱，受列强欺负的结果；而西方和日本所以强盛，其原因则在于其重视卫生，所以能凌驾于中国之上。通过这种大写叙述，卫生的重要性及其对于个人、对于民族、对于中国当时的意义就呼之欲出了，广告的修辞策略体现出的政治化、国家化意味非常浓厚。

同样，有必要注意的是，书籍广告的宣称与书籍的实际内容一般都是存在差距的，书籍广告并不能完全代替书籍的实际内容。从笔者所读到的清末出版的这些生理卫生书籍来看，若仅就部分书籍的著译目的来说，生理卫生书籍广告中所表达的出版目的与部分生理卫生书籍著译者在书中所表达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如前引《卫生新论》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校卫生学》之《绪论》中的表达："儿童者，未来国民也。国民者，国家基础也。故儿童之健康与否，实关于国民之强弱，而国民之强弱，又关于国家之强弱。"该《绪论》接着认为学校教育如果没有"卫生家为之干预"，"则其国民必大半为病废之人。"[17]但也有一些生理卫生书籍并没有突出显示卫生与种族、国家关系之重要，它们表达更多的仍是卫生之于个人的意义，目的在于普及生理卫生知识以及引导人们意识到卫生的重要性，并树立"文明"的卫生观念，如华文祺译补的《最新初等生理卫生教科书》的例言所说：

本书之编辑，专在使初学得人身生理及卫生上普通之知识，条理明晰，繁简得宜，务使适于生徒之脑力，留教师发挥之余地。[18]

有的书籍还主张用深入浅出的描述将生理卫生知识传授给普通大众，如《生理学粹》一书《例言》即说：

是书为研究体育兼备教科书之参考用而辑，故行文务求平易，期于人尽了解艰深之学说，模棱之语句不敢滥入，以滋阅者之惑。[19]

有的生理卫生书籍中还引证黄帝、彭祖之所以长寿，正在于其讲卫生，以此来增加说服力。[20]

二 生理卫生书籍的出版数量

晚清文化市场上生理卫生类书籍的出版数量虽然很难有精确的统计，但对其进行估算也很有必要，因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使我们对有关生理卫生书籍的总体出版情况有较清晰的了解，也在某种程度上可表明这类书籍的流行情况与社会接受程度。

估算晚清文化市场上生理卫生类书籍的种类，有许多资料可以利用，这里主要根据笔者在晚清报刊杂志上（主要是《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津报》、《时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南方报》、《新民丛报》、《天铎报》、《竞业旬报》、《警钟日报》、《江苏》、《浙江潮》、《游学译编》等80 多种）的书籍广告中辑出的生理卫生书籍（主要是生理卫生类教科书）书目；另外，笔者又根据《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近百年来中译西书目录》[21]、《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22]、《晚清营业书目》[23]等书目作了补充，发现晚清出版的普通生理卫生书籍约有一百三十种（参看下表，其中或许有重复），这百余种书籍固然不会是晚清出版的生理卫生书籍的全部，但相信这个数量不会差别太大。

 晚清出版的生理卫生书籍书目

注：表中书名后加*表示的是《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已收录书籍。

    * 由上表，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收录了上表中译自日本的许多生理卫生书籍，但还是漏收了如山西大学堂译书处的《新译生理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生理卫生学》、《学校卫生学》和《最新解剖生理卫生学》、河北译书社的《生理卫生教科书》、上海明权社的《教科生理学》、广智书局的《卫生工事新论》、吴秀三一编的《人身生理学》、点石斋书局的《最近生理卫生教科书》、图书集成社的《解剖生理及卫生》、新学会社的《新世纪教科中等教育生理学》、昌明公司的《卫生行政法》、文明书局的《中学生理卫生教科书》、《生理学教科书》和《最新初等生理卫生教科书》、东亚公司新书局的《人体内外全图》、鸿仁里昌记的《最新家庭教育卫生要义》、开明书店的《中学生理学教科书》、《育儿与卫生》、《妇人卫生书》等至少二十种书籍。还有，上表中丁福保译的《实验卫生学读本》、东亚公司书药局的《生理及卫生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三种书--《中学生理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生理学》和《生理卫生新教科书》，这五种书我们虽然不知道著者，但很可能也是译自日本，因为丁福保翻译过许多日文书籍，东亚公司书药局则就是日本人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则是一直在翻译日本书籍，后来还邀日本人入股。若将这五种书籍也算在内，那么上表就可以为《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补充至少二十三种新书目了。至于表中未列著译者的书籍，其中有一些还可能是译自日本，只是我们暂时还无法确知具体信息，只好存疑了。

从上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这约百种书籍主要是中小学堂的教科用书或教员讲义，也有一些普及性的读物与图示及卫生法规，内容涉及各个方面。这些书籍虽多是译自日本与欧美，但也有部分中国人自著或编著的书籍，绝大部分是在当时中国的出版中心上海出 版。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传教士的出版机构益智书会以及丁福保主持的上海医学社，出版这些书籍较多，这跟它们的经济基础、做书经验以及具有新学人才关系很大。官方的学部、官书局也介入了此类书籍的出版与销售。

再者，传教士在早期生理卫生书籍的编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所编辑的书籍大多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末出版的。当20世纪之后，生理卫生书籍的编译出版的主要任务就几乎全部由中国人自己承担了。晚清的许多知识精英都参与了清末生理卫生教科书的编译工作，像杜亚泉、丁福保、曾科进、华文祺等人还编辑了多种此类教科书；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人如杜亚泉、王季烈还编纂了不少别的种类的教科书；晚清名流郑观应则早已编辑过《中外卫生要旨》这样的养生书籍，该书还曾重版。[24]

相比于整个晚清书籍市场上书籍的出版种类、出版总数来说，这约百种的生理卫生书籍所占份额自是很小。[25]但诸多书局长时间的争先出版此类书籍，一方面说明这些书籍多是学堂教材，所以需要量大的情况外；另一方面也说明，出版这些书籍实际上是有利可图的，著译者和出版者能从其中获得利润，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才是最重要的考量。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每一本书，都是一件商品；印制它们的人，首要目的是营利。"[26]假使这些生理卫生书籍不畅销，当时诸多为谋生存、不得不唯利是图的诸书局，是不会热衷于这个出版点的。如《学究新谈》的作者假别人之口道出的对此类情形的挖苦，"编辑的享了盛名，贩卖的获了厚利，无知的受了欺骗。"[27]话虽过于刻薄，可也说出了许多新学书籍包括生理卫生书籍的编著者、出版者的真正目的何在，以及这些书籍编译的质量何如。正由于这类生理卫生书籍比较畅销，此类书籍的重版速度就比较快，书商也就容易获利，这种情况从这些书的广告中也不难看出，因为广告中往往言及某些生理卫生书籍的重版状况。如《卫生学问答》一书，笔者即看到丁福保编纂的增订第四版《卫生学问答》九章（辛丑九月无锡畴隐庐重印本），书中也附有广告：

是书共九章，讲保养身体之法颇详备，可为学堂内中等教科书体学类之善本。一刻于山西武备学堂，再刻于无锡竢实学堂，三刻于苏州中西学堂，第四次石印本已增至六万余字。每部实价三百文，零趸一律，翻印必究。无锡丁氏重印本。

后来在《中外日报》上的广告上，广告商又表示该书已经出到第六版，变为《增图卫生学问答》，广告词也略有增删。[28]

三 生理卫生书籍的读者

晚清出版的这些生理卫生书籍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多个层面--诸多宣传生理卫生文类的出现以及生理卫生书籍的大量出版并被收录在当时的诸多书目中，这本身就意味着生理卫生书籍和卫生观念的影响。但在根本上，书籍之有意义，只有依赖于被读者所阅读，"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29]晚清出版的这些生理卫生书籍出版的数量众多，多是教科书，它们应该是比较广泛地被时人阅读的，且多是与当时出版的西医学、养生学书籍一起作为"卫生"或"医学"书籍被接受的。下面试举几例说明之。

目录学为治学门径，其不但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可以指导读者如何买书、如何阅读。近代以来，西方及日本等地的新学书籍被不断译介到中国，顺应此趋势，晚清学界编篡新学书目的做法非常盛行，编成的这些新学书目不止对读者意义重大，它们同时亦反映了编篡者自身的学术水准与鉴赏趣味，特别可以展示他们是如何看待和阅读这些新学书籍的情况。对于晚清出版的某些生理卫生书籍，当时的许多新学书目像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和顾燮光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等，都曾收录不少，且一般都有编者识语，从这些识语中，我们也可看出作为读者的编者，他们怎样看待这些生理卫生书籍的。如《增版东西学书录》中对《学校卫生学》一书的识语：

日本三岛通良著，汪有龄译。是书凡十篇，一总论，二校地，三建筑校舍及教室之构造，四采光法，五换气法，六暖室法，七杌椅及学生态度及书籍、黑板，八生徒之疾病及学校医之监督，九体操及游戏，十授业及休业，于学校中有关卫生者备举无遗，任教育者诚熟玩而实行之，庶不至以学校为弱人、夭人之所矣。（徐补）[30]

徐维则这里对《学校卫生学》的表述比较侧重于该书的内容，以提醒该书的针对对象--教育者如何按之实行，将学校办好。该识语与《学校卫生学》在《新民丛报》第30号上刊登的广告词的旨趣基本类似。再如《译书经眼录》中对《简明生理学》一书的介绍：

日本岩崎铁次郎编，吴治恭译。本书凡六章，于生理学闳旨择要设为问答，初学读之易窥门径。[31]

对比《简明生理学》在《江苏》杂志第3期上的广告词，我们发现此识语虽然简单，但亦强调该书作为教授善本的方面。

事实上，在《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等书目中，不管是对这些生理卫生书籍，或是对其它书籍，其识语一般都比较简单，远不如一些专业人士的评点到位。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教育杂志》上刊载的一则对文明书局出版的《普通生理学教科书》的小书评：

教科书者，学生之备忘录也。故其取材不求备而宜当，理论不求深而宜精。是书分为二篇，第一篇为总论，第二篇为各论。体裁不异他书，而其取材之当，理论之精，洵不愧良善之教科书矣。末附实验之要领，皆著者对生徒教授之心得，简便易行，教员得之颇极便利，尤为本书之特色。惟此书与曾君所著《普通教育生理学教科书》全部相同处殆十之八九，只卷末多实验之要领十章耳。然则读者既有此书，可勿再购《普通教育生理学教科书》矣。[32]

无疑，这种专业小书评对于想要购买生理卫生书的读者来说，比新学书目中那些简单的识语更具有建设性与指导性。当然，因为书目编者着眼点在于其作为目录索引的作用，且囿于个人学养，对于诸多各门类的书籍，自然难以像行家那样能做出深刻、精辟的评点。

抑有进者，这些新学书目中不少的编者识语，许多都是编者从当时报刊上的或商业书目中的书籍广告词改窜而成。对于此点，顾燮光早曾自白其"识语"之来源："每书凡译自东西人者，皆缀以识语，或节录原序，或采自他书，或鄙人自撰，务求恰切，不敢为篇幅之谈，其未寓目或欠精审者，则付阙如，不敢为一辞之赞，若云提要钩玄，则吾岂敢？"顾接着又言："旬日各报附印之书，最易散佚，兹择其优者收录，俾便查阅。"[33]从这些"夫子自道"，我们自可窥豹一斑于这些作为读者的新学书目的编者，他们也受到了书籍的编辑者及出版者所预设的书籍出版目的的影响，并且在"识语"中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这些影响、传播着这些影响。

有的生理卫生书籍在正式出书前，还曾在报纸上连载过，像传教士编译的西书《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在正式发行前，就曾分期在《格致汇编》中刊载过，只是限于保存下来的记录，我们不能明确知道多少读者在读、他们如何阅读而已。[34]但我们也还是可以从既有的一些材料中略知一二的。《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都有被时人阅读的不少资料保留下来。如《格致新报》"答问"栏第一百十一曾刊出江苏常熟"夫移馆主人"的问题：

中国于河渠向不讲究，居人日饮浊水，难免多生疾病。前阅《居宅卫生论》，有用泥滤清之法，不知此法有无弊病？泥是否用黄土？抑用他种泥亦可？......[35]

由以上这个读者的提问，我们可知道他曾读过《居宅卫生论》一书，并想按照上面所传授的净化水质方法来实行，但由于不能确切知道此法是否可行，于是就向《格致新报》征询意见，以获指导。无独有偶，吴德潚也曾代人托汪康年给其买《居宅卫生论》和《孩童卫生论》两书。[36]

晚清著名学者、桐城派古文家吴汝伦自谓"性喜以西学引掖时贤"[37]，他崇尚西医，认为中医不足恃，还建议一个身体羸弱的朋友，"宜略阅西医书，稍明养身之法。"[38]吴汝伦自己也身体力行，读了许多西医学书籍与生理卫生书籍，他在劝一个患病朋友无锡廉惠卿时提醒他，"应就西医"，[39]"食物之有益身体而易消化者，合信书中曾胪列之，此外，略见于《化学卫生论》及《省身指南》，可查阅也。"[40]从吴答复朋友的信中，我们可知吴汝伦自己曾读过像《化学卫生论》这样的卫生书籍。从吴汝伦其它的书信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吴也读过《居宅卫生论》、《孩童卫生论》、严复翻译的著作等。吴汝伦还曾向一学使陆伯奎推荐了一些学堂书目，其中的"西学"书目部分就有《化学卫生论》、《孩童卫生论》、《居宅卫生论》等传教士编译的生理卫生书籍。[41]而从吴汝伦的日记里，我们亦可知道他读过《知新报》、《格致新报》、《新民丛报》等刊载卫生内容的趋新报刊，并在日记中对有关内容进行了一些摘录、发挥工作。[42]在东渡考察日本教育时，吴汝伦还特别注意日本学校的卫生管理情况，并作了详细记录。[43]可以说，这些书籍及相关文类肯定会影响到吴汝伦对中西医的看法与其所坚持的卫生观念："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44]

晚清名士宋恕也是喜欢读新书、谈新学的人物，他在1896年10月，曾写信给内弟孙仲恺，寄赠《延年益寿论》、《居宅卫生论》等书，认为这两本书虽然篇幅不大，译笔也不甚雅驯，"然极切于用，又有许多新理，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曾有，实世间第一等好书也。"[45]

在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中，他也留下了阅读《居宅卫生论》、《卫生学答问》等生理卫生书籍的记载，还有对"卫生"观念的评论与引申。如他在1897年11月14、16、17日曾连续度《居宅卫生论》一书，[46]他在读完后并评论道："观《卫生论》终。西人造屋，虽严寒必通风，欲易新气也。又惧其冷，故进气炉背使温，然后邪达壁板而入。用心深细至此。"[47]孙宝瑄还结合传统思想资源发挥说：

《春秋繁露》曰：民皆知爱其衣食，而不爱其天气，天气之于人，重于衣食。斯言也，暗符白种人卫生之学。白种人居室养病，皆以能得空气为主也。余今日闻颐斋自言，其病非难治，惟必多得空气为佳。益信然矣。[48]

孙宝瑄还认为卫生还是文明与野蛮国家的区隔，正由于讲卫生，文明国家如英国的人，其寿命才能越来越活得久，"野蛮之国，无良法卫生，人多夭折。国既文明，则人寿无不增益者。近时英国有人寿比较数，谓较百年已经增益若干，此信而有征者也。"[49]而不讲求卫生，正是人多病的根源，"不知卫生之学，故人多病。"[50]如果人没有养成卫生习惯，甚至不具备卫生意识，就会如"野蛮人"一样，习非成是，成为人性中自然的一部分，孙宝瑄摘抄新购书《佐治刍言》中的话证明道，"野蛮人处于污浊之地而甘心焉，有人引之清洁世界，则大惊，退视其污浊，不可一朝居焉。然则好洁者，人之本性然也。守旧者不知新之利，及闻新理，退视其旧，亦不可一朝居。然则维新者，亦人之本性然也。"[51]1902年3月中旬，孙宝瑄还读过丁福保著的《卫生学答问》等书。[52]1906 年5月6日，孙宝瑄还在日记里记载，英国将卫生作为绅士的标准之一，"英人称教养完备之男子，曰金德孟者（英语gentleman），即我国所谓君子也"，"所谓金德孟者，尤贵修洁身体，其涉世应酬，以神气爽适，衣履整洁，须发修理，齿爪雅净为主，不如是不得为完备之金德孟。"反观中国那些号称名士的人，孙宝瑄论道："我国名士，以泅首垢面，不自修饰为高，此实大非。盖修洁身体，所以免人憎厌，否则以秽恶当人之前，使人不悦，殊悖于社会之公德也。是故洁也者，所以为人，非以为己。"[53]由以上孙宝瑄日记中的诸多记载可知，生理卫生类书籍不仅屡屡出现在孙宝瑄的阅读视野中，是孙宝瑄新学思想资源的构成部分，而且卫生还作为现代性观念，成为孙宝瑄比较中西、判分文野的一个标准，他希望在此方面也效法文明之国，在中国宣传普及卫生观念，养成"卫生"的生活习惯。

在宋教仁的日记《我之历史》里，也有宋教仁购阅生理卫生书籍的记载。如在1906年3月5日的日记里，时在日本的宋教仁"购得《卫生新报》一张，所记卫生之理术甚详。"宋教仁阅读之后很受刺激，"阅之懍然"，他于是打算以后每月都购阅该杂志。[54]1906年6月2日，宋教仁购买《卫生新报》后，"回而读之"，感觉在读了其中刊载的几篇文章后，"令人毛发悚然"。[55]宋教仁还曾写信给"仙舫"，并"寄赠《人体生理图》一套，以为其医学之用者也"。[56]后来宋教仁还曾购阅过《生理卫生学表解》、《生理卫生讲话》这样在日本出版的生理卫生书籍。[57]

    * 鲁迅在其《呐喊自序》里也"夫子自道"，他在当时的洋务学堂里，通过阅读一些生理卫生书籍及医学书籍，知道了一些生理学、医学的知识：

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58]

在这里，鲁迅还"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鲁迅还曾给时在南京的其弟周作人邮寄大量新学书报，在1904年5月间周作人收到的书中，就包含《生理学萃》一书。[59]

吴虞当年亦是受新书极大影响的人物，1905年他在日本写成的家训里，就希望家人多读书，"大抵历史、地理、教育、政治、理科、格致、生理、卫生、民种、进化，皆宜择一二种佳书常习之。"[60]吴虞这里还认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生理学》一书，"尤佳"。

1902年天津发生时疫，新创刊的《大公报》立即刊登了大量论述进行卫生知识的宣传，其中在一篇《将卫生学当知》的文章里，作者举自身作为证据，说道："西洋讲卫生的书多得很，我狠信服《治心免病法》这一部，到底世上人，整天名缰利锁，意马心猿的，不能领会这书的滋味。"[61]作者在文章最后还推荐了一些西洋讲卫生的书，请"大家可以随意买点看看"，其中有《全体通考》、《全体阐微》、《小儿养育法》、《医理略述》、《延年益寿论》、《治心免病法》、《居宅卫生论》、《化学卫生论》、《幼童卫生论》等医学、生理卫生书籍。这些推荐书目，涵盖的都是普通的医学、卫生知识，一些书目也曾被吴汝伦推荐过，在当时屡屡提倡"卫生"和爆发疾病的环境下，阅读这些书籍自然会提高预防能力。

以上这些被吴汝伦、孙宝瑄、《大公报》的读者等所阅读过的生理卫生书籍大概是比较容易理解与接受，它们中的一些还被人推荐给蒙养学堂的蒙师阅读。《南浔通俗报》上有篇《敬告蒙师》的长文，在说及蒙师该读的书很多，其中"生理卫生学书，吾人自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构造若何，养生之法若何，岂非吾人之耻，故生理卫生书不可不读也。"[62]接着该文还推荐了几本该读的生理卫生书--《全体通考》、《生理卫生学》、《化学卫生论》、《卫生学问答》、《孩童卫生论》，都是基本的宣传、普及卫生观念的书籍。

这时出版的一些专门的生理卫生教科书，也经常被拿来推荐给中小学堂、蒙养学堂。《安徽俗话报》上有一篇连载文章《蒙学应用各书的说》，在"第四门卫生各书表"时，也推荐了几本"浅近的"生理卫生书籍：文明书局的《蒙学卫生教科书》、《蒙学生理教科书》，供蒙师"拿着教小孩子"。[63]许多新兴的中小学堂乃至蒙养学堂的课程也的确设置了生理卫生课，这种情形在晚清新小说里即曾有有意无意的透露，如《学究新谈》中就有这样的场景，一个老八股文士夏仰西在参观"强华"中学堂时，看到其中有"生理学课堂"，就走进去看，"里面挂的图画不少，尽是肖人身体上肢骸脏腑的形状。一位教习在那里说，一二十个学生在那里写，一般说的洋话，一句也听不出。"[64]

清末卫生小说《医界镜》，其序言称："近世以来各种小说风行一时，几乎无美不备，然有关卫生及医界者尚付阙如。今儒林医隐主人有鉴于吾国同胞，大多数不知卫生，且悯医道颓败，有江河日下之势......"作者希望读者读该书后，"于卫生之道尤时时致意焉"。其广告词亦声言：

迩来各种小说皆备，惟关于卫生，医界者尚付阙如。如儒林医隐为儒医两界名手，竭数年之力，易五次之稿，著成小说，以冀医界改良。且中有许多妙方，搜罗完备，于消闲之中兼得卫生之益。凡官商学界，欲讲求卫生者不可不看。[65]

该书中曾提到一名叫"赵封翁"的富绅，家中藏有不少书籍，其中即有不少卫生书籍，"‘我家自明朝以来，藏书不下二万余种，凡九流百家一切世间罕传的秘本，以及海外奇谈，如汤若望等遗下来的，我家都有。'即随手到橱内取了几卷，讲全体学、化学、卫生学诸新说，呈与仲英看看。仲英略为审阅，不仅未见其书，并且未闻其名......"[66]他靠这些讲全体学、卫生学的书籍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必符合卫生，且常常对人宣讲卫生道理。

伴随而来的是，卫生书籍及卫生观念的流行还导致一些人不顾及中国实际情况，处处以西方的卫生标准来要求中国，"苟有责之，则曰不适于卫生也。"[67]尤其是对于在新学堂求学的学生来说，他们甚至以饮食不符合想像中的西方标准，"藉口卫生而滋鬨于饮食"，[68]来罢课闹事。故时人就评论此等现象道：

近来卫生之书，多半译自西籍，未尝不足资采取，然西人正由富饶之极，民力有余，乃能注意及此。若中国，则官民之财力，学生之程度，较之西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何独于饮食一端，必以西人为标准？[69]

于此亦可见"卫生"书籍的流行所造成的负面效应。

由以上各个读者的案例我们可以察知，许多读者在阅读生理卫生书籍时，其着眼点仍在这些书籍对于个人生活的作用，尤其在于这些书籍对于保护个人健康的意义；另外有些读者是将其作为新学或科学知识来接受的，认为其是日常生活的常识；还有人是将之作为一种身份"区隔"和"夸示"，认为是文明与野蛮的判断标准。类似现象都说明越来越多的晚清中国人开始注意"卫生"、卫生与身体、种族、国家的关系，社会上业已形成了追求"卫生现代性"的"意见气候"（climates of opinion）。

另一方面，由上述各个读者的情况也可看出，从国家与种族层面来接受这些书籍的像孙宝瑄这样的读者则是很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书籍广告与内容之间有落差的现象，但这并不能说明著译者以及出版者（在报刊上做广告者）建构的卫生与种族和国家的关系没有发挥作用。事实上，生理卫生书籍（也包括其它类似的新学书籍）的著译宗旨及广告宣传中不断地呈现其与种族、国家的关系，足以说明人们在实际的生活及阅读中已经认同了这样的"常识"--卫生所关至大，生理卫生书籍超越于出版层面的文化与政治意蕴已经达到。自然，赖此修辞方式及建构策略乃至其它一些促销手段，生理卫生书籍也顺利完成了"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70]，读者购阅了书籍，编著者与读者产生了互动，书籍发挥了影响，出版者也获得了收益，得以维持和继续扩大再生产。

四 结论

综上可知，这时卫生不但成为指导人们生活、消费的指南，而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区分文明、野蛮的标准，其重要性也愈来愈同种族和国家挂上了关系。"卫生者，人间万机之要素，一国之休戚、一家之盛衰所由系也。观卫生之程度，则兴替之兆、文野之判，奚待筮卜哉！"[71]对于屡受列强入侵和歧视的中国，要强国、强种必须要讲卫生，"一个人不论男女，要讲究卫生的功夫，卫生乃是强种之本。"[72]在诸如此类的论述中，晚清出版的生理卫生书籍自然具有关键的地位，它们比当时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述更为具体和专业，并且更为"科学"与具有可操作性。"书籍不仅讲述历史，它们也塑造历史。"[73]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种族观念的建构与传播过程中，这些生理卫生书籍无疑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形塑当时人们的强国想像、种族认同以及指导大众的日常生活上，尤其发挥了具体而微的作用。

进言之，卫生实际与帝国主义的影响也密不可分。[74]如在晚清上海，外国势力不断在试图扩展租界，其中一个借口就是租界之外不讲究"警察卫生"，影响租界安全与界内居民健康。[75]1902年，天津在经过联军的两年占领后被交还给中国，清政府被迫遵守和扩大列强在天津业已开展的卫生事业，因为卫生是占领军在天津实施的一项中心事业，在此帝国主义语境下，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行政机构开始成为中国城市文明与现代性的标记。[76]以上事例都非常明显地昭示了清末社会讲求卫生的殖民现代性色彩。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往往只强调西方的"卫生"及"医疗"带来的现代化与文明特质，而不太或不愿提及西方（包括日本）的"卫生"和"医疗"背后的种族歧视及殖民现代性色彩（胡成教授等少数学者的研究例外），此状况在关于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史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卫生史时需要自省的。

* 此文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4期，本研究属于复旦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项目，文章曾提交给2007年10月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以西学选本为中心的讨论"会议，蒙周振鹤、徐思彦、章清、王东杰、高晞诸教授及于文师妹等惠赐意见，特致谢忱。惟文中出现的任何问题，与他人无关，概有作者本人承担。

[1] 有关的讨论可参看拙著《晚清"卫生"书籍的文化史》第一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即出。

[2]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收入夏晓红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2-1163页。

[3] 《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680页。

[4] 吴兖：《卫生新论》，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7年版，第45页。

[5] 《中外日报》1902年7月16日。

[6] "文明书局出版新书"，《中外日报》1903年7月19日。

[7] 《申报》1907年1月6日。

[8] "商务印书馆五月份出版新书"，《中外日报》1903年6月18日。

[9] "广智书局新书广告"，《中外日报》1903年9月27日。

[10] "广智局新书出版"，《时报》1904年8月26日。

[11] 《论家庭教育》，《汉声》第6期，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塑日（1903年7月24日）。

[12] 《中外日报》1905年8月6日。

[13] 《新民丛报》第30号。

[14] 《时报》1906年12月3日。

[15] "《卫生丛录》出现"，《竞业旬报》第29期，戊申九月十一日（1908年10月5日）。

[16]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75.

[17] 濑川昌耆：《学校卫生学》，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1907年初版，1914年8月第6版，第1页。

[18] 日本矢岛喜源次：《最新初等生理卫生教科书》，华文祺译补，上海文明书局1908年版。

[19] 孙海寰：《生理学粹》，上海通社久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四版，第1页。

[20] 参看吴兖：《卫生新论》，第44页。

[21] 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8年版。

[22]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23] 上海书店2005年年版。

[24] 参看郑观应：《〈中外卫生要旨〉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7-1168页。

[25] 时人曾有言，清末新政后，"十年以来，译著之书，几及五千种。"孙毓修：《图书馆》，《教育杂志》第1年第12期，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10年1 月6日）。不知道孙毓修此语有多大可靠性，假设如其所言，则清末出版的这些书中，商务印书馆所占出版份额应该不下于五分之一，因为早在1907年6月30 日《神州日报》第一页上刊登的"著作家鉴"广告中，商务印书馆自谓："数年以来，印行图书都一千二百余册。"

[26] 费夫贺（Lucien Febvre）、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27] 吴蒙：《学究新谈》，吉平平校点，收入《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14），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28] 《中外日报》1903年2月18日。

[29]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170.

[30] 《增版东西学书录》，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135页。

[31] 《译书经眼录》，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第318页。

[32] "绍介批评"，《教育杂志》第1年第5期，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五日（1909年6月12日）。

[33] 《增版东西学书录》，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第8页。

[34] 如钱念劬即曾托叶瀚购买过《格致汇编》，"念老托购西学十六种与七年分《格致汇编》全部。"叶瀚函，《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7－2538页。

[35] 《格致新报》第10册，光绪廿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年6月9日）。

[36] 吴德潚函，《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

[37] 《与廉恵卿》，吴汝伦：《吴汝伦全集》（3），施培毅、徐寿凯校点，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22页。

[38] 《答何豹丞》，《吴汝伦全集》（3），第156页。

[39] 《与廉恵卿》，《吴汝伦全集》（3），第287页。

[40] 《与廉恵卿》，《吴汝伦全集》（3），第568页。引文标点笔者有更改。

[41] 《与陆伯奎学使》，《吴汝伦全集》（3），第377页。

[42] 参看吴汝伦：《桐城吴先生日记》（上下），宋开玉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特别是其中的"西学"内容。

[43] 《东游丛录》，《吴汝伦全集》（3），第670-671页。

[44] 《答何豹丞》，《吴汝伦全集》（3），第164页。

[45] 致孙仲恺，胡珠生编：《宋恕集》（下），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9-690页。

[4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47]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145页。

[4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318页。

[4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397页。

[5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431页。

[5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340页。

[5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481、482页。

[5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62、863页。

[54] 宋教仁《我之历史》，收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5页。

[55] 宋教仁《我之历史》，收入《宋教仁集》（下册），第610页。

[56] 宋教仁《我之历史》，收入《宋教仁集》（下册），第589页。

[57] 盛宣怀1908年在日本养病时也购买了日本出版的大量新学书籍，还获得了一些赠送的书籍，共266部，其中包括不少的医学、养生与"卫生"书籍。266部中的"生理卫生"书籍主要有：《帝国卫生法令》（洋五角五分）、《人身生理》（一册，洋一元五角）、《卫生百科全书》（一册，没有标定价）、《卫生顾问书》（一册，洋八角）、《医事卫生制度书》（一册，洋四角）、《色情卫生论》（一册，洋四角）、《通俗卫生指针》（一册，洋一元二角）、《生理养生论》（一册，洋一元二角）等。参看王宏整理：《盛宣怀戊申在日购书清单》，收入《历史文献》第5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 340-349页。

    * [58]《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59]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60] 吴虞：《游学琐言》，收入赵清、郑城编：《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

[61] 《大公报》1902年7月12日。

[62] 《南浔通俗报》第9期，乙巳正月十五日（1905年2月18日）。

[63] 饬武：《蒙学应用各书的说》，《安徽俗话报》第5期，光绪三十年五月初一日（1904年6月14日）。

[64] 吴蒙：《学究新谈》，吉平平校点，收入《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14），第244页；又可参看该书第353页。

[65] 《时报》1909年2月10日。

[66] 儒林医隐：《医界镜》（初版为1908年嘉兴同源祥书庄铅印本，系改编自《医界现形记》），本文使用的为该书网络版：http://www.6jc.cn/guji/Article/14292_14294.html。

[67] 《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东方杂志》第1年第11期，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2月31日）。

    * [68]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学校考十学堂总务》，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8613页。

[69] 《谨告各学堂之学生》，《中外日报》1905年7月14日。

[70]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0.

[71] 《中国国民卫生会叙文》，《南方报》1907年6月7日。

 * [72] 颐琐：《黄绣球》，收入吴组湘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5），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23页。

[73]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Cathy N. Davidson (ed.),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p. 47.

[74] 卫生、种族与帝国主义、殖民现代性的关系，其实颇类同于医学同种族、帝国主义、殖民现代性的关系，如李尚仁所言："帝国主义及其所影响的当地社会对现代性的种种愿景与建构，是理解十九世纪以来的亚洲医学史的关键。"（李尚仁：《医学、帝国主义与现代性：专题导言》，收入《台湾社会研究》第54期，2004 年6月，第3页）对卫生、殖民现代性与种族认同的关系，目前还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75] 错：《这话错吗》，《竞业旬报》第40期，乙酉年正月朔日（1909年1月22日）；《论外人请展上海租界》，《神州日报》1909年3月13日。

[76]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p. 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