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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民:“局部真实”的观念史研究

上海书评
拿《观念史》依照的数据库来看,所收资料看似包罗很广,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基本还是一些精英文献与数量不很大、内容不很多的杂志。
  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近代中国的新名词、新观念,相关研究成果也发表了不少,如金观涛、刘青峰两位教授前段时间推出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以下简称《观念史》)一书,就是他们研究近代中国新名词十几年成果的集中展示。该书以“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为基础,主要处理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核心观念,如科学、民主、权利、社会、公理、经济、革命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进而考察这些词汇所代表或体现的观念如何起源、演变,乃至最后的整合与结果。

  从《观念史》一书的问题意识、作者自道、所选取的关键词,乃至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两位作者浓厚的现实感与忧患意识,他们不但希望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分析解答现实问题——解释过去何以演变成现在,还要阐明新名词演变背后的思想与政治意义,突破传统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经典著作为分析根据的局限,重新为中国近现代史与当代中国思想史分期,用可验证的方式获致“真实性”,从而超越年鉴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有此一亿两千万字的数据库资料作为后盾,从立意到材料,再到方法论,《观念史》都是一项气象宏伟的学术工程。而从最初发表的论文,到修改后出版的正式书稿,《观念史》都获得了一些相当高的评价,表明作者的研究,引起了诸多学人的推崇。

  通观全书,我们可以感觉出《观念史》的两个特色:一是研究几乎都建立在这个一亿两千万字数据库基础上;二是书中大量使用了统计数据。鉴于该书对数据库如此倚重,作者又十分在意和标举所用的计量方法,设想,假如该数据库中所收录资料的数量进一步扩大,远超《观念史》附录一中列出的那些,该书的论断是否会有不同呢?又该有哪些不同呢?其材料观和方法论是否又值得我们重新检视呢?

  限于篇幅,以下笔者主要从材料和方法论两方面展开分析,目的不在于非难金、刘两位前辈及其研究团队的工作,更无意颠覆他们的统计数字、论证过程和结论,只想野人献曝,从文化史的视角,表达一下心中的疑问与看法,借此向两位前辈及其他贤者请教。


  首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我们可以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输入电脑,建成可以检索的数据库,使用时轻轻点下鼠标,相关条目就会罗列眼前。这比以前只能靠学者一己之力阅览资料的状况,无疑要快捷多倍,使得研究者短期内就能掌握大量相关资料—— 以前学者穷尽一生披沙拣金或未必能得到这么多。然而工具的方便快捷也会让人容易忽视其局限和有限,无形中产生依赖与盲信,甚至是过度的自信,由是就会出现一些看似“科学”、“准确”的判断和结论。然而,观念的流行与心态的变化有时并无蛛丝马迹可寻,即便有所表露和展示,往往也很难用数据库中揭示出来的新名词或关键词的出现频率,表征其流行程度与广度,特别是在数据库中收录的历史资料有明显局限的情况下。拿《观念史》依照的数据库来看,所收资料看似包罗很广,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基本还是一些精英文献与数量不很大、内容不很多的杂志。从晚清到“五四”以降五十余年更为流行、读者更多、持续时间更为长久的主要报刊,如《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公报》、《神州日报》、《民国日报》、《教育世界》、《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独立周报》、《京话日报》等,此数据库都未曾收录。这些资料数量庞大,不知有多少个一亿两千万字!更不要说那些名气不那么大、读者不那么多、发行时间很短的林林总总的报章杂志!虽然在现有条件下,任何机构或个人短时间内都很难将其完整输入数据库,但对其存在有必要的自觉和自省,还是应该的。考虑到《观念史》征引了那么多报刊论述,做了那么多的量化统计和论断,却忽略了这些报刊,如果我们求全责备的话,这显然是一个遗憾,因为两位研究者并未对在研究中为何排除这些报刊进行解释。事实上,这些报刊中的相关论述比比皆是,笔者即曾在《神州日报》、《时报》、《独立周报》、《汉口中西报》等报刊上发现不少。如此忽略的结果,不免会让读者对书中言之凿凿的论断和结论有些许的怀疑,即使作者根据的为检索数据库后显现出的统计与数字“真实”,但一旦样本取样都存在问题时,赖此而来的局部“真实”,相较历史实际来说,可能就是虚像了。

  其次,该数据库还明显忽略了文学材料,忽略了主要面向普通阅听者编写的近代小说、戏曲等文类。这些文类同其他历史记录一样,展现着时代的集体心态和意见气候,可以补充或增加像报刊、档案、日记、书信、文集这样材料的信息量。就这些文类与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关系,及其对社会描摹的程度来讲,其或许更贴近社会的实然,一定程度上更能影响大众,更能体现一般大众对某些精英论述的看法与接受程度,同样亦能展现某些精英的预设、期望和文化想象。故此,在当今的史学研究中,文学材料早已受到越来越多史家的重视,并在大众文化史、集体心态史、传播史和接受史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个追究新观念、新名词来龙去脉的研究,《观念史》缺乏从接受者角度,特别是缺乏从一般民众角度看待精英提倡的这些观念的讨论,而近代语境中生产出来的所谓新小说与改良戏曲,其本身就是新名词和新观念的实践与传达,同时又透露着某些作者与社会大众对“新”的认知及感受。像郑孝胥就曾想编一本《苟日新》的小说,来调侃“近年各省诸色人等日趋新风气之状态”;近代不少新剧家则喜欢借用文明新戏的招牌,东拼西凑,满口新名词,用来哗众取宠,此类行径曾招致时人不少的指责。至于像《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最新女界现形记》、《女娲石》、《留东外史》、《医界镜》、《瓜种兰因》、《党人碑》等诸多新小说、新戏曲,包括后来鲁迅等人创作的小说,均展现出一般民众对“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新观念的或正面或负面的认知与使用情况,尽管这些民众对新观念、新名词的认知和使用未必精确(其实也不必精确),也未必符合精英人士的预设与期望,但正是这千姿百态的理解和运用,大大加强了这些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力与流行程度。

  再者,广告资料也是我们探讨近代中国的新名词、新观念流行与传播过程中应该注意使用的资料。实际上,近人早已非常重视广告,认为“广告之价值与报中之论说、新闻亦相类,亦足以损益报纸之销路也”。往往,新名词、新观念的流行和其之于时人的意义,我们无法或很难通过它们在报刊上出现的次数来判定,尤其是当这些新名词、新观念被商人利用,渗透和泛化到商业经营与消费文化中的时候。像上海五洲大药房所做的“女界宝”、“月月红”广告,其标题就为 “鼓吹女界之自由”,其中有云:“世人偶有疾苦,即不能自由,而女界为尤甚……是以本药房有‘女界宝’、‘月月红’两药之制,飨之女界,大可鼓吹自由。” 类似攀附、滥用新观念、新名词的商业广告,在近代报章杂志上泛滥成灾,无怪乎陈独秀痛批此种现象:“什么觉悟、爱国、群利、共和、解放、强国、卫生、改造、自由、新思潮、新文化等一切新流行的名词,一到上海便仅仅做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底利器。”这种商业文化中滥用新名词、新观念的现象,未必为知识精英喜欢,但却彰显了新名词、新观念强大的符号效力。假使从广告的角度切入,我们或许更能明白新名词和新观念的流行程度、派生出的意义,以及对商人与大众的蛊惑力。可惜的是,对广告材料的忽略似乎是许多新名词研究者的共性,不过,像研究近代日本新名词的学者宫岛达夫,即将报刊广告中的新名词现象纳入讨论范围。

  除以上这些文类外,其他值得注意的材料还有很多,如近代中小蒙学堂的相关教科书、野史、笔记、竹枝词、民谣、图像等,它们都包含不少表征新名词、新观念传播和影响的资讯,是从“眼光向下”角度考察观念史的方便材料。

  

  接下来,笔者再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一些思考。对于绝大多数实证史家来讲,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相,究竟哪一种研究方法最能发现“真相”,能让历史学最大程度科学化?一度有人认为,“科学的历史学赖以存在的最重要工具是计算机。”在计量史学大家Robert Fogel看来,科学的历史学致力于用统计的方法发现和验证历史,尽可能地排除人为干扰,以获得更高程度的客观与精准。的确,曾几何时,计量史学的努力取得了某些成就,然而,它只是在诸如经济史和人口史等很专门的领域发挥了一定作用,通常需要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和依靠计算机程序进行;当处理到文化、心态和传播等比较模糊且缺乏明显数据的问题时,计量史学的局限就异常突出,其想取代传统历史学的雄心壮志就显得大而无当,因为文化、心态的变化不会像政治事件或经济数据、人口统计那样有比较真实、精确的日期与数字,即便有,光靠堆积数据也只能在周边打转,难入堂奥。信息和观念的传播亦是如此,其传播方式、物质构成、商业运作、读者获得途径、读者的阅读接受情况等因素,都无法用精准的时间或数字来表现,企图用数据多少或出现频率来揭示,不但存在极大的难度,更存在致命的缺陷。因之,很多西方史家对用计量法研究历史,特别是将其用来研究心态和传播问题的取径,都进行过质疑与反省。Robert Darnton曾批评法国年鉴史家研究心态史的数量化取向,认为这些计算和数字确有迷人之处,经由诸年鉴大师精心编列的数字尤其如此,但“那些数字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本人制作出来的表征”,并不能得到“客观的”共识。而且就是这些大师之间对数字的运用,存在的差别也很大。正如Lawrence Stone之语:“量化方法不过是一株柔弱的芦苇,所能解决的问题很有限。”大约到1990年代,计量史学希望用计量法解决历史基础问题的取径,业已变成明日黄花,尤为文化史史家所不取。

  前些年,中国史学界对计量史学虽然有过一些译介,也有个别人试图将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但总体上,计量史学并未激起太大回响,也没有激发多少认真的效法。金、刘两位教授应用计量法的观念史研究,在中文学界应该属于先行者,加上处理的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其成败得失都值得我们注意和尊重。难能可贵的是,两位作者在书中虽然依据数据库资料有许多精确的判断及描述,穿插以详细的因果解释与后见之明,但他们仍然有着十分清醒的自我批评意识与开放心态。如《序》中所言,“本书中大至从观念史角度提出的对中国一百五十年分期的新见解,小至对个别词汇的解剖,也都是未完成式的,需要不断地接受挑战和验证。”书中收录的文章都比首先发表的“原初形态”有所增改,就表明数据库中所收资料的数量和种类进一步扩大所导致的问题,也表明计量方法论的局限性 ——它只能显示有限的表面呈现,无法揭示数字背后的深层意涵。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新名词、新观念虽然大多发轫于精英阶层,但莫不是经由各种媒介和场域传播到一般民众那里才发挥作用。进言之,历史记录是文本不是镜子,它既能引导也能误导读者。倘若我们仅将讨论集中在精英阶层及其留下的记录,企图借助统计和数据解决问题,而不去考虑承载这些精英言论的介质及其物质构成、建构过程、存在形式、传播方式和传播过程,中下层人群对此的认知与使用,等等看似无关痛痒实则举足轻重的方面,那么我们的研究看似“科学”准确,其实仍是只重视文本表象的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变体,无法做到鞭辟入里和超越前贤。毕竟,传播和接受是社会行为,永远都会受到文本和媒介、受众主体性、社会语境与物质条件的制约,给予的东西与接受到的东西并不一致,文本在传播和旅行过程中肯定会发生诸多变异。故此,受到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启发的当代西方文化史研究者,借用人类学、文化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传播学、目录学等方法,关注思想与文化的建构史和社会史,从出版、传播、接受和使用等角度,通过对一些具有象征意义证据的按图索骥与解读,同时佐以对书刊发行量、借阅情况、识字率、可能的读者群等的分析,进而阐释和暗示观念流行的广度与深度,颇足我们追随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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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刘:回应张仲民

《上海书评》5月23日发表了张仲民先生的《数据库与观念史研究》一文(以下简称张文)。我们很欢迎对我们研究——包括材料和方法的质疑。因为,只有质疑和讨论,才能澄清和深化问题,促进学术发展。因为即将出行,只能以简答方式响应张仲民先生的质疑。
从大的方面看,张文从三方面——拙著使用的“数据库”(指“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选材、研究范围及方法论提出质疑,本文也就从这三方面简答。
第一,确实,“数据库”现有文献中没有收录张文所列举的《申报》、《东方》等连续发行时间长、影响力巨大而持久的报刊。与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一样,我们当然知道这些报刊的重要性,但在研究经费分阶段投入(参阅拙著篇首的“感谢”),团队力量极为有限的前提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选这类报刊,且只选其中一两个,恐怕至今仍在录入,便无法展开同步研究,也就令研究和建库本末倒置了。因此,建库之始,我们决定选取那些与本研究课题相关的史学界公认的有代表性、文字总量又不那么大的报刊和其他五种类型文献,分阶段录入,逐步扩充,配合研究。
张文说,我们的研究是根据没有包括他列举的大型报刊的一亿多字文献做出的,因而质疑我们的研究“相较历史实际来说,可能就是虚像了”。且不论何为“历史实际”,何为“虚像”,指某项历史研究是“虚像”,是不轻的指责。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的研究以大量文献的分析为依据,而张文并没有去做验证,也没有提出可以质疑的具体例证,就指“可能是虚像”,是否有点言之过早、过于武断?更何况,张文也注意到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持开放态度,即我们欢迎在将来有了收录更多报刊的大型数据库后,由其他学者去检验、修正或纠错我们的研究结论。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结论都必须经过检验后才能知晓是否应该被更可靠的观点取代。质疑和严肃认真的讨论是学术进步的起点,但我们不能苟同张文这种想当然式的、不负责任的质疑。
第二,张文指我们的研究过于注重精英层面的言论分析,忽略了文学材料以及书信、日记、教科书、广告等大量面向民众的文献。任何一项研究计划,只能完成有限目标,我们的研究计划,是在拙著副标题“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所限定的研究范围。而且,即使在这一范围内,我们穷十余年之力,也只能初步探讨十多个(组)现代重要观念,很多重要的词汇,如“宪政”、“主义”、“民族”、“自由”等,都尚未有余力去处理。我们深知,以一己之力,是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完成张文所列举的涉及诸如文学、新观念的传播、接受(包括教育、养成)、心态等领域研究的。不要说张文提及的这些非我们专业的领域了,就连张文没有提到、但在观念史研究中更为重要的语言学——它涉及中西、中日韩语言的传播与定型过程,由于学科和语言能力的限制,也是我们没能涉及的。如求全责备,恐怕没有一个学者能胜任张文提出的要求。正因为观念史研究所涉领域甚为广泛,我们期待今后有多学科的分工合作,共同推进观念史研究。
为此目标,我们来到台湾后,一直在努力推进香港中文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合作,进一步完善并扩大数据库,特别是增加晚清以来文学等方面的文献。当然,这就需要文学和传播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来参与和发挥他们的专业所长。我们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一定会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
第三,张文和其他评论文章,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如下方法论上的质疑,即为什么在计量史学不被主流史学界接受的情况下,我们还要采用这一方法?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做的观念史研究不能与计量史学混为一谈。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这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只不过引进了数据库方法。请参看拙作谈方法论的第十三篇,我们强调了数据库在人文研究中只有辅助作用,它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只是在对关键词的使用情况和类型分析这一素材搜集和整理环节上提供了工具,而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要以人文学科的基本范式和自己的研究素养来分析这些资料。只要不存偏见,阅读我们相关论文,就可以看出,论点的得出,并不完全依靠统计。实际上,统计只是思想史分析的一项工具。否则,按一下计算机,列一大堆图表,就可以交差,研究也不必做了。简而言之,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并不是计量史学,它本质上利用计算机数据库这一工具,令其服务于人文研究,套用一句学者的评价,它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始。
也许,张文看到我们研究中使用了计量统计,就误以为这是计量史学了。这种误解,是由于不了解自柯林武德开始的寻找被压缩在特定观念(词汇)中的历史的努力,也不解德国的概念史和法国的历史语义学脉络。这里就不能展开来谈了。我们认为,观念史研究追求的不是虚假的历史客观性,而是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将其称为观念史图像中的真实。因为有关人类的任何历史记录,都是有主体的记录,观念史要做的是寻找对特定主体或主体群的真实性,而非以往计量史学中那种追寻离开主体的客观性。因此,观念史、包括思想史研究中,脱离主体谈客观性是没有意义的。令我们奇怪的是,拙著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研究方法与年鉴学派的差别,恐怕张仲民先生还需要认真阅读一下拙著,再作评论吧。
当然,至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涉及多种主体的互动,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这篇简答中,就不可能展开来谈了。这篇简答,是我们对张仲民先生和《上海书评》的感谢,希望有关拙著的讨论,能澄清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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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民:回应金刘

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对拙文《数据库与观念史研究》(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0年5月23日,发表时题目改为《“局部真实”的观念史研究》)的回应《简答张仲民先生对拙作的评论》(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5月 30日),因近来诸事繁冗,无暇顾及。近日稍闲,为进一步澄清问题,笔者做出下面这个简单回应。

  概以言之,金刘两位先生对拙文批评的回应,除不承认问题、为自己的研究曲作辩护外,并没有显示出多少学者应该有的反省和纠正诚意。金刘又说我没有“提出可以质疑的具体例证”,就否定他们的结论。下面我就举例佐证。

  该书港版第249页,在金刘对《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所做的计量分析中,发现“民主”一词出现次数没有“科学”一词多,遂断言“由此可见,即使在自由主义思想风行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也远不及‘科学’那么重要”。且不说这样仅仅以出现次数多少来论证某个观念重要程度的逻辑,着实太过后设和简单化,当下主义和决定论的意味过于突出——— 假如另外有词如“青年”、“白话文”、“欧战”、“新旧”、“教育”、“文化运动”、“杜威”出现次数更多,我们是否可以同理推出它们比“科学”更行重要?作者这里所取样本的代表性和广泛性,还有对之的解释,都存在问题。以笔者所见,如湖南长沙这时期的报纸《大公报》及《湖南教育月刊》等杂志,刊登讨论民主(德谟克拉西)的文章就比较多,连杨树达这样的训诂学者都积极参与,相较起来,包括《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时报》、《学生杂志》、《民心周报》,以及影响不那么大的那些刊物《革新评论》、《民觉》、《励新》、《平民》(上海)等,讨论科学的文章就不如讨论“民主”、“社会主义”、“解放”、 “自由”、“杜威”的多。透过五大本《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收录的有关期刊目录,也可窥豹一斑。

  事实上,《新青年》等杂志中,“科学”出现次数多于“民主”,可能是历史的偶然,也可能是“民主”大家都能谈,“科学”则只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某些人,才有能力谈,故《新青年》等才多论科学。陈启天在回忆中就认为,在那时,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知识都比较浅陋,“除办刊物外,谈谈爱国、德谟克拉西、白话文和人生问题等,并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外,并无其他什么”。又如余家菊的回忆:“新文化运动者好谈民主。但是在民国十五年以前,我从来没写过一篇谈民主的文章。因为我的学力不到的地方,我是决不开口的;对于时人纷争的大问题,决不轻于作左右袒。”从中看出,在亲与其役的人们印象中,“民主”似乎才是当时大家最热衷谈论的新名词。当然,这个回忆也未必准确,因为当时很多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像妇女、家庭、就业、婚姻、教育、社交等,都一样引人关注。总体上看,五四思想界的气氛是“众声喧哗”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接纳多种看起来互相颉颃的观念或学说,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思想发生激烈的改变,很难用或民主或科学这样一个术语来概括与范围其观念主张,亦很难将之作为五四新文化时期一以贯之的宰制表述。

  进言之,时人对新思潮的接受普遍存在各取所需、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的情况,许多我们现在看来互相矛盾、大相径庭的思想与主张,在当时却经常体现在同一个人、同一期刊或同一社团中;即或是同一主张或术语,对于不同人的意义不一样,对于不同人在不同时期的意义也不一样。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末庄乡下人称呼的“柿油党”——— 末庄人不知道什么是“自由党”,因发音相近,将其说成“柿油党”。金刘两位在对“自由”的论述里,并没有讲到“自由”可以被这样理解。尽管这个意思完全不符合自由的政治意义,却形象揭示了一般民众对于“自由”的无知,以及“自由”之类政治术语的意义因环境而异、因人而异(像张勋以“信教自由”为名“请复真人张元旭位号”),亦同承载它的语言、文体及其使用方式、修辞方式有关。

  王汎森教授曾征引过的一则材料,是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描述的,“革命”一词在一些学校里被作为低年级同学反对高班同学的思想依据。又如刘鹗在《老残游记》里道出的:“其已得举人、进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谈朝廷革命;其读书不成,无着子弟,就学两句爱皮西提或阿衣乌爱窝,便谈家庭革命。一谈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拘束,岂不大痛快呢?”晚清以来,许多人借革命等名义大干其荒唐事。此类现象,举不胜举,非常值得关注。但是,这些对革命等新名词形形色色的叙述、理解和使用方式,恰恰是金刘在研究中忽视的。可以说,研究新名词的“虚”,即讨论新名词的符号意义与修辞策略,以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里被不同人士的接纳与使用情况,远比依靠数据库检索比对新名词有多少 “实”指,更为重要。

  因此,金刘在《观念史》一书中的研究,不但在资料使用和解读方面存在问题,还忽视了历史的偶然性与复杂性,掺入了太多当下的预设,其结论自然“可能就是虚像”。而金刘的回复避重就轻,还认为我的批评,“言之过早”、“过于武断”,是 “想当然式的、不负责任的质疑”。我原文的批评本是为两位留有余地的,故用了一个“可能”(包括特意举出其研究的“开放”性),没有想到这个态度倒成为两位回击我的口实。现在我“负责任地”重申,在忽略那么多资料的情况下,金刘就做出这种看上去非常“精密准确”的论断,这自然是非历史的做法,说其是虚像和想象,并不为过。无他,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史料是最根本的,如果一个历史研究成果,没有任何说明就无视大量直接有关的资料,又在研究中对史料的解读充满问题,且存在极为自负的指导思想与因果论思维,只靠对部分材料的量化分析,就得出斩钉截铁的结论,实在如陈寅恪所谓:“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其实,考察一个词的流行及流行程度,考察一个词涵义的变迁,有其思想社会史和语境主义的做法,可以美国学者Robert Darnton和英国学者Quentin Skinner为代表,这也是目前较为大家欣赏与接受的思想史研究路数。因之,或可效法他们,从传播的角度,从文本所在语境出发,关注新名词如何从一种精英间的话语实践,到逐渐落实和发挥符号作用的社会实践,并重视其间存在的断裂、偶然、变化、特殊性和不连续性。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脱离文本的语境,仅仅从政治术语的涵义和线性演进入手,依靠精英论述,忽略文本与概念本身的形成史与接受史,以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变化,将自己的逻辑变为历史的逻辑。这样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说明过去,而是为了找寻造成现在结果的原因,以当今的观念来解释和编织过去的图景。而历史是最肯与人方便的,什么样的证据,只要愿意找总会找到,并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阐发为引发现今这种结果的肇因。

  金刘对我批评他们不注意通俗史料的回复,最让我惊奇。他们以其研究主题在“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范围内为回应,言外之意他们研究的是政治术语,不需要关注这之外的东西。我想反问的是,政治术语是借助何种载体流行开来?在什么地方体现?我们能否只以其在几个“经典”杂志中、几个精英嘴巴里出现的频率和呈现的意思来说明?众所周知,公开的言说和私领域的践履之间存在落差,言论并不一定都能转化为实践与物质力量,这种状况在政治领域特别普遍。公开的表达如何见之于实践?其间的差别有多大?都是可以仔细研究的课题。职是之故,我们需要考察政治术语的传播及其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乃至其被一般民众的接纳使用情况,否则怎么观察与分析政治术语的效果?不去使用这些通俗文类,不从接受者的立场出发,哪里能做好“政治术语的形成”这样宏大的课题?

  接着,金刘两教授又转移话题,说我对他们的要求“恐怕没有一个学者能胜任”,将自己的问题推而广之为所有学者的问题,顺理成章把我的批评建构为求全责备、夸大其词,将其研究缺陷转变为不是缺陷。我对他们的要求高了吗?真的没有一个学者能胜任吗?不要说国外类似问题的研究者早已身体力行,“示来者以规则”了,且业已影响到不少中国学者。当下一些在从事新名词研究的中国学人,如罗志田、黄兴涛、孙江、潘光哲、沈松侨、杨瑞松等,不也都在走这样的路吗?他们各人研究的对象不一,方法也有差别,但大都接受了语言学和文本理论,从传播与接受、心态等领域进行分析,而非在以后见之明的因果论式推理,倒放电影。

  最离谱的,是金刘对我批评他们方法论的回应:“我们所做的观念史研究不能与计量史学混为一谈。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这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只不过引进了数据库方法。”“论点的得出,并不完全依靠统计。”这恐怕更难自圆其说。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计量史学的实质是什么?不就是集体合作,依靠研究团队运用计算机来处理数据,然后研究者再凭借已有的学术积累与研究程序,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基本范式和自己的研究素养”,据这些数据来进行分析、归纳、综合,得出某些结论或规律。难道金刘两位的研究能逃此窠臼,不是建立在其研究团队的数据分析和量化基础上?没有利用这个数据库统计出来的信息,恐怕早无所用其技。而且,书中到处弥漫的统计和量化分析,白纸黑字,是否一经批评就要矢口否认?非要再标榜一个“数字人文研究”为挡箭牌,而忘记被香港官方资助的研究计划——— 几乎个个都是打着量化或计量分析的名义,包括书中所列图表中的使用次数统计,相关的论证和分析,不都是建立在量化基础上?

  接着,金刘又避实就虚、引而不发,以凸显本人批评的无的放矢与他们的高深莫测,说本人没有看或没有看懂他们的书,他们的研究属于柯林武德开始的寻找被压缩在特定观念(词汇)中的历史的努力,也属于德国的概念史和法国的历史语义学脉络。这样的扯大旗做虎皮实在有些可疑,看不出《观念史研究》跟这有什么关系,又得到多少的精髓。衡量史学研究成果的水准,不是靠光鲜的说辞和貌似科学的量化,也不是靠读者数量多少和官方奖助大小,靠的是研究者的独到眼光与对既有研究成果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史料的掌握与上下左右、恰如其分的批判性解读。

  再补充一点,金刘在书中号称要超越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在回应我的批评中也声言:“观念史要做的是寻找对特定主体或主体群的真实性,而非以往计量史学中那种追寻离开主体的客观性。”那么,作者赖以超越的资本和依据是什么?无非就是这个他们苦心经营、曲意回护的量化方法与数据库。结果如何?我们从哪里能看到作者言之凿凿的“特定主体或主体群的真实性”?材料问题与方法问题如此之大,这样的“真实性”即便有,也大可质疑。

  参考我前文的批评,以及两位教授的这些悬鹄与标榜,再谈“超越”,只怕会让后现代学者和年鉴学派掩面偷笑,更不要说那些的确已经超越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的新文化史研究者了。所以,当金刘的回应认为年鉴在量化上确实存在问题,他们的则不是计量史学,研究方法与年鉴学派判然有别,不应该将他们等量齐观。这就有些误解了,大概因为我的表述不那么明确——— 我批评年鉴学派在量化问题上的错误,以至于两位教授认为我忽视了他们和年鉴学者在方法论上的差别。年鉴学派在用量化方法分析心态问题与传播问题时,固然有很大缺陷,饶是如此,一般学者恐怕也难望其项背。根本不关注大众心态和传播问题的金刘,在此是难以同年鉴学者比较的,换言之,连一些年鉴史家都要在量化上栽跟头,一般学者,又当何如?

  行文及此,最后再画蛇添足两句:我很佩服两位教授回应的老到行文,通过回避焦点、转移视线、语言暗示等书写策略,将批评者归入不懂其方法和没有看懂其书的陷阱中,然后光明正大地为自己掩饰与开脱。可惜在下不能如金刘两位一样行文老辣,只能直抒胸臆,略陈管见,言辞冒犯之处,还请多多包涵。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访问学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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