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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

第三条道路是适应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需要而兴起的一种政治新思维,它超越传统左与右的政治分野,既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又主张政府应当扮演积极的角色。全球通讯系统、全球市场经济和反思性是形塑当今全球化世界的三股重要力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福利建设、教育投资和环境保护是国家迈向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致力于解决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问题,第三条道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郭忠华译


编者按:2007年12月1-3日,应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邀请,当代著名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勋爵携夫人出席由中山大学主办的“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并为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人士和中山大学师生做数场学术演讲。“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为其中的第二场演讲,反映了吉登斯对于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思考。本刊现刊登该演讲文本,以飨读者。



一种激进政治的思想,一种首次出现于欧洲并且随后在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正深刻塑造着这个世界的政治景观,这种思想同时也与中国的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意指形成一种与我们时代相关、与当代形势相连的政治思维。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如何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这种变化尤其在过去20多年里变得明显——维护左派的价值:增强社会凝聚、促进社会整合、保护弱者、限制不平等以及积极定位政府的角色等。

要更好地理解“第三条道路”,我们需要把它与二战后西方国家的主导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首先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它与共产主义并不存在多大的区别,因为它们一脉相承。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国家应该作为经济的代言人,应该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第一条道路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凯恩斯本人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在西方却被应用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他提出,国家可以通过对未来的计划来控制国民经济,在创造一个就业充分、正义社会的过程中,指令性计划将充当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国家,与社会民主主义类似的是苏维埃共产主义,不过在东欧和苏联,后者显得更加强大和集权,除此之外,不存在太大的差异。

第二条道路建立在市场哲学的基础之上,它的出现标志着政治思维的转变。以英国为例,在撒切尔夫人看来,竞争性市场是经济繁荣的动力,最好的社会模式就是使社会尽可能像市场那样运作,在能引进市场的地方就尽力引进市场。因此,这条道路存在着强烈抵制国家的倾向。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主张要建立“小政府”,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应该留给市场、留给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市场应该尽可能从国家的控制中解脱出来。总的来说,对国家的敌意和对市场的信念代替了对国家的期望和信念。这就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随后得到发展的第二阶段政治思维。

现在,人们开始寻找第三条可能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这不同于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等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当然,不可否认,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思维曾使英国经济的发展面貌一新,而且有竞争力的市场对于经济发展也的确非常重要,但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一味强调市场主导的政治哲学所带来的弊端。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除新西兰之外,英国的不平等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严重,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当然,中国当前也面临着这种问题? ?部分地区有着令人吃惊的经济发展速度,但同时,巨大的地区差异和经济增长不平衡也赫然耸现。在英国,第二条道路的遗产就是公共机构减少、公共服务下降、福利体系孱弱,没有足够的钱投入到医疗和教育中去。第三条道路是要在公共机构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再回到传统对国家的崇拜、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信仰中去。第三条道路认为既需要有竞争力的市场,又需要政府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需要有活跃积极的公民社会或者第三部门。我们必须在它们之间找到平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并且避免因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平衡。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就是如何在一个发生了巨大社会、经济变革的时代创造一个繁荣、得体(decent)的社会,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变化,变化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必须捍卫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在这个充满诸多新的力量、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的世界里保持社会凝聚力。在我看来,也存在着理解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在这种新的全球市场社会,如何创造一个既能保持充分竞争,又能保持身份认同、社会凝聚、人性关怀、相互信赖的无国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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