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张剑：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

与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任鸿隽积极投身革命，成为推翻帝制的一员。与大多数革命者不一样，袁世凯当政以后，他既没有躺在革命的功劳薄上，与袁政府同流合污；也没有继续革命，与袁政府进行不共戴天的斗争；而是选择了建设国家的道路，留学美国，“为将来国家储才备用”。对比中西，他以为科学乃是建国、富国、救国之工具，团结同志、组织科学学会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于是宣扬建立“学界”，并积极行动，与同道创建了对中国科学发展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国科学社。与当时大多数“科学救国”论者停留于“空谈”不一样，他一直认为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是发展中国科学的惟一正途，乃大力宣扬科学研究，并积极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以后无论是担任大学教授、校长还是就任中央研究院职务，或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他总是本着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理念，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推展。同样令人瞩目的是，任鸿隽的“科学救国”理念与一般仅停留于“技术救国”层面不一样，他将追求科学真理、进行纯学术研究作为发展中国科学的不二法门，看做是科学家之本质特征。

一、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

1904年，十八岁的任鸿隽冒籍巴县参加科考，在一万多名童生中名列第三，成为最后一代秀才。但时代毕竟不一样了，同年，任鸿隽考入汇聚了留日学生、新学堂毕业生，还有革命党人的重庆府中学堂，那里不仅传授新知识，有算学、物理、化学、英文等课程，而且教员学生一律短装，上体操课，进行军事训练。在这里，任鸿隽从革命党人杨沧白（杨庶堪）游，读梁启超《新民丛报》、孙中山演说小册子，“渐不以校课为满足，而时时作改革运动”（第678页）。

1907年任鸿隽到上海入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革命党的大本营”，任鸿隽入学后第一件事是剪辫易服，“虽由此冒革命党之嫌疑，不顾也。”（第678页）在这里，他结交了大批朋友，如胡适、杨铨、但懋辛、张奚若、朱经农等。在朋友的帮助下，任鸿隽翌年东渡日本。

1909年，任鸿隽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成为晚清政府的“官费生”。在享受国家“俸禄”的同年，加入同盟会，进入反清排满的“革命共同体”。与革命党川人喻培伦、黄复生等交往，亲见他们制造炸药受伤，乃选习化学以明了炸药制造的原理，为革命作贡献。“吾此时之思想行事，一切以革命二字所支配，其入校而有所学习，不能谓其于学术者所企图，即谓其意在兴工业，图近利，仍无当也。”（第679页）“吾是时所最感快乐者，即平时好友不知其同属革命党人，偶于秘密会中遇之，于狂喜之余，交情亦愈浓厚；最痛苦者，广州之役，亲送许多至友前往参加，一旦败耗传来，真如天崩地裂，万念皆尽”（680页）。他也以文字宣传革命，发表《川人告哀文》、《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等，慷慨激昂，极尽渲染之能事。此外，从章太炎习国学，“在学问方面，自己认为值得的，恐怕是从章太炎先生读了几年国学”（707页）。

武昌首义后，任鸿隽弃学回国，参加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鸿隽担任临时大总统秘书，担任起草文告等工作，孙中山《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院文》、《祭明孝陵文》等均出自他的手笔。南北议和，任鸿隽和几个秘书处的同事决定再到国外继续求学，议请政府资送留学，不想却引发了民初“稽勋局大派东西洋留学生”。由任鸿隽拟具呈文向孙中山申请，不意名列首位的他却未获批准。胡汉民希望他不要出洋，留下继续工作，而且说这是蔡元培的意思。蔡说民国初建，希望他多贡献力量，不必急于求学。参议院方面也要他担任地位很高的秘书长职务，友朋们劝他留下来担此重任，但他留学志愿已决。

与当时大多数革命者以胜利者自居、恋栈官位不一样，在“官本位”的中国，在世人共趋政治与革命之时代，像任鸿隽这样以国家建设为矢的一类人，实在值得历史学家们的重视。

留美前，任鸿隽在其革命生涯中，已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政界大佬胡汉民、熊希龄、汪精卫，教育界名流章太炎、蔡元培，同辈学人杨铨、何鲁、胡适，还有谭熙鸿、吴玉章等，这些社会关系成为他后来创建中国科学社，并维持其发展的重要资源。

1912年冬，任鸿隽与杨铨等以稽勋名义留美入康乃尔大学，从此，在他个人的生命中“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革命青年”转变为“科学救国”的留美学生。任鸿隽回忆他选择康乃尔大学的缘由说：

吾等何以独赴康校？以同行诸人志习政治经济及社会科学者为多，独吾与杨君志在科学，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在此校，时时以康校风景之美以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盖吾人出外游学，于所学功课外，尤应注意两事：一为彼邦之风俗人情，一为朋友之声应气求。是二者皆于每人之学成致用有绝大关系，康校于此二者皆曾与我以难得机会（第682页）。

在康乃尔大学，任鸿隽与杨铨等创立了中国科学社，开始了宣扬科学的征程。

二、创建中国科学社宣扬科学

任鸿隽在康乃尔大学继续学习化学工程，“此时思用化学以兴工业，不为制造炸弹之用矣。”为了进一步深造，康乃尔大学毕业后，他又到哈佛、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学习之余，任鸿隽广泛参加留学生界的活动，担任学生会职务，发表言论，倡议中国建立“学界”。任鸿隽认为“学界”的有无与一国之强弱有极大关系，建立学界的基本前提是国家安定、国人诚心向学，其手段有学校和学会。他批评民国以来，国人虽知建设重要，但共趋政治一途，“于学界前途，未尝措意”，“侈言建设而忘学界，是犹却行而求前也”（第9页）。

由此出发，他聚集同道于1914年6月在康乃尔大学创建了中国科学社。创建之初的主要目标是以科学宣传为救国之手段，创刊《科学》，将他们在美国朝夕相习的先进科学知识传播给国内的“父老昆季”，内容以“阐发科学精义及其效用为主”，包括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理论知识和科学发明、科学应用等实用知识，其他相关政治的论说与那些无关实际的清谈玄想不得刊载。

此时的科学社以股份公司形式将《科学》杂志作为一种生意去做，这自然是受到“实业救国”思潮影响的结果，他们还要融入“实业救国”大潮，“鼓吹实业”。但这样的形式与手段根本不能达到真正振兴中国科学之目的。1915年10月25日，科学社进行了第一次改组，成为一个纯学术社团，分别设立期刊编辑部编辑《科学》、书籍译著部编译图书、图书部筹设图书馆、分股委员会管理分股事宜与年会学术交流等。

美国经历铸成了任鸿隽的科学观念，认为科学并不是数学、物理、化学等具体的学科门类，而是“西方近三百年来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在他看来，只要是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的研究，无论是相关自然界还是人类都是科学。他认为中国之考据具备科学的方法与精神，只是因为取材和所期望的目标不同，得到的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因此，对西方科学的介绍应取整体主义的态度。

任鸿隽在《科学》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五大类：一是科学通论；第二类是相关专门科学，主要关注化学，集中在新化学元素的介绍与化学名词的审定等方面；第三类是科学的应用；第四类是科学史；第五类是呐喊鼓吹进行科学研究。

提倡科学研究的第五类文字是当时科学宣传与呐喊中最为特殊的声音，对中国近代科学影响最为巨大，却是今日论者甚少注意的环节。过去，研究者们大多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五四时期的科学，没有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具体发展切入，这一“理路”自然很难厘清五四时期科学宣传者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思想只有在生根发芽后才具有真正的作用，科学思想也只有在科学有了相当发展的基础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影响。

三、宣扬科学研究与推展科学之志业

任鸿隽一再指出科学的发展需要科学家们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勉励国人用正确的方法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早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上，任鸿隽就满怀忧郁地指出中国科学社存在的缺陷：“但有一件，为他国科学社所最注重，进而言之，为他国科学社精神所在，而我们中国科学社所尚未议及的，就是自己设立实验室以研究未经开辟的高深学问。”中国科学社成立时，科学已进入大学，大学成为科学发展的推进器；同时，无论是政府还是工矿企业设立的专门科研机构也已大大发展，那些过去对科学发展贡献很大的科学学会如皇家学会已经变成了荣誉性组织，专注于学术评议与奖励，不再进行科学研究了。在此背景下，对于中国科学社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研究，任鸿隽解释说：

大凡一个组织，必须有体有用，然后其组织不是无根的木、无源的水，可以继续发达。外国的学社，但有以谋科学的进步为宗旨的（如英国科学促进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皆是），却没有但以开通民智为宗旨的。因为能谋科学的进步，这开通民智的结果，是自然而然的了（第104～105页）。

任鸿隽对中国科学社科研工作的未来作了乐观的展望：有几十个实验室，最有学问的社员在其中，用培根的方法研究世界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出版的期刊书籍，不仅是学校的参考书，而且是各种科学研究的基础。

以后，任鸿隽在《科学》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科学研究。他介绍国外的研究机构有大学及专门学校之研究科、政府建立之局所、私家建设之研究所、制造家之试验场，这四类研究机构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他心仪的是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和镭学研究所。通过对巴斯德研究院和镭学研究所的分析，他得出结论说：“科学之发展与继续，必以研究所为之枢纽，无研究所则科学之研究盖不可能。反之，欲图科学之发达者，当以设立研究所为第一义。”1920年，在中国科学社第五次年会上，任鸿隽进一步指出，科学研究及其科研组织的完备，表征一个国家的进步。

1922年8月18日，任鸿隽与同道们创建的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正式宣告成立。同时，中国科学社进行第二次改组，不失时机地将社务重心转向科学研究。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中国科学社从一个纯粹的宣传科学的学术团体转变为一个以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为主要目的的学术组织。

任鸿隽还就任过其他一些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职位。1920年秋应蔡元培聘任北大化学系教授，不久受教育总长范源濂之请，任教育部专门司司长。1923年冬任东南大学副校长，1925年初辞职。当年夏天，范源濂就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邀请他担任专门秘书，从此介入中基会工作。1935年出任四川大学校长，1938年继庄长恭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不久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在中基会的二十多年间，他努力实现发展科学的理想，陈衡哲也认为其夫君留美回国的事业中，“尤以中基会为最能使他发展其对于科学的抱负与贡献。……他曾利用中基会的经济辅助，尽量的在全国各大学去奖励科学的研究与工作；又遣送有科学天才的青年，到欧美去留学。对于国内的科学研究事业，……他也尽力的给予经济及道义上的支持”（第747页）。中基会在科学教育方面，以培养中学师资为重点，在大学设置若干“科学教席”；在科学研究方面，在人才设备已有基础的科研机关设置“研究教授”，延请名家进行科学研究，另外还设置“研究奖学金及助学金”，以培养鼓励人才；在科学应用方面，对农、工、医等方面以集中原则予以补助。中基会对中国科学事业最大的推动应该是与尚志学会合作成立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资助大量的科学研究课题。

四、科学之真理追求与科学家角色之定位

与整个近代中国“科学救国”理念主要停留于“技术救国”层面不一样，任鸿隽将追求科学真理、进行纯学术研究作为发展科学的不二法门，看作是科学家之本质特征。早在1914年发表《建立学界论》、《建立学界再论》中，他就鲜明地指出，中国科学要发展，国人必须诚心向学。他批评当时留学生留学只为求出身，得学位。在1916年发表的《科学精神论》中，指出科学并非当时朝野上下所认知的“奇制、实业”，而是“非物质的，非功利的”，对科学“当于理性上学术上求”。科学“以自然现象为研究之材料，以增进智识为指归”，“故其学为理性所要求，而为向学者所当有事，初非豫知其应用之宏与收效之巨而后为之也”（第69页）。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科学精神存在，所谓科学精神，“求真理是已”。

一个人要具备科学精神，必须具备崇实、贵确两个基本要素。而当时国人不仅缺乏科学精神，“神州学风，与科学精神若两极之背驰而不相容者，亦有数事”，一为“好虚诞而忽近理”，一为“重文章而轻实学”，一为“笃旧说而贱特思”。此数者不去，“日日言科学，譬欲煮沙而为饭耳”（第73页）。后来，他对科学精神进行了新的阐述，除崇实、贵确而外，察微、慎断、存疑也是科学精神的基本特征。“我们要说的完备一点，还可以把不为难阻，不为利诱等等美德，也加入科学精神的条目里去”（第359页）。

在1919年发表的《何为科学家》中，任鸿隽对科学与科学家之求真本质进行了更为充分的阐述，成为近代中国科学家角色定位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是他回国时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的整理稿。为了让听众明白科学家的本质含义，他首先阐述了科学的内涵。第一，“科学是学问，不是一种艺术”。所谓学术，正如古人所说“不学无术”，学是根本，术是学的应用。中国人一直自豪虽然我们的“形而下”艺术不能与西方媲美，“这形而上的学问是我们都有的，未尝不可抗衡西方”，其实“我们所谓形而下的艺术，都是科学的应用，并非科学的本体；科学的本体，还是和那形而上的学同出一源的”。科学是“形而上”的学问，为科学在传统学问中找到了可以栖息之所，扩展了科学的社会影响。第二，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在任鸿隽看来，中国文化不及西方之所在，就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而科学所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现象，科学家们所注重的是“未发明的事实”，这样科学家不仅要像中国人一样读古人书，了解前人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事实，进行成年累月的观察和实验（第183～185页）。

在此基础上，他对科学家社会角色进行了定义。“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一个科学家的养成不是大学毕业或者博士毕业就成的，得了博士学位后，“如其人立意做一个学者，他大约仍旧在大学里做一个助教，一面仍然研究他的学问。等他随后的结果果然是发前人所未发，于世界人类的智识上有了的确的贡献，我们方可把这科学家的徽号奉送与他”。在任鸿隽看来，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必须对人类的知识作出独特的贡献，因此他与他同船回国的同学根本不能被称为“科学家”，最多只能称为“科学家”的预备人员而已（第185～186页）。任鸿隽的演讲充分体现了科学家对其自身社会角色的自觉。

正如任鸿隽自己所说，他以过渡时代之人物，“初时沉没于科举学校之潮流，继乃展转于普通中学之限制，迄至生年二十有九，始正式在外国大学毕业。是时已人事复杂，聪明消磨，学业之终无所成”。（688页）终其一生，任鸿隽不是在试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是致力于科学之推展，以救国建国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