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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晚年风光张中行

有人把张中行与张爱玲的遭遇进行比较,这两个人都是作家中的极端。一个少年成大名,二十五岁之前,差不多把一生该写的好文章都写了。一个是文坛老旋风,快到八十岁才突然成功。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与其先甜后苦,还不如好日子留在后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在北京香山饭店,几位退休老头忽然被召集,赶着编注《古代散文选》第三册,他们是隋树森,王泗原,还有张中行,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人教社向来藏龙卧虎,相比较而言,老编辑中的张中行学问稍嫩资格还浅,年纪略小拿钱也少。他是老头子中的年轻人,少壮应该多努力,顺其自然地成了这书的实际负责人。


    说起学习古文,我经常翻阅的不是《古文观止》,是人教社出版的这套书。不是因为版本好,而是就在手边,找起来方便。一共三本,据说是编给中学老师看的,经常翻阅,所以也顺带知道了张中行。所谓知道,是知道个名字,与吕叔湘和王泗原相比,家里人很少提及,偶尔会听到一两句,如果不是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成了北大赫赫有名的“未名四老”,他也就是一个有点能耐的退休老编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张中行晚年的行情之好,让所有熟悉的人目瞪口呆。他的著作开始占据各种排行榜,男女粉丝众多,文化人都以读他的书为时髦。尽管和北京大学没什么关系,只是在这学校读过书,后来作为家属在燕园长期居住,他却成了北大的标志性人物。也不过十多年时间,张中行真正地火了,《青春之歌》变得老态龙钟,差不多完全被人遗忘,年青一代再看到余永泽这几个字,会傻乎乎地问这傻B是谁。


  张中行文章中多次提及祖父,语多赞美和感激。“文革”后期,张解职还乡,孤身回到河北香河老家。有一次来北京看妻女,住西郊的北大公寓,其实就是女儿的宿舍,忽然想到要去八条看祖父,兴冲冲进城,恰巧祖父出门,没见到,就留下一张条子。祖父回来看到留言,立刻去信表达未能相见的惋惜,同时为他的不幸遭遇感伤。物伤其类,祖父误以为住的公寓是客舍,想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年,老来却无家可归,沦为住旅店,不由得忿忿不平。


  除了晚年无限风光,张中行一生确实有很多不如意。如果没有最后的十多年,我们大概根本不会去说他的故事。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在同一代人中间,张的薪水会一直那么低,从1951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工资竟然从未变过,退休前是125.5元,退休后打七折,只剩下94元,还不够一张大票子。当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能拿到一百多块钱,工资也不算低,早已超过了劳动人民的标准,不过钱的多少总是相比较。老一辈人的开销与现代人不一样,一个人工资要养一大家,张中行太太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有一个岳母和四个女儿,如果不能与时俱进,水涨而船不高,这点钱自然不够用了,因此读张的文章,会发现“伤哉贫也”经常在字里行间游走。


  王小波曾经说过,贫穷往往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不只是贫穷,痛苦也是。看张中行哭穷和抱怨以往,作为读者除了心痛之外,兔死狐悲,忍不住也会淡淡哀伤。君子固穷此话不错,可是文化人一直很穷,食无鱼出无车也罢了,常常还为肚子饥饱犯愁,这就有点不和谐社会了。张中行的解职还乡,牵涉话题很多,个中原因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反正好事没挨着,倒霉都让他给碰上。岁数到了,该退就得退,退了也就退了,他本不是个会据理力争的人,何况当时理也未必全在他那里,只能逆来顺受,老老实实服从命运安排。正好是林彪事件前夕,到处在挖防空洞准备打仗,有一个流行词叫疏散,城里人都往乡下撵,偏偏这仗又没打起来,真打了,避难乡间倒成全了他,说句不好听的话,世道都乱成那模样,打仗就打仗吧。


  总之张中行在凄凉中告别了妻女,少小离家老大回,一个人回到了乡下,伶仃孤苦地住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一住很多年,冬天没有暖气,房间里是零下三度,夏天酷热,室内气温已高达三十三度。这也不是随便乱说,他带着一个可以算作古董的老式温度计,千真万确地记录在案,都写在了日记上,并不是后来的回忆。


  最惨痛的记忆还是没有北京户口,今天这都不是问题,当年却是头等大事。张中行成了闲杂人员,去首都探望妻女,必定遭受几番羞辱。首先要乡间的大队开路条,证明他不是坏人,这路条开与不开也没个准,要看有权者高兴不高兴。有了路条才能在北京报临时户口,最多三个月,到日子还得续,能不能续又得看有权者的情绪。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碰到有权的,秀才遇到兵。张中行如果潇洒,有点玩世不恭,就不会受这个罪。那年头赖在城里不走,不走也就不走了,未必真会押送下乡。如果豁出去,好日子过一天是一天,当时的退职金是五千多块,一笔很不小的数字,足够快活好几年,索性像农村的二流子败家子,有钱就用有酒就喝,等钱花完,从地主富农吃成贫下中农,正好可以回北京。


  当然张中行做不到这些,他顺从惯了,习惯了夹尾巴做人,既不会挺直了腰杆说不,又一定是有钱也舍不得花,毕竟已没有别的生活来源。这钱必须留着养老,今日有酒今日醉,显然不是他的人生态度。在乡间的这几年,他老人家退而不休,度日如年,虽然不至于再去做重体力的农活,但是背粪筐捡个粪,扎场时牵牵毛驴,这些农事还得敷衍。多少年来,我一直会忍不住想到张中行的这段经历,过去常说作家要去体验生活,这个说起来大约也可以算标准的体验了。


  退职还乡的张中行百无聊赖,只能依靠三件事来打发时光。一是写毛笔字,用旧报纸抄碑临帖,虽然有些旧底子,最终也没成为书法家。二是读书,这是很多识字的人的无赖,所读之物无非是一些常见古文,读了也就读了。三是写作,除了小说什么都写,反正不为了发表,躲在斗室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结果幸亏了这个第三,当时随便写写,却把埋藏在深处的写作热情给挖掘出来,本来打口井取点水喝,没想到一下子冒出了丰富的石油。


  有人把张中行与张爱玲的遭遇进行比较,这两个人都是作家中的极端。一个少年成大名,二十五岁之前,差不多把一生该写的好文章都写了。一个是文坛老旋风,快到八十岁才突然成功。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与其先甜后苦,还不如好日子留在后面。人间重晚晴,甘蔗从梢上吃起,越吃越甜,老树得以开花,晚就晚一点吧,可惜历史不以人意志为转移,人生不可能自主选择,不是谁都当得了张爱玲和张中行。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成名要趁早”,而张中行显然也不是故意捱到八十岁才张牙舞爪,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偷偷写作,只要有机会就贼心不死。五十年代写过,六十年代也写过,可是真正能畅所欲言,真正百无禁忌,则是在“文革”后期。这时候,天高皇帝远,文化人基本上是死了心,写作成了一件完全私人化行为,与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完全脱节。据张中行回忆,他的《顺生论》和《负暄琐话》中的一些文字,就写于这个特殊时期。


  这也充分说明了新时期文学已开始萌芽,张中行是个例子,另一证据是后来风行一时的朦胧诗,写作年份基本上也差不多,都是在“文革”后期。时代是割不断的,新时期文学的大趋势中,张中行走红有个十分明显的慢热过程,比朦胧诗晚,比伤痕小说更晚。他的成功也印证了一个最浅显道理,文章首先得写出来,写总比不写好,好文章只要写出来,迟早都会有人看,是金子自然会闪光。


  当然,作为张中行的读者,我更喜欢他未成大名时的文字,喜欢那种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淡定和从容。他的功力显然要比年轻一些的汪曾祺更好,而中国文化的倒退又由此可见一斑,与五十年代的右派作家相比,汪曾祺明显高出一筹,与张中行较量就有差距。只是相差了几岁,情况就会完全改变,一方面,青出于蓝胜于蓝,后生可畏;另一方面,庾信文章老更成,生姜毕竟老的辣。


  叶兆言,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硕士学位。主要作品有《叶兆言文集》(七卷本)、长篇小说《花煞》、《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我们的心如此顽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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