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阿什瓦尼•塞思：中国和印度：不同绩效的制度根源

在六十年前开始的所谓的发展竞赛之初，革命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议会民主的印度，在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上非常接近，但在文化凝聚力、体制灵活性和政治定位上，两国则相去甚远。现在这场竞赛的结果一目了然，但本文要讨论的并不是谁胜出，而是为何胜出，如何胜出。1978年，中国开始了系统性的或政策制度的改革，随后印度也开始了改革。但是本文认为，在这一轮变革启动之初，中国就已经在竞赛中遥遥领先了。作者试图解释两种社会和两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制度配置下的不同表现，特别是在改革前的农业部门，并强调中国全民动员转型模式的力量与印度长期体制僵化和障碍之间的强烈对比。改革之后，在消极的社会功能中所出现的一种融合的进程，似乎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聚合而成为主导。作者对两个发展路径的重大历史意义进行了思考：尼赫鲁的国家主导计划的发展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否成为了两国资本主义的先导，从而开启了两个曾经的亚洲大国重返全球资本主义博弈，并大大改观了参与的条件。 

一、发展竞赛 

自从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和1949年中国获得解放，亚洲两个大国的经济表现就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对比兴趣。中国展示的是共产党的中央指令下建设革命式的社会主义，而印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社会主义模式"，标榜议会民主。两者之中谁会胜出呢？在被控的冷战后殖民主义时代，在从上世纪殖民主义解放的前夕，世界各国和人民都在关注这场竞赛。两个大国也在观察，不仅仅是下赌注或者为了获得窥伺性的利益。 

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 杜勒斯在其1953年的亚洲之行后，发表了他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这个竞赛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8亿人口。长远地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 （Bowles， 1954：229， cited in Ghosh， 2002）。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1954年也同样直率地写道："现在我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Frankel， 1978：120， cited in Ghosh， 2002） 

半个世纪后，印度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在独立日讲话中，回答了尼赫鲁关于未来的提问："从独立到现在已经大约60年了。60年只是古老的文明史的一个短暂瞬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却是漫长的。在这60年中，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帝国消失了。新的力量在亚洲出现。看看日本的今昔。看看中国的今昔。当看他们的时候，我在怀疑我们是否发挥了自己的所有潜能。"（辛格，2006） 

在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协议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致论调之下，中印两国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竞争不断升级。两国都希望实现制度现代化和兼顾公平的长期迅猛发展。但是按照它们自己的观点说，两匹马跑向不同的、独立的竞赛方向。印度更多的是和自己的过去对比，用殖民时代的苦难和凋敝对比新生独立国家的成就。相对于一个静止的客体，这并非一个难以取胜的比赛。第二个尺度是内部与其通过的计划目标做比较--当然这些目标制定了，但是通常没有实现。而中国从未认真地与自己喜马拉雅的邻居比成绩。中国超过印度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赶超西方才是中国真正的挑战。195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五年超英赶美"的口号。（Selden， 1979：78）。中国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到真正的世界性高度。 

中印两国之间上下波动的关系经历了几个周期阶段。最初，两国都怀着对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和社会自豪感，接受社会结构转型的宏大目标，这是两国兄弟关系的阶段，"印中是兄弟"这一口号，强调了两国在那一历史时刻的共同行动。周恩来1956年冬访问印度是中印兄弟情谊的顶峰。但其后几年，形势急转之下。殖民时期的后患显现出来，边界争议发展成摩擦和冲突，最终在1962年演变为战争。对于印度来说，中国兄弟突然变成了中国龙，两国兄弟情尽、分道扬镳--"印中再见"。其后，两国都经历了复杂的、历时两代的社会和经济动荡。直到1988年，尼赫鲁的外孙拉吉夫？甘地访华，两国才迈出了关系正常化和解决长期矛盾的第一步。接下来一个时期，两国高层领导人几次互访：2001年李鹏总理访印，2003年瓦杰帕伊总理访华，与这些互访同时发生的是，强调市场引导、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两国出现，导致了相似的意识形态取向，两国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愿望和高度不平等的消费型经济。中印进入了当前可能的和解关系，或许可以称之为"印中商贸"。 

两个经济体始于相似的基础和发展水平，其后的发展发生分化，中国在各项发展指标上达到了全面领先。在过去十年里，印度的宏观经济加速发展，印度精英因而欢欣鼓舞；同时这个变化还引发了印度能否赶超中国的猜想。如果两个经济体日趋靠近，那么印度超越中国并不是天方夜谭。① 

二、棋逢对手？ 

这场竞赛的结果可能不受对手间悬殊基础差别的影响吗？两者在起跑线上是否势均力敌呢？ 

（一）殖民遗产和体制特征 

经济并不能成为一个重要对比的唯一标准，其他标准还包括初始条件，具体说来就是殖民传统和体制特征。 

两国的初始条件有广泛的相似点。两国都继承了封建劳作制度下乡村大范围贫困的经济。瓦尔特？马洛(Walter Mallory)，洛佩？托尼（R.H.Tawney）和约翰？鲁星？巴克（John Lossing Buck）证实中国农民的结构性脆弱，而达达艾？纳奥罗吉（Dadabhai Naoroji）、威廉？迪格比（William Digby）和罗梅什？杜特（Romesh Dutt）和其他反殖民斗士同样证明了印度农村凋敝的地区性特征。两个社会都带有深刻的父权制社会烙印，充斥着丑陋的性别暴力和压迫：虐杀女婴、束足、童婚等等。 

然而，有证据证明，两个社会都产生过具有一定科技水平的、成熟的非农业经济。拉达？辛哈（Radha Sinha）和马克？艾尔文（Mark Elvin）提出了高度均衡陷阱的概念来解释中国解放前的经济停滞，而包括伊尔？凡哈比(Irfan Habib)、塔潘？瑞朝杜里 (Tapan Raychaudhuri)、阿米亚？巴格奇(Amiya Bagchi)、比品？钱德拉等(Bipin Chandra)等许多历史学家却认为，殖民主义下的非工业化打断了资本经济发展中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可以自行发育的进程。在实现独立的时候，两国都深受农业体系的深受困扰，两国都有巨大的经济剩余潜能，但是都缺乏一个有效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经济机制的制度框架，这种不平衡也使两国深受困扰。 

在这些共同点之外，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别。一个重要差别是在社会和文化上，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个汉族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整个国家只存在一种通用语言--汉语。这种文化同质性为满足中国发展的特别需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可能的环境，为政权结构提供了广泛的拥护和合法性基础，保证了社会文化定位和利益的公共性，也为我称之为"全民动员的转型模式"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而在这方面，印度和中国存在天壤之别：印度文化和语言呈多样化，种姓结构、阶级分化敏感而复杂，宗教矛盾尖锐。①中国的特点保证了它能在如此之短的期限内进行如此激进的体制和经济转型；而印度社会的复杂性可能使快速转变的过程更加艰难，并充满火药味。 

印中两国在未来状态的形成、转型发展的首要任务以及日程方面都受到了殖民历史的深刻影响。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众多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特点伴随了它们的发展，并且解释了两者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 

两个独立后的政府继承的都是破败而衰落的农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贪婪掠夺而没有任何投入的地主阶级霸占了大部分农业剩余，尽管这样，两者也还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地主阶级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消亡了，而在印度，作为胜利集团的组成部分，地主阶级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势力。在国家赢得独立后，地主阶级受到执政党的保护和庇护，而且能阻挠任何进一步的再分配改革和集体土地改革。 

殖民渗透在中国和印度都相当深刻和全面，即使是沿海地区。英国殖民政府不仅通过直接机制对印度实行统治，而且还通过那些将伍德（Wood）和麦考利（Macaulay）的殖民政策深深植入思想中的印度人操纵的管理机器，完成对地方统治者的操纵和安排。一个带有官僚主义和买办性质的新的中间阶层出现了，关于这些人麦考利有一句名言：除了肤色的区别，他们完全就是英国人。这些人就是日后印度国大党的主要支柱，而这个党就是未来印度国家形成的先行者。这一大批中间阶层的后继者，他们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将尼赫鲁所强调的现代科技教育（通过当前被大肆标榜的印度科技教育体系）与印度缓慢增长的经济相结合，形成了数量巨大的高素质、低工资的生产力供应。这些因素的偶然接合，至少在部分上为印度软件信息业的成就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而软件信息业引导了当前服务业带动的加速增长。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相对降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和相对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使中国形成了制造业带动的增长的刘易斯式（Lewisian-type）环境。 

两种制度在国家政权构成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这个区别是在摆脱殖民主义实现国家独立过程中不同政治力量和政治进程的不同产物。在中国，权力集中到以工农为基础的革命的共产党手中，也就是说，政权掌握在穷人和他们的直接代表手中。用铂金思（Perkins）的话来说，穷人被授以权柄。直到1978年以前，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大众对这个革命政权的接受，再加上高度的文化同质性，形成了全民动员的生产模式的基础。反对殖民者和本国阶级压迫的革命和军事斗争清除了旧的遭到排斥的权力结构。 

相比之下，印度独立运动的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中上阶层和种姓手中，因此伴随独立而形成的包括国家结构在内，虽然在语言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主义，但基本仍是实现有产阶层和种姓广泛利益的工具，而有产阶层和种姓就是当时印度国大党的中坚力量。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虽然在本质上值得称赞，但同时它在关键时刻也是投机性，它阻止了本国精英在潜在的群众运动中丧失领导权和控制权。例如，20世纪20年代期间自发的草根运动 Eka（或称为"统一"）。②日本殖民主义的暴力侵略进一步激发并加剧了中国革命，而老奸巨猾的英国统治者念念不忘的是，独立后印度的政权应保留在"听话"的印度精英手中。 

（二）起步状态： 1950年相似的经济结构 

虽然中印两国有着各自的特点，但在 1950年，两国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却十分明显。威斯克普夫（Weisskopf）(1980：81-2)对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值的评估分别为65和 62美元（1960年美元的价格）。从劳动力分配来看，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为77%，印度的农业劳动力比例为72%；中国的工业劳动力比例为7%，而印度的工业劳动力比例为11%；中印其他产业的劳动力比例分别为16%和17%。1952年，中国的农业占总产出的48%，而印度1950年农业占总产出的 51%。中国的大规模制造业和公共事业占总产出的9%，而在印度它们的比例为6%。中国的小规模制造业和建筑占总产出的9%，而印度的比例为10%。 

这对竞争对手在起跑线上势均力敌，两者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有着强烈的相似性；但在政体和制度上，两者有着同样巨大的差异。这场竞赛的结果，取胜的范围和方式，凸显了这些不同特征所发挥的作用。 

三、谁领先？ 

迄今为止都发生了什么呢？没必要对这场巨人马拉松的每一步都进行回顾。结果一目了然无可争议。1950年以来，根据物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各项指标的表现进行比较，中国无可争议地超过了印度。①两国从1950年大体一致的起步水平出发，到2003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两倍， 无论使用何种计算方法，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都远远低于印度；中国的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为71岁，比印度人的平均数长6年；中国成人识字率是91%，而印度仅为65%；中国的人均医护人数是印度的两倍以上；5岁以下儿童体重未达标比例只有8%，无体重过轻现象，而印度体重未达标或过轻儿童比例高达47%；中国有轻度或重度发育障碍的儿童比例只有14%，而印度的此项指标高达46%。 

在起步阶段，中国的人均耕地较少，②所以发展高产密集种植，当时中国的人均农业产出和印度的水平并没有太大差异。到1978年，中印农业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中国优异的表现使两者在社会指标上的差距激增。到了世纪之交，生产率指标的差距呈交错分布。就2003-2005年期间中印的农作物产量（公斤/每公顷）分别是：小麦，印度2688公斤，中国4155公斤；油菜/芥菜，中国约是印度产量的两倍，为1778公斤，而印度仅为909公斤；稻米，中国是印度的两倍多，为6223公斤，而印度为3034公斤。1990-2005的十几年间，印度的油菜/芥菜产量年增长率为0.6%，而中国为3%，而稻米中印的年度增长率分别为2.1%和1%。两国不仅在这些指标上有高低之分，而且一些主要作物上的指标水平都出现了差距。 

再看看其他方面。人均用电量是一个重要指数，中国的人均用电量为893千瓦时，而印度为378千瓦时；中国的水泥年生产量为6.5亿吨，而印度是1.09亿吨；中国的钢铁年产量为1.63亿吨，而印度为0.29亿吨。工业生产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3%，而在印度只占26%。但是服务业产值在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高达52%，而中国的比例仅为32%，当然，这种比较是受到质疑的 --它反映的到底是一个成熟的服务部门，还是一部分的服务部门呢。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增长率全面超过了印度。 

有些人可能会强调印度信息产业的强劲表现，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2003年每1000人中，固定和移动电话的使用人数为424人，而印度为71人；互联网用户数量中印分别为63人和17人，而个人电脑的使用人数分别为28人和7人（2002年数据）。还有人会对中印贸易中印度的贸易顺差念念不忘，但是如果仔细审查中印贸易的结构，就会冷静地发现，50%印度对中国的出口为铁矿石，而中国对印度的大宗出口为机械设备。 

差距在中途已经显现 

观察家往往关注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也会关注一个事实，即印度在若干年之后，才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两个按钮启动是在 1980和1990年之间的不同时间。①然而，即便我们忽略这一点，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就是，在1978年的时候，两者不同表现之间的差距已经相当明显了。 

印度1960-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6%，1970-1990年为4.7%；1985-1990年间，升至6.2%。这种年均增长率的加速度上升是伴随着投资率的上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的下降（Saith， 1995b： 31， Table 1）。1961到1970年之间，印度人均农业生产平均年增长率为-0.4%，而中国为 3.7%；1971-1980年的10年间，印中这个数据分别为0.4%和1.5%（Saith，1995b：表5，引用其中资料） 

到了1980年，中国的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飙升到48.5%，而印度只有21.9%；2003年，中印两国的这个数据分别为53%和26%。很明显，从1980年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一直保持至今。另一方面，1980年，中国的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了30.1%（而同年印度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2.8%），到2003年，这个比例进一步下降到15%（而印度当年的比例为23%）。 但是印度的服务业产值比重相比之下一直居高，1980年为35.3%，（中国为21.4%）；2003年为52%（中国为32%）（维斯科普夫Weisskopf，1980）。就是这些比较使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印度是世界写字楼。 

从1950年前后相同的起点出发，在其后30年的计划发展中，中国强劲地超过了印度，乡村变迁也卓见成效；在之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第二个竞赛阶段中，中国更加遥遥领先（大部分物质和人类发展指数显示）。对于谁是竞赛的胜者这个问题，结论已经无可争议。在竞赛开始的60年之后，胜者领先的幅度实际上已经令人大为惊诧；如果尼赫鲁有机会看到这个局面的话，他会大为震惊，也正是这个事实，解释了曼莫汉？辛格在含蓄地接受经济失败之后的感伤。 

四、为什么？ 

在这场竞赛的中途，中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经明确显现。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对比，有必要对那些在前半途中活跃因素活动进行分析。②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对1978年后取得经济成绩的集体主义发展时期的贡献进行谨慎的评估。 

（一）概述 

中印两国早期发展战略的思想和意图十分接近，但是实施和结果却不尽相同。在制定意义深远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印度计划经济的理论先驱马哈拉诺比斯（Mahalanobis）曾经倡议土地改革和建立土地军队，在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同时，为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提供巨大的就业机会；他提出了需要农村或传统小规模工业的理念，并认为这一部分能够调节现代工业中就业的预期赤字，因此应该得到一定的保护。中印之间关键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农业等计划战略的某些方面，而是在于两者经济、社会、政体和国家的性质，也就是说是在现实的结构方面的区别。 

应该对具有可比性的两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在中印两个经济体中，国家主导的、公共部门为基础的工业化进程是发展的驱动力。两个政府都没有对农村发展给予重大投资。印度对农村精英进行保护和补贴，而中国为了发展现代工业从农业和农民中汲取剩余。但是，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明显好于印度，为什么呢？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在集体主义战略之下，中国现代工业汲取了农村剩余。但是农村和农民并没有被抛弃，虽然工业化加速发展拉大了内部差异，但是他们仍然被统筹到了国家发展的框架内。 

有人认为，中印的经济体制结构不同，特别是农业部门的结构不同，是回答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中国大部分地区，通过农业和农村工业的结合、通过为巨大的劳动积累创造激励机制和自我融资基础来提升土地生产率和形成农村工业的上下游联系、通过推动社会发展水平强劲的上升趋势，农村集体化成为经济积累的动力源。这些又带来了带有训练有素的、更成熟、竞争力强而且成本低廉的充足劳动力。①这些发展的推动力就是我所说的全民动员转型模式，它依赖于大量人力投入。这又把解释的方向转移到了能够释放这种巨大的劳动力投资的思想激励因素。中国农民是集体制度的主人，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直接受益。印度的农村则完全不存在这些因素。中印相似的宏观经济战略，在农业部门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以后的阶段，这个差异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加速增长将能在巨大的本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大的空间，而印度的可持续发展可能由于萧条的国内农村市场的而受到阻碍，其发展进程很可能比中国更具排斥性。 

（二）体制因素：鼓励变革还是限制变革 

中印两国的发展轨迹显然都是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几点解释。在此，我想强调某些特定的制度和政策因素的重要性；特别要指出，在 1978年之前，在许多重要方面，两个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基于不同的结构性基础，这其中农业部门的角色是关键所在；两者在制度、增长和分配方面的鲜明对比在这里得到了凸显。印度的制度框架是印度的环境刚性（contextual rigidity）和发展羁绊，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状况能把制度框架变成首要目标变量--用工具进行重塑，优化其加速增长进程的功能。这种维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统一思想，它在中国贯穿了1949以来的整个时期。 

本文中"制度"这一术语具有极广泛含义，它涵盖个人、公共、商业领域，包括价值观、信任、信仰体系；是得到广泛认同和传播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规范和观念；是引导行为的规范；是融于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中的活的文化；是公民的法典，惩戒体系，宗教规范；以及融于林林总总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和关系网络，比如：家族、婚姻、家庭、社区、集体、公司、职业阶层和种姓选团体、邻里、民族和宗教组织、民族、全球性或国际性伦理，也就是地方、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②这些制度的维度，通常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交易以及社会安排发挥巩固和稳定的作用，它们是聚合个体的粘合剂，为社会的动态演变提供参数，通常它们有高度的路径依赖，象粘土一样致密地胶合着，成为具有高度惯性的整个系统的坠物。它们没有突兀的变化，其连续性被镌刻在了进化的轨道中，渐进的趋势取代了革命的突破。或许就是制度继承性的累积力量，在数个世纪的打造和复制下，激发了这样一种对印度增长率或者说对印度的比喻性的描述：印度就象一只记忆冗长、行动迟缓的庞然巨象。毫无疑问，旧中国也曾激发过同样的联想。但是，中国革命打破了沿袭的封建模式，并强力建设了一个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制度架构。 

在印度，制度框架是政策制定的大环境和限制的体现；相比之下，在中国，制度框架本身是一个优先的目标变量，是政策的客体。在印度，制度框架的构建是基于一个一成不变的、顽固的环境，同时它成为发展的束缚。它是变革的主语，但是这种变革是一种不情愿的、缓慢的进化。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的制度构架没有造成环境约束，而是成为了政策左右下、服务于发展战略的催化工具。传统的制度构架被一扫而去，新的制度在极短暂的时间内被设计和建造完成，随即又被更新的、更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的制度模式所代替。对此小岛（Kojima，1982）敏锐地描述道：中国人不懈地追求能够寻求、释放并探索潜在的积累和增长资源的体制，完全无视时代意识形态的修辞。这种持续的努力来源于对物质进步和增强国力的基本共识和动力。 

（三）解决李嘉图式限制：土地改革进程的对比 

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窦普（Dobb，1951）和卡勒克（Kaleki，1964/1976）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指出，需要解决李嘉图式的限制，否则印度经济会受到阻碍，进行一场兼顾公正和高效的土地改革是首要任务。但是这个问题最后却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曾经进行过旷日持久的农业改革。独立之前就曾经政策不明地削减过旧领主和地主的土地和势力。①这一过程在北部印度达到了顶峰，《柴名达尔取消法案》（Zamindari Abolition Act）确定了领主和地主属下、从事耕种劳作的、主要的高级佃户的所有权。国大党是这些受益人强有力的代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合作为方向的、进一步的再分配改革和激进的土地改革失去了动力。这之后的几次土地改革着力于巩固所有权，以及西孟加拉佃户的登记权。在复杂而封闭的土地市场中，通过对土地所有权进一步分配，大部分土地改革流产了，农业结构显示出分崩离析的严重迹象，结果是出现了地方性的地荒，土地所有边缘化、破碎化、没有经济效益可言，以及大量生活在基本生存水平线下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区区商业化农业没有任何能力创造就业机会，普遍立足于生产的战略从结构上触及不到农村的贫困人口。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第一部重要的土地法案制定的一个多世纪以后，解决结构问题应该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程度，几乎没有迹象可以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发生逆转。如果印度土地改革进程更加深入，如果土地改革能够与新的发展进程同步，印度的经济故事在一些关键方面很可能会全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所有东亚成功的案例中，深刻而平等的土地改革都是先决条件。② 

中国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例。从最初同样分散而艰难的农业结构（Riskin，1975），通过以生机勃勃、立足发展、提倡平等的人民公社代替低效、不平等的封建土地制度，中国的发展战略有效地克服了李嘉图式的限制。土地改革带来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把使中国胜过、超出了裹足不前的印度。中国1949- 52年初步的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遗留下了财产不均，这个问题在后来通过建立初级以及高级的生产合作社得到了讨论，并在1958年9月覆盖了98%的中国乡村第一次大规模人民公社运动中达到了顶峰。这个变革的最后一个阶段持续了不到三年（Selden，1979：79，图6）。从1962年到集体化解体，经过重组的小型三级公社制度成为了农村体制的模式。这些人民公社的结构特征经过了广泛的剖析，它的制度特征为全民动员转型模式、劳动力积累计划、农村工业化、按照传统路径进城打工的农民、开发经济深度和广度、以及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教育和食品安全的社会全面保障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同样极端严峻。政府不动声色地在试点地区借助各种契约体系尝试打破集体化的模型：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目的在于采用一种更好的配置在全国范围内代替人民公社。决策一出，体制急速转型。1978年的时候，公社制度基本上还完好如初。到了1980年1月，只有0.02%的计算单位 --也就是说几乎为零--实行了包产到户合同，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家庭生产责任制体系。到了1980年底，这个比例只有5%，但到了1981年10月，数字上升到了38%，而1982年12月，比例达到70%，而还有22%在进行另外两种改革体系的实验。在如此之大的中国，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空间里，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革命性的集体化改革实际上就回复到了农民持股状态。 

人民公社被清扫而去，分地到户成了保险栓和缓震器，预防了新战略的左右摇摆；而失去了来自繁荣的公社和社队企业的劳动机会和经济剩余，农民们又成了保险栓的依赖者。二次土地改革的资产负债表十分复杂，它再次展示了这个体系重塑其根本制度来适应任何发展战略定位需要的能力。这与印度的局面形成了天壤之别。 

（四）中国集体劳动积累对印度农村公共工程 

仔细观察1962年至1978年高度集体主义时期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是十分有益的。①毛泽东有他特有的思想智慧，他提出了劳动积累的概念，来对应资本积累。主要来说，他提出在一个人口众多的贫穷的农业经济体中，通过以农民劳动力向积累项目投资的形式--劳动力积累（LA），可以建立与土地相关的农村基础设施。中国掀起了劳动浪潮，形成了农村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就在这个时期，众所周知，依据国家政策，跨部门的资源流动对农业部门进行倾斜，这种劳动积累就对中国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供求两面都产生了刺激，因而触发了公社内部的强劲增长过程。② 

农村发展的另一个引擎是公社内部的工业化。这也动用了集体内部的剩余劳动力，并且产生了大量财政盈余，被用于四种主要用途：集体内非农业活动组合进一步多元化；农业发展项目；为集体成员提供社会消费基础以及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的能力。虽然农民在农村非农业活动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且艰苦的体力劳动进入到劳动积累中，但是严格以工资等级按工分领取报酬，而工资等级则和集体农民家庭消费的平均水平相挂钩。其结果是农村非农业（RNF）企业所创造的财政盈余自动积累起来，而且不断地乘上创造了地区平等增长的动态增加值。 

很多人天真地将劳动积累计划作为一个强迫且无偿劳动的例子来加以批评。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一旦项目完成之后收益流就开始出现，则在每一年里，家庭对有收益项目的劳动投资都会获得回报，而且这些收益会在所有共同拥有这一项目的成员范围内积累起来。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空白领域，尽管无可否认在许多有问题的计划上面浪费了一些精力，但是在这段时期中，每位严谨的学者或是中国农村田野观察家们都会注意到全国范围内的复兴型运作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它催化并开启了农村发展过程。从农户的立场来看，这份附加工作所带来的额外收入不仅来自于劳动积累计划本身，也源于这一计划所促成的农村工业化的间接回报。当工业化促进了总的生产率时，工业化进程就开始了。而且，由于收益是被共同分享的，所以劳动替代也不再是问题。正如我们曾提到过，尽管在微观级别的合作社单位中存在着周密且符合当时发展阶段的经济逻辑的合作支付系统，但是转型的群众动员模式基本上是被思想的热情和献身精神所鼓舞的。由于这个过程基本上是由地方自筹资金，因此可以避免政府在投资之前进行节流约束。上述特性使得这个过程既可以持续较长一段时期，又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制。 

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不平等的农业结构中，国家退出和单纯开放市场信号会引发这样大规模的农村投资和转型。事实上，这正是南非经历的惨痛经验。在印度，目前针对所谓的接受全民就业保障计划的财政约束所进行的讨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一计划必须预先提供资金，而政府从未真正如此严格地考察过他们的生产率。即使这一计划所创建的基础设施是有收益的，但是政府不能得到资源集合网中增加的那部分收益。由于融资障碍的确存在，因此就不存在一种将回收的收益用于过去劳务的支付、将回收的投资用于未来扩张的自动的内部循环过程。正因如此，当启动这种创造就业的农村公共工程(RPW)计划时，他们需要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 

仔细研究这些计划是如何未能起到反贫困干预的功能也是必要的。由于在实际中存在着评价和批准这种干预措施的基本盲点，所以这导致了对发展效果的严重误解。农村公共工程(RPWs)想要提升农业生产率并产生乘数效应。在这些工程的建设时期，尤其是在运行阶段，这些工程的大部分都被当地非目标集团和地主集团所限制了。 

在适用于这些计划的评价方法中，目标效率的评价标准与项目建设阶段目标集团受益人的百分比有关，因此这会忽略了该计划在未来几年中为目标集团所带来的直接效益流的影响模式。一项关于孟加拉国的研究数据①使我们深入了解到，这种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为农村贫困人口所进行的公共投资的真实受益人的真实性和身份。这些计划的总收益率的底线表明，这些计划产生的总收益的四分之三是作为意外所得从而流向了非目标集团！这一结果很令人吃惊；更何况这些计划是以穷人的名义推行的。 

这些计划为穷人所累积实现的工资福利还远远不够：甚至对于那些能够参与其中的家庭来说，这些福利也只是零散的、变动的、暂时的收入来源。但是，包含了支付给非目标集团的收益的总收益流却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在这些计划富有成效的时候。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得贫困人口不受限于断断续续的收入流，反而能够利用包含着更巨额收益的大的资金池呢？按照现在的情况看，那些受雇于这类计划的贫困人口已处于不利地位。在这些计划中，从事辛苦的体力劳动所获得的每日收益要比为赚取这些收益所耗费的能量还要更低，可能大约低至一半左右。这一结果还表明，即使假定在印度农村地区的法定最低工资的基础上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一般的农业劳动家庭仍然不能够达到与贫困线相当的收入水平（Kannan， 2005： 2-3）。 

很清楚地，我们需要新式的合同制度。通过这些新的合同形式，那些受雇并创造了这些公共资产的贫困人口也能够索要某一类别的所有权或者租赁权，从而使得他们对这些基础设施所产生的附加值中的非工资部分拥有正当的权利。这样的制度安排必须有直接和间接的金融工具与策略作为补充。这类工具与策略通过当地的或者更加间接的较高层的财政循环，从已获取额外收益地主或其他集团那里征集费用。因此，这就需要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实行新式合同。现有的制度安排导致了低数量、低品质的资产，但它对各方都是有利的：获得知名度的政治家、从低品质的建设中获利的承包商、公务员、不劳而获的地主，以及至少从中获得一点微薄收益的穷人。项目计划的质量和长期持续并没有严重影响到各个利益相关方，而这在当时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权宜之计下的项目计划吞噬掉资源。但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②（相关部门）会有定期的关于在农村公共工程(RPW)计划实施过程中地方腐败的报告。而最近批准通过的《印度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NREGA) 质疑：究竟这些旨在减少贫困人口的农村就业干预（政策）是计划还是骗局？这一点在报告中也有涉及到。③ 

（五）生产力与就业的权衡 

下面将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在中国农村是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了这对让人烦恼而又无处不在的取舍关系，而在印度农村对这一问题的权衡却遭遇了失败。 

技术变革引起劳动替代从而生产力增强的情况证明了土地所有权的集体体制安排的力量。它可以在从整地到播种、灌溉、收割和脱粒等劳动密集型生产中采取机械化的形式。在印度，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了劳动力替代，而且下岗工人失去了工资收入。而在中国，所有工人共同分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并且这些工人现在能够将释放出来的一部分时间用在其他的生产、闲暇或活动中。因此，尽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严重的剩余劳动力问题，但是中国在采用广泛的农业机械化的同时，还强调劳动力累积工程。在中国的集体制中，机械化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差距并不相关。但是由于在印度出现了被替代的农业劳动力遭受收入损失的情况，因此印度机械化的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农村民营工厂是说明体制变革重要性奠定了中国农村现代化基础的另一个有力证据(塞思（Saith），1987， 1996)。在人民公社形成时期，零散的传统低生产率和低技术的农村手工业和制造业都集中于联营体制下，并作为合作社企业而得以合理化和现代化。在毫无竞争力的农村手工业部门中，以手工业为生计的贫困人口不存在任何的风险，因为在必要的情况下被替代的劳动力可能会进入到其他农业部门。无论如何，农村需求的增加限制了对这种重新布局的需求。而且这些企业都设在公社内，由农民而非富裕的地主所有。因此，在这些农村手工业工厂中，工艺流程、产品升级以及使用机械化实现劳动替代的现代化都能够实现，并且同时不会出现农村手工业者迫于贫困而迁移的典型流动。一面是通过劳动替代而实现的较高的生产率，一面是创造就业和分配的结果，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体系所特有的。而改变了博弈性质的制度变革预先化解了这对矛盾。 

成功的劳动积累过程的前向与后向联系促进了这些农村工业企业，而这本身就构成了农村投资和增长的动力。它类似于一种农业内部部门的刘易斯积累过程的工作方式，也类似于在人民公社的集体主义体制框架中的增长过程。在集体所有的农村工厂中工作的农民赚工分，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农业小队时，他们按照以大约相当于一个农民平均分配到的收入的兑换比率将工分兑换成现金。农场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仍然由企业维持着，然后企业根据一个议定的方案，将一个相当大的部分重新用于农业投资。与从合作社中的非农部门所赚取收入相比，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更加密切相关。在那些非农企业繁荣的地区，合作社成为强大的农村积累的内部代理人。而在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包括在印度农村，明显缺乏这样的合作社。 

1978年在上海郊区城东人民公社进行的田野调查提供了一例模型动态变化力量的微观示范。在它的总收入中，有四分之三强来自于生产队一级以上，将近公社一级的一半；它的总积累中，83%来源于生产队一级以上，超过公社一级的一半；在生产队一级，净收入的12%用于积累，但是在公社一级，净收入的50%用于积累。随着增长和发展，更高级别的份额稳定地增加(Griffin and Saith， 1981： 75-7； Tables 5.1-3)。公社很像一个现代的小规模工业区，但它由农民所有，因此也负责将盈余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投资，回流到农业、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中去。这就是强大的人民公社的典型，基本上它的优势在于它处于一个工农业发达地区的有利位置。正是像城东这样的公社最早反对1978年的第二次土地改革。 

与此相反，在印度，农村的工匠和手工业无法与现代制造业持续竞争下去，不断遭受着连续的侵蚀。几十年来，印度农村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只有小范围的非贸易商品和服务幸存下来。通过农村的生产活动所获得的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稳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其他形式的劳动和为贫困所迫而参与的非技术类的自营职业活动。即使当农业企业有利润时，他们也不会将盈余重新投资于农村发展、减少贫困中，或者用在农业部门的基础设施和长期积累中去。企业的所有者愿意将盈余投资于城市贸易和房地产中，这就导致了农村部门更加萎缩，并因此加剧了人口迁移的压力。① 

（六）克服信息二分法 

文化同质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以及权力的普遍接受性的战略价值一起，在经济及其制度的重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政府利用产生于农村的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来解决信息二分法的现象。在这个二分法中，中央的计划者和领导人对发展目标以及各目标之间的权衡有很好的整体认识，而零散的地方单位在分散的微观层面仍然保持其适宜性、适用性以及成本和约束的下游认识。然后，包含了必要的地区差异性的国家政策可以通过反复的信息流动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中央和人民公社之间的配合--这构成了最低等级的政府--以及在合作社层面上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中的公社领导者和农户之间的配合，政策才得以迅速地制定、重新定位或者微调。这两个例子都能够说明在中国农村是如何绕开制度二分法的：一个是与新技术的产生和传播有关，另一个是设计适当的体制变革。 

尽管可以将大部分现状都理解为上百年来中国和印度农业技术不变的本质，但是在1950年之后的一段小的时间跨度内这种状况发生了剧变。尽管绿色革命为更多的地主阶级引进了新技术交易，但是印度的农民阶级并不是主要行动者或主要受益人。它的扩散过程是断断续续而又毫不普及的。这与中国的情况形成对照。在中国，可以利用具体的体制特征来实现在更大规模上快速而高水平地传播与采用新技术。美国代表团在其1977年为研究农业技术和农村产业而访问中国农村 (ARSID， 1977)时所做的报告认为，中国农村处处存在着价格竞争，从而确定出了最适合当地条件的水稻种植和收割技术。这鼓励了局部的、地区的乃至全国范围的创新。在经过广泛的科学评估之后这些设计被精心挑选出来，然后通过以快速的信息双向流、问答双向流以及指导和行动双向流为特点的金字塔型的政府结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传播。 

其次，在一般情况下运用制度实验。是应该根据家庭规模和结构还是应该根据所赚取到的工分来分配粮食？什么才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家庭自留地分配使用的最优政策？应如何改革工分制度？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什么样的土地占有和合同制度才是最优的？哪种参数适用于地方一级的人口控制政策？各单位应如何参与到劳动力积累也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发展的过程中？或许，对此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民公社倒闭之后开始迅速传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干到户。 

因此，制度框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不仅应用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或者创新的传播，还应用于体制框架本身的试验与重新制定。在社会主义框架内，这种制度弹性确保了快速增长的需求结构方面的功能。而且，与印度农村中粘性的、停滞的制度结构进行对比，差距是很大的。唯一有意义的试验是印度村务委员会，而且这种"地方"农村政府的形式只不过是试图表示与重现那种不平等的继承式的、等级式的所有权和权力结构。当然，印度盛产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和活动家发展组织，并且拥有巨大的累积经验，其中包括若干"良好惯例"干预的潜在名单在内。然而，在向地区一级升级或传播的第一道关卡中，这些就都趋于失败了，更不必说上升到国家一级了。同时，在农业计划中，尤其是在减少贫困计划中，国家援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地方政府来表现的。而我们可以预料，地方精英或多或少地控制了这一过程和结果。 

（七）转型的群众动员模式 

在印中合作的初期，应在1955年访问印度的孙中山夫人的邀请，一个高级别的印度代表团在次年访问中国（和日本），来研究处于发展阶段的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并带回了适用于印度农村情况的可转移的经验。随后的报告（印度政府，1956）见证了中国农村集体能量的大爆发： 

中国在农业合作社的形成中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震惊了中国内外的所有人。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习惯于个人耕作的印度访问团而言，中国的成功并不只是一个奇迹。很自然的，每个人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这些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印度政府，1956：86） 

珀金斯(1980： 127)正确强调了以集体制转型为基础的劳动的作用： 

与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相比（如印度），中国的城乡人口全年都在辛苦工作。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生产率非常低的工作。比如，那些从附近的山坡上取土来建水坝或增加一小块耕地面积的农民正在用辛勤的劳动来换取仅仅为数不多的农作物产量的增加。有人怀疑，如果这些农民不必做这些，他们会选择闲暇。不管他们是否自愿，中国已经从劳动力资源中成功调动了数十亿劳动力的日工作量，而这些劳动力资源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仍然处于闲置状态。 

但是如何实现这样的群众动员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答案就是"释放群众的热情"。在这种转型中，反社会主义者常常会完全地驳回（或者质询）任何自愿主义的断言。那么，看一看同一时期来访的印度官僚和政治家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将会是很有意思的： 

胁迫是对热情的否定。我们无法从一个被强迫加入合作社的人那里看到热情的能量迸发出来。在他们中我们注意到一股伟大的爱国热情，他使我们想起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的人民所怀有的爱国心。而对中国农民而言，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只是生产者合作社的一个方面。不断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加入合作社是为了努力工作，从而实现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印度政府，1956：95） 

在群众动员模式中，一个关键的作用机制就是响应党发起的号召的运动。这种运动可能是针对革命敌人的政治行动，可能是一场在文化领域或者经济领域改善团体行为的一次干预，又或者是一场催化特定的投资、发展和环境变化的形式的行动。①通常而言，政府都会树立起一个成功的榜样用于模仿。以大寨大队的发展为例。在大寨，纯粹的农民劳动用来对抗极端的自然条件差异，从而显示出社会主义即使在面临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条件下仍有能力去影响和获取自己的未来。其他强有力的运动包括在合作社框架下五个小的农村工业的发展，而另一个运动是20世纪五十年代的针对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的除四害运动。大量劳动得到热烈地调动并消耗掉。这些榜样在成功时是了不起的；而当他们失败时，其复制的规模也令人震惊。后者在农村麻雀消失的例子中得以体现。并且，人们随后发现麻雀成为保护作物不受各种害虫侵害的关键。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严重污染当地水资源的农村小规模化工厂和化肥厂。然而，这些问题仍然是作为例外而非惯例的，并且就像这些问题当初出现时那样，它们尽可能地得到承认和处理。 

几个潜在而活跃的因素共同构成了成功利用转型的群众动员模式的前提。第一，在近乎全国范围内存在文化同质性；第二，群众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感和认同感；第三，群众呼吁国家干预一些主要的农村政策，诸如土地改革、农村工业以及农村社会-经济保障政策；第四，具有支持信息双向流的有效率的组织结构；第五，用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指挥结构；第六，利用农村群众的思想动机；最后，成功本身就是维持过程的润滑剂--经济成就的收益广泛分享并且大多数人都能够感受到，因此看起来努力工作是正确且值得的。 

1975年冬季的海城地震为群众动员力量的能力作了精彩的例证。中国官员下令对所有的1，000，000人口进行疏散，并挽救了本应在之后的2月4日又爆发的7.3级大地震中丧失的大约几万个生命。中国是如何准确预测的？这一预测是根据对大量来自于公众的报告和反馈形式的信息所做的辛苦而又系统的整理，而这些报告和反馈资料汇报了许多奇怪事件，比如海拔突然变化，地下水位令人费解的变化，动物的奇特行为，等等。将这些资料与地震活动结合在一起，便实现了对这次地震的预测。在当时，这被誉为展示人民力量从而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不可思议高度的高峰的一个实例。然而，在1976年6月28日发生在与海城规模相当的毁灭性的7.6级唐山大地震却未能得到预测，有超过250，000人死亡。因此，参与预测方法的能力被削弱了。然而，群众动员能力、准备程度和人民意愿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展示。 

（八）劳动的尊严：旧与新 

毛泽东的集体主义学说也强调，尽管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社会主义盈余的提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是经济发展的需求首先直接反映在农民的生活水平上。为了攻击旧有的剥削与异化形式，社会中存在着一股持续的动力，从而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工作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认同感和尊严。海报宣传、电影、音乐、戏剧等都塑造了一种社会主义劳动尊严的新文化：社会主义的工人和农民是革命英雄；人民解放军战士们也耕地。在合作社中任何劳动在本质上都不会被看作是低贱的。过去由妇女"包办"的处理每日粪便垃圾的负担现在越来越多地由家庭中的男性来分担。城镇附近的生产队通过收购合同从城市设施中收集粪便，并将它运回农村作为肥料来处理。印度和印度人也同样重视劳动的尊严，但是有一点不同：即尊严作为某些人的特权而获得并保持着，但原始劳动作为一种义务却注定要由一部分人向另外一部分人提供。 

（九）结构上的效果 

在发展的最初几十年，两国都在发展战略中借鉴了一种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垂滴过程，农村小规模的经济领域的作用在于填补由资本密集型工业化进程所预期出现的就业差距。这一战略在中国农村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在印度却未成功。 

大多数印度的经济观察家都对所谓的总增长率的趋同所迷惑，反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困境。无论是积极的结构变化、创造就业、产出增长、投入要素的使用和生产率等指标，还是出口和投资，几乎在各个方面，农业部门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所达到的水平。在1996-1997年和2003-2004年之间，印度粮食产量增长率很糟糕地下降到每年0.6%，而对于谷物实际每年下降0.1%。在1984-1985年和1995-1996年的十年间，净国内农产品增长率的趋势是3.62%；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非农业的增长率达到高峰，而农业增长率却下降到1.85%；同样在这一时期内，多达十五个州出现了年增长率在2%以下的记录。按实际值计算的农村资本投资也下降了。农村就业情况变坏。官方统计的农村收入贫困率下降，但除了一个不完善的贫困线方法之外，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其可信性。随着公司、跨国公司和金融企业进入到农村市场，飞地中的农业出现了商业化和资本化的迹象。虽然这些企业对公司股东而言可能是有盈利的，但是农村民众却从中得不到任何收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出现了一些增长，但这些也都是资本家的获利范围。鉴于最近商品作物贸易的下降、进口增加以及来自于重补贴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竞争，这种前景发人深省。由于缺乏选择，农村的贫困正越来越多地向城市部门输出。一些严谨的印度观察家提出了国家农业危机的说法。而在过去十年内，全国（包括全国最富裕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旁遮普Punjab）有超过100，000农民自杀就是证明。很明显，农业部门没有能力作为农村民众剩余劳动力就业或谋生的来源。 

这种现象令人十分担忧，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非农经济的高增长率正在转变成为显著提高的劳动力吸收能力。这里的高增长率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制造业的就业机会。毫无疑问，服务业繁荣了，但这种繁荣更多的是产出方面，而非就业。相对于动态高生产率的工作，我们还不清楚在服务业部门中，穷人迫于贫困和生存而努力拼搏的工作占有多大的比例。信息技术的繁荣并未给穷人带来就业，除非是通过有限的间接影响。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停顿下来。农村土地所有权进一步细分的必然过程表明，只有一小部分农户拥有足够多的土地，从而能够仅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着相当于贫困线水平的收入。这表明，传统的再分配土地的改革作为一种通用解决方法，其可发挥的政策空间有限。而实际上农村人口的土地权利还受到很多威胁，例如非农经济活动扩张，城市化，以及原先共同持有的财产和环境资源事实上的和正式的私有化。随着私有化的进行，提高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法案加重了生存负担。平均来说，印度的农业绩效不佳；当农村两极分化已被列入为重要因素时，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甚至比一般水平还要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演说和政策看起来都已经转向次一级别的财政再分配机制。 

中国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照。非农部门较高的增长率是以包含中小企业(SMEs)在内的制造业为基础的，而制造业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而在中国出现的一股强大的建设高潮也有力地创造出就业。等式的一边是农业部门，它继承了平均主义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改革。它在生计方面提供了社会-经济的缓冲。当然，区域和下一级地区的情况各不相同，而且，尽管中国的农业和农民一直以来都远远落后于中国爆发式增长的城市受益者，但是中国整体的农业部门情况与印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确，根据最新的农村收入的调查数据，目前有人推测，中国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在接近刘易斯拐点。在经历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时期之后，最近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农村收入差距变小，这主要是因为工资收入差距减小，收到转移收入（主要是移民汇款）以及逐步增加的财政转移支付（意味着国家政策的作用）(Khan， 2005)。中国农村确实需要中国政府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内采取有效而迅速的行动；然而中国农村的发展是非常杰出而成功的。这与印度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经验没有太多相似之处。 

五、印度正在赶超吗？ 

在过去的十年间，印度经济公布的高增长率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正在赶超中国吗？很多印度人都在谈论这一话题，但这仅仅是表达正在涌现的新贵的好时光的一种不成熟的必胜心态吗？虽然在增长率方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但是这一比较还有其他相关方面。 

（一）保留分歧 

在一些关键领域，印中之间存在着保留差距的迹象。在农业、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等方面印度继续大幅落后。尽管有更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服务业赶超的程度要高于而印度在制造业领域的进展，但是作为增长动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两国经济中维持着其各自的相对比例。大体来说，饥饿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褪色的记忆，但在印度饥饿仍然是许多人每天要面对的现实。中国自由的民主政治的缺失仍然没有改变；而一直是中上层阶级王牌的富人版印度议会民主也仍然保留着。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自由的政治权利；而印度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新自由主义道路也都没能在物质和人的发展方面造福群众。在这方面两国都没有明显的渗透融合。 

（二）一些相似性 

那么，是否有积极趋同的迹象呢？尽管变革的速度的确变得接近了，但是对中国而言，其发展水平仍然较高。这意味着，就所实现的成就的绝对水平而言，印度几乎不可能赶上或者超过中国，除非假定中国处于凯恩斯长周期中，而那时我们都已不在世上了。尽管印度的人均GDP增长率计划在2020-2025年超过中国，但是在2050年印度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中国人均收入的55%(Goldman Sachs， 2003)。 

由于较年轻的印度人口带来了人口抚养比下降的事实，因此所谓的人口红利得以反复强调。这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相反。然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较多的人口是经济的机会还是负担，这决定性的取决于人口的质量，以及经济体系是否有能力为新进入的劳动力实现就业匹配。由于持续的低收入、个人发展的低水平，以及低素质和低技能，印度很容易在需求和供给方面都遭遇到这些人口发展趋势的负面效应，除非正在进行中的过程和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逆转。这就破坏了这种作为趋同机制的假定的人口红利的潜在力量和自动性。 

当然，在某些方面必然会出现相似之处，例如识字率和教育，这是因为未来两国将在小学和中学教育实现最大程度的覆盖。但是即使在教育方面，以每个学生的素质或者资源作为重点的其他指标可能会无法趋同。同样，由于报酬递减规定：每多生活一年，就要付出更多且花费更多。但与此同时，卫生保健的质量可能会继续保持偏离的趋势并越来越大，到时候中国政府最终会愿意承担建立普遍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医疗保险制度的责任。但是，也有迹象表明一些印度的传统优势可能开始丧失了。现在的中国教育十分重视语言，印度所享有的英语优势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了。印度在信息技术领域还能保持多久的先发优势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大多数印度比中国有优势的领域，中国现在甚至做得更好了，因此很可能会继续存在差异而非积极的趋同。 

（三）许多"不合理的趋同" 

"不合理的趋同"是指两国经济和社会互相效仿彼此的一些负面特征。的确，存在着源源不断的大量有力证据来证明这种不合理的趋同，主要是中国开始表现出一些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治理方面的负面特征。很明显的，这种现象十分广泛：妇女的地位，包括强烈的性别劣势、色情和可怕的出生性别比的倒退；环境状况；贪污盛行；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而加以征收的无力负担的使用费使得广大的农村人口越来越不能享受到医疗和教育，由此引起地方性的农村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膨胀；在两个国家中都出现了不平等加剧现象，而中国的情形则更快地恶化，并且也许会在某些不好的方面超过印度。那些把保留民主制度和价值观作为印度经济状况更加恶化的理由、借口或者托辞的人们需要注意到，国家公共生活质量在持续地消耗退化，尤其包括明目张胆的腐败渗透，犯罪，以及进入政治体的地方自治主义。在这些不合理的地方，两国的确正在趋近。而且很难说是否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观的损失要比印度民主的、"有社会主义特点的"准则和行为方式的损失更大、更具破坏性。在两国的体系中，公共利益已被彻底私有化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我们过度关注于错误的竞赛？ 

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的成就已经被农村人口的社会-经济脆弱性的急剧上升所削弱，这主要是因为这群人不能支付起日益昂贵的医疗和教育系统。可以这样说，改革后的教育政策造成了明显的教育和社会排斥，并导致童工广泛出现。因此，这为中国贫穷的、未受教育的人群所构成的新的下层社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医疗政策的趋势也同样是倒退的。尽管中国人与健康相关的指标水平仍然遥遥领先于印度，但是令人苦恼的是，绝大多数的人口享有的医疗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出现了收缩的迹象。从一个几乎普遍覆盖的系统中可以看到，尽管存在不同的医疗质量水平，但是医疗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呈现出萎缩趋势。2003年的第三次全国医疗服务调查显示： 

在中国，本应就医的公民中有49%没有就医，高于1993年的36%；大约44%的住院病人大多数由于支付不起医疗费用而在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出院；75%的农民出于经济原因在本应住院的情况下没有住院治疗，高于1993年的64%；33%的农民因为将康状况不佳而贫穷，高于1993年的22% (Chen and Shiva Kumar 2007：164)。 

尽管中印两国的总体的性别比例比较接近，处于每1000名男性中有930-945名女性的一个不甚乐观的区间内，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在出生性别比方面出现了新的趋势和水平。两国都出现了可鄙的结果，这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印度重男轻女的偏见仍然存活，即使很多疑似是女婴的胎儿实际上并不是；在中国，获得革命成果的一代在性别领域不经意间彻底转变了，倒退回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在家庭中占主导的时代，强烈偏好男孩，认为男性作为户主是应该的。在这里，不合理的趋同是惨痛的，并且迅速地出现。在中国，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农村的贫困与排斥、农业女性化和男权增加也许解释了在中国农村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以及农民自杀现象，这一现象与最近在印度农村出现的尚未平息的农民自杀风波形成明显的共鸣。 

集中体现于高层次腐败的治理问题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透明的国际清廉指数表明中国和印度正在恶化的状况。尽管印度在这方面一直都表现不好，但是中国很快就后来居上了。印度的政党、司法、警察、议会和立法机构在国际清廉指数中得分最差；这一指标不仅仅考察民主是否在形式上存在，而是更加注重民主的质量。在中国，大公司进入共产党上层并介入各级政府的领导层，这也许消除了商人为影响政治家的决策而进行行贿的需要；这种讨好党和商业的趋势为嵌入政府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欧威尔的《动物农场》中的情景必然会浮现在读者脑海中(Orwell， 1945)。 

最后是不平等。不平等性曾经在印度偏高而在中国曾经相当低，而现在不平等在中国急速飙升，并且在某些方面似乎已经超过了印度。①例如，在1992-2002年的十年间，40%的下层民众占有21%的收入，而20%的上流社会占有42%的收入。中国在1993-2003年的十年间的对应的份额分别为14%和52%。两国的高层不平等是极端并引起公愤的，而且在任何有关激励投资和增长的假定功能方面也没有丝毫合理性。这些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是与在中国农村和城市中涌现出对新的劳动工艺流程的相同的排斥相匹配的。在经济特区的移民和工人中，在其它类型的劳动力中（包括童工），以及在工作年限的延伸到超越之前的退休标准的老年阶段的例子中，这些情况是很突出的。 

在地区不平等方面，改革之后中国的趋势也突然向更坏的方向转化。中国一贯表现出由结构的和土地的特点造成的地区之间、省份之间的差异性的特征。在20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城市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降低，这体现了支持内陆省份的工业布局政策。自从1978年以来，在地区差异方面，城乡不平等明显变大了(塞思（Saith），1993： Table 1)。自改革开始，所有证据都表明地区不平等的程度在极度加剧。这部分是由于教育差距的累积效应，部分是由于农村工业化的长期不平衡的影响（农村工业化偏爱具有较好的先决条件和较佳的地理位置的地区）；但主要还是由沿海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过度集中造成的。印度在改革开始之后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先进和落后联邦之间的鸿沟扩大的相似迹象。 

在趋同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结论是能够得到认可的：存在一些正面趋同的证据，主要表现在印度增长率已经上升到接近中国的水平。然而，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差距，而且即使这种差距将会缩短，但是仍然会保留一定的差距，从而区分了总的绝对发展水平的大部分相关指标。另一方面，存在极度的不合理的趋同，即伴随增长而产生的消极方面。比如中国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印度所独有的不好的社会-经济特征，又比如在不平等性、排斥、性别歧视、环境压力以及政府赤字等恶化加剧。 

六、竞争的重要意义 

（一）印度的民主政治：赢得多少欢呼声？ 

那么，印度最有价值的经验是什么呢？是它特有的杰出特征，还是他的民主政治？印度的民主政治是制约了印度的发展呢？还是它仅仅成为在这场竞赛中落后于中国的一个不变的托辞和方便的借口？来看看斯瓦米(1973： 1)是如何提出这一难题的。 

在中印比较的背景下......如果最终证实总过得增长率仅比印度高0.5个百分点，那么我们会问：这半个百分点值得中国付出的大量社会人力与物力的成本吗？或者说，如果最终是印度比中国高出半个百分点，那么这值得印度以可能出现的严重的不平等性为代价吗？ 

尽管斯瓦米承认，他"无法对该问题作出确定的回答"，但是对印度改革及其成果的一种普遍被接受的狂热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民主的确使我们的发展减速......但是，如果它成为一种权衡，我认为在印度没有人会为了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而放弃民主政治。我们等了3000年才等到这个消除了贫困的时代，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愿意再等20年，用民主来实现这一目标"(Das， 2007)。 

这种论调使得这一议题变得不重要了；我们不能天真地将民主定义为一个能够与GDP的增长率在数轴上进行对照的简单变量。有些人可能会赞成这样的民主：它确实在半个世纪内真正履行了宪法的指导原则；穷人和被排斥群体可能将它视为一场定期演出，其中充满着他们为了表现生活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而发出的呐喊和愤怒；因此，在印度选举中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抛出所谓的 "任职因素"，这表明全体选民的永久选举权存在更加象征性的而非真实的选择权利。 

将民主看作经济增长的积极促成力量的思想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了。尽管在与社会主义中国竞争的背景下最初的宣传和预期是乐观的，但是早期得到的发展经验是发人深省的。它导致了一个平静的拐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有各种形式的假说来论证以较慢增长为代价来换取民主的实现。①接下来，这种公认的（或者说是"老的"）观点（即民主和发展之间权衡）在解释近来印度增长速度加快的问题上遭遇到困难：毕竟，在印度的增长加快之前，印度一直以来都是民主的、有"印度特征的"，而且这与"印度的"增长速度的概念或者其他消极的取舍不相符。毫不奇怪，这一切引起了另一场有关民主与发展的简化理论的大转变。②这一"新的"积极协同的关系也为近来由全球性咨询公司与国际发展机构所作出的乐观预测打下基础。这些预测显示，印度很快就会有比中国更好的经济表现。为了体现这一结构，它强调了由来已久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三位一体，也强调了其优越的公司治理和包括证券交易所在内的金融管理。③然而，仍然存在严肃的方法论和经验方面的原因，从而令我们对这些简化了的、常常重复的"假说"持很大的怀疑。 

这里所论证的不作为的观点绝不是要容忍管制和极权主义，而是认为民主不应仅仅是那些肥胖的印度精英阶层的权利，社会要求对全体公民再多一些民主。实际上印度民众既没有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也没有享有民主政治所带来的权利，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不管是对近来的经济运行，还是对印度一贯的民主政治的优点，其必胜心态的表现主要来自于新兴的爱炫耀的跨国集团中的精英阶层；然而，印度其它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是等待且怀有期望的旁观者，他们期待着可得利益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探索者？ 

对这两个伟大文明的发展经验的比较反思不能真的沦落成一个多项选择的资金平衡表，或者被当作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试验证据。在对经济竞赛的数字的全面关注中，我们忽视了社会动力庞大而复杂的进化过程的更深层次的含意和线索，也忽略了作为变革的催化剂的印度民主政治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 

在度过了漫长的封建时代和殖民时代之后，两国都在同一历史时刻打破了这些束缚。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仍脱离于世界体系，但是它们都采用了自主而非闭关自守的、有计划的策略来实现快速、平等的发展，从而克服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社会惰性和经济赤字。用汤因比(Toynbee)的术语可以将这一突破称为挑战- 反应；或者也可以用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来说明这种突破，他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克服历史性落后的变革的推动剂；或者还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方法和生产方式的动力来解释这一突破。尽管每种方法都强调这种变化的非连续性质，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这种变革时机的选择，也没有一种方法能够预测之后的过程以及它的持久或者消散。尽管两国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而这些词汇所蕴含的极大的本质差异部分地被早期印度计划语段中的激进词汇所掩盖，但是他们都是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变化相对立的计划。中国走的是一条精力充沛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印度的道路则可以委婉地说成是 "社会主义的"。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将它形容为"全国革命模式"的变化。印度政府不顾它的有产阶级基础而提出了控制印度经济的制高点，并重新管理由国家领导的、为实现社会目标的发展过程。它的背后隐含着一个符合宪法所渴望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和国家。在两个国家中，这个基于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的现实（在中国）或者概念（在印度）的最初的改革计划仅仅持续了三十年，之后两国就出现了引进资本主义增长的新的改革时代。在现阶段，虽然两国都强调经济现代化，但是存在一种初始社会主义理想的萎缩，而这一初始理想为第一届独立政府提供了社会动力和存在原因。 

现在，尽管两国都重新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但他们并不是充当无用的角色，而是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对立的计划已经走向其反面了。这在两国都引起了对国家领导的非资本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的）干预的历史意义的质疑。可以将其理解为在经济体制和物质消费、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极端不平等方面，对无效率的进化累积所做的全面的、革命性的修正吗？如此看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方面已经明显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大的成功；而且政治民主化的议程主宰着未来。而印度的修正远没有这么剧烈，并且这个新兴的国家和经济仍然保留着它最初想要克服掉的极端不平等和排斥。迄今为止，总体来说中国在政治上的民主体系未能实现经济上的民主效果。凭借着卓越的财政实力、更具文化凝聚力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似乎正处在一个相当良好的环境中，从而使得进一步的社会进步的更正成为可能。而在印度的政治结构中，这种修正通过排斥来强行完成。在印度，新老精英阶层统治国家和社会，而且他们成功阻止了任何重大的重新分配形式的尝试，却没能阻止由恐惧和每几年必须赢得选举的必要性所做的声明。 

在历史性变革的较长范围内，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变和印度的有计划的发展已经成为两国更有效率的资本主义的先锋。正如出现了另一个印度来为自己给养政治民主制度，从而实现包容性的可持续增长和平等；另一个中国期待着为它巨大的经济收益增添有意义的政治权利。（谷晓静 别曼 编译 王新颖 校） 

① 作者简介：阿什瓦尼·塞思（Ashwani Saith），海牙社会学院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教授。编译者：谷晓静，中国能源有限公司翻译，英国西敏大学访问学者。别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校者：王新颖，中央编译局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副编审。 

本文编译自 "China and India：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Differential Performance"，原载《发展与变迁》（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8年第39卷第5期，第723-757页。 

① See， for instance： Goldman Sachs (2003)；Huang (2006)；Huang and Khanna (2003)； Poddar 

and Yi (2007). 

① 当前的民族志显示有4694个社区（辛格， 2000）。2001年，印度语言中的13种语言，每种语言使用人数超过1000万；还有另外29种语言，每种语言使用人数超过100万；另外还有122种语言，每种语言使用人数最少1万。28个省中只有10个省接受印地语作为官方语言。印度大约有10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作为主要语言在使用。 

② 有关的背景分析，见塞斯（1978： Ch. 2）；关于熟练的解构，见阿明（1995）；关于1939年的有力检控，见憍闪毗（1957）。 

① 本节参阅了2002-2005年的各种数据，来源于国家和国际的官方统计资料，包括国家统计局资料。 

② 1965年，中国的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是0.18公顷，而印度是0.46公顷（塞斯，1995b： 34， 表格 4）。 

① 印度经济表现的转折点时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从1990年算起过于简单化，这会把转折时间与印度官方宣布经济政策取向混为一谈，但现任政府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习惯这样做。尽管如此，有相当的证据能够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进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 

② 由于这个原因，其后，农业部门而非正式的工业部门被给予了更多关注和待遇。 

① 更全面的讨论，见塞斯 (1995b： 15-21). 

② 为了使下面的论述不失去解释力，在特定的背景和过程参数中，制度维度的确定和使用具有更大的特殊性。 

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塞斯(1978： Ch. 2)。斯托克斯(1975)就1860-1948年间农业结构解裂的长期趋势提供了一个经验性的描述， 

②关于合作社和集体这两种农村制度安排的作用，已经被广泛强调，例如琼？罗宾逊(1979： 135)所述：一些合作社的或集体的资产（土地和生产资料）成为一种构架的必要因素，在此构架之中，现代化可以一直持续，而不必经受贫富分化之痛，它至今仍适用于全部第三世界。 

①中国改革前后经验的详细分析，见塞斯(1987， 1993， 1995a， 2001： 90-94) 

② 劳动积累在高度集体化时期的作用，以及改革之后作用下降的讨论见塞斯(1995a： 212-17)。早期的劳动积累对农村的发展是影响广泛的，有时也是有问题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考民泉（Minquan，1991），尼库姆（1978）、拉吉（1983/2006： 265-66）、维米尔（1977）。 

① 关于更详细的讨论和原始资料，请参考塞思（Saith）(1992： Ch. 4) 

② 正如中国的情况一样，（如果种植者有足够全年消费的食物，他们就会有一段空闲期）充分利用种植业者的空闲时期来改善灌溉、检查腐蚀情况和修建道路等等，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存在谁会从这些资产中获益的问题，因此土地中的个人产权对这类计划而言是障碍。(Robinson and Eatwell， 1973： 328.) 

③ 有丰富经验证据证明了在针对各种扶贫计划中存在着大量流出，参考Saith (2005)。调查性的媒体报道通常强调地方性腐败和对NREGA项目的不善管理。这些研究结果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对 NREGA项目国家投资组合的官方审计。官方报告的结果是一串令人震惊的行为与不行为的目录，读后令人沮丧。报告发现，相当数量的州、地区或者村务委员会都严重违背了几乎每一级的正式要求。而总体的新闻报道也令人失望：该方案登记了38，100，100户家庭；其中只有55%的家庭接到过工作，而登记的家庭中仅有2，200，000户家庭（约占5.8%）每户就业100天的充分权利(印度政府， 2007： 9)。此外，民间社会组织的调查人员经常遭遇到当地政治黑社会势力的暴力行为。 

① 当然，这一总的趋势存在地区差异，可能还有一些例外情况。关于宏观和村级的一个分析性概述，请参考Saith (2001) 

① 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运动"在日期上要早于中国革命。卢彩珍（2008：附录二）详细介绍了中国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66次运动。 

① 关于印度不平等趋势的证据的述评，请参考Pal and Ghosh (2007)；关于中国趋势的分析，请参考万光华（2008）。 

① 岗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的"软状态"概念，米哈儿·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和K.N.拉吉(Raj)的"中间政体"，拉·巴格瓦蒂(la Bhagwati)的民主与发展之间的"残酷的取舍"，拉吉·克里希纳(Raj Krishna)所谓的"印度增长速度"，或者是迪帕·拉尔的"印度均衡"，这些都被用来与主导东亚增长过程的强有力的"发达状态"相对比。然后这种所谓的取舍就成为对中国和印度之间不同的经济表现的一种默认解释。 

②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介绍了一种"新的"关于发展的思想，这一思想基于"在适当的情况下"，民主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良性的协同作用的可能性；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功能民主"和印度的"新闻自由"是其没有经历饥荒的原因；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较早地论证了，出于策略最优的考虑，现任政府会在下次选举之前发起减少贫困计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印度民主为贫困人口提供了一些福利；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和T.N.斯瑞尼瓦桑 (T.N. Srinivasan)各自论证了印度的民主政治使地方性的政治冲突的解决成为可能，而中国在这方面则远远落后于印度。 

③ 参考高盛(2003)，黄(2006)，黄和肯纳(Khanna)(2003)，以及波达和易(Poddar)(2007)。德怀特·珀金斯 (Dwight Perkins)和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支持这个新共识。（引自斯瑞尼瓦桑2006：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