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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巴西印度能为中国民族事务提供什么"经验"?--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四

中国民族报2012.3.23; 3.30; 4.6
在"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举证的"国际经验"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巴西和印度。就是说,巴西、印度也属于所谓"民族大熔炉"政策的"成功之国",其国内的种族、民族或族群矛盾没有"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那么,巴西和印度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中,真的有值得中国民族事务借鉴的经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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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巴西的"白化"政策同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以及西方殖民势力在其他地方实行的政策并无二致,都属于应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失败政策 

在"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举证的"国际经验"中,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巴西和印度。就是说,巴西、印度也属于所谓"民族大熔炉"政策的"成功之国",其国内的种族、民族或族群矛盾没有"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那么,巴西和印度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种族、种姓、教族、族群)中,真的有值得中国民族事务借鉴的经验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关涉巴西种族问题的研究中,离不开印第安人、殖民者、黑人奴隶、各色移民的关系,其中历史上的"同化政策"等强制措施亦是重点。至于对巴西人的种族融血、"种族融合"现状的描述和评介,并不意味着是对一种成功处理族际关系"经验"的推介或赞扬,而是对一种"历史过程"产生的"现实结果"的描写。揭示这种现象,不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的文明成就"或倡导他国仰慕或学习这种"现实结果"。因为,这种"现实结果"来自产生它的"历史过程"。在当代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哪种政治统治力量能够重蹈这样的"历史过程"--殖民屠戮、贩奴蓄奴、"白化黑人"。这不仅是因为无法穿越时空,而且还因为这个"历史过程"既非历史上的"政治正确"、也非现实中的"政治文明"。换句话说,对巴西这个国度来说,没有那样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没有这样一个"现实结果"--即所谓"巴西身体和文化同化的程度,显然超过了大多数其他多族群社会。"那么,巴西是如何实现这种"身体"和"文化"的高度同化的呢?

从历史的角度看,巴西如同美国一样,属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占领、贩奴蓄奴、屠戮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国家。在葡萄牙殖民者到达这片土地时,这片印第安人的"历史地域范围"生活着大约300万至500万印第安人,分属1500个左右的部落。他们是早期殖民者的征服对象和奴隶。在16世纪中期开始引进黑奴之后,巴西成为蓄奴最多的国度,也是非洲之外黑人最多的国家。根据16世纪传教士留下来的人口记录,1558年巴西的人口为5.7万人,其中黑人奴隶1.4万人。当然这不包括本土的印第安人口。据统计,16世纪输入巴西的黑奴为5万,17世纪为56万,18世纪为189.14万,19世纪为114.54万。1789年,巴西的人口比例大体上是非洲黑人占58%,欧洲白人占29%,印第安人仅剩余7%,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后裔梅斯蒂索人为6%。

对早期欧洲移民来说,以男性为主是普遍的现象,因此,即便是殖民者正常的婚姻需求也难以在"同类"中实现。因此,对印第安人的残暴征服和奴役,也包括了对女奴的人身占有,所谓梅斯蒂索人并非通婚的结果,而是性奴隶的产物。后来的黑人奴隶也无法避免这种命运,何况黑奴本身也存在性别比的突出问题,黑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奴隶婚姻"也开始发生,这种"被允许"并非人道而是生产奴隶劳动力的需要。因此,当时黑人的身份包括了4种:新近抵达的黑奴称为"波丽尔"、"资深"的黑奴被称"拉吉诺"、黑奴的后代(含与印第安人混血者)被称"克里尔奥",黑奴与欧洲人的后代被称"穆拉托",等等。这就是巴西所谓"种族(民族)大融合"的开端。

当然,与美国不同的是,来自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欧洲人,虽然在白人种族优越感方面不亚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但是在与"劣等种族"发生性关系方面却大相径庭,因此也被美国人视为对"高尚血统"的玷污而被极尽"污言秽语"地加以嘲弄和鄙视。但是,对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势力来说,这种放纵的"播种"方式则是对"劣等种族"进行"优胜劣汰"改造的"优生学"。在种植园、庄园式的白人家庭中,女奴不仅从事各种家庭劳务,同时"还需满足主人的性要求",其后代则继续延续着这种"大家庭"中的地位和身份,但是主人的"宠爱"和"恩赐"也使"自由人"的身份不断增多,包括在废奴之前。这是与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同之处。因为巴西殖民者"狂欢"性的"文化性格",印第安人、黑人在整个社会所占的优势人口比例,与美国截然不同,所以其不隔离的种族混血政策也被称为"白化"政策。

巴西的"白化"政策,是其国家"同化"政策的核心原则。所谓"白化"就是从生物学和肤色上消灭印第安人、黑人等"劣等种族",其中既包括印第安人在殖民者的征服战争中大量死亡,特别是在"生态扩张主义"带来的旧大陆细菌、疾病侵袭下的人口锐减,"白化"政策也服务于通过"基因改造"而保证劳动力的需要。这种所谓"生物性融合"的"白化"思想,是巴西学者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本土理论,进而成为国家政策得以实施,其本质仍旧是种族歧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这种体系化、制度性的"白化"政策相继针对印第安人、黑人及其后裔而付诸实践。虽然印第安人率先被视为殖民政权的臣民,但是通过所谓"公平战争法"的征服和分化,加之除了鼓励通婚外,对印第安人的姓名、语言禁止和葡萄牙语的推行,以及宗教的教化等同化措施,使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语言、习俗在不断"碎片化"的过程中几近灭绝。

在英国等国际势力的压力下,巴西成为最后一个停止奴隶贸易的国家。此后,引进白人移民以充实甘蔗经济等实业的劳动力需求,也成为加快"白化"黑人的基本政策。19世纪后期,引进白人移民形成高潮。从1870年到1920年,抵达巴西的白人移民达300万之多。当时招募、吸引的欧洲移民大多是贫困民众,他们在充实底层劳动力的同时,也包括了增强和加快对黑人"白化"的能力与进程的目的。因为,巴西当时仍在遵循所谓的"科学界"提出的"白化"目标--2012年使白人占80%,印第安人占17%,梅斯蒂索人占3%,黑人为0%。同时,采取这种加快消灭黑人的措施,与美洲大陆废奴运动、黑人反抗、种族冲突严重的形势也直接相关。

因此,加快黑人的"白化"进程,也包括了采取各种消除贩奴、蓄奴"历史记忆"的措施,以避免为将来"黑、白之间"的种族冲突留下罪证。为此,巴西官方将过去的奴隶贸易资料、人口统计资料等公文销毁,在人口统计中将种族、肤色等口径取消,对从事种族研究的学者进行压制或放逐,媒体也被禁止报道涉及种族、肤色的话题。与此同时,在社会公众宣传、中小学教科书等传播载体中,凸显对黑人劣质、低能、卑贱的嘲讽性、污名化和漫画式的宣传,以营造强大的社会氛围来迫使黑人主动"白化",使黑人从心理上、行为上向往"白化",以避免因肤色印记而遭受社会歧视。这些政策措施不仅试图消除贩奴、蓄奴的罪恶,而且也彰显了政府所宣称的"人人平等"口号,实质不过是白人的"人人平等",黑人只有"白化"才可获得平等。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移入巴西的欧洲移民达到460.8万人,其中意大利移民149万、葡萄牙移民139.5万、西班牙移民64.4万、日本移民19.4万、德国移民18.95万。此外,还包括华人、东欧和中东等地区的移民。巴西政府也形成了针对亚洲人的同化政策。这种以"白化"为核心的同化政策,在1970年被迫放弃,因此也未能实现当初的目标。2010年巴西的人口统计表明,在全国1.91亿人中,白人约占48%,各类混血人约占43%,黑人约占8%,亚裔约占1%。历史证明,巴西的"白化"政策同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以及西方殖民势力在其他地方实行的政策并无二致,都属于应扫入历史垃圾堆的失败政策。

毫无疑问,无论是今天的美国还是巴西等移民国度,那种充满暴力、强制、阴谋等罪恶的"历史过程",的确产生了所谓"民族大融合"式的"现实结果"。但是,这种"现实结果"是令人称道或仰慕的吗?如果只看这种"现实结果"而无视产生这种结果的"历史过程",那么不择手段的"千方百计"也就成为了"经验"。所谓"经验",就是对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技能和智慧的提炼,具有指导未来的功能。而这些所谓的"经验",其实是包括美国在内的移民国家被迫放弃的充满暴行和罪恶的强迫同化政策。

1908年,纽约剧场演出了象征"美国梦"的剧目--《熔炉》,展示了只需一代人即可使各色移民变成"美国佬"的梦想。而半个世纪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崛起则意味着"'大熔炉'理想的破灭",黑人、拉美人、亚裔乃至多种"白人少数民族"走上了社会政治舞台(戴维·斯泰格沃德);巴西的"白化"政策延续了100多年,也在上世纪70年代被迫放弃;1901年澳大利亚政府确立的"白澳"政策,于1972年被取消;即便是非移民国家的挪威,上世纪80年代也不得不废止了对萨米人的同化政策;如此等等,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对那一段殖民主义的历史劣迹,无论东方或西方、当代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主流的思想观念而言,已经从理论到实践做出是否"政治正确"或"人性善"的人权道义和道德伦理的判断。这种判断代表了人类文明社会对那样一种"历史过程"的反省和批判,是对公平正义、族际平等理想的重新认知和确立。至于这些国家倡导多元文化主义也好,重振民族主义也罢,只是代表了基于对那个"历史过程"否定基础上的新探索。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解决民族问题或族群问题,巴西也是如此。

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益权利实现程度的均等化,无疑能够为国民整合、国家统一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平等的社会环境

2010年,巴西政府开展了自1872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来"最完美"的人口普查,24万名普查员通过包括骑驴在内的交通方式走访5500个城镇、6700万户家庭,通过22.5万个掌上电脑和7000多个数据中心来搜集全国的人口信息,其中的口径之一就是"历史过程"消除了的、"现实结果"讳莫如深的"种族"。黑奴的后代卡隆加人在抵达巴西200年之后终于被纳入国民的人口统计,并获得了国家对卡隆加人身份的承认。但是,种族平等问题在巴西远未解决,这也是巴西政府设立种族平等部的原因,也是在学校中设立种族平等课程的缘故。巴西作为世界新兴经济增长体的"金砖四国"之一,在21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2011年人均GDP达到约1.3万美元,GDP总量跻身于世界前十位之列。这种发展不仅取决于国际环境,更重要的是其内政,其中就包括了解决种族问题和地方分离主义问题。上个世纪,巴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呈现了所谓"两个巴西"的特征,即北贫南富、发达区域与蛮荒之地等并存的状态。正是这种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也造成了富裕的南方地区出现了地方分离主义运动。

1989年,德裔伊尔顿·马克斯发表了一部鼓吹南部分离主义的著作--《将诞生一个新国家:高乔潘帕斯共和国》,其核心观点是巴西"南方是为巴西其他地方下金蛋的鸡","南方养活着东北部那些只知道过狂欢节的人",只要实现独立就可以成为"第一世界"。这种"南方的大奶牛"式的社会动员,即刻形成气候,民间社会的响应也再度将历史上污名化黑人的话语--"游民"、"无赖"、"懒汉"之类--用来表达对北方人的厌恶。这一分离主义运动,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的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而一度形成气候,诸如成立"高乔潘帕斯共和国",建立各种组织,设立电视台、发行报纸,设计"共和国"的国旗、货币,起草"宪法"并确定政府体制,从中央到地方诸多政界人士参与其中,并开始与国际社会联系,甚至计划于1995年10月正式独立建国。这股地方分离主义也影响到圣保罗州,出现了"圣保罗共和国",等等。巴西一度陷入国家分裂的危机。

虽然这场分离主义运动并未彰显某个种族或某个族裔的特征,但都属于民族分裂主义。族裔性的分离主义、地区性的分离主义要分裂(或脱离)的对象都是其所归属的民族国家,谋求的目标都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只是前者打着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旗号,后者靠着民粹主义或地方主义动员,最终要构建的仍旧是一个民族国家。因此,说巴西的"民族大融合"没有"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是对民族分离主义现象偏狭的误读,即将民族分裂主义视为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族裔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少数种族、少数族裔的专利。列宁指出:民族问题应当从历史和经济的角度提出。地方性的分离主义运动,同样如此。巴西的所谓"高乔潘帕斯共和国",历史资源是"法拉波斯"政治运动、"南里约格朗德共和国"、葡萄牙与印第安人混血的"高乔人"之类,经济背景则是南北"两个巴西"现象中的经济发展鸿沟。当然,所谓"高乔人"已经属于欧洲人、印第安人、黑人"三个分不清"的历史群体,但是分离主义运动依托的南部3个州则是经济富裕的现代地区。因此,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成为关键因素。

一般而言,地方分离主义的兴起,大都属于一些国家富裕的地区不愿意承担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国民整合的经济责任,或者说不愿意充当所谓"大奶牛"而导致谋求分裂。这种现象并非罕见,苏联时期的波罗的海三国,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捷克和斯洛伐克都存在这类因素。即便在发达国家,地方分离主义现象也不乏其例。如1982年意大利出现的"伦巴第自治联盟",即是以北方和南方的地区经济差距来界定地方认同的政治势力。1991年在苏联解体的影响下,该联盟与中北部其他政治势力结成了"北方联盟",以谋求北方独立和排斥移民等极右翼政治主张进行地区性的民粹主义动员,将意大利南北经济差距炒作为分离主义政治矛盾。该联盟甚至在1996年成立了"帕达尼亚共和国"、发表独立宣言等政治纲领,印制货币,制造"伦巴第部落"的"凯尔特人"血统、"北方语言"和"帕达尼亚"民族,勾画出意大利一分为三(北方、中部、南方共和国)的地图。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比利时。在苏联解体之后,比利时也因北方荷兰语区的佛莱芒人和南方较为落后的法语区的瓦隆人之间长期的矛盾而实行了联邦制,但是这并没有避免北方佛莱芒人的法兰德斯分离主义运动持续高涨。荷兰语区的法兰德斯地区指责法语区的瓦隆尼亚地区拖累了全国的经济,不愿意继续做"大奶牛"而主张单独加入欧盟。2010年谋求国家分治的政党新佛莱芒联盟赢得了议会选举的多数席位,但是组成联合政府的过程,却因这种国家的政治分裂而使比利时创造了540天无政府的世界纪录。

可见,在这些属于发达国家之列的国度,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样会引起地方、民族、语区的分离主义运动。2011年比利时人均GDP为4.263万美元,名列世界第17位;意大利人均GDP为约3.4万美元,名列世界第23位。相应的人文发展指标也自然位居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前列。但是因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这些国家却显然未能实现"交往交流交融"的佳境,仍旧存在着 "演化为民族分裂问题"甚至国家分裂的危险。人类社会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依然任重道远,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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