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传人中国之初便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经过汉魏漫长的“译经史”阶段的酝酿和积聚，至西晋，佛教在理论形态与传播路径上都具备了向上层士人进行渗透的可能。东晋为佛教在中土发展的关键时期。许多研究者注意到此时佛教义理通过一些有影响的僧人系统地在上层士族成员和宫廷禁阉之内传播，大批士人接受了佛教信仰，或出家为僧，或成为白衣居士。这种新型的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对理论和思辨的浓厚兴趣显著区别于民众佛教“报应而外，必亦籍方术以推进”的特点。传播方式的哲学化和传播对象的贵族化无疑使佛教扩大了自身的影响范围，佛理借助中文语词大量渗透进土人的玄谈之中，高僧与名士、皇室的交往也日益密切而且频繁。佛教需要依靠世俗权力增强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似乎成了当时僧众的普遍观念。但是，佛教在得到上层支持而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也埋下了威胁自身正常发展进程的因素。王导死后，庾冰辅政，一改王导“清静”之政，刑法严峻。成帝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庾冰提出“沙门致敬王者”的要求，尚书令何充等人坚决反对，于是“下礼官详议，博士与充同，门下承冰旨为驳”，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几乎所有研究该时期佛教史的著作都提及了这一争论，并往往把它与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桓玄、慧远对同一问题的争论统而言之，认为是佛教伦理与中土儒家伦理间的冲突。但我认为这两场争论虽然围绕的是同一个命题，但是具体历史背景和争论双方的立场都有了改变。最为显著的是咸康年间的争论是在士族之间展开的，僧人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元兴年间的争论已经是僧人与当权者的直接对话。那是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才能阐明的问题，在此无法展开讨论。当然，从伦理角度立论是有一定依据虬，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佛教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土佛教的发展，更是与列朝史事息息相关。
陈寅恪先生有言：“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东晋一代自然不会例外。门阀政治内士族掌权的特殊背景，给了佛教不断壮大的机遇，但是士族间的权力争夺也难免将游于其间的僧人作为打击对象，庾冰、何充二人的论战很可能与此点相关。但在我并不宽泛的视野中，学界对此缺乏实证性的研究。荷兰许里和先生在他的名作《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极具启发性，遗憾的是较为简略。台湾学者孔广德、康乐和美国学者陈荣捷三位先生在其著作中也略有讨论，但也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尝试着从这个新的角度对这场争论进行解读，不敢言发人所未发，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我从许多出色的著作中得到了启示，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一、琅玡王氏家族与佛教的关系
从后出的一些史料中我们知道，东晋一朝约有僧尼24000人，佛寺1768座。在这些僧尼中，得与高门士族交游并列名史籍的为数寥寥。而在这不多的“名僧”之中，与琅玡王氏家族有关系的就占了很大一部分。王导是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也是重要的佛教信仰者，史籍不乏其与高僧应对往来的记载，《高僧传》卷一《帛尸梨蜜传》：“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同书卷四《康僧渊传》：“琅玡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戏之，渊日：‘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世说新语》亦记其事。又《竺法义传》：“后辞深出京，复大开讲习，王导、孔敷并承风敬友。”上述诸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高僧，对信佛诸士人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王导与他们往来的事例必定还有很多。另外，王导与康法畅、支愍度之间的关系虽因史籍湮没，难以考其实，但法畅、愍度与僧渊同于晋成帝成和初年过江，导与僧渊戏答，则其与法畅、愍度的关系当可由此推之。
王氏家族其他成员信佛也是于史有征的。王敦虔敬帛尸梨蜜；王洽与支道林关系友好，并对竺法汰“钦敬无极”；王荟曾建嘉样寺；王弘从竺道生“问道”，并与僧苞辩难论义；王洽子壬旬，《高僧传》称其“渊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殉常延请高僧于家中讲经，并支持译经事业，“集京都义学沙门释慧持等四十余人，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并十分推重庐山慧远之弟慧持；洽另一子珉小字“僧弥”，所以又名“王弥”，本传日：“僧弥，珉小字也。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殉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竟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日：‘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高僧传》所记与此文字稍异，并言其师事帛尸梨蜜，等等。
王氏家族甚至有两名重要成员出家成为僧人。据《高僧传》卷四《法崇传》：“时剡东仰山，复有释道宝者，本姓王，琅玡人，晋丞相导之弟。”同卷《竺法潜传》：“竺潜，字法深，姓王，琅玡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但《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刘注却说：“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余嘉锡先生于此笺疏日：“考之诸家晋史，并不言王敦有此弟，疑因孝武诏中‘弃宰相之荣’语附会之。实则深公本衣冠之胤，所谓宰相，盖别有所指，不必是王敦也。”因而否定了《高僧传》的记载。但是陈垣先生同意《高僧传》所记，并认为可补《世说》之缺。另一条史料可以佐证陈先生的观点，日人安澄《中论疏记》三引《二谛搜玄论》日：“琛法师者，晋剡东仰山竺（道）潜，字法深，姓王，琅玡人也。”此明言深为琅玡王氏成员，其为王敦之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道宝为王导之弟虽系孤证，但也从侧面说明王导与佛教关系之密切，否则不会产生这样的记载。况且慧皎著述惯称谨严，自当不会杜撰道宝、法深的生平，而《世说》却颇有隐讳之处，《高僧传》的记载应是可信的。《法潜传》称：“建武太宁中，潜恒着屐至殿内，时人成谓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佛教由此向宫内传播，元、明二帝崇佛是人所习知的。后来成为王导继承人的何充，也具有信佛的背景。本传称其“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其弟准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世说新语·排调》“二郗奉道”条注引《晋阳秋》日：“充弟准，亦精勤，唯读佛经、营治寺庙而已矣。”
王氏家族与佛教、王氏家族的僧人与司马氏皇权如此密切的关系，都是很值得推敲的。虽然缺乏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这种交往背后隐含着政治上的意图，但是王导为政着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当不会忽视弥漫整个江左的佛教的存在。他与佛教人士的交往就史料而言局限在名理探讨和清谈玄言的层面，但除此之外，这种交往当也是其总体政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这种交往不是没有回报的，在其当政时期，他得到了僧人们的支持，这可能与道宝、竺法潜在僧人中的影响有关系。继任的何充同样与诸多僧人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可以说，王氏家族与佛教势力构成了某种联合，在政界、佛教界均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王氏家族人员延请僧人讲经，出资建造佛寺，翻译释典，促使了佛教物质层面的繁荣。在义理层面，陈寅恪先生指出，法深为“本无义”之代表人物。另据王晓毅先生的研究，王导主持的清谈场，导致了东晋初年颇具影响的“竹林七贤”典故的产生，这一典故直接影响了佛经的翻译。这提示我们对佛学与玄学的关系问题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而庾氏家族除庾亮外，再无他人涉足佛教。庾亮虽然也与许多僧人有所来往，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但史籍不见其对佛教理论、物质方面有任何贡献。他甚至受到了僧人的批评，《世说新语·轻诋》日：“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这与王导“元规尘污人”的清言十分相似。令人感兴趣的是，两次批评都来自琅玡王氏家族的成员，不同的只是一个是显在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佛门的僧人。
二、庾冰、何充：庾亮与王导的继承者
在与王氏家族的斗争中，颍川庾氏并不占优势。苏峻之乱，庾太后遭难，庾氏家族的地位及其对中枢政局的影响受到了潜在打击。苏峻乱后，失去支持的庾亮引咎出都，庾氏家族暂时退出中枢，处之方镇以积聚力量，但王、庾两家族的矛盾并没有就此结束。鉴于身后的考虑，王导、庾亮都在积极选择继承者，以期维护乃至扩张各自的门户利益。
庾亮选择了庾冰。本传谓冰“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亮常以为庾氏之宝”。《世说新语·方正》“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条注引《晋阳秋》亦日：“庾冰......少有检操，兄亮常器之，日：‘吾家晏平仲’。”庾亮在诸弟中唯独器重庾冰，可在他对庾冰的评价中得到解释。“雅素垂风”、“吾家晏平仲”二语清楚说明了庾冰兼综礼法、不废事功的性格，这在当时江左玄佛流播、清谈终日的背景下十分突出，并与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的个人素质十分相似。亮、冰二人的共同性反映出了庾氏家族的门风，所谓“闺门之内不肃而成”、“诸弟相率莫不好礼”。陈明先生认为王导推行的是“玄学政治”，庾亮则以经学作为施政指导，但从庾亮对庾冰的褒扬之语及下文将要讨论的庾冰的施政措施来看，庾亮、庾冰的“经学政治”包涵着整肃权力分配方式、确立庾氏家族统治地位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渗进了法家学说的因素，并非纯然儒家理想社会的翻版。庾亮反对以申、韩救世，却以“吾家晏平仲”一语称赞庾冰，说明他对法家提倡的某些原则是认同的。但他没有实现理想的实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庾冰身上，从上引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王导自然也要为身后考虑，和庾亮不同的是，他选择了当时在政治、清谈诸方面均无很大影响的何充。王导赏识何充，有传位与其之意，史籍多有记载。《世说新语·赏誉》日：“何次道往丞相许，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日：‘来，来，此是君坐’。”又日：“丞相治杨州廨舍，按行而言日：‘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刘注引《晋阳秋》：“导有副贰己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晋书·何充传》：“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日：‘何充器具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外誉唯辑，社稷无虞矣’。”《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亦载此事，文字稍异，日：“初，导与庾亮共荐丹杨尹何充于帝，请以为己副，且日：‘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社稷无虞矣’。”田余庆先生认为引荐何充主要是王导之意，并指出“何充参政，是王、庾门户冲突的产物”，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庐江何氏并非第一流士族，暂时没有坐大的危险，何充又“具有与王、庾都是戚属的家族背景”，所以王导引其“居间缓冲”，却是不全面的。何充虽然娶明穆皇后之妹，与庾亮有了一层郎舅关系，但史籍中却不见何充与庾氏家族成员密切的交往，田先生也不否认，在王、庾之争中何充是偏袒王氏家族一方的。如果再注意到导、充共同的佛教信仰，及琅玡王氏王导一门人物凋零的现实，则导对充的极为赏识，既有使其继承己任，代王氏抗衡庾氏的长远打算在内，即王船山所谓的“王导且卒而荐何充，所以制庾氏”，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王导死于咸康五年七月，史籍在谁继任中枢一事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矛盾现象。《晋书》卷七《成帝纪》：“秋七月，庚申？王导薨，辛酉，以护军将军何充录尚书事。”据陈垣先生《廿二史朔闰表》，该年七月为癸卯朔，庚申为十八日，辛酉即十九日，似乎何充在王导去世第二天就独掌中枢，但同书卷七十七《何充传》则日：“及导薨，转护军将军，与中书监庾冰参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变成了与庾冰“参录尚书事”，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晋书》卷七十一（庾亮传附弟冰传》记庾冰在王导死后，“人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假节”，未言庾冰“录尚书事”，但《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却言：“及导薨，征庾亮为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亮固辞。辛酉，以充为护军将军，亮弟会稽内史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录尚书事”条，更是于王导薨后直记庾冰继之。综合以上史料，我认为何充、庾冰二人同时“参录尚书事”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推断，王导死后，王氏家族的势力受到庾氏家族的有力抵制，何充、庾冰以“参录尚书事”的形式共事中枢，表明庾氏家族势力的增长及其向中枢政权的伸张，庾氏家族已经不满足基于方镇之内的权力了。
咸康六年正月，庾亮也去世，王导、庾亮之争一变而为何充、庾冰之争，但王氏家族与庾氏家族的矛盾却仍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作为王氏家族在中枢政局的代表人物，何充所面临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日：“（咸康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护军将军、录尚书何充为中书令（胡注：录尚书，即录尚书事）。”《通鉴》没有载明何充改任的原因，《晋书·何充传》有如下记载：“寻迁尚书令，加左将军，充以内外统任，宜相纠正，若使事综一人，于课对为嫌，乃上疏固让，许之。徙中书令，加散骑常侍，领军如故。”从咸康五年七月王导死，到咸康六年正月庾亮去世，短短六个多月内，何充由“护军将军、录尚书”而改任“尚书令”，很快又由“尚书令”改任“中书令”，如此频繁的职务调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可能存在的隐情。如果再考虑到何充任职日轻、最后只得与庾冰共事中书的事实，则其连续改任的深意也是不难推知的。他实际上被庾冰一步步排挤出了中枢政局，不仅丧失了宰相之位，甚至完全被剥夺了权力。这显然并非如本传所言，是何充“上疏固让”的结果，而是王氏家族与庾氏家族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
庾氏家族门风渗进了法家的某些因素，上文已经提及。庾冰当政中枢后，力图改弦更张，用严刑峻法消除王导“愦愦”为政留下来的影响，并且着意提拔新人，扩张庾氏家族的势力范围。《晋书》本传称：“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惬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日‘贤相’。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世说新语·政事》“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条刘注引《殷羡言行》日：“王公薨后，庾冰代相，网密刑峻。”冰弟翼也紧跟庾冰步伐，在方镇之内推行严政。《晋书·庾亮传附弟翼传》日：“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翔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翼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亦记此事，日：“时人疑翼年少，不能继其兄。翼悉心为治，戎政严明，数年之间，公私充实，人皆称其才。”本传又载翼报兄冰书，翼在历数三吴官僚之腐败后，说道：“皆前宰之懵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文馆词林》卷四五七载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一首并序》日：“于时初丧元辅，畿宇殄瘁，羯虏承问......君虽提衡嗣书一之烈，纽纲振惟新之绪，申教官能，绥抚邦域。罢游丽，抑淫祀，阅戎政，明市狱。开诚心以布公，询谠言于舆隶。勤劳谦于昧旦，始仪刑于
陈寅恪先生有言：“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东晋一代自然不会例外。门阀政治内士族掌权的特殊背景，给了佛教不断壮大的机遇，但是士族间的权力争夺也难免将游于其间的僧人作为打击对象，庾冰、何充二人的论战很可能与此点相关。但在我并不宽泛的视野中，学界对此缺乏实证性的研究。荷兰许里和先生在他的名作《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极具启发性，遗憾的是较为简略。台湾学者孔广德、康乐和美国学者陈荣捷三位先生在其著作中也略有讨论，但也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尝试着从这个新的角度对这场争论进行解读，不敢言发人所未发，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我从许多出色的著作中得到了启示，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一、琅玡王氏家族与佛教的关系
从后出的一些史料中我们知道，东晋一朝约有僧尼24000人，佛寺1768座。在这些僧尼中，得与高门士族交游并列名史籍的为数寥寥。而在这不多的“名僧”之中，与琅玡王氏家族有关系的就占了很大一部分。王导是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也是重要的佛教信仰者，史籍不乏其与高僧应对往来的记载，《高僧传》卷一《帛尸梨蜜传》：“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同书卷四《康僧渊传》：“琅玡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戏之，渊日：‘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世说新语》亦记其事。又《竺法义传》：“后辞深出京，复大开讲习，王导、孔敷并承风敬友。”上述诸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高僧，对信佛诸士人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王导与他们往来的事例必定还有很多。另外，王导与康法畅、支愍度之间的关系虽因史籍湮没，难以考其实，但法畅、愍度与僧渊同于晋成帝成和初年过江，导与僧渊戏答，则其与法畅、愍度的关系当可由此推之。
王氏家族其他成员信佛也是于史有征的。王敦虔敬帛尸梨蜜；王洽与支道林关系友好，并对竺法汰“钦敬无极”；王荟曾建嘉样寺；王弘从竺道生“问道”，并与僧苞辩难论义；王洽子壬旬，《高僧传》称其“渊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殉常延请高僧于家中讲经，并支持译经事业，“集京都义学沙门释慧持等四十余人，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并十分推重庐山慧远之弟慧持；洽另一子珉小字“僧弥”，所以又名“王弥”，本传日：“僧弥，珉小字也。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殉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竟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日：‘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高僧传》所记与此文字稍异，并言其师事帛尸梨蜜，等等。
王氏家族甚至有两名重要成员出家成为僧人。据《高僧传》卷四《法崇传》：“时剡东仰山，复有释道宝者，本姓王，琅玡人，晋丞相导之弟。”同卷《竺法潜传》：“竺潜，字法深，姓王，琅玡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但《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刘注却说：“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余嘉锡先生于此笺疏日：“考之诸家晋史，并不言王敦有此弟，疑因孝武诏中‘弃宰相之荣’语附会之。实则深公本衣冠之胤，所谓宰相，盖别有所指，不必是王敦也。”因而否定了《高僧传》的记载。但是陈垣先生同意《高僧传》所记，并认为可补《世说》之缺。另一条史料可以佐证陈先生的观点，日人安澄《中论疏记》三引《二谛搜玄论》日：“琛法师者，晋剡东仰山竺（道）潜，字法深，姓王，琅玡人也。”此明言深为琅玡王氏成员，其为王敦之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道宝为王导之弟虽系孤证，但也从侧面说明王导与佛教关系之密切，否则不会产生这样的记载。况且慧皎著述惯称谨严，自当不会杜撰道宝、法深的生平，而《世说》却颇有隐讳之处，《高僧传》的记载应是可信的。《法潜传》称：“建武太宁中，潜恒着屐至殿内，时人成谓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佛教由此向宫内传播，元、明二帝崇佛是人所习知的。后来成为王导继承人的何充，也具有信佛的背景。本传称其“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其弟准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世说新语·排调》“二郗奉道”条注引《晋阳秋》日：“充弟准，亦精勤，唯读佛经、营治寺庙而已矣。”
王氏家族与佛教、王氏家族的僧人与司马氏皇权如此密切的关系，都是很值得推敲的。虽然缺乏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这种交往背后隐含着政治上的意图，但是王导为政着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当不会忽视弥漫整个江左的佛教的存在。他与佛教人士的交往就史料而言局限在名理探讨和清谈玄言的层面，但除此之外，这种交往当也是其总体政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这种交往不是没有回报的，在其当政时期，他得到了僧人们的支持，这可能与道宝、竺法潜在僧人中的影响有关系。继任的何充同样与诸多僧人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可以说，王氏家族与佛教势力构成了某种联合，在政界、佛教界均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王氏家族人员延请僧人讲经，出资建造佛寺，翻译释典，促使了佛教物质层面的繁荣。在义理层面，陈寅恪先生指出，法深为“本无义”之代表人物。另据王晓毅先生的研究，王导主持的清谈场，导致了东晋初年颇具影响的“竹林七贤”典故的产生，这一典故直接影响了佛经的翻译。这提示我们对佛学与玄学的关系问题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而庾氏家族除庾亮外，再无他人涉足佛教。庾亮虽然也与许多僧人有所来往，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但史籍不见其对佛教理论、物质方面有任何贡献。他甚至受到了僧人的批评，《世说新语·轻诋》日：“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这与王导“元规尘污人”的清言十分相似。令人感兴趣的是，两次批评都来自琅玡王氏家族的成员，不同的只是一个是显在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佛门的僧人。
二、庾冰、何充：庾亮与王导的继承者
在与王氏家族的斗争中，颍川庾氏并不占优势。苏峻之乱，庾太后遭难，庾氏家族的地位及其对中枢政局的影响受到了潜在打击。苏峻乱后，失去支持的庾亮引咎出都，庾氏家族暂时退出中枢，处之方镇以积聚力量，但王、庾两家族的矛盾并没有就此结束。鉴于身后的考虑，王导、庾亮都在积极选择继承者，以期维护乃至扩张各自的门户利益。
庾亮选择了庾冰。本传谓冰“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亮常以为庾氏之宝”。《世说新语·方正》“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条注引《晋阳秋》亦日：“庾冰......少有检操，兄亮常器之，日：‘吾家晏平仲’。”庾亮在诸弟中唯独器重庾冰，可在他对庾冰的评价中得到解释。“雅素垂风”、“吾家晏平仲”二语清楚说明了庾冰兼综礼法、不废事功的性格，这在当时江左玄佛流播、清谈终日的背景下十分突出，并与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的个人素质十分相似。亮、冰二人的共同性反映出了庾氏家族的门风，所谓“闺门之内不肃而成”、“诸弟相率莫不好礼”。陈明先生认为王导推行的是“玄学政治”，庾亮则以经学作为施政指导，但从庾亮对庾冰的褒扬之语及下文将要讨论的庾冰的施政措施来看，庾亮、庾冰的“经学政治”包涵着整肃权力分配方式、确立庾氏家族统治地位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渗进了法家学说的因素，并非纯然儒家理想社会的翻版。庾亮反对以申、韩救世，却以“吾家晏平仲”一语称赞庾冰，说明他对法家提倡的某些原则是认同的。但他没有实现理想的实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庾冰身上，从上引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王导自然也要为身后考虑，和庾亮不同的是，他选择了当时在政治、清谈诸方面均无很大影响的何充。王导赏识何充，有传位与其之意，史籍多有记载。《世说新语·赏誉》日：“何次道往丞相许，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日：‘来，来，此是君坐’。”又日：“丞相治杨州廨舍，按行而言日：‘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刘注引《晋阳秋》：“导有副贰己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晋书·何充传》：“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日：‘何充器具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外誉唯辑，社稷无虞矣’。”《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亦载此事，文字稍异，日：“初，导与庾亮共荐丹杨尹何充于帝，请以为己副，且日：‘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社稷无虞矣’。”田余庆先生认为引荐何充主要是王导之意，并指出“何充参政，是王、庾门户冲突的产物”，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庐江何氏并非第一流士族，暂时没有坐大的危险，何充又“具有与王、庾都是戚属的家族背景”，所以王导引其“居间缓冲”，却是不全面的。何充虽然娶明穆皇后之妹，与庾亮有了一层郎舅关系，但史籍中却不见何充与庾氏家族成员密切的交往，田先生也不否认，在王、庾之争中何充是偏袒王氏家族一方的。如果再注意到导、充共同的佛教信仰，及琅玡王氏王导一门人物凋零的现实，则导对充的极为赏识，既有使其继承己任，代王氏抗衡庾氏的长远打算在内，即王船山所谓的“王导且卒而荐何充，所以制庾氏”，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王导死于咸康五年七月，史籍在谁继任中枢一事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矛盾现象。《晋书》卷七《成帝纪》：“秋七月，庚申？王导薨，辛酉，以护军将军何充录尚书事。”据陈垣先生《廿二史朔闰表》，该年七月为癸卯朔，庚申为十八日，辛酉即十九日，似乎何充在王导去世第二天就独掌中枢，但同书卷七十七《何充传》则日：“及导薨，转护军将军，与中书监庾冰参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变成了与庾冰“参录尚书事”，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晋书》卷七十一（庾亮传附弟冰传》记庾冰在王导死后，“人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假节”，未言庾冰“录尚书事”，但《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却言：“及导薨，征庾亮为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亮固辞。辛酉，以充为护军将军，亮弟会稽内史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录尚书事”条，更是于王导薨后直记庾冰继之。综合以上史料，我认为何充、庾冰二人同时“参录尚书事”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推断，王导死后，王氏家族的势力受到庾氏家族的有力抵制，何充、庾冰以“参录尚书事”的形式共事中枢，表明庾氏家族势力的增长及其向中枢政权的伸张，庾氏家族已经不满足基于方镇之内的权力了。
咸康六年正月，庾亮也去世，王导、庾亮之争一变而为何充、庾冰之争，但王氏家族与庾氏家族的矛盾却仍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作为王氏家族在中枢政局的代表人物，何充所面临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日：“（咸康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护军将军、录尚书何充为中书令（胡注：录尚书，即录尚书事）。”《通鉴》没有载明何充改任的原因，《晋书·何充传》有如下记载：“寻迁尚书令，加左将军，充以内外统任，宜相纠正，若使事综一人，于课对为嫌，乃上疏固让，许之。徙中书令，加散骑常侍，领军如故。”从咸康五年七月王导死，到咸康六年正月庾亮去世，短短六个多月内，何充由“护军将军、录尚书”而改任“尚书令”，很快又由“尚书令”改任“中书令”，如此频繁的职务调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可能存在的隐情。如果再考虑到何充任职日轻、最后只得与庾冰共事中书的事实，则其连续改任的深意也是不难推知的。他实际上被庾冰一步步排挤出了中枢政局，不仅丧失了宰相之位，甚至完全被剥夺了权力。这显然并非如本传所言，是何充“上疏固让”的结果，而是王氏家族与庾氏家族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
庾氏家族门风渗进了法家的某些因素，上文已经提及。庾冰当政中枢后，力图改弦更张，用严刑峻法消除王导“愦愦”为政留下来的影响，并且着意提拔新人，扩张庾氏家族的势力范围。《晋书》本传称：“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惬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日‘贤相’。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世说新语·政事》“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条刘注引《殷羡言行》日：“王公薨后，庾冰代相，网密刑峻。”冰弟翼也紧跟庾冰步伐，在方镇之内推行严政。《晋书·庾亮传附弟翼传》日：“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翔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翼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亦记此事，日：“时人疑翼年少，不能继其兄。翼悉心为治，戎政严明，数年之间，公私充实，人皆称其才。”本传又载翼报兄冰书，翼在历数三吴官僚之腐败后，说道：“皆前宰之懵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文馆词林》卷四五七载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一首并序》日：“于时初丧元辅，畿宇殄瘁，羯虏承问......君虽提衡嗣书一之烈，纽纲振惟新之绪，申教官能，绥抚邦域。罢游丽，抑淫祀，阅戎政，明市狱。开诚心以布公，询谠言于舆隶。勤劳谦于昧旦，始仪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