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有言:“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东晋一代自然不会例外。门阀政治内士族掌权的特殊背景,给了佛教不断壮大的机遇,但是士族间的权力争夺也难免将游于其间的僧人作为打击对象,庾冰、何充二人的论战很可能与此点相关。但在我并不宽泛的视野中,学界对此缺乏实证性的研究。荷兰许里和先生在他的名作《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极具启发性,遗憾的是较为简略。台湾学者孔广德、康乐和美国学者陈荣捷三位先生在其著作中也略有讨论,但也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尝试着从这个新的角度对这场争论进行解读,不敢言发人所未发,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我从许多出色的著作中得到了启示,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一、琅玡王氏家族与佛教的关系
从后出的一些史料中我们知道,东晋一朝约有僧尼24000人,佛寺1768座。在这些僧尼中,得与高门士族交游并列名史籍的为数寥寥。而在这不多的“名僧”之中,与琅玡王氏家族有关系的就占了很大一部分。王导是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也是重要的佛教信仰者,史籍不乏其与高僧应对往来的记载,《高僧传》卷一《帛尸梨蜜传》:“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同书卷四《康僧渊传》:“琅玡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戏之,渊日:‘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时人以为名答。”《世说新语》亦记其事。又《竺法义传》:“后辞深出京,复大开讲习,王导、孔敷并承风敬友。”上述诸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高僧,对信佛诸士人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王导与他们往来的事例必定还有很多。另外,王导与康法畅、支愍度之间的关系虽因史籍湮没,难以考其实,但法畅、愍度与僧渊同于晋成帝成和初年过江,导与僧渊戏答,则其与法畅、愍度的关系当可由此推之。
王氏家族其他成员信佛也是于史有征的。王敦虔敬帛尸梨蜜;王洽与支道林关系友好,并对竺法汰“钦敬无极”;王荟曾建嘉样寺;王弘从竺道生“问道”,并与僧苞辩难论义;王洽子壬旬,《高僧传》称其“渊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殉常延请高僧于家中讲经,并支持译经事业,“集京都义学沙门释慧持等四十余人,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并十分推重庐山慧远之弟慧持;洽另一子珉小字“僧弥”,所以又名“王弥”,本传日:“僧弥,珉小字也。时有外国沙门,名提婆,妙解法理,为殉兄弟讲《毗昙经》,珉时尚幼,讲未竟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法纲叹日:‘大义皆是,但小未精耳’。”《高僧传》所记与此文字稍异,并言其师事帛尸梨蜜,等等。
王氏家族甚至有两名重要成员出家成为僧人。据《高僧传》卷四《法崇传》:“时剡东仰山,复有释道宝者,本姓王,琅玡人,晋丞相导之弟。”同卷《竺法潜传》:“竺潜,字法深,姓王,琅玡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但《世说新语·德行》“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条刘注却说:“僧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余嘉锡先生于此笺疏日:“考之诸家晋史,并不言王敦有此弟,疑因孝武诏中‘弃宰相之荣’语附会之。实则深公本衣冠之胤,所谓宰相,盖别有所指,不必是王敦也。”因而否定了《高僧传》的记载。但是陈垣先生同意《高僧传》所记,并认为可补《世说》之缺。另一条史料可以佐证陈先生的观点,日人安澄《中论疏记》三引《二谛搜玄论》日:“琛法师者,晋剡东仰山竺(道)潜,字法深,姓王,琅玡人也。”此明言深为琅玡王氏成员,其为王敦之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道宝为王导之弟虽系孤证,但也从侧面说明王导与佛教关系之密切,否则不会产生这样的记载。况且慧皎著述惯称谨严,自当不会杜撰道宝、法深的生平,而《世说》却颇有隐讳之处,《高僧传》的记载应是可信的。《法潜传》称:“建武太宁中,潜恒着屐至殿内,时人成谓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佛教由此向宫内传播,元、明二帝崇佛是人所习知的。后来成为王导继承人的何充,也具有信佛的背景。本传称其“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糜费巨亿而不吝也”,其弟准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世说新语·排调》“二郗奉道”条注引《晋阳秋》日:“充弟准,亦精勤,唯读佛经、营治寺庙而已矣。”
王氏家族与佛教、王氏家族的僧人与司马氏皇权如此密切的关系,都是很值得推敲的。虽然缺乏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这种交往背后隐含着政治上的意图,但是王导为政着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当不会忽视弥漫整个江左的佛教的存在。他与佛教人士的交往就史料而言局限在名理探讨和清谈玄言的层面,但除此之外,这种交往当也是其总体政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且,这种交往不是没有回报的,在其当政时期,他得到了僧人们的支持,这可能与道宝、竺法潜在僧人中的影响有关系。继任的何充同样与诸多僧人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可以说,王氏家族与佛教势力构成了某种联合,在政界、佛教界均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王氏家族人员延请僧人讲经,出资建造佛寺,翻译释典,促使了佛教物质层面的繁荣。在义理层面,陈寅恪先生指出,法深为“本无义”之代表人物。另据王晓毅先生的研究,王导主持的清谈场,导致了东晋初年颇具影响的“竹林七贤”典故的产生,这一典故直接影响了佛经的翻译。这提示我们对佛学与玄学的关系问题应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而庾氏家族除庾亮外,再无他人涉足佛教。庾亮虽然也与许多僧人有所来往,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但史籍不见其对佛教理论、物质方面有任何贡献。他甚至受到了僧人的批评,《世说新语·轻诋》日:“深公云:‘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这与王导“元规尘污人”的清言十分相似。令人感兴趣的是,两次批评都来自琅玡王氏家族的成员,不同的只是一个是显在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佛门的僧人。
二、庾冰、何充:庾亮与王导的继承者
在与王氏家族的斗争中,颍川庾氏并不占优势。苏峻之乱,庾太后遭难,庾氏家族的地位及其对中枢政局的影响受到了潜在打击。苏峻乱后,失去支持的庾亮引咎出都,庾氏家族暂时退出中枢,处之方镇以积聚力量,但王、庾两家族的矛盾并没有就此结束。鉴于身后的考虑,王导、庾亮都在积极选择继承者,以期维护乃至扩张各自的门户利益。
庾亮选择了庾冰。本传谓冰“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亮常以为庾氏之宝”。《世说新语·方正》“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条注引《晋阳秋》亦日:“庾冰......少有检操,兄亮常器之,日:‘吾家晏平仲’。”庾亮在诸弟中唯独器重庾冰,可在他对庾冰的评价中得到解释。“雅素垂风”、“吾家晏平仲”二语清楚说明了庾冰兼综礼法、不废事功的性格,这在当时江左玄佛流播、清谈终日的背景下十分突出,并与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的个人素质十分相似。亮、冰二人的共同性反映出了庾氏家族的门风,所谓“闺门之内不肃而成”、“诸弟相率莫不好礼”。陈明先生认为王导推行的是“玄学政治”,庾亮则以经学作为施政指导,但从庾亮对庾冰的褒扬之语及下文将要讨论的庾冰的施政措施来看,庾亮、庾冰的“经学政治”包涵着整肃权力分配方式、确立庾氏家族统治地位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渗进了法家学说的因素,并非纯然儒家理想社会的翻版。庾亮反对以申、韩救世,却以“吾家晏平仲”一语称赞庾冰,说明他对法家提倡的某些原则是认同的。但他没有实现理想的实力,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庾冰身上,从上引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王导自然也要为身后考虑,和庾亮不同的是,他选择了当时在政治、清谈诸方面均无很大影响的何充。王导赏识何充,有传位与其之意,史籍多有记载。《世说新语·赏誉》日:“何次道往丞相许,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日:‘来,来,此是君坐’。”又日:“丞相治杨州廨舍,按行而言日:‘我正为次道治此尔。’何为王公所重,故屡发此叹。”刘注引《晋阳秋》:“导有副贰己使继相意,故屡显此指于上下。”《晋书·何充传》:“王导、庾亮并言于帝日:‘何充器具方概,有万夫之望,必能总录朝端,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外誉唯辑,社稷无虞矣’。”《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亦载此事,文字稍异,日:“初,导与庾亮共荐丹杨尹何充于帝,请以为己副,且日:‘臣死之日,愿引充内侍,则社稷无虞矣’。”田余庆先生认为引荐何充主要是王导之意,并指出“何充参政,是王、庾门户冲突的产物”,但他认为这是因为庐江何氏并非第一流士族,暂时没有坐大的危险,何充又“具有与王、庾都是戚属的家族背景”,所以王导引其“居间缓冲”,却是不全面的。何充虽然娶明穆皇后之妹,与庾亮有了一层郎舅关系,但史籍中却不见何充与庾氏家族成员密切的交往,田先生也不否认,在王、庾之争中何充是偏袒王氏家族一方的。如果再注意到导、充共同的佛教信仰,及琅玡王氏王导一门人物凋零的现实,则导对充的极为赏识,既有使其继承己任,代王氏抗衡庾氏的长远打算在内,即王船山所谓的“王导且卒而荐何充,所以制庾氏”,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王导死于咸康五年七月,史籍在谁继任中枢一事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矛盾现象。《晋书》卷七《成帝纪》:“秋七月,庚申?王导薨,辛酉,以护军将军何充录尚书事。”据陈垣先生《廿二史朔闰表》,该年七月为癸卯朔,庚申为十八日,辛酉即十九日,似乎何充在王导去世第二天就独掌中枢,但同书卷七十七《何充传》则日:“及导薨,转护军将军,与中书监庾冰参录尚书事。”“录尚书事”变成了与庾冰“参录尚书事”,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晋书》卷七十一(庾亮传附弟冰传》记庾冰在王导死后,“人为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假节”,未言庾冰“录尚书事”,但《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却言:“及导薨,征庾亮为丞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亮固辞。辛酉,以充为护军将军,亮弟会稽内史冰为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录尚书事”条,更是于王导薨后直记庾冰继之。综合以上史料,我认为何充、庾冰二人同时“参录尚书事”是可信的,由此可以推断,王导死后,王氏家族的势力受到庾氏家族的有力抵制,何充、庾冰以“参录尚书事”的形式共事中枢,表明庾氏家族势力的增长及其向中枢政权的伸张,庾氏家族已经不满足基于方镇之内的权力了。
咸康六年正月,庾亮也去世,王导、庾亮之争一变而为何充、庾冰之争,但王氏家族与庾氏家族的矛盾却仍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作为王氏家族在中枢政局的代表人物,何充所面临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日:“(咸康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护军将军、录尚书何充为中书令(胡注:录尚书,即录尚书事)。”《通鉴》没有载明何充改任的原因,《晋书·何充传》有如下记载:“寻迁尚书令,加左将军,充以内外统任,宜相纠正,若使事综一人,于课对为嫌,乃上疏固让,许之。徙中书令,加散骑常侍,领军如故。”从咸康五年七月王导死,到咸康六年正月庾亮去世,短短六个多月内,何充由“护军将军、录尚书”而改任“尚书令”,很快又由“尚书令”改任“中书令”,如此频繁的职务调动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可能存在的隐情。如果再考虑到何充任职日轻、最后只得与庾冰共事中书的事实,则其连续改任的深意也是不难推知的。他实际上被庾冰一步步排挤出了中枢政局,不仅丧失了宰相之位,甚至完全被剥夺了权力。这显然并非如本传所言,是何充“上疏固让”的结果,而是王氏家族与庾氏家族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
庾氏家族门风渗进了法家的某些因素,上文已经提及。庾冰当政中枢后,力图改弦更张,用严刑峻法消除王导“愦愦”为政留下来的影响,并且着意提拔新人,扩张庾氏家族的势力范围。《晋书》本传称:“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惬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日‘贤相’。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世说新语·政事》“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条刘注引《殷羡言行》日:“王公薨后,庾冰代相,网密刑峻。”冰弟翼也紧跟庾冰步伐,在方镇之内推行严政。《晋书·庾亮传附弟翼传》日:“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翔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翼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亦记此事,日:“时人疑翼年少,不能继其兄。翼悉心为治,戎政严明,数年之间,公私充实,人皆称其才。”本传又载翼报兄冰书,翼在历数三吴官僚之腐败后,说道:“皆前宰之懵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文馆词林》卷四五七载张望《江州都督庾翼碑铭一首并序》日:“于时初丧元辅,畿宇殄瘁,羯虏承问......君虽提衡嗣书一之烈,纽纲振惟新之绪,申教官能,绥抚邦域。罢游丽,抑淫祀,阅戎政,明市狱。开诚心以布公,询谠言于舆隶。勤劳谦于昧旦,始仪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