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社会

谢钢、王宏纬、程瑞声、俞邃等:中印会再打一仗吗?中印建交60周年纪实

搜狐圈子

 内容提示: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


 


凤凰卫视4月17日《皇牌大放送》节目:龙与象--中印建交60周年纪实,

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各位晚上好,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去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外国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中国人的自信心不断提高,对外部世界也有了新的看法。中国和印度,一边是龙的后代,一边是崇拜大象的子民,都是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国,又是邻国,发展过程中有相似的轨迹。因此不光外人会将这两国拿来做比较,中印相互之间,也会特别留意对方的发展。

更何况两国在1962年还在边界上打过不小的一仗,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中印总是对彼此心存防备。而去年6月以来,在印度和中国的媒体之间,又开始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报道,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逐渐升温。

而今年4月,正逢中国和印度建交60周年,凤凰卫视拍摄小组,专程前往这个虽然近在咫尺,但好像我们从未真正了解的印度,去追访我们曾经一同走过的路。

印度孟买市民:我知道中国是一个像印度一样的伟大国度,中国注定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印度加尔各答市民:不怎么了解,我们一般在学校里都学印度历史。像人口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所以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支持我的国家。

印度加尔各答塔坝华人区

李万城(印度华侨):我们塔坝华人区,历史大概100年左右。我姓李,名万城,李万城,我是1953年出生的,我是第三代了,我的爷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期间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印度,中国人,华侨很少,我爷爷是因为我爷爷的亲戚,我爷爷的表弟,他把我爷爷从国内申请过来的,因为除了我们客家人在那儿,广东梅州市,其实那个地点是山多田少,有力无处用。所以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要飘洋过海。

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时候,一大批中国移民涌入了印度。

李万城:以前回到那个初期,到处都是沼泽,很多池塘,到处的环境也非常恶劣,不像现在,现在环境也很差,但是比以前好得多。

谢钢:比方说在加尔各答,有将近6万中国移民居住在那里,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商人,他们多数经营类似皮革、开面馆、轻工业或者其他类似的小生意。

李万城:制那个牛皮为主,黄牛皮。产品是做那皮靴、皮带、皮包为主,我们有些华人自己加工,自己做皮革制成品,自己出口,销往到欧洲、亚洲国家都有,甚至中国大陆都有。好像那个成革销往到中国香港、温州、海宁都有,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好像我是第三代了,都是祖传的生意。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在中国人方面我可以说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在一起我就是印度人,因为我跟印度人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好像是和睦相处,好像印度人方面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互相帮助,互相解决。

谢钢:追溯历史,我们对彼此已经留下了一些印象,比如说玄奘、法显等佛教高僧前来印度或尼泊尔取经。所以,如果你提起这些,唐代的经典文献中的那些佛教高僧们,比如《西游记》,你可以感受到佛教从印度向四周传播开去,并在中国各地乃至整个东亚的人群中,都造就了许多和谐的景象。

 

两次鸦片战争 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谢钢:1842年和1856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由于历史上的英帝国雇佣了许多锡克族佣兵,他们是在英国军队,或者其他西方军队中的印度士兵,这也在中国人之间,造成了很坏的印象。因为这些人也同样参与了,中国领导层所指的“百年屈辱”。

王宏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印度在跟咱们建交之前,当然跟国民党有联系了,比如说驻新中国的第一人大使赖佳文,他原来就是驻国民党的大使,当然一转过来就是当现在的大使了。蒋介石和尼赫鲁过去也有交往的,蒋介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为远东地区的盟军司令,他曾经访问过印度,而且呼吁英国给印度以独立和自由,尼赫鲁也访问过中国,在1938年访问过重庆,而且在那里主要和国民党方面接待,但是重庆也有共产党代表。

谢钢:尼赫鲁本来还想去,访问中国共产党,1935年长征之后的总基地。

 

抗战时期 印度医疗队柯棣华到中国 象征中印友好

程瑞声(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当时在1939年曾经亲自到中国,当时抗战的时候是到重庆去访问,他而且准备要到延安去,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说要访问延安,延安欢迎他去。但是后来因为1939年世界大战爆发,他又回国了,因为印度国内的政治问题很多,需要处理,所以没能够去延安,但是他和毛泽东主席都有信件交换。我在印度当大使的时候,在印度的尼赫鲁博物馆里面,还看到毛泽东的亲笔书信。

王宏纬:所以尼赫鲁回去之后,就派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来,到延安地区,像柯棣华,很有名的中印友好的象征,柯棣华。

程瑞声:当时朱德总司令,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写信,给国大党尼赫鲁主席,请求他援助中国的抗战,我觉得他还是很积极的。在印度召开了一些群众大会,捐助就是捐钱啊,另外就派了一个医疗队过来,一共六个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柯棣华。

谢钢:因为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参与了当时在中国境内的抗日斗争,比如说柯棣华医生,当接到中国方面写给印度国大党的信后,印度方面派了包括他在内的好几名医生去中国,以便为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受伤的伤员提供医疗救助。

 


二次大战后 中印两国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何亮亮:在二次大战中,中印两国在反帝反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曾经相互帮助。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陷入内战,印度却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独立,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随着自身地位和国情的转变,开始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印度加尔各答市民:当我想到甘地,我就会想起一个老人,弓着背,手里握着一根长棍带着眼镜。他向世界证明了非暴力的方法是可以成功的,各种运动像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和非暴力反抗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引导着我们走向了独立。

1932年1月4日,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圣雄甘地,发起非暴力示威,要求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印度加尔各答市民: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确存在,很多人为了我们的国家,而付出了鲜血。最终,非暴力的运动,把英国人赶出了我们的国家。

1947年8月15日,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

1948年1月30日,圣雄甘地遇刺身亡。

何亮亮:印度的圣雄甘地,是毕业于伦敦大学的法律系高材生,曾经担任印度国大党领袖,他为印度的几千年文明充满自豪,对现代主义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比方说他反对英语教学,认为农村是印度社会的主体,对城市化非常抵触。我们在访问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印度人对甘地虽然褒贬不一,但是有一点却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没有甘地带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就不会有印度的独立。而尼赫鲁,作为甘地生前的挚友和甘地主义的继承者,他对印度未来发展的期望和规划,大大影响了与邻国中国之间的关系。

谢钢:当时尼赫鲁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面,也就是说,他用来投入国防的预算是很少的。因此,当你回顾1947到1962年这段时间,印度的国防开支是非常低的,因为尼赫鲁当时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发展社会经济上。当时印度仍然很穷,甚至今天也是如此,而这也就意味着,他必须通过外交的手段,来与中国打交道。

王宏纬:你比如说尼赫鲁在接近独立的时候,写了一本《印度的发现》,就表露出这样的迹象,他说印度将来是不可能做二等国家的,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从非洲的沿岸一直到东南亚这些地区,整个这个地区,印度要作为政治、经济的核心,中心地区。他认为中国不行的,中国人正在陷入内战,只有印度人来干这件事情。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中国进入内战时期。

谢钢:1947年之后,国大党当时立即就希望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谁将统治中国呢?要不就是共产党,要不就是国民党,不管谁赢得中国的中央地区进驻北京,它就是新德里与之打交道的对象。

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1950年4月,中国和印度建立外外交关系,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谢钢: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4月之间,双方进行了将近3-4个月的切实磋商,非常严肃的磋商。第一,就是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共产党领导着新中国,他们对于国民党留在新德里和印度的那些资产是非常关注的。比如说国民党在新德里有一间办公室,那之前是“中华民国”在印度的大使馆,因此中国的外交人员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则。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些民的资产,都应该被转交给共产党方面。那么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都提出了“一个中国”的原则,这就在他们中间引起了许多困扰。那么在联合国的这个问题上,尼赫鲁政府认为,应该让新中国成为联合国的代表。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西藏问题。当1949到1950年间,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国解放军已经在为解放西藏进行准备,他们派了几支部队到四川、新疆和青海,也就是传统所称的“安多”地区,并最终解放了西藏。

传统上,印度与西藏,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管是在宗教,还是经济等其他方面。从地理上,中国人没有一条道路可以进入西藏,如果一个中国人想要去西藏,他会先到加尔各答,然后到卡林彭,通过乃堆拉山口,最后才抵达拉萨。也就是说,他要绕一个大圈,这就是传统的路线。换句话说,中国以前对于西藏的实际控制并不是那么明确。

王宏纬:尼赫鲁觉得过去有英国的干涉以后,有半个世纪处于半独立状态,就名义上是中国的,但是中央政府实际上管不了,尼赫鲁要把它继承下来。

王宏纬:实际上麦克马洪线不存在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西姆拉条约》,是1913年英国就为了向中国扩张向西藏方面扩张,就迫使袁世凯政府同意举行,中英把西藏政府代表加上三方面的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的会议。西藏当时就希望扩大西藏的管辖范围,西藏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麦克马洪来主持这个会议,他在谈判过程中,就把印藏边界线塞进去了,本来这个谈判没有这个内容的。

当时这个中国代表本来草签的,但是国内人民群众知道以后,非常强烈地反对,因为这是丧权辱国的事情怎么行?袁世凯政府即使在那么软弱的情况下,由于群众,国内舆论的压力,都不敢同意这件事情,就下令陈贻范不能正式签字,所以这个条约根本不存在的。


你看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的时候,印度着急了,我们进军西藏,它认为这是它的势力范围,怎么办呢?尼赫鲁召开了一个高层会议,就是研究如何对付中国进军西藏这个问题。在会上同意大家讨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一致通过一个决议,要派军队干涉。派军队干涉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做出这样的决议了,做出决议以后怎么办?要执行啊,然后找国防部研究,派军队啊,后来国防部长就告诉他,现在由于在巴基斯坦,印度向外扩张,跟巴基斯坦争克什米尔,正在打仗,他说现在印巴边境上的压力,我现在抽不出军队来,一定要我抽的话,我就能抽一个营。后来一想这个情报局长一想,一个营,他心想,你去十个营也是白送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改变了对中国的措施、策略和做法。

谢钢:尼赫鲁政府建议,并立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双方从外交上都正式地承认了对方,那么中国和印度是应该继续讨论边境的争论问题,并清楚地对两国边境进行划界,但这个动作并没有发生。

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

何亮亮: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中印边界问题,实际上是三段边界,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这是西段克什米尔东部的阿克塞钦地区,由中国实际控制大部分,中段的喀喇昆仑走廊地区、藏南地区。藏南地区目前处于印度的实际控制之下,被规划成为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而把藏南地区与中国西藏其他地区,分隔开来的中印实际控制线,与历史上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重合。1949年没能得到解决的边界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中印关系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上世纪50年代中印关系达到鼎盛时期

苏林德·裘德加(印度尼赫鲁大学社科院教授):孟买是个商业中心,它同时也以自己的电影产业,宝莱坞而闻名于世。但是宝莱坞电影拍摄的是一种梦想,不是现实,它们并不真实地反映印度人的生活,而是反映了印度人所梦想过的一种生活。

裴远颖(前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电影是看过,看的不多,就是大家都看到过的那些东西,拉兹之歌吧那个电影《流浪者》,给我的印象就是印度人能歌善舞。

俞邃:而且那些歌曲啊,很长的时间,大家都会哼唱。其影响之大,可以说和当时苏联到中国的影片来讲,从那个风格上来讲可以媲美。

程瑞声: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的叫做中印关系的鼎盛时期。

俞邃:我记得很清楚,在建交之后,当时有传为美谈的,就是它的这个大使要拜会周总理,周总理说为什么一定要大使来拜会我呢?我也可以去看望他,所以周总理,当时去看望印度驻华大使,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这是过去很罕见的,一个国家政府的总理去看望大使。

程瑞声:毛泽东主席曾在1951年就曾经亲自到印度的大使馆去,出席印度的招待会,大概是国庆招待会,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到现在恐怕也是很少有,目前国家主席还都是不去的,最多就是派副部长去。

俞邃:尼赫鲁总理1954年来中国访问,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参加到机场去的欢迎队伍。周总理陪着尼赫鲁总理,从我们面前过,那种很亲切的、很诚挚的关系,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程瑞声:大概我们当时北京,可能有几十万人出来欢迎,可以说是盛况空前。那么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4月份去回访了一次,也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有一次聚会就有上百万人参加,都很难想象那么大的规模。到处就是“中印人民是兄弟”,这样的呼声。

程瑞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当时的中国刚刚解放,国际的观察是比较少。而印度呢,作为当时,已经不结盟的国家,它的国际来往比较多。所以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总理还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把周恩来总理介绍给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而且周恩来总理发表一个著名的讲话的时候,尼赫鲁还亲自上台表示支持,说周恩来讲话是很有权威。所以应该说中印双方,在国际问题上合作是比较好的。

何亮亮:中印两大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超过了23亿,占全世界人口的差不多40%,因此这两大国之间何平相处,不打仗不仅对两国的和平非常重要,对世界的和平也非常重要。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时候,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得到了印方的赞同。

一年之后,中印两国政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了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但这个原则却没能阻止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爆发。这令我们无法不去反思一个问题,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平衡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国际道德的标准呢?

苏林德·裘德加:大概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都能在印度找到,当然,最盛行的主要宗教,无疑是印度教,超过80%的印度人口信奉印度教。最大的一个少数宗教派别是穆斯林,大约占了13%-14%的人口,有些人说有15%的人口,还有一些更少的宗教派别,比如基督教大约只占2%。还有比如锡克教少于2%,还有佛教,在印度一些地区也是很重要的。

谢钢(印度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尼赫鲁实际上是一位不可知论者,而不是彻底的无神论,他只是怀疑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一位上帝。印度是经常要举行选举的,你必须时刻与你赞同者进行对话,你必须与所有人时刻进行对话,那么作为政党的代表,你必须确保得到这些人的选票。而且同时作为国家总理,你也必须表现得有灵活性,哪怕他本人其实并不信教。


谢钢:达赖喇嘛对于萨那的访问,以及他和印度总理的对话,这样一个沉重的组合,就在中南海激起了很大的反响。

比如说,他们建好了一条道路,也就是喀喇昆仑高速公路,西边部分已经建好,通过阿克塞钦连接到拉萨。另外,中国共产党信奉独立自主的原则,所以他们就必须控制西藏,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建设一条公路,以便将解放军部队投放到西藏,从而实质性地控制全藏。因此,在1954-1957年之间,他们致力于建设公路,到了1957年,这条路建好了。当阿克塞钦的道路建设完毕之后,尼赫鲁也开始感到紧张,并且开始执行他所谓的前进政策。

王宏纬:前进政策,我又不是公开打你,你在那儿有岗哨,我在这儿也有岗哨。甚至我在你背后也建了岗哨,把你挤走。

谢钢:这些都是用于军事用途的岗哨,分布在边界地区,他在东西两边建设了大约100多个这样的岗哨,而这又进一步引起了中国人的紧张。

王宏纬:这是逼上梁山啊,因为印度不断地这样的蚕食,每天都在杀害我们的边防战士。边防战士据我了解,当时我有些熟人在部队上,火啊,气急啦,我们是干嘛这样窝囊,整天受人欺负,还不许开枪。他打我们,我们还不许开枪,这个战士们的不满情绪确实很大。

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印度

王宏纬:所以他这个达赖喇嘛跑到印度去,实际上印度是支持的,要不他在印度怎么会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呢?没有印度政府支持的话,他能干吗?

谢钢:我想,导致1962年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藏问题,是达赖逃亡印度导致的,在10月,战争终于爆发。

在这之前不久,尼赫鲁在马德拉斯,当时还叫马德拉斯,如今改名为清奈,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我们会摧毁中国,在那个地区的军事力量。

王宏纬:这实际上美国的大报刊就讲了,尼赫鲁向中国宣战,这很明显的,命令已经下了,就是说印度军队随时可以向中国进攻的。所以当时世界轰动了,尼赫鲁向中国最后通牒,尼赫鲁向中国宣战。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

谢钢:这很难说,首先,我们缺乏资料,来证明究竟是谁做错了,谁是首犯。

穆什昆·杜贝(印度前任副外长):这是国际管辖和建立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很多价值观,都在联合国宪章中有体现,我认为我们总是会需要国际秩序,一个法则,一个建立关系的方式。而这些恰恰提供了所需的基础,但问题就是当你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时,就会有取舍,有艰难的谈判,而这些原则就可以作为一个向导,但仅仅凭借这些原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俞邃(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是,有矛盾的。常常我们这样讲,承认一个道理是一回事,根据这个道理来行为、来行动,常常有的时候有脱节的地方。

程瑞声:我们在1962年的10月20号,就全面反击了,东线西线全出动了,就把印度打的是落花流水,把这个麦线以南,差不多的大部分的还是收回来了,现在叫藏南地区啊,那时候收回来了。但是当时我们的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这块领土,而是为了要教训一下印度。

谢钢:不过我觉得应当赞扬中国军方,他们的行动非常出色。重要的是,中国军方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为了清除尼赫鲁政府建立起来的那些哨卡、据点,这是他们的目的,所以当这个目前达到之后,他们就撤退了。

程瑞声:打了仗之后呢,就把已经占领的统统地放弃了,而且退了十公里,还退了二十公里,那么印方当然,从此也不敢往前再推了。

谢钢:实际从10月到11月是打仗的时间,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周恩来就宣布了停火。

王宏纬:这次战争应该说是,当初打仗的时候,毛主席说的,有两大目的了,当时进行反击战这个两个目的了,一个是希望取得边境上的安宁,毛主席估计能争取30年的和平安宁,就算可以了。第二个就是希望把尼赫鲁吸引到谈判桌上,现在看来第一个目的达到了,基本上30年的和平。但是尼赫鲁来进行谈判,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谢钢:因为中国已经给印度上了一个课,因此是时候,显示出宽宏大量的一面了。那么1962年之后,第一,尼赫鲁在羞辱中下台了,因为他没能打赢一场战争。第二,到了1964,1965年的时候,他就因为健康恶化而去世了。第三,印度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变得更加敌对,因此没有进行边界谈判的可能。


上世纪60年代中印两国关系陷入冰封时代

何亮亮: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最重要的建设阶段,但又是艰难的时期。一边是苏联老大哥和中国的分歧日益明显,出现了中苏大论战,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又席卷了整个中国,意识形范围内的斗争,一时间超越了一切。中印之间,和平虽然重新到来,但边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两国关系也陷入了冰封时代。

任嘉德(前任印度驻华大使):我是在60到62,就是1960到1962年,我在香港,在香港大学学的中文,学了两年中文。因为从1959年,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太好了,所以给外交官在中国的大学,比方说北大,给他们学中文,这样的机会很难。

我首先到中国的是1965年,那个时候我在印度大使馆,我当了一等秘书。我呆了3年,从65到68年,当然你们都是很年轻,可能你们在书上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况是非常乱,因为有文化大革命。

王宏纬:当时怎么说呢?战争以后,双方实际上开始进入了一个冷战时期,双方互不来往,印度大使,首先自己就主动回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等了他,我们还是希望继续有大使关系,还是有交流嘛,边境问题是边境问题,我们还是要发展其他的关系。后来等了一年,咱们看到印度大使不来了,说明他不愿意有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了,我们的大使才回来。所以双方关系在冷战时期,关系就大大减少了,人员来往,经贸来往,都少了。

谢钢:在50年代人们建立起来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中印两国是亲密的朋友,但是怎么突然间就打起了仗?所有这些都为在公众层面提出反华的立场提供了前提,这在印度国会在1962年11月,所通过的决议中也有体现。在这个国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印度明确地表示了,每一寸失去的土地都必须被收复回来,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一种认知,那就是中国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因此这更像是在公众场合下的一种报复。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虽然赢得了那场战争,但是却失去了之后,很久一段时间里与印度的友谊。

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纪录片《战争与和平》导演):1962年与中国的战争,在边境上被中国人击败,这令很多印度人认为,我们必须要在军事上强大起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

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就更加觉得受到了威胁,我想,这大概是印度在1974年进行核试验的原因之一。

1974年印度核试

阿南·帕特瓦尔丹:印度在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而那之后印度政府宣布说,这次试验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而不是来制造武器的。那时我才24岁,我给报纸的主编写信,因为我对我们所选择的,有核的这条道路感到害怕。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做我唯一懂得的事情,就是把我所看到的拍成纪录片,所以我就开始到街头上去拍摄,拍摄那些人们疯狂庆祝的场面,庆祝我们成为超级强国,成为一个核武器的大国。不幸的是,这种场面在每一个制造出核武器的国家,或者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的国家中都能够见到,人们总是被误导认为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印度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许多地方,人们都在纷纷地庆祝。

阿南·帕特瓦尔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你首先制造了威胁,离你最近的邻居首先觉得受到了威胁,于是他们也纷纷做出反应,在几个星期内自然而然地,巴基斯坦也同样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样双方的力量又彻底平衡了。人们这时才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一场反核运动就已经开展了。

俞邃:印巴之间的矛盾历史悠久了,由于这个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了,所以,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利用了这个方面的问题,苏联跟印度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

1965年8月初,第二次印巴战争,1971年3月,第三次印巴战争,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

从苏联手中获得了坦克,装甲输送车和地对空导弹等武器装备。

王宏纬:到1976年双方开始恢复了大使级关系。

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

谢钢:前外交部长黄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他的书中提到,他与英迪拉·甘地当时曾经在非洲会面,那是在多过参加的“不结盟运动”的亚非会议上。他见到英迪拉·甘地,并回忆说英迪拉·甘地,当时很认真地想要讨论关于拓展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令双方重新恢复接触的最大因素,就是苏联占领了阿富汗。印度对于苏联军队,前进到印度洋地区而感到非常忧虑,因此印度决定要向中国重新开放。而正好那时的中国,也对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感到担心,因此他们也决定向印度开放。于是当时黄华就建议英迪拉·甘地,两国应该举行一次会晤,甘地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

1981年时任中国外长黄华访问印度

王宏纬:黄华外长访问印度以后,双方开始同意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有史以来印度政府第一次同意,跟中国进行边界问题谈判。

 


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

1998年印度核试

2003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

王宏纬:从1981年开始,当然实际上毫无实际成就。

谢钢:在1980年,邓小平会见了一些印度记者,他当时就表示,两国的边境问题就目前来讲,可以暂且先放在一边,留给子孙后代去解决。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他同时还表示,中国和印度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创建一个属于亚洲的世纪。

印度与中国的相似之处

何亮亮: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印度与我们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地广人多,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劳动力资源也非常丰富,再比方说我们都为各自几千年的文明而深深自豪。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也都有喜欢存钱习惯。而在过去的30年中,这两个国家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尽管发展模式有所不同,但却在不同的领域都取得了让全球瞩目的成就。

比方说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就颁布了辅助电脑软件发展的政策,结果在1991年到2002年中的关键11年之间,印度软件业的年均增长率达45%。200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50%,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软件超级大国”。而在印度人仰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印度也在以一种让中国人惊叹的方式迅速崛起。

西塔拉姆·亚秋里(印共马政治局委员):那时在1987年我陪同印共马的总书记,那个时候邓小平已经退下来了,他给我们安排了一顿午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邓小平。在1989,1991,1992,1995,1998,2001年我都到过中国,所以大约每3年我就会去一次中国。

中国的变化程度是动人心弦的,因为我经常去北京,所以我对老北京非常熟悉。但是每次去我都会认不出来,因为变化得实在太太大了,盖起了许多新建筑物。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改变,那就是天安门广场和它周围的景观,除此以外的北京在飞速地变化。

我记得在1987年的时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指着一张中国地图为我们讲解,他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先从南部开始,然后到东部,然后到北部,然后到中部再到西部。到2020年,我们就可以完成整个中国的改革,从2020年到2050年,整个国家就会发展成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会得到实现。我想如果你回首往事,令人惊讶的是,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的确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每10年发展一个地区,我想这是人类的一个巨大成功。

阿洛克·克里瓦尔(软件公司创始人兼执行总裁):在2001年,我们的一个投资商邀请我们到中国来,并且在移动通讯的平台上,来运作我们之前在印度,所创建的网络竞赛模式。我们的反应是这太令人兴奋了,中国有非常可观的手机用户,而且国内国民生产总值也比印度市场高出很多。所以我们在上海开设了办公地点,很有趣的是,为了开设办事处,我们真的从孟买调了整整一飞机的人来到上海。

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就是中国消费者,和印度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基本一致。最首要的就是人口特性,他们都是所谓的“30岁以下的国家”,一个拥有着巨大小于30岁的市场的国家,是非常难找的,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有这个特点。第二点就是两国的国内国民生产总值还处于增长阶段,所以很多消费者喜欢免费物品,他们喜欢花上一些时间,从而赢得一些免费的东西,而在西方市场中时间对于他们而言比物品更有价值,所以这个概念就很难推销出去。第三点,所有在印度营业的品牌,在中国都有相同的运作,所以在那些跨国公司像汽车和金融业,他们的品牌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来熏陶消费者。

所以这个问题在两个市场当中,都同样存在,很令人惊叹的是,我经常在做比较,北京就是德里,全都和政治有关的。甚至连它们的天气都是干冷清爽的,有一点雾气。孟买则毫无疑问是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很喧嚷,它有媒体,有娱乐,有一种做成大事的态度。

我在1998年成立了这家公司,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些古怪和陌生的行动,我来自一个孟买南部的轻工业家庭。我想在1998年,印度内部发生了很多事情互联网突然到来,然后出现了一个叫做互联网连线的东西,由于劳工问题的腐败状况,那时我在我父亲的工厂里,觉得非常地沮丧。作为一个在年轻印度的年轻人,和很多人一起被束缚在一间工厂里面,这个状况令我非常沮丧。

具体地说,我从前在印度总是看到很多的宣传广告,而这些广告的经营上大多都是国外的那些,大型跨国五百强企业。如果我可以这样叫它,我的聪明点子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已经做好的竞赛资料放在一起,做成一个网络版,叫做“竞赛赢家”。这就是这个网站的功能和原创思想,寻找那些已经做好了的宣传推广素材,然后把它们转移到互联网上,所以要得到注意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竞赛赢家”,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保证。我们说,我们会去做任何传统广告业做不了的事,我们会创建一个量身打造的游戏,那就是互动,如果他们在一个竞赛上花上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那么假设有两万人,每人花上两至三分钟,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六万分钟互动时间的基本价值主张送到你面前。

那么,老板先生,现在请你告诉我,如果要在凤凰卫视上,买六万分钟要花多少钱?

迪内什·辛杜加(印度辛杜加出口公司创立人):我用5千块钱开了第一家工厂,买了四十台缝纫机,我雇了50个人,那就是印度制衣业的全面展开。我在1971年时加入了我两个兄弟的行列,开始了这家公司,生活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快节奏的,非常忙碌的。我花了一辈子时间,从18岁到现在将近59岁,一直都在这个生意里。

我从1979年开始,那时有两千台机器,截至至今,我有三万两千台机器,我从6间工厂,三千雇员开始,而今天我有将近五万人左右的直接下属雇员在这个公司工作。我们为名牌作高价值的时装。如果我比较中国和印度的生意,你会发现中国的零售商是,在制作许多初级的,像黄油和面包一样常见的品牌。如果他们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东西,有很多增值的东西的话,用我的话说就是做蛋糕,那就得是印度了,这就是我们可以盈利的地方。

除此以外,印度在产量上,一直都是非常的灵活,我记得中国曾经拒绝任何少于一万件的订单,那正好就是印度的。这个产业成长的时候,我们甚至很乐意做只有500件的订单,这就是小公司在这个产业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印度如果要把一个生意拿来和中国比较,那就很小了。因为整个产业在印度,主要是以个体户形式出现的,这些都是小型的,家族式经营的公司。我完全不可能和中国竞争,因为他们的规则是完全不同的,你们的政府给工厂补贴很多钱,这在印度是没有的。

 


2010年印度第4次试射“烈火3”型导弹 中印戒心再度提高

何亮亮:今年2月关于印度的一则报道,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关注,印度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射程超过3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3”弹道导弹。“烈火-3”是印度自行研发的,射程为3500公里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能够携带重达1.5吨的核弹头,其火箭发动机技术水平,大约相当于中国60年代开始研制,70年代研发成功的“东风4号”导弹,由于“烈火-3”型导弹,可以覆盖包括北京、上海等重要城市的中国大部分地区。

而又有媒体报道说,印度一位高官指这次试射是“针对印度北方头号敌人”,这使得中印之间的相互戒心再度提高,龙象之争似乎是愈演愈烈。互利互惠,和平共处固然是所有人的愿望,但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却时不时跳出来,引发一些新的纷争和误解。60年的岁月就这样在吵吵闹闹中飞逝而去,直到今天,中国龙和印度象,也还在艰难的互相靠近,尝试寻找一个远离战火的未来。

谢钢:在2006年7月,青藏铁路通车了,现在这条铁路已经从格尔木,扩展到了拉萨,又将从拉萨延伸到日喀则,还有报道说它可能会延伸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到了2038年,还有另外的三条铁路将会建成,其中一条连接成都和拉萨,另一条从昆明到拉萨,还有一条则通往兰州。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印度这方面,我们没有在喜马拉雅地区建造多少战略性的铁路或者公路。因此在印度就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已经提高了它的军事后勤能力,而印度必须对此作出相应的动作。

2009年3月26日印度军方担心中国在2017年之前发动战争印度斯坦报

2010年3月27日印度第4次成功试射“烈火3”型导弹

谢钢:印度成功地进行了“烈火-3”型弹道导弹的试验,它具有3000到3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它可以打到北京,大连或者上海,那么中国的“东风21”或者“东风3”、“东风4”型导弹,这些早就具备了打到印度境内任何一个目标的能力。不管是战略目标,还是电子通讯目标,印度国防部的公关年度报告,曾经指出有几个印度城市是中国导弹,所指向的目标。战争一旦爆发,中国将使用核弹头,或者常规弹头来打击这些目标。

苏杰生(印度驻华大使):如果您问我,印度人民是否担心国家安全问题?是的,他们会担心,而且这些担心是完全合理的。

谢钢:如果我是一位军方的官员,是陆军,海军或者空军的参谋长,我肯定会针对最坏的情况而做好的准备。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单纯地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双方都为核战争做好了准备,尽管双方官员都无疑会否认这一点。

显而易见,这些不可能针对缅甸的,因为它是一个无核武器国家,这也不可能针对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它们没有一个拥有核武器。另外,印度也支持了《曼谷条约》,也就是在东南亚地区,保持一个无核地带,因此这样的部署显然也不是针对东南亚国家。这样一来,所有的推测都指向中国,这就意味着印度已经准备好了,与中国进入紧张状态。

2009年4月1日印度演习报告震惊中国中国日报

2009年9月16日媒体向中国宣战今日印度报

穆什昆·杜贝:中印关系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安定,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都和它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国内存在着对中印关系的不同看法,也是自然而然的。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完全不是那种需要惋惜的类型,我们进行得很好,这在我们的贸易进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自2000年起,我们的贸易额接近了3亿到4亿美元,而在短短10年内现在我们的贸易额达到了500亿美元。

苏杰生:首先,我认为去年我们双方的关系由于某些媒体报道,而出现了一些动荡,这不仅包括印度媒体也包括了中国媒体。

谢钢:比如说《环球日报》,它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印度对于中国的快速崛起非常嫉妒,同时其提醒读者们不要忘记发生在1962年的那场战争。那么《环球时报》是相对自由的,比起《人民日报》来说,它具有更多的自主权。但不管怎么样,它无疑仍然受到中宣部的归管,因此不管它报道的是什么,这都经过了官方的认可,而它的这种宣传,也显然对读者们造成了影响。

苏杰生:所以有时候媒体报道,不能够准且地和全面地反映事件的真相,没有,去年我们没有在边界上突然增兵。

谢钢:重要的是,在1993年,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称为《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战争排除在解决边境争议的各种手段之外,这在1993年的协定中,是明文写出的就是两国不能为了解决边境纠纷,而引发战争。

1996年12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新德里,进一步达成《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谢钢:在去年6月的叶卡捷琳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议在中印两国之间设立一条电话热线。如果有问题,任何问题,包括核问题或者常规问题,在边境地区发生的话,他们只需要拿起电话,就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将大事化小因此,这条热线的设立,能够有效地降低双方在边境上发生冲突的风险。

2010年1月1日印度将在2020年超越中国印度时报

任嘉德: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是中国跟印度要竞争。中国有他们自己的长处,也有他们自己的短处,印度也是这样。所以比较起来我看都是很多西方人很喜欢这样写,而且在印度也有很多人这样写。不过2020年印度可以超过中国,这个我根本不相信。

谢钢: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也有一个正面的印象,那就是中国人勤劳刻苦,在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尽管有媒体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少数的精英层,这些人可能只占双方人口的1%而已,他们对彼此有清楚的认知。而另外99%的人则对于对方没有什么了解。

任嘉德:去告知公众一切有关取舍问题的协议,在双方都满意的,最后方案出来之前,两国在边境地区都应该维持和平与安定,而且双方都应该意识到两国关系在很多其他领域里,都可以有进步这些是历史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有耐性。

西塔拉姆·亚秋里:在解决边境问题的同时,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将继续改善,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如今,世界的未来,越来越依赖高科技资讯技术,中国在硬体发展方面有极大的优势,而印度在软件开发方面十分有优势。现在,如果有中国的硬体加上印度的软件,这就是未来。如果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要实现这一构想,中国和印度就必须建立一个更紧密、更强大的联系。

画外音:中国和印度还会再打一场仗吗?

穆什昆·杜贝:不会的,我认为不会在这个时代发生。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 文章地址: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8/2358
  • 引用通告: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trackback.php/2358

印度艺术品市场遭遇赝品困扰 萧武:警惕某些钉子户与媒体垄断正义--理解拆迁
相关文章
谭中:北大外院讲演综述(共三讲)
谭中:从海外看建国六十年历程
阿什瓦尼•塞思:中国和印度:不同绩效的制度根源
综合:博帕尔事件
吴晓黎:种姓、阶级与地位——以南印喀拉拉邦为例
阿玛蒂亚·森: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中印经验比较
Bhagwati: 正确地理解腐败
印度艺术品市场遭遇赝品困扰
约书亚·库切拉:印度在中亚的软实力
罗伊:资本主义如何毁了印度?
郝时远:巴西印度能为中国民族事务提供什么"经验"?--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四
杜海姆:软弱的印度精英阶层
法莱罗:印度强奸案难以启齿的事实
API: 工具箱 焦点 短消息 Email PDF 书签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本站文章请提供原文链接,非常感谢。 © http://wen.org.cn
网友个人意见,不代表本站立场。对于发言内容,由发表者自负责任。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