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普世价值的来龙去脉
西方的普世价值有两个来源。最早是罗马发明的“万民法”，就是给各族一切人民订立的法。这个发明很重要，法律一开始都是当地习惯法，但当罗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地方，罗马人发现当地法律往往与罗马法律不同，造成管理上的麻烦，罗马人于是产生了为世界建立通用法律的野心，这就是所谓的“万民法”。这是西方最早的“普世观念”，但毕竟只是法律，更多的是一种游戏规则，并不是完整的价值观。
西方真正的普世价值观的开始应该是基督教，以前的宗教都是特殊宗教，只管自己的民族，只保佑自己人。基督教源于犹太教，教义其实差不多，但有一个根本区别，基督教把地方性的特殊宗教变成了普遍宗教。犹太教想的是上帝只照顾犹太人这种“选民”，没想别的民族。基督教则说上帝不是犹太人自己的，而是世界上所有愿意成为信徒的人的，普世价值由此引发。基督教把上帝说成了普世的最高存在和最高价值所在，圣经的价值观就变成西方的第一批普世价值。
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主要和“个人”有关。基督教之前，每个人虽有自身独立的肉体存在，却无所谓政治概念上的个人，每个人都没有绝对支配自己的权利，相反，个人属于并且服从于群体或者一个组织。“个人”这个概念是发明出来的，不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基督教对个人的发明做了准备工作，只要拥有了信徒的身份，那么每个人和上帝的距离就是等距的。一个奇怪的后果就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兄弟，你的儿子也是你兄弟，这种等距的关系摧毁了社会的自然关系。
后来西方现代社会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使个人的概念更加完整，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人权，人的自然权利。个人概念的最后完工要归功于英国哲学家洛克，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如果自由没有落实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就仍然是空话，只有私有财产权才能保障自由，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这样，个人概念就完整了，基于个人概念的各种价值就被说成普世价值。以“个人”为支点的普世价值主要有人权、政治自由和平等，正如罗马“万民法”贡献的是公正。
有些人将民主列为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思想舞弊。首先民主根本就不是价值，而只是一个政治技术手段，它是用来表达公共选择的一种手段。古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当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流哲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和专制都同样容易变成暴政。历史上长期以来“民主”在西方是一个坏词，始终和“胡闹”、“低俗”、“暴民”联系在一起，民主变成好词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事。民主被说成普世价值，多半是冷战期间形成的，完全是政治策略，是打击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工具。假设社会主义国家碰巧都搞西方式民主，并且民主地决定反对西方，没准儿西方就该说民主是坏东西了。
中国的“天下”有更宽广的心胸
中国的普世价值来源和“天下”这个概念有关，也就是“天下一家”，这个雄心甚至超过罗马“万民法”。天下观对世界性的理解有别于罗马，罗马人的“万民法”体现的是帝国概念，他们想的是把世界各个地方都变成“罗马”。罗马的“帝国”概念和中国的“天下”相比，尽管覆盖面积一样大，但心胸小得多，天下观关心的不是如何把别的地方变成华夏，而是相信存在着能够让各地各国和谐合作的办法。罗马价值观的一个后果就是“殖民主义”，统治别人，让别人按我的规矩来。如果遇到强国对抗，后果就是国际无政府主义，战争或者均势（balance）。这样的思路显然不具有天下观的兼容一切的胸怀。
中国的“天下”不是要把世界变成中国，天下观认为世界范围内任何一种文化文明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对任何一种存在都一视同仁，从没想过要把别人的文化给毁了。天下观想的是如何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组织到“天下”这个概念下，建立一个普遍和谐合作秩序，这种秩序应该是每个国家都喜欢的秩序，也就是说，加入这种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独立在外的好处。
由“天下”概念发展出来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普世价值不一样，它并不认为有一种价值绝对正确，而其他是错误的，并且正确的要去消灭错误的，相反，天下观相信各种价值都有各自的道理，事物如此不同，要让它们共同存在，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和谐兼容的普遍关系。中国所有的普世价值都是关于“关系”的，比如“仁义”和“和谐”，而不是关于“个人”的，这和西方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想好做好自己的事情比批评西方重要
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的普世价值，这不好说，估计不太愿意，因为从逻辑和结构上看，西方价值体系都很难引进中国价值，但反过来，中国价值更能兼容西方的价值。如果中国能把西方的好东西都消化了，中国价值就更丰富。比如，在中国的“和谐”、“仁义”的观念上，添加“自由”、“平等”的价值，这并不形成矛盾。中国现在就试图这样做，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就开始倾向于兼备这些观念，似乎也没有在头脑里产生混乱，比如说，年轻人一方面更懂得扞卫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对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中国式情义。
对于西方社会来讲，如果引进中国的价值观，可能会比较不适，因为以“关系价值”去削弱“个人价值”要比以“个人价值”去冲淡“关系价值”痛苦得多。中西两种价值观的混合配方虽然是一样的，都是自由、平等加和谐、仁义，但是何种价值在先并且优先，会有很大区别。先长成什么样再去学其他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中国学西方容易，西方学中国难。
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价值，这是西方自己的事情。现在中国要考虑的事情是，怎么把自己的混合配方做好，想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要远比批评西方重要。如果中国配好自己的价值配方、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就起到了一个榜样的效果。别人愿意不愿意学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主动非要给别人做榜样，就成了输出价值观，这和西方输出民主如出一辙，这个传销模式源于传教，非要让别人信。对于文化价值，中国古代的原则是：别人来学，我们就让学，但我们绝不强加于人，所谓“礼不往教”。这个原则我看很好。▲（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西方的普世价值有两个来源。最早是罗马发明的“万民法”，就是给各族一切人民订立的法。这个发明很重要，法律一开始都是当地习惯法，但当罗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地方，罗马人发现当地法律往往与罗马法律不同，造成管理上的麻烦，罗马人于是产生了为世界建立通用法律的野心，这就是所谓的“万民法”。这是西方最早的“普世观念”，但毕竟只是法律，更多的是一种游戏规则，并不是完整的价值观。
西方真正的普世价值观的开始应该是基督教，以前的宗教都是特殊宗教，只管自己的民族，只保佑自己人。基督教源于犹太教，教义其实差不多，但有一个根本区别，基督教把地方性的特殊宗教变成了普遍宗教。犹太教想的是上帝只照顾犹太人这种“选民”，没想别的民族。基督教则说上帝不是犹太人自己的，而是世界上所有愿意成为信徒的人的，普世价值由此引发。基督教把上帝说成了普世的最高存在和最高价值所在，圣经的价值观就变成西方的第一批普世价值。
现代西方的普世价值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主要和“个人”有关。基督教之前，每个人虽有自身独立的肉体存在，却无所谓政治概念上的个人，每个人都没有绝对支配自己的权利，相反，个人属于并且服从于群体或者一个组织。“个人”这个概念是发明出来的，不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基督教对个人的发明做了准备工作，只要拥有了信徒的身份，那么每个人和上帝的距离就是等距的。一个奇怪的后果就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兄弟，你的儿子也是你兄弟，这种等距的关系摧毁了社会的自然关系。
后来西方现代社会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使个人的概念更加完整，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人权，人的自然权利。个人概念的最后完工要归功于英国哲学家洛克，他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如果自由没有落实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就仍然是空话，只有私有财产权才能保障自由，没有财产权就没有自由。这样，个人概念就完整了，基于个人概念的各种价值就被说成普世价值。以“个人”为支点的普世价值主要有人权、政治自由和平等，正如罗马“万民法”贡献的是公正。
有些人将民主列为普世价值，这是一种思想舞弊。首先民主根本就不是价值，而只是一个政治技术手段，它是用来表达公共选择的一种手段。古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当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流哲学家都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和专制都同样容易变成暴政。历史上长期以来“民主”在西方是一个坏词，始终和“胡闹”、“低俗”、“暴民”联系在一起，民主变成好词也不过是一百多年的事。民主被说成普世价值，多半是冷战期间形成的，完全是政治策略，是打击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工具。假设社会主义国家碰巧都搞西方式民主，并且民主地决定反对西方，没准儿西方就该说民主是坏东西了。
中国的“天下”有更宽广的心胸
中国的普世价值来源和“天下”这个概念有关，也就是“天下一家”，这个雄心甚至超过罗马“万民法”。天下观对世界性的理解有别于罗马，罗马人的“万民法”体现的是帝国概念，他们想的是把世界各个地方都变成“罗马”。罗马的“帝国”概念和中国的“天下”相比，尽管覆盖面积一样大，但心胸小得多，天下观关心的不是如何把别的地方变成华夏，而是相信存在着能够让各地各国和谐合作的办法。罗马价值观的一个后果就是“殖民主义”，统治别人，让别人按我的规矩来。如果遇到强国对抗，后果就是国际无政府主义，战争或者均势（balance）。这样的思路显然不具有天下观的兼容一切的胸怀。
中国的“天下”不是要把世界变成中国，天下观认为世界范围内任何一种文化文明都有其存在的道理，对任何一种存在都一视同仁，从没想过要把别人的文化给毁了。天下观想的是如何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都组织到“天下”这个概念下，建立一个普遍和谐合作秩序，这种秩序应该是每个国家都喜欢的秩序，也就是说，加入这种秩序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独立在外的好处。
由“天下”概念发展出来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的普世价值不一样，它并不认为有一种价值绝对正确，而其他是错误的，并且正确的要去消灭错误的，相反，天下观相信各种价值都有各自的道理，事物如此不同，要让它们共同存在，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和谐兼容的普遍关系。中国所有的普世价值都是关于“关系”的，比如“仁义”和“和谐”，而不是关于“个人”的，这和西方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想好做好自己的事情比批评西方重要
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的普世价值，这不好说，估计不太愿意，因为从逻辑和结构上看，西方价值体系都很难引进中国价值，但反过来，中国价值更能兼容西方的价值。如果中国能把西方的好东西都消化了，中国价值就更丰富。比如，在中国的“和谐”、“仁义”的观念上，添加“自由”、“平等”的价值，这并不形成矛盾。中国现在就试图这样做，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就开始倾向于兼备这些观念，似乎也没有在头脑里产生混乱，比如说，年轻人一方面更懂得扞卫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对自己的家庭和朋友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中国式情义。
对于西方社会来讲，如果引进中国的价值观，可能会比较不适，因为以“关系价值”去削弱“个人价值”要比以“个人价值”去冲淡“关系价值”痛苦得多。中西两种价值观的混合配方虽然是一样的，都是自由、平等加和谐、仁义，但是何种价值在先并且优先，会有很大区别。先长成什么样再去学其他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中国学西方容易，西方学中国难。
西方是否愿意接受中国价值，这是西方自己的事情。现在中国要考虑的事情是，怎么把自己的混合配方做好，想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要远比批评西方重要。如果中国配好自己的价值配方、做好自己的事情，从客观效果上来说，就起到了一个榜样的效果。别人愿意不愿意学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主动非要给别人做榜样，就成了输出价值观，这和西方输出民主如出一辙，这个传销模式源于传教，非要让别人信。对于文化价值，中国古代的原则是：别人来学，我们就让学，但我们绝不强加于人，所谓“礼不往教”。这个原则我看很好。▲（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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