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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波:“革命”的歧路与进路——对2011年出版有关辛亥革命历史著述的观察

《经略》第八期
辛亥百年之际,关于辛亥革命题材图书的出版,自年初至现在,或旧版重出,或引进台湾学者的论述,或新著刊行,不下数十种。抛开一些出版业制造的似有如无的通俗历史绍介,无论重看旧章还是阅读新篇,寻找其间的分歧,重回辛亥年的政治空间,对众多潮流进行判断,绝非简单的"历史癖与考据癖"。
作者简介: 张晓波
《新京报》文化副刊部,《经略》编委

一百年太短,远未解决1911年武昌城枪声所引发的争论。今天,关于革命的争议,对于辛亥的认识与解读,仍在当年的政治逻辑上运转。

革命爆发之际,革命党人扬眉吐气,剑指共和;立宪党人犹疑彷徨,先主独立,进而共和;满清贵族与北洋势力战守无策,君宪共和,久议不决,终由政治-军事强人(袁世凯)一言定调。由此可见,在辛亥年的政治图谱上,无疑是三派力量的角逐,即革命派、立宪派与保守派。至1912年年初,北方同意清室逊位,并下诏共和,短短四个月如疾风暴雨般的革命结束,终以革命党在观念与政治实践上的共和制大获全胜而告终。

辛亥百年之际,关于辛亥革命题材图书的出版,自年初至现在,或旧版重出,或引进台湾学者的论述,或新著刊行,不下数十种。抛开一些出版业制造的似有如无的通俗历史绍介,无论重看旧章还是阅读新篇,寻找其间的分歧,重回辛亥年的政治空间,对众多潮流进行判断,绝非简单的"历史癖与考据癖"。

事关国家创设的争议及解释,势必主导国家政治走向。一如对于法国1789大革命与俄国1917大革命的争议,始终主导两国的现实政治抉择。以对俄国大革命的阐释而论,从对布尔什维克夺权的全面肯定至于重新论述立宪民主党二月革命及其价值,在俄国,与苏联创建与解体紧密配合;而在全球政治动荡中,这一论述的位移,吻合20世纪革命的产生、扩张及其退潮。

同样,关于辛亥革命的争议,其论述的根本分歧,也不仅是历史的政治抉择,更配合着现实的政治困境。

官方阐释乏力与史料缺位

1911--1989年,中国与世界的"革命世纪"。在这一时间段之中,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对于辛亥革命的定义,基本定尊于革命意识形态。

无论是国民党人的建国革命论,还是共产党人的资产阶级不彻底革命论,对于辛亥革命,基本都持肯定态度,其基本结论是,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政治,创设了现代民族-国家。在此基础上,中华民国(第一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的政治逻辑,才得以展开。亦即,两个共和国的立国基础(历史的合法性与政治的合法性),都诞生于辛亥革命所开创的国家与政治体制。

不过,今年虽是辛亥百年,但严格贯彻历史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史观之下讨论革命的学术论著,却没有出现。唯一可提的,是去年东方出版社重版的由章开沅所编的《辛亥革命史》(全三册)(第一版为1980-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本),这套三卷本的大著,虽名为编撰,事实上却是几位作者集数十年心血编写而成,其资料收集,涸泽而渔而后取精用宏,其论述精密审慎,至今仍可说是关于辛亥叙述中的典范性作品。殊为可惜的,是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委会所编的《辛亥革命(1-8)》卷本史料,出版已逾十余年,坊间多已无觅,今年也未能再版。

或许,是第二共和国执政党建党九十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于辛亥的纪念,又或许,是主流的意见对于辛亥革命,确实已经再无话可说了。显然,重提革命的合法性,以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论总结革命失败,在当下,无论如何都会制造诸多不必要的理论困境,让本已混乱的执政意识形态更烦恼。

自"革命世纪"终结以来的二十余年,大陆对于辛亥革命,几乎未见任何有创建性的学术作品问世。与理论缺失相配合的,是史料整理的乏力,今年为百年纪念,但唯一有所动静的,只是几本相对通俗好看的史料重出而已。

今年重版的史料,有价值的,笔者所见,首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辛亥记忆"丛书三种,即原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中国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同盟会襄助人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以及林百克所著《孙逸仙传记》。2009年,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已由新星出版社重版,而而今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冯自由所著《革命是怎么来的》,只不过是摘录了前者的部分内容,除了标题外,全无新意。而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也由社会科学出版社重版,并加上了庾燕卿的注解,但该书不能当史料看,也不能籍此引证革命党人的历史过往,似乎已是史学界的共识。

如以作者论,"辛亥记忆"三种、《伦敦蒙难记》,仍是革命党人的单方面叙述。不过未必全部尽然。今年6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是今年辛亥史料整理上的亮点。这本书的编者傅国涌在史料编撰上面,做了很多新的处理。该书吸纳了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辛亥回忆,如一贯视为"反革命派"的那桐、郑孝胥、恽毓鼎等人关于辛亥的叙说,为观察辛亥革命提供更为多重的视角。

与革命史观叙述乏力相反,是关于清末立宪的讨论成为大热,甚至成为出版界关于辛亥革命的主流生态。无论赞成革命与否,都围绕"清末立宪"这一格局展开。

 

清末立宪与"激进保守"之辩

"立宪"成为辛亥研究的中心,与两位学者对于近代思想史的考察不无关系。

余英时在1988年作《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批判近代中国不断激进化与革命的思想趋势,这一论点,在1989年之后日渐受到中国思想界的重视。而李泽厚在1997年香港出版的《告别革命》一书中,对革命思潮展开了进一步的批判。"激进与保守"这对思想矛盾,看似是历史的争论主题,但不难看出另一层关切,则是当下政治改革的路径问题。

由斥"激进"而主"保守"转入对辛亥历史的讨论,议题的中心,则毫无疑问变成了"立宪"。

关于辛亥前后的"立宪",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宪政",即清末君主立宪与民初共和宪政。今年出版的著作中,马勇的《1911中国大革命》(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雷颐的《走向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就有关于此议题的讨论。

清末君主立宪,与1905年俄国大革命相关。俄国大革命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为安抚国内革命党与立宪党人,不得已,乃开国会、筹立宪。波及至中国,清廷无论在朝在野,立宪党人对朝廷的压力更为加大,"专制大国,于今只中国一个"。于是,先五大臣出洋,而后预备立宪,进而在1908年按照日本《明治宪法》颁布了预计九年立宪的《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宪法文本规定君主为海陆军"统率",享有制定、更改法度最后决断权,享有人事任命权,等等一切独裁君主特权。换言之,此宪法文本,等于将君主独裁权,用宪法的形式合法化了,而民权则不在宪法框架内。

马勇在《1911中国大革命》中特辟专章《民主政治的春天》叙述清末立宪过程。马勇认为,在立宪过程中,立宪党人与清廷之间的博弈,"应该看作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如果循序渐进,"一定会从民主初步走向民主成熟状态"。大量使用"应该"、"一定"等假定性词汇,说明马勇对清末立宪的判断,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见。

而另一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的新著《走向革命》一书,对于立宪的意见,就直截了当的多。雷颐在仔细分析清末宪法文本之后,认为:

它(清廷)的立宪无论是"理论原则"还是"具体实践",都远未达到吻合的立宪派的要求,更未能让社会各界相信其"真立宪"。

"真假立宪"之辩的背后,无疑是"激进与保守"之辩,雷颐在接下去一篇《何以"激进"?》的文章中,简单回应了这一问题: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实际上,关于清末这段"激进与保守"、"真假立宪"的陈年旧案,梁启超早1907年《新民丛报》刊发《现政府与革命党》的一文中,就把问题解析清楚了: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

简单的 "为温情而温情,为敬意而敬意"、"概念崇拜",无益于历史的思考。回到历史本身,从历史的结构去讨论辛亥,才是最终的归宿。

已故的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去年在台湾出版了一本名为《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沟口专章讨论了长时段的辛亥革命,沟口认为,辛亥社会动员的基础,恰恰是明清以来形成的"乡里空间"。"乡里空间"是指"官、绅、民"聚合在一起的政治群体,尤其是在城市中,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正是在"乡里空间"之上,清末立宪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立宪派与皇族内阁的斗争才得以展开。

沟口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是其中国思想史论述的核心部分,今年,三联书店将出版八卷本沟口文集,目前已出《中国的冲击》等四种。沟口的文章,给予了传统王朝社会转轨一个解释,但辛亥留下的问题,并未结束。

 

何为共和,何以共和?

如果进一步追问辛亥革命的当下意义,那么必须重新讨论辛亥革命的政治内容及其实践。辛亥革命,造成的最大政治变化,一言以蔽之,曰君主政体转向共和政体。那么,何为共和?

共和一词,语出"周召共和",在中国古典政治语境中,其涵义是君主缺位,臣下为政。讨论君主制向共和转化,必须注意的是清代政治架构的特殊状况。清代的君主制,实际上是一种复合君主制:君主相对于汉,是皇帝;相对于满蒙,是可汗;相对于藏,是宗教领袖。去清室而创共和,那么共和必须重新涵盖满蒙藏回等各族,从而要求其在政治上具有高度包容性。

在政治学者高全喜新近出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高全喜也注意到了清代政治的特殊性。高全喜将复合君主制概括为两种皇权,即按照治理方式的不同,清廷的皇权实际上可以划分为汉族的皇权与满蒙藏回的皇权。而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种族革命相号召,是一种仿西欧式近代单一"民族-国家"的建国冲动。由此导致的一个实际内容是各族离心力加强。1911与1912年,蒙藏发生要求独立的事件,恰恰回应了革命人的建国冲动。

重建"共和制"的包容性,是辛亥年之后迫在眉睫的议题,"五族共和"的命题,在革命之后随即被提出。高全喜对辛亥革命的论述,最后两篇,也围绕构建"中华民族"与天命观展开讨论。高全喜高度肯定《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他认为正是在这一文本的基础上,为后来的五族共和政治提供了历史契机。

《清帝逊位诏书》本身是否具有宪法意义,这确实是尚需论证的问题。而传统君主制王朝以一个共和文本作为逊位诏书,也是颇为吊诡的事情。期间既有时势相逼的不得已,也有共和制却已深入人心的一面。

但共和并非一朝一夕即能抵达,共和制面临的问题,即是如何重构中国。这一重构,不仅仅是要整合汉满蒙藏回,更要弥合南北两派、地方立宪派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分歧。就后者而言,这一政治诉求在民国(第一共和国)始终未完成,直至新中国(第二共和国)通过三年内战,至1949年,才得以告成。

然而,就整合汉满蒙藏回而言,民国(第一共和国)以来构建"中华民族"的政治努力,在今天,仍不失其意义。清王朝的崩溃,在法统上,不仅仅是汉族君主制的崩盘,更是复合君主制的雪崩。在当代边疆治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的情况下,以共和为政治前提,构建"中华民族",这是仍未完成的任务。而这一命题的深化,则是在多民族共和制下,如何实现平等的民主政治,而非秘密政治、贿选政治、军阀政治、寡头政治或者党政领袖政治。这,也仍有待今日努力。

百年易逝,辛亥革命的政治遗嘱,仍未完成。

 

2011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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