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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之“人民外交”的生成:过程与概念

通过人民外交,中国可以满足“日本人民”的利 益要求;但“日本人民”不掌握日本国家资源,中国的利益要求就因为日本政府的阻挠而得不到有尊严的相应满足。

[内容提要]基于对"日本人民"的历史经验认识和意识形态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发展"人民间"贸易、协助日侨回国等"人民外交"政策。"人民外交"之不同于"民间外交",在于其政治性、中国官方行为性和争取与"日本人民"建立和平友好关系的目的性。通过人民外交,中国可以满足"日本人民"的利 益要求;但"日本人民"不掌握日本国家资源,中国的利益要求就因为日本政府的阻挠而得不到有尊严的相应满足。"人民外交"隐含的这种偏于"日本人民"利益 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它刺激中国国内发生政治紧张的必然性。

Abstract: Guided by knowledg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cquired through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veloped the so-called "people's diplomacy" which features trade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and the effort of helping Japanese expatriates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Through "people's diplomacy", which is an official act nonethel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something in favor of the Japanese people, but no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s a result, the official effort was not duly reciprocated.

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政治不断探索着终结"战后"的步骤;日本学者也以"新的日中关系"、日中关系"新时代"等概念 积极思考终结战后的"划界"。{1}但中国方面显然没有应对这种挑战的政治和学术准备:当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冰川期" 时,中国外交部门和学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日本根据所谓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推动和论证着"战后"中日关系的终结,反而一厢情愿地从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引经 据典,寻求以"民间外交"打破僵局的思想线索和行动力量。{2}

姑且不论事实上"民间外交"并不能促使小泉停止参拜以克服政治僵局,而且其后任安倍晋三的访华、访韩"破冰之旅"也不是"以民促官"造成的"友 好"局面,甚至日本学者也嘲讽对日本作"一部分军国主义者与人民"的"二分法"没有实际意义;{3}单是以"民间外交"和"以民促官"对战后中日关系史作 印象式夸张叙述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概念混乱和实证错误。因为,新中国(党政领导下)的"人民外交"本身不是"民间外交";而且,周恩来早在1959年3 月就总结过人民外交的经验教训,对中日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他说:"通过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来推动日本政府这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应该在国家、 政府之间做的事情,"还是需要政府与政府之间来做"。{4}而毛泽东在1972年9月27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更明确地指出:"可以在几十年、百把年 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内解决问题。......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5} 这就表明,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一直广为因循的强调"人民外交"之"以民促官"作用的结论,在实证体系上是有严重缺陷的。

我们知道,相对于中国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一贯的"民间外交──半官半民关系──邦交正常化"图式,日本学者一般都强调国际政治结构即美国的世界 战略、东西方冷战体制对中日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这两种叙事倾向可分别称为"人民外交决定论"和"冷战体制决定论"。{6}"人民外交"是战后中日关系史重 要的核心概念,中国是"人民外交"的主导方面,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通过对"人民外交"细致的过程研究整合两种叙事的合理论点,排除"人民外交"与"民间外 交"的指称混乱,建构基于严格系统实证的战后中日关系知识体系。相信这种努力不仅是中国学术赢得国际尊严的必要步骤,而且惟有如此才可能为现实的中国对日 外交提供可靠的知识和思想资源。因此,本文根据在中日两国广泛收集的文献和口述资料,梳理"人民外交"生成的过程,规范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实际存在的"人民 外交"概念,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人民外交"的发展和作用厘定一个能够经得起辩论的学术原点。

一、人民外交的起步:从中日两党关系到"人民间贸易"

从对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在抗日战争期间到延安与中共合作、领导反战运动的研究看,中共战后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支持日共以广泛的人民统一战 线经选举建立"民主日本"的努力。野坂参三离开延安前曾经就战后中日关系构想与中共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中共保证不以日本保守政权为外交对象,而与日共及 其领导的"日本人民"发展互利的贸易和真正的中日友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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