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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卢:一百七十年来的西方(图志)

《经略》网刊1-4期,作者赐稿
通过图表从经济水平,福利国家,政府规模等方面回顾一百七十年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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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七十年前,西方诸国开始俯视中国,中国开始仰视、学习西方诸国。百七十年来,中国对西方的视角终于有了平视的实力和可能。经世图志,将用坚硬的事实回勘中西方视角转变背后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基础,为想像未来提供更为牢靠的历史比较。本期将首先引用学者研究成果,回顾百七十年来的西方。

引子

2011年,中国经济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安德森麦迪逊的世界GDP研究(图1)则表明,中国在2008年就已经实现了这一跨越。 

图1世界GDP史

百多年来的数据(图2)表明,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收入呈现出逐步扩大趋势,美国进步时代最后一年,政府收入的GDP比重接近二成,1960年代接近三成三,1990年代则超过四成。小政府在理论上不失为美好的理想国的政府组织形态,在实践上却总是大政府占尽天机。 

图2政府总收入的GDP比重,1870-1996

Spurce: Vito Tanzi, Ludger.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53.

百多年来的财政数据(图3)表明,中央政府在财政上对地方的支配与控制呈现也呈现出扩大之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无论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中央越来越强,地方越来越依赖中央。

图3政府转移支付与补贴的GDP比重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2000:31.

百多年的GDP数据(图4)表明,西方经济在1870-1913、1920年代、1950-60年代处于黄金时期,前四十三年是殖民收益期,后三十年是西方在大战争之后的休养生息期。

图4西方诸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2000:78.

百多年的人均GDP数据(图5)表明,以不同口径计算,中国目前处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1910年代,中国的社会问题也更类似那个时代,这是国家与个体成长的烦恼期。以社会问题萌生直至制度变革的速度计,新中国以来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大致要比西方诸国的平均水平快十倍。中国的十年,大致相当于西方的一百年。这个速度会明显放大国家与个体成长的烦恼。

图5西方诸国人均gdp数据,1990美元价格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2000:79.

百多年来的失业数字(图6)表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均处于高失业率的巨大社会压力当中,它们是怎么听过来的,这是一门精致的治理艺术,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失业救济这样的社会保障机制,也涉及如何应对工潮、游行、示威等社会控制机制。

图6西方诸国的失业率1870-1996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2000:81.

百多年来的公债数字表明,一战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公债失控的风险一直居高不下,1920年代的黄金十年如此,1980年代以来更是如此,公债是民主体制的道义成本?

图7 公债总额占GDP的比重,1870-1997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2000:65.

政府自身支出说的是维持政府自身运转的纯行政成本,包括人头费、办公费、三公消费,不包括社会开支。图8表明,百五十年来,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政府自身支出也在不断扩大。

 

图8 政府自身支出的GDP比重,1870-1995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2000:25.

百年来的政府雇员占社会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数字(图9)表明,西方各主要国家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成长过程,也是政府雇员越来越多的过程。192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以前,整个西方世界可以说都是小政府。为了应对大萧条,政府雇员开始扩张。1937年,每二十个就业者中有一个政府雇员;1960年,已经上升到每八个就业者就有一个政府雇员;1980年,进一步上升为每六个就业者就有一个政府雇员;1994年,每五点四个就业者就有一个政府雇员。西方政府越来越成为一个超级雇主。

日本比重比较低。养军队少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它的公务员体系坚持了儒家的精英制meritocracy,比较能干,效率很高,而且吃苦耐劳(日本经常有公务员过劳死),所以不需要那么多人。日本公共开支的很多方面跟纯西方国家不同,因为其政治制度有企业终身雇佣制这样的社会制度支撑,后者在极大程度上消除了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民主,但负面后果是导致人们高度容忍财阀的金权民主+选举世袭制体制。

图9 政府雇佣占总就业的比例,1870-1994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2000:26.

(二)

本期继续回顾一百七十年以来的西方。学界的一个共识是,"福利国家"挽救了资本主义,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建立再分配制度机制来弥补。下面将继续图说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福利国家"进程。

养老保险在西方的引入,已有百余年历史,经历了一个从自愿到强制的过程(表1)。按照时间先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爱尔兰相继引入自愿养老保险制度,这个时期中国清政府已在列强的入侵下风雨飘摇。强制养老保险最早出现在德国,领先其他西方国家二十多年,推行这一制度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于次年辞职下台,但这一制度却得到延续,1910年就覆盖了53%的就业者。一战前法国、荷兰、瑞典三国,二战前比利时、英国、奥地利、挪威、意大利五国,二战后瑞士、爱尔兰两国,相继推行强制养老保险。

表1 养老保险制度在西方的引入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6.

养老保险的覆盖率逐步扩大。1910年均值只有20%,1935年达到56%,德国为均值超过50%做出了突出贡献,到了1975年,已达到93%。北欧四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比利时则达到了100%。

表2说明医疗保险制度最初也是自愿的,意大利、比利时、瑞典、法国和瑞士相继引入。强制保险是通行做法,但上述国家大都是在自愿保险之后数十年才正式开始,只有瑞士一直保持自愿制度。二十世纪前只有德国、奥地利两国实施,而且一开始就是强制的。 

图2 医疗保险制度在西方的引入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6.

医疗保险的覆盖率也是逐步提高的,速度与养老保险类似,1975年达到90%,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则到了100%。

表3说明,失业保险制度最初也是自愿的,法国、挪威、荷兰、奥地利、比利时、瑞士、瑞典相继引入。英国、爱尔兰最早引入强制失业保险制度(1911年),意大利1919年引入,1920年代奥地利、德国引入,挪威1938年,比利时1944年,荷兰1949,法国1967,瑞士1976。

表3失业保险制度在西方的引入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6.

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也是逐步提高,但低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率,1975年均值只有66%的就业者加入失业保险。

1910-94年健康开支的GDP比重(表4)表明,西方国家的健康开支在二战前缓慢上升,在二战后大幅上升,1980年婴儿潮一代进入成年期时已升至5.8%,比1960年增加了一倍多。1994年为6.4%,加拿大、德国、比利时、法国最高。

表4 西方诸国的健康公共开支(1910-1994)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8.

1913-93年养老金公共数据开支的GDP比重(表5)表明,西方诸国的养老金开支也在逐步提高,而且提高速度快于健康开支。1980年也比1960年增加了近一倍。

表5西方诸国的养老金公共开支(1913-93)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1.

1937-96年的失业救济开支数字(表6)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各主要国家的高失业率,导致失业救济的公共开支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表6西方诸国的失业救济开支(1937-96)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3.

2008年健康开支的GDP比重数据(图1)表明,美国的健康开支最高,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15%。但是,图8表明,美国的健康开支最高,高达7290美元,健康收益却很低,人均寿命在OECD国家中处于末列。 美国医生的高薪酬、医疗保险公司的高收费,医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公司的高价格,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主张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向美国学习的人,需要正视这一事实。

图1  OECD各国健康开支比较(2008年GDP比重)

图2 人均预期寿命比较

图2表明,在OECD国家中,人均寿命最高的是日本,为82.4岁,而其人均开支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然而,根据日本法务省2010年9月10日公布的数字,日本全国有234354名百岁以上老人列名于户籍,实际上却下落不明的,其中120岁以上的有77118人,150岁以上的有884人。23万多人瑞失踪,打破了日本的高寿神话。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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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志关注西方的政府规模。围绕大政府与小政府产生的争论,在学术知识上已经汗牛充栋,在思想市场上总是那么新鲜热辣,在政治场域上也让政治家和普通公民牵肠挂肚,这种景象无论中西,概莫能外。下文将依据实证数据,展示西方政府规模的大致轮廓及其社会影响。

"福利国家"作为一直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治理术"的诞生,同时也显示了西方国民对政府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能力的充分信任,以及越来越强烈的依赖。这种信任和依赖给了西方政府扩大公共开支规模的空间和机会,这是政府膨胀的开端,而这个过程远未结束。国家的消亡看来是遥远的乌托邦梦想,与之类似,小政府也从来不是现实。

政府规模的大小有很多标准,看得见的标准最可靠,财政资金的流向是最可见的可靠标准。Ludger Vito Tanzi根据1990年的公共开支规模将西方国家分成了三组(见表一):大政府,中等政府,小政府。

表1 政府规模与公共开支构成(1960、1990)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1.

大政府,是指公共开支比重(占GDP的比例)超过50%的国家,包括比利时、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

中等政府,是指公共开支比重处于40-50%之间的国家,包括奥地利、加拿大、法国、德国、爱尔兰、新西兰和西班牙。

小政府,是指公共开支处于30-40%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

作为重要的参照,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公共开支比重均值只有18.6%,包括智利、香港、韩国、新加坡,均属极小的"微政府"之列。

按照公共开支的经济类型区分,在一般消费、转移支付和各种补贴、利息支付和公共投资这几大领域, 在1960-90年的三十年中,所有公共开支无一例外都增长迅猛。

按照公共开支的功能区分,医疗、教育、社保、研究开发这些支出也都在上升。

"微政府"几乎在所有开支类型上低于西方成熟工业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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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说明,无论是大政府、中等政府还是小政府,1990年的经济绩效都比1960年差,黄金三十年之后,西方经济开始步入低潮期,而"微政府"1990年的经济绩效、政府财政能力和就业率均值则都远高于或略高于前三种规模的政府。 

表2 政府规模、经济绩效、财政状况与就业指数(1960、1990)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5.

在经济增长指标的滑落速度上,大政府下滑最严重,小政府次之,中等政府最末。在通胀率上,大政府与小政府增速持平,中等政府没有增长。

在政府财政能力和利息支付指标上,前三种规模的政府公债水平都上升了,大政府与中等政府的上升速度都很快,小政府最慢,但三种规模的政府都已接近60%的公债警戒水平,大政府则已超过警戒线。

在就业指标上,前三种规模的政府失业率都上升了,而中等政府的失业率和15-24岁年龄组人群失业率都最高,"微政府"的失业率最低。小政府的女性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率最高,达49%。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均值低于前三种规模的政府,只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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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说明, 首先,政府规模与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正相关,也就是说,并不是政府越小,国民发展指数就越高,小政府排第6位,大政府第11位,中等政府第13位,而最小的"微政府"则排在第31位。

前三种政府规模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相同,"微政府"略低。

在婴儿死亡率上,1960年前三种规模的国家都很高,中等政府最高,1990年都有大幅下降。"微政府"则略高。

表3政府规模、医保、教育与环境指标(1960、1990)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9.

在开支上,"微政府"的医保开支比重低于前三者,但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都只是略高于前三者,这说明并非钱花的越多,取得的社会效果越好,关键在于医保制度机制的实际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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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表明, 在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指标上, 大政府、中等政府、小政府40%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比重,在1960-90年的三十年中都只是略有上升,其中小政府上升最慢,显示出小政府的国家贫富差距在拉大。这说明,政府规模越小,贫富差距越大。

基尼系数也显示了类似的规律,"微政府"最高,小政府次之,中等政府再次,大政府最低。也就是说,政府规模越小,贫富差距越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开始向贫穷阶层进行转移支付和补贴,数据表明,政府规模越小,向最贫穷的20%的家庭进行的转移支付比重就越大。但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的收入均等化,则显示了相反的趋势,即政府规模越大,收入均等化程度越高。

表4 政府规模、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1960、1990)

Source: Vito Tanzi, Ludger, .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3.

在社会稳定方面,显示了非常有趣的结果。政府规模越小,每100000人的监狱人口就越多,大政府最少,中等政府次之,小政府最多。

在总监狱人口中,少年犯的比重却随着政府规模变大而减少,显示出小政府在监狱中关押了更多的成年犯人,犯罪的暴力程度和社会损害后果也可能远远超过大政府和中等政府。

1987-1991年之间的离婚率与政府规模没有直接关系,小政府离婚率最高,中等政府离婚率最低。

自杀率也和政府规模没有直接关系,大政府最少,中等政府最多,小政府处于中间水平。

在国民用脚投票、移居外国方面,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向外移民率都在下降,而中等政府的向外移民率则在上升,与政府规模的关系也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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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四个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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