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社人」：孙歌对台社的「历史化」的期许
徐进钰与陈光兴在台社读本《异议：台社思想读本》（2008）的导言〈异议思想二十年〉里说：要对「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自由化」以及「全球化」等概念除魅，建立批判的基础，避免「本土化而排除异己」、「民主化而拒绝问责」、「多元化而压迫多元」、「自由化而摒弃正义」以及「全球化而罔顾平等」的历史闹剧重演。1
按照台社的思想惯习，这意味着一种知识工作：揭穿谎言。以一种比较「纯粹的」或「正确的」关于「民主」或是「多元」的概念为基准，对照台湾社会的现实状态。这些规范性概念，大多来自当代西方左翼传统。孙歌既没有简单否定这个工作，但也没有表扬这个工作，或许因为她敏感到这样的一种知识工作一定要有人做，这也是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也构成了台社的一种特色与活力。但她似乎对台社有更高的期许。她希望台社能够打破原有的思维习惯，改变既有的挪用西方理论（特别是挪用西方左翼批判理论）的习惯，那么，如何建立新的感觉世界的方式，如何打造新的思维路向？这一切不仅与台湾的现实走向相关，也与我们（我的意思是，“我们台” 社人 ）的“知识计划”相关。2
这也就是说，孙歌的期许既是鼓励台社，用大陆人的话──给台社提气，但也是希望我们感觉到鼓励的另一面，那就是我们（用台湾人喜欢的辞令）──「还有努力的空间」。换句话说，把孙歌的提气以鞭策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说「台社人」在台社已经成立了二十年后，有潜力能够出现，但还没完全出现。孙歌以一种极具内外分寸感的发言位置，把自己也包括在这个有待共同努力的状态中。
孙歌说：「比起做中国人或者做台湾人来，做一个“台社人＂也许更困难，也更迫切。」3这不可误解为台社人是一种「认同」，孙歌所说的台社人其实是一种有着某种知识品相的主体状态。对孙歌的「台社人」这个想法，我的理解与整
理是，首先，意味着一种进入历史的能力，你必须要有勇气与肺活量进入黑暗的、葛藤缠绕的、没有现成路径的、充满历史沼气但也有最新鲜的空气的历史丛林。需要勇气与肺活量的意思是，要深入历史，你无法开着西方理论的「怪手」(不论名为启蒙自由主义或是西方进步左翼)进去，如果那样，就有陷入被西方的一元视角所整编并从而一元化、同质化与空洞化的危机，而非面对并开启人类历史的多元契机。这是孙歌援引竹内与沟口的日本论述的用意所在。
年轻朋友常说：那太麻烦了，我们就是以一个全球公民或是国际主义者来定位自己，并直接实践我们的理论或价值信念。但这样的姿态有两个问题。首先，你无法进入历史，从而你无法真正在地，因为你割弃了得以理解「你是什么？」的契机，无法根本性地理解自己的力量与限制，只剩下一个「我要」的意志，而那是脱离历史与身体感觉的，因此很容易受挫，很容易转向，很容易从进步青年变成国会助理变成国会议员变成猪仔议员。其次，所谓全球公民或是国际主义者，很有可能并非那么的全球、那么的国际，而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内化了第一世界的视角。我这样讲，好像我已经超出了这个第一世界视角，以一种高姿态发言。其实并不是的，我只是意识到了这个视角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我自己还有众多台社同仁都是去西方（也就是美国）专程取得这个视角的。但这几年来，我们有些朋友开始意识到了这个视角的有限力量，以及更大的限制，而开始反省的努力而已。「第一世界的视角」是一种极强的政治无意识，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型态》里所说的「时代的幻觉」，而我们都是在这个既存限制中努力挣脱而已，用孙歌的话，「走得一脚深一脚浅」。我有一次和几个现在也几乎都在场的朋友说，我们的困难在于和西方学术脱钩得太晚，假如能早个十年，应该不会像现在有了方向但又发现准备实在太贫弱，而稍有崦嵫促迫之感。但这就是命运，也没办法，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尽量把每一小步走好。我回顾这个挣脱，比较有自觉的一个断裂点大约也就是五年前而已。一个人的思考路途上有很多老师，有可以让我们「从之」的老师，也有让我们「改之」的老师，龙应台其实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能让我们「改之」的「老师」，她现身说法地展现了掩藏在「自由」、「文明」甚至「平等」等大名之后的血液里的耻感、借贷来的虚荣、国师的姿态，菁英的傲慢，以及背后的美国。我从龙应台的现身说法中集中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存在的「第一世界视角」的问题，从而写了〈和解的壁垒〉，对自己作了一些厘清。4也许有人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或国际的，我只是一个「本土派」，我要当「台湾人」，对立于「中国人」。但这种对立背后的「台湾人概念」，就如郑鸿生所指出的，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的菁英视角，是第一世界的一种核心视角。这样的台湾人概念，就如郑鸿生与孙歌敏锐指出的，和大陆当今在民族主义
风潮下所流行的「中国人概念」是既对立而又同一的。因此，如何逃脱菁英化的「国家视角」，也就是现代性第一世界视角，就要求了我们要面对「民众」。在深入历史密林的知识实践中，我们不可能孤独地毫无依傍地「挺进」，而必须以民众为师，以「民众」为「历史的和理论的视野本身」，「以民众的视角观察历史，判断现实，确立价值所在」。孙歌认为，果能如此，那么「东亚历史的内在逻辑应该是以不同的方式被呈现的」。5那么，在这个再现东亚历史的内在逻辑的知识任务中，谁最有潜力、最有可能达到思想与理论的突围呢？孙歌将希望寄托在那被全球资本主义同质化运动最难以轻易达成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特质是「现实中缺少现代主权国家的完整型态，在区域政治格局中都不占据中心位置，它们的发展逻辑和自我认知的方式都不够主流」。恰恰因为难以同化，反而就必须要千方百计地遮蔽这些地区的历史逻辑，因此重新展开这些被遮蔽的逻辑就会有巨大的思想潜力。对孙歌而言，日本的冲绳、北海道、韩国的济州岛，以及台湾，都是这般有揭示东亚历史逻辑潜力的地区。孙歌期望台湾的知识界，甚或台社，能出现白乐晴这样的知识分子，把台湾的特殊经验以一种能够被普遍连结的方式进入东亚的知识视野，为开展不同于主流西方世界观的世界认识有所贡献。而中国大陆，由于大国意识或是中心意识或是认同问题的被遮盖，反而还不如台湾那般被孙歌所期待。在「台社人」被期待的温暖中，我也有些狐疑与质疑。狐疑在于，虽然台湾的确是一个「认同复杂的区域」，而孙歌所谓台社同仁是在「认同的极限状态下」进行理论与自我的提问，也难以说脱离事实。6但是，这个图像可能并是不完全的，因为「认同复杂」并不见得必然允诺了进步的潜力，尽管知识上可能有趣，而有趣的知识不一定能带领出某种更普遍的意义，以及有意义的实践。我的看法是，台湾的认同复杂但却是一种负面的、抵销生产力的复杂，因为它的表面复杂之后却又异常的主流，有某种奇怪的中心意识甚至大国意识，而这和台湾在一个深度的真实层面上承袭了一种文明的、种族的中心的中国，例如某民进党大员曾说新加坡是个「鼻屎一般大的国家」，以及台湾人对东南亚人的歧视，以及台湾人认为自己比中国人还更中国人（当然这指的是庄骚李杜琴棋书画的「中国」）。这样的政治无意识使台湾长期以来是第三世界的在场的缺席者。这是台湾的与中国的复杂认同中的更复杂的一面。此外，就和美国的关系而论。二战后，美国没有把台湾当做「被切开的血管」来进行帝国主义的榨取，以及美军在台湾早已没有基地，以及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亲美，皆使台湾又其实不曾发展出一个让自己外在于美国的视角。简单来
说，在表面这么认同复杂的台湾，骨子里是很西方、很中国、很大国、很中心的。我们真的能如孙歌的期许，和冲绳或是韩半岛这般的具有思想和理论突破的优势历史地理位置吗？这是狐疑。其次，关于「民众视角」的问题，我有些质疑。我不知道孙歌是否也在一种矛盾两难中，还是我的阅读感到了一种两难。一方面，「知识分子」如要探索被遮蔽的区域的历史逻辑，就不能依赖现存的、西方的理论装备，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似乎又可以依赖那不自明的但无论如何已经在那儿的「民众视角」。这个也可算是孙歌比较少有的政治正确的提法，首先可能难以回避的是：「民众」到底何所指？在这篇短文里，孙歌似乎一方面接受了来自白乐晴的「民众的连带」想法，并对之寄以厚望，但另一方面，在她讨论宁应斌时，她也指出了「观念化地区分大陆政府与民众的缺陷」7。在目前的这篇文章中，孙歌当然无法有足够的空间开展这个问题，但似乎这个问题也的确比较复杂。民众的视角不可缺乏，但袭取这个视角的知识分子和这个视角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更为复杂的，而且不是一对一函数关系的。我相信孙歌对这个问题有更复杂更开放的看法，因为她一向对于理论与实践，或是价值与政治选择之间的复杂性，有非常敏锐的看法。这里牵涉到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立场及其视角与民众之间的通与隔的困难问题；钱理群老师在讨论鲁迅时，也特别强调了鲁迅传统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复杂看法。特别是当我们想到──如果「民众」竟是有「四千年吃人履历」时。这牵涉到我们如何在历史化中维系一种价值判断的空间的问题。
二、「多元化前提下的普遍性」：孙歌更深一层的期许
孙歌充分认识到徒有「历史化」不足以成事，反而可能坏事，最极端的可能是培养出一种教条特殊主义的知识与思想土壤，在那里，我们失去了人类「大同」（大致相同）的视野，陷入到一种东方与西方的知识擂台，非要有一方倒下去不可。但恰如孙歌所指出，这种擂台就算打赢了，也被这个西方擂台的格局（「思路和规则」）所收编了8。因此孙歌说：对于我们这些东亚知识分子来说，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和文化本质主义，并不等于直观地建立一个全球化叙述，对于自身历史特质的强调，也并非必然意味着一定是在进行相对于普遍性论述的「特殊性叙事」。9这是孙歌对于「全球化论述」及其对立面「文化民族主义」的双重批判，而批判的核心是认识论的、斧底抽薪的批判。孙歌直接质疑在这两个对立的立场中所共
同依赖的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解，那即是「把“普遍性＂理解为囊括最广大地区的社会历史解释，而把“特殊性＂理解为一时一地的特殊经验阐释」。10而就在这个貌似客观的概念上，建立了西方等于普遍，东亚（或任何西方以外的区域）的不为西方既存知识逻辑所能整编的知识经验就成为了特殊了。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要避免使自己的反抗意识滑到那种特殊主义上，进入到一种德国威玛文人的那种「绝望的文化政治」。这是孙歌从不论是竹内或是沟口这两位日本学者身上都看到的优良知识品格。11
因此，孙歌对所谓「台社人」的进一步规定或是期待，就是除了「历史化」之外，我们还要维系着一个人类的视野，也就是「为了人类的缘故」，我们要打破「西方中心的认识论一元化格局」，而这似乎也是孙歌对我的论文没有正面开展出来的另一点遗憾所在。12而孙歌认为光兴所讨论的白乐晴正好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超克老套的普遍与特殊对立的「榜样」。简单地说，白乐晴的启发在于他不受限于作为现代性基石之一的民族国家进行他的想象，从而在一个更深度真实的历史空间中思索历史，并进而找到一种「表述自己历史的思想理论方式」。这种思想理论方式，对孙歌而言，是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不是因为它代表更广的多数区域，而是因为它在深度挖掘中碰触到「人类的」共同境遇或难题。人类在地底中共同串成了一个相互关连、相互对话的「普遍性」场域，而这个场域恰恰被那「西方中心的认识论一元化格局」的假普遍性所遮盖。孙歌说：「当我们的讨论抵达了那个深度的时候，它就将是普遍的。」13孙歌的说法让我更深刻地理解到一度被政治化了的陈腔滥调，也就是「最民族的也就是最国际的」这个陈述的某种真理性。这也让我联想起郑鸿生的《青春之歌》──那个描写六０年代到七０年代初台湾左翼青年学生的一段青春的、理想的、苍白的岁月的写作。因为它很深刻地碰触到那个时期的某种核心状态，所以对很多大陆朋友而言，尽管缺乏这个历史背景与经验，但却很能有共感。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朋友就对大陆朋友的这种跨域的理解泼冷水，意思是，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多么大，这点惨绿东西算什么，都是小打小闹的。但我想那位朋友所没有理解的大概就是孙歌这里所说的：「抵达到那个深度时，就将是普遍的。」
因此，读孙歌对台社人的期望，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有一种被期望过高，觉得孙歌有点不切实际。我们是扭曲的认同政治的「刑余之人」，光是面对这个分断体制的问题就左支右绌了，而孙歌却责我们以「人类为目的」。这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篇古文，司马迁的〈报仁安书〉里仁安对司马迁的大义期待。但另一方面，这个期待也是诱人的，孙歌似乎是说，不要以为台湾小而气馁，小而深则大。反之，大而浅，则小。这是很给「台社人」提气的。
但是，对于孙歌的关于「多元化前提下的普遍性」讨论，我原则上理解并接受的前提下，还是有一点点疑虑。这个疑虑很说不清楚，甚至我也不认为真是针对孙歌的，但我勉力为之。首先是关于如何安置美国的问题，但也是如何面对世界权力格局的问题。作为霸权的帝国的美国，它生产并营销「认识论一元化格局」，一来是知识的殖民，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帝国的中心是空洞的，它不需要历史化，更不需要思考如何与世界上其他的区域共同营织「多元化前提的普遍性」。前苏联也许也有这个问题，而也许直到它垮台之后，或许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才会开始思考这个多元世界观的问题。于是，这里头牵涉到一个「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多元化前提下的普遍性」有多大可能是中国崛起下的知识产物？是一种竞争性叙事？我想这在孙歌的思考里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孙歌很清楚，跟随白乐晴，要把「“民众＂打造成理论的出发点」。14但对于众多表面类似，但实质上失之千里的论述，那种大国中心意识下的「多元化」是否有可能其实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先声？我想，要避免这个可能的陷阱，也许是召唤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一种第三世界立场，而在白乐晴与孙歌的思路中，这个「民众」应该是在一种第三世界脉络下的非国家主义、非菁英主义的相互主体。
但恰恰在关于三个世界的问题上，孙歌关于普遍和特殊的讨论展开，似乎有一点并不明确，也就是从区域到人类似乎有一个跳跃。人类是大同的，可以是前提，但更经常可以是目标，因为无论如何，「人类」之间，现实的差距不可谓不大，好比三个世界的差距。因此，这个「普遍性」是否可应该更明确地以第三世界为中介，也就是先以「多元化前提下的第三世界普遍性」，再进入到如何「以人类为目的」。我想这个「第三世界的（群众）视角」应该也正是孙歌所设想的，当她在谈「东亚批判知识界」时，以及当她在谈冲绳、台湾、韩半岛、北海道….时。我不懂竹内好、沟口雄三，但他们的思考是否缺少了一种第三世界的中介？
三、眼睛只盯住西方：孙歌对她的「己方」（中国大陆的知识状态）的批评
孙歌的跨界的鼓励，表现了一种区域知识分子的同志爱，但这个鼓励的姿态又是极具分寸感的。因为这个对我们的鼓励也是建立在对于她自己所来自的中国大陆的知识状态的批评。因此，我从这篇文章所学到的不只是讨论的内容，也包括了讨论的方式、姿态与分寸感。北方人挖苦那些不知分寸的人的话是：「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孙歌在台湾」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的，虽然她一直在建言、在期望、在批评。孙歌对于「台社二十周年纪念专刊」的最终下场是悲观的。但悲观的责任不在台社，或不主要在台社，而在大陆。这主要是孙歌文章的第四节，由于时间的因素，我就不深入了，只念一段孙歌的悲观的结论：大陆人没有经过台湾人经历的这种关于认同的曲折，这造成了认同问题在大陆的高度简化。[……]这种状况虽然发生在大陆，它却影响着「思想两岸」的形成，[……]极端一点地说，当今的思想两岸，只有借助于两岸批判知识分子共同心仪的「西方左翼」，甚至有时只有藉助于冷战意识型态（例如被高度观念化的「民主」和「自由」概念），才能找到接触点。15
因此，孙歌的真正的结论是她要和我们一起当「台社人」，共同在这个没有机会看到立即成果的知识实践中，没有终极保证，甚至没有安慰地，一步一步前行，彷徨地前行。当然，在这个前行的队伍中，我们还可以辨认出鲁迅与陈映真的身影。
注释
1引自徐进钰、陈光兴，〈异议思想二十年〉，《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七十四期，275 页。
2 孙歌，〈如何做个台社人──回应台社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打印稿，3 页。
3 孙歌，1 页。
4 赵刚，〈和解的壁垒〉，《异议：台社思想读本》，第二册，台北：台社，2008。
5 孙歌，16 页。
6 2
7 孙歌，5 页。
8 16
9 15
10孙歌，15 页。
11 5-6
12 8
13 16, 18 页。
14 孙歌，17 页。
15 孙歌，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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