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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电影，作为电影中的一个类别，是与国家、意识形态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电影门类。美苏，曾是战争电影的两大制造商，在战争电影的制造方式上，也大为不同。同样是二战电影，我们可以比较下《莫斯科保卫战》与《巴顿将军》，怎么讲述战争，怎么陈述个人在战争中的价值，怎么讨论国家与战争，几乎全是相反的。这符合冷战条件下对抗的意识形态叙述。 1991年，苏联解体，在之后的十余年时间中，苏联与俄罗斯的战争电影，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于全球的战争电影，除了中国的献礼片，几乎都好莱坞化了。这是非常可疑的一件事情，西半球的美国，自建国至于现代，关于战争的正面接触，实际上少之又少。历史上最值得陈述的，也只有珍珠港与9•11。 苏联及俄罗斯战争电影的没落，既是冷战结束，美国文化霸权一家独大的结果，也是俄罗斯国力下降的一个结果。战争电影的投拍，人力物力，耗资巨大，不是休克中的俄罗斯所能为的。 新世纪，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电影业有复苏之势，战争电影作为其中一个类别，也有相当大的复兴。本文粗略介绍几个俄罗斯的战争电影，以飨读者。当苏联已成往事--邦达尔丘克《第九连》 《第九连》是2005年俄罗斯最高票房影片。 反映前苏联阿富汗战争的片子《第九连》，有好莱坞成分，但本质上不是好莱坞。看完该片，很感动，这还是俄国人搞出来的东西。我查了下该片的导演，是邦达尔丘克的儿子--小邦达尔丘克。很感慨，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邦达尔丘克，就是谢尔盖•邦达尔丘克（Sergei Bondarchuk），导过《战争与和平》、《一个人的遭遇》等前苏联经典影片。《战争与和平》我看过数遍，上译的片子，影片长、画质差。最喜欢的，不是邦达尔丘克演的皮埃尔（Pierre Besukhov），而是Lyudmila Savelyeva饰演的娜塔莎。似乎还有个好莱坞版的《战争与和平》，也下过，看了五分钟，印象非常糟糕，删掉了。托尔斯泰原著中的娜塔莎，精灵一样的人物，超凡脱俗，又很浓烈的俄国少女特质，非常不好演。至今，还记得罗斯托夫伯爵家那丫头蹦出来的情景。 关于老邦达尔丘克，我所知道的，还有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国者。爱国，是珍爱国家的意思，不是简简单单爱不爱苏联。1994，老邦达尔丘克去世，我不晓得他晚年怎么想苏联崩溃这件事情。我了解就那么多，国内对于这个导演的介绍，几近空白。如果小邦达尔丘克是继承了其父的志向的话，《第九连队》这个片子差不多也回答了我的疑问。小邦达尔丘克在影片的结尾是这么说的： 两年之后，我们曾经为之战斗过的国家，将不复存在，我们曾经为之骄傲的苏联军服和勋章也不再时髦。 原话很长，大有托尔斯泰式的历史抒情味道，我只选了一句。 阿富汗战争，是前苏联最后一战，类似美国的越战，不义，打的累，打打停停，从勃列日涅夫时代一直打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前后四任总书记，整整十年，动用兵员80万，伤亡1.5万。当然，伤亡更惨的往往不是侵略者，而是阿富汗人。小邦达尔丘克这个片子拍的很克制，尽量回避了战争的义和不义。他只讲兵。兵不懂战争的正义与否，跟兵相关的，是生死和前途。电影的核心人物是画家和大牙，画家有理想，算是刚刚被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启蒙过的青年人，热爱艺术与自由，打仗打的莫名其妙，最后也在阿富汗莫名其妙丢了命。大牙是典型的苏联兵，爱国爱的真诚，仗打完了，全连死的就剩他一个。他跟长官汇报：第九连守住了高地。长官问：为什么不联系？大牙一脸茫然，原来，苏联人早就宣布撤退了，第九连守的高地，早就没了战略意义。很黑色，也很俄国心态。苏联不存在了，1990年左右，青年的一代人为苏联所付出的努力，都成了虚无，没人再来肯定他们的价值，即便是爱国爱到骨子里，为国家九死一生，一朝改朝换代，谁也不再关心你昔日的荣耀。 讲战争，绕了一个大圈，小邦达尔丘克又回到了与他父亲的相关的一个问题，苏联成就了邦达尔丘克父子，现在苏联不存在了，他们如何面对？小邦达尔丘克这个片子的用意，很明显，俄罗斯从苏联的躯体里一出生，就充满着的卑鄙，没有光荣感，他想唤醒人们对前苏联人与苏联的尊重，不是一味的唾弃。 历史任君摆布--《无畏上将高尔察克》 福克斯公司投资拍的《无畏上将高尔察克》，是在2008年俄罗斯第一票房大片。 《无畏上将高尔察克》整整下了两天，老没人续种子，可见俄国片子大家都不关注。看见这个片名，其实事先我打了针心理预防针：俄罗斯的翻案影片。但好奇心也被激发起来，真想看，俄国人是怎么给高尔察克翻案的？ 一转眼，彪悍的苏联成云烟，快二十年了。苏联解体，整个意识形态也翻了个身，这个转身幅度太大，让旁观者都有些惊诧。翻案成了主流。该翻的案子，都翻了，托洛茨基案、邓尼金案、哲学船案、流亡作家案，甚至于卡廷森林惨案。澄清历史，有必要，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过犹不及。以现在俄国的翻案烈度，高尔察克案要翻，也是迟早的事，电影不过是政治在艺术形态上发生的意识形态延续而已。 高尔察克这个人，苏联建国初期的小说《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都有他，不过，毫无例外，都是反动派幕后老板、白卫军的头。整个苏联时代，布尔什维克写的历史，高尔察克注定就是"反革命"。现在《无畏上将高尔察克》将高尔察克定性为忠贞不渝的"爱国者"。 "爱国"这一条，很难说布尔什维克对，还是高尔察克对。内战双方，都说是"爱国者"。不爱国，打什么内战？但是"爱国"有个区别，爱什么样的国，这也是题中之义。 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高尔察克想的是什么呢？影片如是表达高尔察克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左翼是一帮泥腿子和穷工人，闹革命，就是打翻贵族制，天下失序，这他决不能同意的。军人都是秩序爱好者，贵族制下出来的军人，成为贵族秩序爱好者，不奇怪。所以，影片中凡布尔什维克，无不猥琐下作，流氓气十足。反观贵族军官，则文质彬彬，气度不凡。 一战最艰苦的几年，俄国的士兵，在东线泥泞的防弹坑道里，连鞋子都穿不到。士兵倒戈，成就二月革命，也就顺理成章。反观军官阶层，影片叙述高尔察克在战争空闲中搞婚外情、沙龙中舞姿高妙，这一出，也是俄国军界上下两层隔膜的实际情况。 1917年2月，大革命起来，高尔察克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但这个临时政府不过数月，就被布尔什维克取代了。这之后是布列斯特和约和内战，情况比较复杂。高尔察克倒向反布尔什维克一方，也在情理之中。 高尔察克于1920年被秘密枪决，时年四十五岁。死前，行刑者问他有什么要求，高尔察克讲，再抽根烟。高尔察克的死法，很有职业军人从容赴死的气度。 但影片始终没有真正回答一个问题，高尔察克为何而战？ 影片似乎要告诉观众的是，高尔察克痛恨粗暴、野蛮的无秩序状态，反抗布尔什维克的暴力，以此否定十月革命。但问题是，高尔察克与科尔尼诺夫的真正区别究竟在哪里？如果高尔察克可以翻案，为什么科尔尼诺夫不能？ 注 科尔尼诺夫，俄国1917年革命期间的叛将，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希冀建立军人独裁政权，举兵攻击彼得堡，为克伦斯基与布尔什维克所败。 国家与战争--《战国群雄》、《布列斯特要塞》 把《战国群雄》与《布列斯特要塞》，放一起写。唯一的一个原因，是这两部片子，彻底的战争电影，不扭捏，不造作，暴力，冷酷。这些镜头在电影里边，都是十分赤裸裸的。尤其是《战国群雄》这个片子，我甚至怀疑导演是赞美暴力的。 《战国群雄》牵涉到哥萨克与波兰人、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冲突，是根据果戈理的著名哥萨克小说《塔尔布•巴拉斯》改编的，根据的历史背景，我并不是很清楚。大约是彼得时代之前的俄罗斯，公国林立，雄者称霸。但是哥萨克与波兰人的冲突，并不算是斯拉夫内部冲突，而是不同信仰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波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一直是两国的大难题。波兰的近代命题，是不断的西方化，通过天主教、波兰先祖这些共同的认同重构波兰。而俄国的命题，则是"罗马化"，"莫斯科即第三罗马"，通过帝国的宗教认同，重构东正教世界内部的完整性与国家样态。由此，两个相邻的国家之间的冲突，除了领土争端之外，就一直存在很微妙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形态的纷争。波兰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的悲情，似乎早就写定了，它靠近俄罗斯，它仇恨俄罗斯。反过来，俄罗斯对波兰的感觉，也是如此。 所以，《战国群雄》这个片子看完，久久不能理清楚这个片子到底要讲什么主题。大概导演想讲的，就是历史感，战争、暴力、冲突与灭绝，就是这么赤裸裸，不是天使般的和平主义就能抹平历史的鸿沟。 熟悉近代战史的，都知道布列斯特要塞。1917-1918年，托洛茨基在此与德意志帝国艰难谈判，最终失败。德国兵临彼得堡，苏维埃再续城下之盟，丧权失地，并导致苏维埃高层大分裂。这是一站与布列斯特要塞的故事。 二战也有一段布列斯特要塞故事。电影《莫斯科保卫战》在上部《台风》中，就介绍了布列斯特要塞的惨烈。顾名思义，布列斯特要塞这个片子，只拍布列斯特要塞这一段故事。就是这一段故事，怎么讲，也很不容易。苏联崩溃之后，怎么拍摄二战的片子，既要政治正确，不突出布尔什维克抗战之功，又要表彰红军艰难奋战，这简直就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不过《布列斯特要塞》不太一样，除了取消了苏联战争电影常规的中央政治局几大常委议定战争议程、斯大林朱可夫英明神武这样的背景式正面描述，同时也取消了德国军人漫话可笑，以及希特勒的愚蠢狂躁。德国人，基本都只在背景里出现，没有面容，心理过程。简单说，德国军人在俄国普通民众、军人的印象中，只是一个杀人道具，没有什么人道主义的复杂人性观。 没有两国高层关于战争的讨论，没有宏大的战争地理，没有全景式的人海。有的，是家园的破坏，是坚贞不屈，是英勇就义。 再简单不过，这就是战争。多余的讨论，都没有必要。 《布列斯特要塞》这个片子，是俄国与白俄罗斯合资拍摄的片子，更为难得的一个层面，是它没有像《无畏上将高尔察克》这样沉迷于意识形态的矫枉过正。后者的投资方，有好莱坞背景。差异就在这里，《布列斯特要塞》是地道的俄国人拍的，是要卖给地道的俄国人看的，不需要取悦于好莱坞乃至全球规定的意识形态，而《无畏上将高尔察克》，所见处处媚俗。

都市中的人开始寻找农村生活跟现代生活连结的可能。这也使得我们回到农村，越来越少了很多观念上的拉扯。以农村为主体进行价值再现、文化再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何柄棣、何兆武、张世英（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是近几年出版的，但影响好像过去业已问世的同类著作要大些。

张承志的写作和思考使革命、平等、人民、恐怖主义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使自由、人道、正义、美和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九十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好像每人都意外地捡到了股份一样兴高采烈和简单化地谈论“全球化”的时候，韩国学者白乐晴先生的汉译评论选集《全球时代的文学与人》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宽广的批判性的视野。

问学之初，我曾经十分倾心地崇拜过两位西方学者，一位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藏学家、意大利学者Giuseppe Tucci先生（1894-1984），另一位是二战后德国汉学的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宋辽金元史研究专家Herbert Franke先生（1914-）。这两位先生既是学问的大家，也是Charisma十足的大人物。

对20世纪出现的具有全球视野的各种世界史研究范式进行了综合评述。真正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史研究在20世纪出现，它们可以分为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和专业历史研究三种。

《阿Q正传》不仅是一个特定社会历史转型的寓言（即“启蒙”和国民性批判），也是一个有关中国文明整体意义和价值表述“系统失序”的寓言。在后一种意义上，阿Q注定活得更长久，因为它所再现的语言、形式、身份认同和自我肯定的困难，将在中国文明历史复兴的漫长道路上一路同我们相伴。

《伦理21》书中充满了道德色彩浓厚的伦理观，试图绕开政治运作来解决今日全球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理念把康德精神推向极致。面对廿一世纪充满危机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柄谷行人的《伦理21》方案，且纵观全书，作者的讨论也超越了日本伦理问题的狭隘视野，将眼光扩展到全人类的未来。作为文学研究者，柄谷行人能够娴熟引用文艺评论、精神分析和哲学、历史、经济等学术领域的理论和知识，一直令不少学界中人折服。虽然他的学术志业是文学批评，但他对康德和马克思的理解却超出一般学人，他的立场是康德主义的，即使他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以一种康德式共同体构想诠释马克思，从1960年的安保斗争，到今日之面对金融海啸，他一直坚守着这种立场，且为此著书立说。柄谷行人早已在《迈向世界共同体》中探讨"国家"、"资本"、"国族"的问题，而《伦理21》更可被视为在伦理学上的延伸，全书以康德伦理观的核心概念"自由"为主调，但柄谷行人与很多日本学者一样，他们的论述亦旨于响应日本自身的问题。柄谷的第一本著作《意识与自然》就讨论当代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而夏目漱石不单是作家，也是响应西方思想的日本知识份子。在《伦理21》书中，作者讨论康德伦理观的同时，亦多番引用夏目漱石的文章，也许夏目漱石的小说写作和理论探索开启了日本在现代框架下的思考。然而当代日本社会在伦理方面仍未脱离德川幕府时代建立的"世间"意识。本书开篇引用了许多新闻，如连合赤军成员被捕后，其父亲以公开谢罪甚至自杀作为家庭责任的响应，而强奸冲绳少女的美国黑人士兵的母亲则为儿子辩护。作者从韩国友人的意见中得知，这种混淆个人自由与集体责任的观念并非东亚国家共有的"价值"，而是日本社会独有的。作者说，这种称为"世间"的"群落共同体"观念源于村社中共同工作的农民，他们对群体工作中的同伴既感到模糊的亲近，另一方面又毫无真正感情可言。在现代性的框架下，日本人很容易以共同体的集体责任观来理解军事国家命令，却难以接受基于最高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康德式个体自由。康德的伦理学及道德形而上学核心为处理自由的问题，在康德以前的斯宾诺莎认为，自然界对一切事情都有严格的限定，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实在有限，只能限定于对认识一切事情因果关系的意志，而康德的自由观则为了响应斯宾诺莎的讨论，在斯宾诺莎的框架下寻回人的自由，指出"最高命令"即每个人以实现自由为义务，康德的"自由"亦意味着每个人认识到本身在道德上行使"自由意志"的位置，道德也此而建立。柄谷行人也认为，康德的"自由"必然独立于"自然"，这种最高命令面对"自然"与"社会"时也难免有冲突。 柄谷继而讨论康德的"责任"，提出只有在"自由"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责任，虽然现实往往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事件的"肇因"，我们才能负"责任"。从几则家长为儿子罪行负责的事例中看出，家长的响应和公众的要求并不符合这种责任观。康德希望个人能认真检验自身和他人的责任，所以作者或多或少认同夏目漱石对罪犯被判死刑的想法，即希望在现实中"毫无隐瞒、毫无遗漏地描述所有真实"，这也说明作为孤立个体的日本小说家，为何希冀借着文学创作来检验个人心路历程，追究责任谁属的问题。对于责任和自由的讨论不免联系到公、私领域的问题，在日本传统社会中，私人领域一直缺乏道德形而上观念，明治维新不过将忠于社会等级的伦理概念演变为国家主义的伦理观，而这助长了"为国而生，为国而死"的军国主义思想，夏目漱石在《我的个人主义》中认为国人不得不"勉强接受低级不堪的(国家)道德"，所以他主张"高道德标准的个人主义"。夏目漱石这种"个人主义"或许是不进取的，因为他没有打算重建国家道德，柄谷行人也一样，他的伦理观并不为了重建国家共同体而建构的。在他的诠释中，康德的"义务-自由"或许仅比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给予多一点的"自由"，至于这种自由如何与"群治"连结，则端赖于人人共有的、被称作"自由"的道德义务。康德本人并不看重政治、法律、国家或所有建制，只看重全人类"最终"会建基于自由及共同情感实现普世共同体，这令康德的普遍主义立场更接近无政府主义。作者就在第五章讨论这一问题，陈述康德的"世界公民"构想如何颠覆了公、私领域，这种颠覆来自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文中指出为公众目的而使用自己的理性时，无论怎样都必须捍卫自由，而为私人目的使用理性时，在妨碍启蒙的情况下，必须限制自身自由，这恐怕是康德以"自律"规限自身及对抗"他律"的最佳声明了。而日本学界讨论"公共领域"时经常论及的哈贝马斯和汉纳·阿伦特，其"公共领域"观点虽亦源自康德，但都未了解康德对公、私领域的颠覆，还有他们未处理康德哲学中的"他者"问题，这也许是全书较引起争议的讨论了。柄谷行人不厌其烦地讨论"他者"，但他也忽略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对于为何人类需要"国家"的思考。康德的人类共同体属于遥远的愿景，康德最终当然希望"共同道德"能够全面取代"法律"，但国家和法律代表着当下的人类活动，这也是无庸置疑的。《伦理21》书中充满了道德色彩浓厚的伦理观，试图绕开政治运作来解决今日全球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理念把康德精神推向极致。这种理念不独为柄谷行人所有，革命宗师马克思亦作如是观。柄谷行人的理念属于晚年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协同组合论，与晚年恩格斯主张的议会式社会民主，或列宁坚持早期恩格斯的暴力革命信条，亦大大不同。在第十二章，作者再次提出自己的Association理论，而这已经超越了一般伦理范畴的问题。然而面对廿一世纪充满危机的全球经济，我们需要柄谷行人的《伦理21》方案，且纵观全书，作者的讨论也超越了日本伦理问题的狭隘视野，将眼光扩展到全人类的未来。（彭砺青 图书馆职员，香港） 

《启蒙时代》叙述的是南下革命干部子弟与市民社会相遇的故事，它细腻地表现出革命后新的时代语境下市民社会的特点。革命是否超越了市民社会？革命和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启蒙时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中学时代，偶然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一本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读后的感觉是，这本书的观点虽然和历史教科书差不多，但内容要丰富的多。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是“资政院”、“谘议局”等在晚清时期开始出现的新事物，它们是什么呢？当时的我还不太能理解。实际上，清末十年史在大多数青年学生脑海中的印象都是模糊的，似乎那不过是清王朝坐等灭亡的几年，“辛亥革命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之类的话语也长期支配了我们的思维。好奇心驱使我去关注这一段历史。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我曾试图阅读《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只是由于学力有限，翻翻就放下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历史的关注。读研究生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致力于阅读和搜集相关资料，其中包括李剑农先生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和刘东主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等，那时的我就立下志愿将“清末宪政史”作为未来学术工作的起步，这也是我2006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因。读博伊始，我就将自己的学术计划告诉导师闾小波教授，得到了导师的肯定和鼓励。中国立宪已百年。1906年，清廷发布宣示预备立宪的谕令，从而启动了近代中国宪政改革的历程。1908年，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颁布；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1年，清廷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1912年初，清帝逊位；等等。对这一段历史，历史学家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和揭示。就最近几年的情形而言，史学界的致思方向大概有三，一是关于清末官员的个案研究（如张之洞、端方与清末新政），二是对于清末新政的地方层面的考察（如清末直隶宪政改革），三是一些专题性研究（如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将清末宪政研究推向更加细化的境地。但是，它们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它们均属于克罗齐所言的“文献史学”，普遍缺乏开阔的理论视野。那么，关于清末宪政改革，社会科学研究者（包括政治学者）又能做出什么样的学术贡献呢？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理论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不同的分析视角，而且能帮助我们形成深刻的史识和洞见。正是在阅读迈克尔•曼、安东尼•吉登斯、贾恩弗朗哥•波齐、戴维•赫尔德等西方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著作的过程中，以及阅读一手清末宪政史料（以及大量二手资料）的基础上，我逐渐认识到清末宪政改革背后所蕴含着的“国家建设”目标，这一国家建设目标并非“挽救腐朽统治”、“寻求富强”或“救亡图存”等概念所能概括的，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正因如此，我决定以“清末立宪与国家建设的困境”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二我的问题意识是，当代中国正致力于政治改革和国家建设，那么，清末的宪政改革和国家建设能给当下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包括三个层面的涵义：主权完整的统一民族国家，国民具有国家认同；它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央地关系法治化的理性国家；它还是国民享有参政权利的公民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良性互动的态势。清末政府正是致力于从上述三个层面加强国家建设。首先，清政府致力于民族的统合、国民的塑造和国家主权的维护，力图将中国转变为一个主权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制度层面上，清政府积极消除满汉畛域，加强对国民的教育，为消除治外法权而努力，并希望将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矛头引向列强。其次，清政府致力于以效率为导向的官制改革、军事集权和财政集权，试图扭转清末以来地方主义兴起的局面。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讲，上述努力取得一定的成绩——首届内阁出台、北洋新军收归中央、财政清理工作初见成效，等等；最后，清政府还致力于对社会的整合，试图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间的平衡和共赢，从而具有了向现代公民国家发展的导向。认为清末统治者有着建设现代国家的雄心，是否过于拔高了他们？清末统治者难道不是非常腐朽的么？问题显然不是这么简单。实际上，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最为忧心的还是统治阶层，毕竟，这不仅关涉到他们的身家性命，而且关涉到中国国家的未来。任何一个稍有抱负的政治家，都试图把握政治航船的方向。清末统治者和政治精英并非不努力，慈禧的目标即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现代国家，她希望中国能走上一条类似日本的强国之路。但是，宪政改革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只能归结为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认为，当时的中国缺乏建立现代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一般而言，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系列危机——民族认同危机、中央权威的合法性危机、社会整合危机（开放政权的压力），等等。早发的欧美国家在遭遇这些危机的时候，可循序渐进的分阶段解决（先实现国家的统一和集权，然后再进行民主分权），所以政治比较稳定，转型比较成功。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上述危机常常同时出现，从而造成一种全面危机的局面。这种全面危机对政治家的智慧、手腕以及把握机遇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幸的是，在清末国家建设的关键时刻，慈禧和光绪的同时去世造成了权力的真空局面，而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缺乏足够的权威和驾驭能力，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很快走向覆亡。图：慈禧太后 三清王朝虽然覆亡了，但它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努力、经验和教训却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审视。我们必须首先摒弃历史研究中常常出现的“后来之见”，即我们不应因清政府最终走向覆亡而否认它为现代国家建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或者评价太低），多一点“同情式理解”是必要的。理性的学术分析不应容忍“过度的同情”或“一棍子式否定”，那样只会变成“辩护士”或道德批评家。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可能站在中间立场上，对政治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现象作出解释，而不轻易为任何偏见或立场所左右。而且，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深入历史的内部结构之中，尤其是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才能避免外在式的肤浅分析。其次，我们必须关注清政府的重大政治决策，以判断其是否符合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进而做出评价，而不应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将统治阶层的种种腐败和倾轧行为视为改革失败的基本原因。如果我们认真审视清政府的各种改革举措，便会发现其中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而且，最高政权对于舆论界的要求是颇为敏感的，诸如废除科举、教育改革、鼓励商会、颁布宪法大纲、法制改革等等，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新兴阶层的呼声、愿望和利益。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果常常是相互悖离的。在主观目标上，清政府希望维续自己的统治，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并增强对社会领域的政治整合能力，从而巩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它的某些改革措施（如废科举和成立咨议局）恰恰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增加了社会领域的离心倾向（立宪派和地方绅士最终选择与清政府决裂的立场。市古宙三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士绅革命）。这反映了政府“保守”与民间“激进”两种不同政治品性和行为取向的对抗，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清末宪政改革构成二十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就二十世纪中国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国家建设成为最核心的政治主题，无论是改革抑或革命均以独立富强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追求。“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国现行宪法序言）。此处的“变革”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革”。在很多情况下正是因为改革道路不通，革命才作为一种替代路径兴起。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虽然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但它们均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近代中国的全面危机直到作为全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并以彻底革命的方式才得以最终克服。为了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和政治整合，这种全能型政治是十分必要的，虽然它对新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1949年后，新中国在制度建设方面固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主权独立、基本上统一的国家已经呈现在世界面前，这成为此后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前提。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国家建设虽经历颇多曲折，但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此我们必须采取客观审视的态度，而不宜作出任何简单的评断，尤其不应该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对立起来进行表述。没有前三十年奠定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没有前三十年在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后三十年的国家建设不可能顺利展开。当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何加强部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如何加强国家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如何处理国家与公民社会领域的关系，仍在考验着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如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中国人民不断的进行探索。

今天，传统的"工人"和"农民"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今天，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同事和朋友回忆文章。

一天下午,沃尔特·本雅明闲坐在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双叟咖啡馆,其时他灵感激荡,想为自己勾勒一幅人生图表。

一个答案是，因为康有为的体制改革触动了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但是，我们不妨继续追问：孙文的辛亥革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不但推翻了清王朝，而且还换上了一个以美日留学生为主体的政府，如此一来，上层传统王朝向现代政府转变的阻力理应是没有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约35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罢工示威，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事态扩大，引发了干草市场暴乱。1889年第二国际决定把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

2009年3月17日，蔡国强来到欧洲另外一个航海强国西班牙的著名港口城市毕尔堡，那个远远驶来的东方人的身影，现在已经成为毕尔堡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Bilbao）盛大回顾展的主角。这是他的全球回顾展在纽约、北京之后的第三站，也是最后一站的展览。

通过对比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参与和商议机制，本文分析了随机遴选作为政治代表的挑选机制的必要性、民主正当性、重要作用及其积极效果。商议民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但由于其内在的困境，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

“天魔”舞蹈的内容，从“天魔”诱惑佛祖或菩萨未能得逞的佛教传说敷衍而来。元代的舞蹈“十六天魔”可能是元的亡国之君顺帝根据被禁的同题杂剧而改编成的艳舞，与西番僧所传的秘密宗纠缠在一起。大致说来虽然这个舞蹈中既有诱惑，也有道法，依照史料，顺帝的侧重在前者。“天魔舞”在明代被视为元代淫靡亡国之象征，但在民间改编后仍有上演，甚至传播很广，杨维桢诗句中也提到了天魔舞。这篇考据文章的作者为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有一天，我的洋教女从她的神话书上抬起头来，指着我看的书问：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