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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为什么“拯救达尔富尔”——非政府组织与政治共同体

天涯2010.5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

达尔富尔这个名字本来很陌生,那么遥远,与它没有任何瓜葛。第一次接触它是几年前在纽约的地铁里,站台上到处张贴着"拯救达尔富尔!"、"制止屠杀!"的"大字报",地铁站台被涂鸦、广告、海报妆点得面目全非。达尔富尔到也没有特别显著夺目,只因为提到了中国,才吸引了我的眼球。有几张"大字报"要求中国停止支持苏丹,不然就抵制2008奥运。我一头雾水,不知这个天方夜谭的地方怎么会扯上中国。后来,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拯救达尔富尔"竟出了唱片专辑,"制止达尔富尔暴力"印上了文化衫。新闻报道、电视广告更频繁提及。美国大、中、小学校园也纷纷给达尔富尔募捐,到后来,干脆有人登门征集捐款了。看来无法回避这个是非之地,它在美国传媒上的曝光率,几乎赶上伊拉克了。但我毕竟对苏丹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要想弄清楚达尔富尔大屠杀是怎么回事,可没那么容易。但却产生了不相干的疑问:伊拉克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好,美国怎么又热心起苏丹了呢?


一、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的无知得到些启蒙,懵懂的意识也开了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辩论达尔富尔暴力的根源、以及外部干预的后果。带着补补课的心思,我早早到场,发现偌大礼堂的上下两层早坐得满满当当,观众达五六百人之多,纽约竟会有这么多人对苏丹感兴趣?辩论一开场就火药味十足,不像很多辩论会或演讲赛那样,双方并不较真,只表现一下口才、练练嘴皮子而已。而这两位针锋相对,充满敌意。首先发言的是普伦德加斯特,他先发制人,指责对方诽谤,抱怨说自己被妖魔成新殖民者,在美国犹太人的操纵下,对非洲实施再殖民。听众开始以为他在讲笑话,活跃下气氛,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但很快意识到,两位辩者已积怨甚深,才剑拔弩张,相互攻讦起来。


普伦德加斯特接着控诉道,苏丹政府暗中支持金戈威德武装民兵(Janjaweed,阿拉伯裔游牧武装),自2003年起大规模屠杀达尔富尔南部土著黑人,夺去了近40万人的生命。政府军与民兵烧杀抢掠平民,强奸妇女,劫持、射杀联合国人道救援人员,罪恶滔天,鬼神不容。他本人曾在苏丹致力于人道救济,于是现身说法,生动描述了土著非洲人如何水深火热,受尽政府军和阿拉伯人的凌辱,凄惨非言语所能述及。言语间流涕欷歔,不能自已。反方马姆达尼教授一身印度打扮,演讲略带印度口音。他乃出生于乌干达的第三代印度移民,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现为美国非洲研究界最有成就的学者。他不紧不慢,一字一句罗列大量数据,质疑正方声称的屠杀人数:"所谓40万人遭屠戮,不过是各种统计渠道中的一种说法而已。联合国与非盟维和部队统计约有10万人死亡,也有机构说大概12.5万人或者7万人死亡的"。死亡原因就更复杂了,根据他本人的材料,大概有70%的人死于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毋庸置疑,当地人是由于多种因素致死的。最让死亡数字扑朔迷离的,是达尔富尔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迁徙常误算为减员,只有当地人了解身边的情况。那么,浮夸死亡人数对谁有利呢?显然是西方媒体、以及普伦德加斯特所代表的非政府人道组织--拯救达尔富尔联盟(the Save Darfur Coalition)。大量非政府组织(NGO)对危机夸大其词,虚报死亡数字,渲染残暴程度,为了拉到更多基金会的支持和大众捐款。媒体与非政府组织一道,还试图把美国政府拖入达尔富尔乱局,营造国际冲突新热点。因此,这是一场媒体的战争,一场NGO的战争!


马姆达尼言辞激烈,语惊四座。几秒钟的沉默之后,听众才如梦初醒,报以热烈的掌声。正方普伦德加斯特有点挂不住了,争辩道:"我们不要再纠缠于数字和细节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达尔富尔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genocide),苏丹政府与阿拉伯人灭绝土著基督徒的暴行已昭然若揭!"这一旗帜鲜明的论断与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一致,布什早在2004年就宣布达尔富尔事件为"大屠杀" (holocaust)。联合国的态度稍缓和些,选用了迂回一些的词汇--"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这些"术语"背后,有一整套话语政治机制。"二战"后,纳粹屠犹暴行大白于天下,关于大屠杀的叙述,也渐渐发展成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G. Finkelstein)戏称的"大屠杀产业"。生产出许多与屠杀相关的词汇:holocaust(大屠杀),genocide(集体屠杀), atrocity(暴行), massacre(屠杀)等。屠犹为最高级别,用定冠词加大写字母"the Holocaust"作专属名词,为人类屠杀的判断标尺。其他屠杀则依规模、程度向下排列。至于如何判定怎样的规模、什么程度的屠杀为"genocide","atrocity"或"massacre",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政府认定达尔富尔局势仅次于屠犹,批评联合国干预迟缓、无力,威胁要采取单边行动。可见,"拯救联盟"的运作奏效了。而联合国的判断沿袭了1945年纽伦堡审判的遗产,所谓"战争罪"(War Crime)即为镇压抵抗而采取的屠杀或其他残酷手段;"反人道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则指以清除整个民族为目的的大屠杀。2005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决议,起诉达尔富尔战争罪犯,以反人道罪名送海牙国际法庭。但不同意使用"大屠杀"一词来裁断当地局势。其实,联合国与美国的态度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另外,马姆达尼所说的"拯救达尔富尔联盟"创建于2004年,由位于华盛顿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与"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协会"(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联合发起,网罗了180多个宗教、政治和人权团体,聚敛巨额赞助,游说美国政府和联合国,敦促武力干涉达尔富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伊利·威赛尔(Elie Wiesel)是主要策划人,在华盛顿、纽约等大城市常组织游行、集会和募集。据说,"拯救联盟"仅2006年就花去1500万美元在游说活动上,却不肯直接援助达尔富尔难民。正是有这样的背景,辩论正方才一开始先声夺人,说马姆达尼污蔑他受美国犹太人操纵。


二、


马姆达尼反驳达尔富尔局势是"集体屠杀",指出早在1989年,西方媒体曾以更耸人听闻的言辞"holocaust"(大屠杀)形容达尔富尔,在道义谴责之外,暗含深刻的文化偏见:未开化的苏丹政府还在屠杀自己的人民,阿拉伯人正灭绝第三世界土著基督徒。这分明在召唤:美国应该领导一次后现代十字军东征。但真实情况是,部族间发生了流血冲突。症结应归于英国常年的殖民统治,英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长达70多年的统治,使苏丹部族间积怨、仇恨、甚至相残。在1978年苏丹发现石油后,各种西方势力又来插手、离间部族关系,利用分歧瓜分势力范围,争夺资源。终于在2004年非洲联盟的维和与外交斡旋下,达尔富尔出现了难得的缓和气氛,有望走向着和平与稳定。西方从外部的干预只会让局势更复杂,只有非洲国家以政治方式解决本地问题才有前途。


普伦德加斯特毫不退让,反唇相讥:我们不要奢谈历史了,还是说说具体解决方案吧。最近我与奥巴马总统面谈过,希望政府采取强硬手段,介入苏丹冲突。也请在座诸位给总统写信,敦促政府大胆作为,惩治苏丹总统巴希尔(Omar Hassan al-Bashir)等战争罪犯。请记住,自从美国人创造性地使用"大屠杀"一词之后,很多苏丹人的生命因外部干预而得救,大规模奸淫也被制止。美国必须在国际人道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中国政府也须认识到,它在达尔富尔的利益与美国一致,应该与美国积极合作。


普伦德加斯特并不顾忌美国干预是否需要联合国授权,似乎他代表的非政府组织能说服总统奥巴马就足够了。难道美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NGO要代行联合国之责吗?众所周知,美国扮演的角色早已不是一般区域性民族国家。"二战"后,虽然《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维持国际秩序的干涉权,但联合国虚弱无力,干涉上乏善可陈。"冷战"一结束,干涉权就被重新塑造为全球一体化的开路先锋,由世界上仅存的唯一超级强国操作实施。直到此时,干涉才有了实际内容,意义也凸显出来。当然,它背离了传统国际秩序遵循的原则--根据国家间订立条约或依国际法协调主权与超主权的关系,实现主权国家间的合作与协同。今天的干涉权是为应对紧急事态和例外状况而建立起来的警察制度。[1] 无论联合国授权与否,美国仍可以让国际警察功能合法化,因为不须援引条约或国际法,只借助道德工具或"国际共识"即可。参照哈特(Michael Hardt)与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的观点,普遍价值使国际警察权力合法化。[2] 但作为主权国家,美国行使警察职责时,无法避免面临身份上的尴尬,即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与超国家管辖的普遍性时常龃龉不合。作为主权的美国首先是自利的,它如何裁断怎样的干涉是正义的?如何决定谁的行为是为和平的呢?这一矛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已暴露出来,因此它需要一个介质,或一种机制能呼唤、启动对外干涉,使单边行动获得普遍价值的认同,化解国家自利的嫌疑。非政府组织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堪当此任,它们完善了警察国家全球干涉的道德机制,也塑造了它特有的主权与超主权双重品性,为全球帝国的形成铺路搭桥。


三、


哈特认为,与许多人权NGO及其参与者的主观意愿相悖,他们发动的没有硝烟、没有暴力、没有边界的"正义战争",后果往往与传统战争同样野蛮。[3] 回溯NGO发迹的历程,虽然很早以前就有名目繁多的NGO、行业联合会,但成就人权NGO今日辉煌的却是"冷战"的终结。在1980年代,西方人权组织抨击前苏联的人权状况,颁发人权奖项,声援持不同政见的俄国知识分子如萨哈洛夫、索尔仁尼琴等,直至戈尔巴乔夫邀请国际特赦组织到莫斯科共商大计。不久,苏联解体,接着整个苏东阵营垮台,人权运动随之风起云涌。巴尔干国家一个跟一个分崩离析,人权大于主权的高调,给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奏响自由、民主的挽歌。柏林墙倒塌了,"铁幕"隔开的欧洲打通了,"欧洲经济共同体"与"北约"东扩,填充着"后冷战"的欧洲经济与军事的真空。与此同时,装备了强大通讯手段的西方各大媒体,也跟随世界新秩序的扩张,抢占了 "不设防"的意识形态"空城"--共产主义烈火燃尽的后社会主义国家。这时,媒体、NGO、宗教团体联手,共同使用一个否定词"非"-政府(non-governmental)来界定自己,它们不听命于政府,与国家机器的抗争正是其生命力的源泉。像中世纪教会或传教,通过话语或命名将敌手界定为善的匮乏,把敌人钉死在邪恶的耻辱柱上。媒体、NGO透过全球通讯网络,生产、复制着人权、正义、暴政、屠杀、殉难与邪恶等道德话语,操纵着世界各地人们对彼此交往与和解想象的意义与向度。


例如,东欧阵营刚解体,科索沃阿族穆斯林就趁机与基督教塞族分裂,人权组织即把部族冲突演绎成斯大林式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南联盟政府被指为"施害者",阿族穆斯林被定义为"受害者"。自此,南联盟的罪行不断升级为"集体屠杀"和"大屠杀",直至"国际社会"发动战争,灭掉了"邪恶暴政"。如今,东欧各国已纷纷加入北约,欧洲不再有共产主义威胁了,"文明冲突"却迫在眉睫。"9.11"后的两场对穆斯林的征战之后,达尔富尔遂成"国际热点"。人权组织适时转换价值标准,把部族冲突对号入座,换成穆斯林对基督徒的大屠杀。其实,达尔富尔族群与信仰的划分重叠交错,无法套用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冲突"模式。当涉及中国问题时,国际舆论报道新疆"东突"穆斯林的调调,显然不是"文明冲突"模式,又回到"冷战思维"上去了。毕竟东亚与西方抗衡的基调不是宗教信仰,这里意识形态冷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人权NGO虽然宣称无差别地人道关怀,对所有弱者无私援助。但据我观察,国际NGO并非超然物外,它们炒作冲突的热点或人道灾难很有选择性。媒体对危机的描述、解读,也颇带倾向性。如苏丹发现石油之前,部族冲突无人问津,当它成为产油国后,国际石油公司岂能容得中国染指。于是,能源竞争被表述为人道危机,只要苏丹政府一天不臣服,中国不卷铺盖让路,"达尔富尔大屠杀"就不会结束。那么,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如何运行?它们与警察国家怎样协同干涉目标国家呢?


哈特与奈格里指出,今日帝国干涉不再以武力为开端,而首先使用它的道德工具--非政府组织;作为帝国这一全球权力关系构成的生态政治机器,NGO总先行权力一步,象征性地生产敌人,给它们命名(如恐怖主义、专制政府等),然后启动国际社会的预警系统,进行道德干涉,为将来的军事干涉扫清道路,最终才把实际解决的任务交给国家这一"世俗"权力。[4] 他们论及的"帝国"概念不是一个实体,无法以实证的方法找到植根于政治与经济现实中的对应物。而指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权力网络,或者说一种正在形成中的生态政治、经济和制度系统,美国在其中扮演"警察"的角色。从达尔富尔个案观察,NGO的运作首先预设一个人道危机,以国际舆论围剿苏丹政府。民间方式对付不了"冥顽不化"的寡头政府,于是丛林法则就有了合法依据。然后,NGO与媒体联手游说"警察国家"动用"正义的暴力"打击"邪恶的暴力"。米勒舍维奇、萨达姆都被惩戒,以儆效尤,苏丹总统还敢以身试法?人权组织越来越不耐烦,敦促奥巴马政府采取强硬手段,如果没有基地组织缠身,苏丹也许就被列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了。


四、


在哥大考因(Cowin)大礼堂里,达尔富尔辩论的气氛愈加紧张、压抑,普伦德加斯特不断变换坐姿、手势,以眼光与台下互动,想把会场调动起来。反方马姆达尼专心倾听对方讲话,埋头记录。轮到自己时,起身离座,走到舞台远端一小讲台后面,慢条斯理读起稿来。语调抑扬顿挫的莎士比亚英语,与印度民族服装相映成趣。"正方应该澄清一对概念,即'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与'司法正义'(criminal justice)不同。"马姆达尼说,苏丹政府宣称代表国民,以政治方式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而NGO自称代表受害者,以惩戒苏丹总统和屠杀元凶为诉求。非洲联盟把达尔富尔冲突视为内战,多年来谈判、妥协、利益再分配、甚至动用武力,催生出各方能接受的政治方案,在非洲区域共同体内实现和平。而NGO则淡化苏丹人的政治身份,用抽象的"受害者"和"施害者"来划分人群,把共同体内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民间司法诉讼--达尔富尔受害者状告杀人犯巴希尔。原本背景复杂的部族倾轧,被简约为大屠杀了。人权组织的网站上,充斥着强奸、嗜血、肢解的影像和煽情,可谓"暴力的色情",却不说明冲突的历史、或当地信仰与种族交错缠绕的渊源。为什么非洲人与国际NGO看问题的角度竟如此不同?马姆达尼以自己的儿子为例,把问题解释得妙趣横生。


马姆达尼的儿子上美国一所中学,天天忙着"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却对伊拉克的血腥恐怖漠不关心。父亲多次问儿子,伊拉克被屠杀的人数不比达尔富尔少呀,为什么不拯救一下伊拉克呢?儿子语焉不详,父亲就问他的同学和家长,同样也说不清楚。只觉得伊拉克牵扯的头绪太多,剪不断理还乱,不如达尔富尔虽遥不可及,却简单明了--人道危机,容易把握。他继续探究周围人的深层意识,道出了个中缘由。伊拉克对于美国人来说,关涉公民义务,毕竟伊拉克乱局由美国肇始。在电视前观看伊拉克爆炸、死伤画面时,美国人内心深处隐隐愧疚。战争的巨额费用也须由每个纳税人分担,自己的儿女也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美国百姓不愿谈及伊拉克人道危机,因为它太切近、太现实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达尔富尔与他们只有抽象的"人与人"关系,或曰"人道关怀"。捐赠乃自上而下的施舍,既满足了优越感,又可以把自己想像为拯救英雄。所以宁愿捐款给"拯救运动",既合理避税,又回避了与己相关的义务感和负疚感。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面对同一现实困境时,当事人与局外人难有共识。当事人不能不考虑自身与环境的依存关系,要么担当共同体的义务,要么逃避责任,但一定会带着"主体意识"去选择政治立场。而局外人则倾向于理想化的道德态度,指指点点,不计后果,所以苏丹政府才会与NGO对立,这在维和行动上充分体现了出来。2007年以前,由非盟维和部队维持达尔富尔秩序,局势渐趋缓和。后来联合国介入,高级指挥官的位置被少数白人取代,而地面上出生入死的士兵仍全部是非洲人。西方人谋划一个个美好的和平蓝图,执行的却是当地人。一旦维和计划出现麻烦,西方人进退自如,随时甩掉包袱抽身离去。当地人就没有这份从容了,只好面对干预的后果,收拾烂摊子。


那么,NGO苦心孤诣的拯救运动就没有主体意识吗?运动背后有怎样的原动力?乐善好施的外表之下有没有其他动机?陈词滥调的"阴谋论"往往说,NGO实际上暗中为美国等西方政府效力。但指责某个国家或势力指使NGO到世界某地颠覆政府,往往是捕风捉影。首先,NGO所获得的资助与支持早已不是一对一的简单方式。其次,国际NGO不产生于某个特定民族或地域,也不专门服务于个别政府,它们不仅消解第三世界国家主权,也对抗西方大国主权,其行动范围没有界限,流动、绵延。以赛亚·伯林曾说:一切价值、目的都内在于特定社会或民族有机体的独特历史之中。[5] 而NGO的使命却是捍卫所有人的权力,不需任何民族或文化语境做依托,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五、


"冷战"结束以前,人们只关注大国政治和联合国的协调作用。而当今世界,大国已经不能完全说明国际潮流的走向。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一体化时代,国家与NGO之间的平衡逆转了,原本弱势的NGO一面抱怨国家机器的暴力,一面又嘲笑主权政府在国际上力不从心,跃跃欲试,要取而代之。今天的世界霸主也得顾忌舆论导向与人权鼓噪,世界格局与博弈规则正逐渐改变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奠定已三百多年的民族国家体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仍沿用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锁定主权实体去寻找为其国家意志效力的鹰犬,就无法理解当下NGO和媒体的运作。应该注意到,全球化时代存在一种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结合了政治与经济力量、支配和吸纳一切异质性因素的权力网络。传统主权建立在封闭的空间之上,而这一权力却把空间视为开放的、无差别和无限绵延的。它不断扩展、更新,欲将整个地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你想寻找它的基地和首脑,却发现它居无定所,无迹可寻,又无处不在。不像传统权力那样靠暴力开疆拓土,它主张依赖广泛共识渗透到所有文明空间。国际资本是它的物质形态,其主体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循环关系-即生产与消费的永恒轮回。跨国企业凭借资本无孔不入的流动,不仅生产出商品,更在全世界生产着生产者与消费者,把他们锻造成全球化生态政治的行动主体,不断加入到生产循环之中。积累、再积累,资本的链条把欲望与社会关系、肉体与灵魂连接成整体。


国际资本把地球开发为"世界市场",对各国能源、劳动力、加工和物流等环节,按效率的逻辑重新配置。不仅整合世界领土和人口,它还让民族国家沦为简单工具,仅仅记录和统计跨国企业驱动下的商品、资金和人口流动。[6] 劳务、能源、技术被调配到不同的市场和用途上,于是,绵延的国际生产线标识出高端知识经济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张资本生态的世界地图勾勒出来。如果"不文明"的主权政府对国内市场干预,还想按传统模式开发能源,以国界为限搞国民经济,就破坏了资本全球化的规矩--发展中国家贡献廉价劳力和能源、发达国家控制技术和资金。其后果,国际资本启动NGO这个利器,透过名目繁多的基金会赞助或研究开发项目,驱动NGO按设定的目标执行资本的强力意志。非政府组织先以民间游说、集会抗议、金钱诱惑,围堵政府屈从生产的"工具理性"和消费的"大众民主"。仍顽固不化者,则被冠以种种恶名:"保守"、"愚昧"和"专制"或"人权状况恶劣",媒体与NGO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呼唤警察国家武力干涉。因此,由NGO和警察国家两驾马车为全球资本统治保驾护航。


如果沿用传统批判方式揭露NGO为某国际财团效力,会无功而返。财团与NGO并不直接发生单向的雇佣关系。国际大财团常年向各类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或世界银行等)捐款,名目往往是崇高的目标,如人权、脱贫或环境保护等。基金会则把捐款按目标分类、重新组合,在大量的资助申请中寻找合适的NGO。NGO一般也有自己的使命,一旦得到基金会资助,会在履行使命的过程中向基金会汇报,与之谈判磨合、达成共识。但有一个前提不需要讨论,那就是无论实现什么崇高目标,都须推动资本化和自由市场化。资本经过基金会复杂、"科学"的处理后,已经模糊了它与NGO的因果关联,使两者关系交织在一个多向度、复杂层叠的微观权力网中。警察国家也不像传统帝国那样炫耀财富和武力,军事和政治优势已不能说明霸权的真正含义。美国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道德优越感,透过好莱坞和CNN,山姆大叔获得了"仁慈、博爱、平等和尊重"的"自由帝国"形象。世界霸权围猎、追逐的不仅是经济和政治资本,还有炙手可热的道德资本,马克思笔下描绘的资本拜物形象,早已披上人道主义的盛装华服。


六、


达尔富尔辩论已接近尾声,双方进入听众提问阶段。会场气氛不能再用剑拔弩张来形容,简直就是持兵挺刃、赤膊上阵了。提问的人特别多,在观众席通道排起长长的两队。提问先自报家门,几乎都是从苏丹来美留学或避难的年轻人。他们对马姆达尼破口大骂,说他撒谎、妖言惑众、苏丹政府的走狗,骂他庇护罪犯、伤害受难者等。每个提问者都讲自己的创伤经历,个个见证屠杀、奸淫和残暴。他们出离愤怒,指责教授奢谈历史,简直到了冷血的地步。有个苏丹学生问:一个印度人有什么资格谈论达尔富尔?言外之意只有苏丹人和美国人、受害者与拯救者有权发言。主持人觉得太难堪了,站起来宣布,会场不得有人身攻击和谩骂,要尊重讲话人,也给自己留点尊严。马姆达尼从容起身,走向讲台回应道:让我吃惊的是,达尔富尔受害者与屠犹幸存者竟如此不同。犹太人让人们永远记住历史,而这里自诩受害的人却要求忘却历史。割断与过去、地域和记忆的联系,抽空历史与文化语境,抽象谈论暴力与伤害,搞的是命名政治!通过命名"大屠杀"、"种族灭绝"来诱发外部干预,以所谓"道德暴力"去消灭"邪恶暴力",这种做法很危险,对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当地人不负责任。这话意存讽刺,这帮苏丹留学生多在人权组织的帮助下来美,已充当各种"拯救"运动的生力军。


在全球化时代,仍以共同的历史、集体记忆或血脉相连来界定一个民族,已经越来越苍白无力了。因为资本是这样一种机制,它需要异质性的"他者"--即依赖传统维系认同的区域共同体,这样它才能跨越内与外的疆界,不断征服他者,接受外界环境的滋养;在内与外的区分、我与他的相互转化中,资本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利润增值,外界的他者成为资本的基本因素。[7] 但这个过程又是悖谬的,资本一旦接触到异域就使之归化,迫使"前现代"民族国家采用资本的方式生产,推行消费文明,"进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可当这片土接受资本文明,整合进资本生产的链条中时,资本的疆域虽然扩展了,但新领地却不再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他者"了。[8] 当下风靡全球的吸血鬼电影就像全球化寓言,吸血鬼到处猎袭活人,吸干他们的新鲜血液,进补自己的活力。被吸血致死的人又变会成新吸血鬼,与老吸血鬼一道寻觅新目标,直到世界上剩下最后一个人。1964年美、意合拍的影片《地球上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on Earth)就是讲这样一个故事,最后一个活人与无数僵尸搏斗,最后取得胜利,拯救了地球。资本对异质性力量总是既冲突又依赖,靠豪饮他者的鲜血来平息征服新领地的贪欲。资本的本性是积累与扩张,而这一本性恰好给自己掘下了坟墓。


附录:达尔富尔大事记:


1820年 奥斯曼帝国统治苏丹。


1882年 英国入侵。


1899年 英国与埃及共同统治苏丹。


1956年 苏丹独立,以喀土穆为中心建立了北部阿拉伯族为主导的政府。


1962年 苏丹喀土穆政府与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南部分裂势力发生内战。


1972年 签署亚的斯亚贝巴和平协议,苏丹南部自治,出现随后11年和平。


1978年 苏丹南部发现石油。


1983年 南北战争又起。


1989年 通过政变,"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控制了国家。


1993年 巴希尔成为苏丹总统


1997年 美国以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对苏丹实施经济制裁。


1998年 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美军对苏丹首都喀土穆实施导弹袭击。


1999年 苏丹开始出口石油。


2003年 达尔富尔的南部黑人组成 "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等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同时,金戈威德武装民兵劫掠南部黑人。大批难民涌向乍得。


2004年 美国宣布达尔富尔局势为"大屠杀",联合国则控其为"反人道罪"。非盟维和部队进驻达尔富尔。


2005年 苏丹政府与苏丹解放运动签署全面和平协定,南北冲突结束。联合国安 理会投票促达尔富尔战争罪嫌犯送海牙国际法庭受审。


2006年 苏丹政府与"苏丹解放运动"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但"正义与平等运动"反对该协议,冲突继续。


2007年 非盟维和部队被袭击,五人被打死,非盟开始向联合国寻求支援。联合国与非盟联合组建2.6万多人的维和部队,士兵主要是非洲人,少数军官是白人。美国对苏丹实施新制裁,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强硬手段制止"大屠杀"。


2008年 西方媒体把中国举办奥运会与达尔富尔局势联系起来,鼓噪杯葛中国奥运。达尔富尔地区石油资源争夺加剧,南北对峙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约翰.霍姆斯称,五年来的冲突,夺去了达尔富尔30万人的生命。


[1] 【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帝国》杨建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9页。


[2] 同上,第18页。


[3] 同上,第42-3页。


[4] 同上,第42-4页。


[5] 伯林【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409页。


[6] 哈特和奈格里,第38页。


[7] 同上,第262页。


[8] 同上,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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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炎:占领华尔街与未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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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王炎:重新叩访被遮蔽的历史--国际恐怖主义影片之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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