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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甘阳:从富强走向文雅
    2016/01/09
    今后我们需要考虑文雅的问题。此前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夫想这个问题。... 我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文化素质,知识分子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只是隐含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这个东西让人不舒服。
  2. 特里·伊格尔顿:大学的缓慢死亡
    2015/12/16
    伊格尔顿在2010年文章中曾指出,大学和发达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无法调和的。
  3. 商伟:做出更好的学问,无愧于这个时代 (中华读书报访谈)
    2015/09/21
    做学问需要具备某些条件,有时机遇也很重要,另外还可能有一些因素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控制,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内在的动力。韩愈劝有志于学者,"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听上去陈义甚高,可是说到最后,还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学术不只是一项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4. 哈特与奈格里:对大卫·哈维的回应:关于《大同世界》
    2014/09/18
    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之严厉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么扭曲对方的观点以证明自己的聪明,要么打出马克思学圈子之外的人闻所未闻的奥义般术语,并洋洋得意自以为获胜。有鉴于此,我们更要对哈维这个马克思主义同道对我们作品的细致阅读和真诚赞美而表示由衷的谢意。
  5. 大卫·哈维:哈特与奈格里《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2014/09/18
    大卫·哈维在《艺术论坛》(artforum)2009年11月的专题中就《大同世界》(2009年出版)与哈特和奈格里进行了争论。原文见:https://libcom.org/library/commonwealth-exchange. 译者:王行坤
  6. 汪晖:新批判精神--与《新左翼评论》佩里·安德森对谈
    2014/08/26
    本文为1999年汪晖先生应佩里·安德森教授的邀请访问洛杉矶并进行讨论的记录,而前半篇中着重探讨的所谓“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分歧仍在影响当下社会思想。
  7. 商伟:韩南先生的最后礼物
    2014/05/07
    4月27日上午,获悉韩南先生去世,深感震惊和遗憾。过去的几个月内,先生往返于医院与康复中心,身体状况时有反复,近几周似乎已渐趋稳定。在记事本上,我写下了最新的电话号码,心里想着这一周的什么时候就可以跟先生通话了⋯⋯。
  8. 张旭东对话杰姆逊:"理论已死"?理论何为?
    2014/01/22
    成熟的理论分析的特征在于,它是对表征的研究。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表征。
  9. 张光正:请教许倬云先生(附:有感于《文讯》为张我军正名)
    2013/07/22
    对许倬云口述回忆录片断中提及张我军、张光直部分的质疑:其中在回忆傅斯年先生时,竟然谈到有关张光直和家父张我军的一些事。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文中所述与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事实,有大相径庭之处
  10. 刘小枫:我的兴趣是搞清西方学问的本来面目
    2013/07/17
    我对纯粹的"好古"没有兴趣。我相信,当年王国维研究殷周制度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好古",而是为了现代中国面临的改制问题而"好古"。如今好些研究中国古代政制史的学人其实也是为了"今"而"好古",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他们用现代西方的启蒙观念来重写中国古代史,以便符合一个结论:凡没有自由民主的古代政制都是坏的。可是,当他们面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制时,就非常尴尬,因为,雅典民主政制晚期的经典作家几乎无不尖锐批判自由民主
  11. 李北方: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2013/07/03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将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12. 辛德勇:大东购书漫记
    2013/05/01
    【小引】&nbsp; &nbsp;《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名叫"大东"。诗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前人诠释所谓"小东大东",一向没有通解。民国时傅斯年由此出发,揭示周人东拓疆土的过程。傅氏以为,"东"本地名,西周初年指商都以东地区,大致即今河南濮阳一带之秦汉东郡地界,后来始随着疆土的拓展向东一直到今山东泰山迤东迤南地区也被称之为"东"地。"东"地扩展过于广袤,为相区别,旧地称为"小东",新境便称为"大东"。傅斯年阐释这一观点的文章题为《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是一篇名作,所说观点可谓精当不易。只是他解释小东、大东之别,以为"大小之别,每分后先","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似不如以其距中原之远近为分别更加贴切,即所谓"小东"、"大东",犹如国际上惯称之"中东"、"远东"。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日本人才会自称其国为"大东",他们历史上有名的性读物曰《大东闺语》,便是显著的例证。就与中国中原的距离而言,可谓当之无愧,至少是比"大日本"的自号要切合得多。我这篇谈买书和翻书感想的笔记,是2002年底至2003年初期间,前后两次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期间,徜徉于日本书肆的写真,因此便借用了这样的雅称。&nbsp; 这次在日本购书,所得均为常见大路货,收书的原则是相对比较便宜,同时我对它的内容又感些兴趣。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孤秘罕传或是精美超群的书籍,在这里拉杂写下的文字,也就以泛泛介绍和漫谈感想为主要内容。对于偏嗜奇秘书籍的藏书朋友来说,恐怕没有多少值得眷顾的东西。&nbsp;【11月23日】&nbsp; &nbsp;前天抵达日本东京,住在东京都立大学的国际交流会馆。&nbsp; &nbsp;几年前来东京,为买书花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下一万多元的债。所以在北京出发前,本下定决心这次在日本绝对不再这样买书。东京都立大学位于东京西郊,到市中心的旧书店街神田路程很远,不像我上次在东京住的亚细亚文化会馆,与神田近在咫尺。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我的书瘾。不过既是入瘾已深,终究心痒难耐,今天还是来到了神田。即使不买,也不能不看看。&nbsp; &nbsp;走在神田旧书店街上,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就像漫步在自己独有的私家园林,一条条小路都在等待着你踱过。空气中弥漫着旧书的气息,让人兴奋,让人激动。站在一家家一排排的书架前,眼前的书籍犹如五颜六色林林总总的花草,芳菲撩人,只欣赏,不采摘,那需要很深的内敛功夫,很超脱的人生境界,而我显然还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得到更多的修炼。结果是在著名的一诚堂书店,买下了一本英文书籍。&nbsp; &nbsp;如果是在北京,逛一趟琉璃厂买一本旧书,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可是你要知道,根本不能拿琉璃厂来和神田相比,需要知道琉璃厂只有几家旧书店,而神田的旧书店是有一百好几十家,这里是旧书的帝国,像包容百川的大海一样汇聚着各式各样的旧书。走在这里,脚下是无数沼泽一样的诱惑的陷阱。置身其中,漫步一整天,能够只买一本书即脱身出来,对于一个嗜书成癖的人来说,已经体现了极大的自我克制。只是一旦"破戒",自我约束会变得更为脆弱无力,买书的冲动很容易随之溃堤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nbsp; &nbsp;神田旧书店虽很集中,但大多铺面都不是很大,在它们当中一诚堂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大,一般就要偏向综合,古今日外,什么都有一些,不够专门。楼上楼下两层。楼下卖普通的洋装日文旧书,种类比较繁杂;楼上则是西文旧书、和刻本和精工复制汉和刻本书籍--在这几类书中都有一部分珍本,当然,相应地价钱也都很可观。&nbsp; &nbsp;我选的这本英文书名为《THE TRAGEDY OF PAOTINGFU》(人文与社会:&nbsp;下载&nbsp;似乎需翻墙),翻译过来似乎可以写成《保定惨案》,副标题写着:这是一个关于那些生活、服务和献身于长老会、公理会、中国内地会的信徒的真实故事,他们在1900年6月30日至7月1日期间殉难于中国保定府。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当然一望可知这是讲清代庚子年间义和拳袭击洋人和"教民"行动中在保定死去的教徒。作者衣萨克·凯特勒(ISAAC C. KETLER),我买到的是1902年6月由美国的福莱明·雷维尔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发行的第2版。在书中找不到初版发行的时间,而检核序言末尾所签署的时间就是这个第2版发行的1902年6月,序言中并没有提及再版修订之类的词句,所以终究还是无法判断初版印行的确切年月。 &nbsp;从版本上讲,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不过这本记录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著述,出版已有百年,不管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中国的任何一位历史学者来说,在国内也不是很容易入手的。再说价格3,500日元,再加上5%的消费税,折合成国币大约为250元上下,比北京旧书店的价格也要便宜一些,而若是在东京专门出售有关中国文史旧书的书店,如琳琅阁等处,则至少需要翻上一番,就便宜得更多了。所以,能买到这样的书,还是觉得满惬意的。有意思的是这部书末尾钤盖有"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的蓝色中英文字号,并贴有以"人民币元"(RMBY)为单位的价签儿(具体价格已被旧书商刮去),说明它是作为旧书由中国流入日本的。现在经我手把它带回中国,带回到书中所记事件发生的国度。&nbsp; &nbsp;一本旧书,往往就是这样,冥冥中连接着某些历史的因缘。从庚子事变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当年义和拳勇盲目偏狭仇外蠢动的评价也是毁誉更替,波动起伏不已。洋鬼子固然是来侵略和欺侮我们(并且残杀过许多我们的同胞),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滥砍,甚至屠戮外交使节和妇女儿童,既愚蠢野蛮,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nbsp; &nbsp;义和拳本兴起于山东,起初得到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姑息安抚,势力日渐张扬。到庚子前一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改而施行强力镇压政策,合省之内,大力剿杀。这下子拳民们在山东不好呆了,于是纷纷向直隶发展,并最终逼向京城。当时的直隶按察使廷雍,与袁世凯不同,对于拳民采取纵容利用政策,使得义和拳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于是在庚子事变发生后,汇聚起大批拳民,围攻保定教堂。据时人刘春堂撰《畿南济变纪略》记述:&nbsp;(庚子年)六月初四日(按即西历1900年6月30日),廷雍公奉檄抚用拳匪,赏顶戴,助钱米。是日,焚北关教堂。次日,冒雨焚南关教堂。廷雍公闭城严备,派张协戎督兵弹压。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内地会贝教士见公理会火起,急携其妻子逃至刘爷庙营中求救。营官王占魁惧罪不敢留,送交拳匪,诣城内献俘。教士曰:"死无所吝,但愿一见方伯。"当事者不许,仍舁出城骈戮之。&nbsp;《保定惨案》书中记述的就是在这两天当中被杀的西洋教士在中国的事迹,依据的多是他们及其友人的书信和当时的报道,所以对于研究相关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nbsp; &nbsp;上引《畿南济变纪略》文中提到的内地会贝教士,原名为Benjamin Bagnall,可音译为本杰明&#8226;贝格纳尔,原本是一名英国海军准尉,加入教会后曾在中国太原等地传教,他和妻子艾米丽·金斯蓓丽(Emily Kingsbury),就是他在太原活动期间相识并结婚的。《保定惨案》书中附有贝格纳尔一家的照片,贝格纳尔身穿教会神职人员的白色长袍,而他的妻子却穿着地道的中式衣衫,看得出对中国文化颇有些感情。书中引述一位美国教士的话说,中国人不会有比贝格纳尔夫妇更为真诚的朋友,这或许并不仅仅是泛泛褒扬,而是存有一些具体的缘由。照片上他们夫妇二人并排而坐,神态安祥,身前站立着他们的小女儿格拉迪丝(Gladys)--五六岁的样子,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她是保定西洋教士圈子里面很讨人喜欢并受到普遍钟爱的孩子。《畿南济变纪略》云贝教士携"妻子"求救,所谓"子"指的就是这个小女孩。《保定惨案》一书中对于他们被杀的经过有如下记述:&nbsp;他们被带到城东南角处的拳坛。稍过一些时候,贝格纳尔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格拉迪丝以及库珀(Cooper)也被带到这里。他们是逃到王占魁的军营中避难时,被这位凶残的军官采用卑劣手段逮捕的(王占魁后来被联军斩首以惩处他的罪行)。当天下午,他们所有人都被四五个中国人带到城外,捆绑的双手举在头上并与脖子系在一起。......小格拉迪丝靠在妈妈身边走着,身体没被捆绑,可是她却第一个被长矛刺死,尽管她的母亲恳求留下她的生命。他们全部被杀死在城东南角的护城河外,并且被埋葬在那里,死前没有受到折磨。&nbsp;读到这些,使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会产生微妙的切入肌肤的具体感觉。小格拉迪丝自然是完全无辜的,但这悲剧并不完全是由中国义和拳民的无知与野蛮造成的,而是历史本身就是这样残酷。作为一个西洋人,《保定惨案》的作者衣萨克·凯特勒当然不会去记述西洋侵略者对无辜中国民众的虐杀,而在中国人撰写的《畿南济变纪略》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八国联军入侵后,在保定附近仅一次就"屠男女二百馀口"的野蛮行径。即使是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这种历史的残酷性,在本质上也并没有任何改变。或许大家多交互着看一看这种战争双方的记载,会有助于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更为清醒地认识历史,更为智慧和理智地处理国家间的利益争端,至少应当有更多的人能够怀抱着这样的期望。&nbsp;【11月26日】&nbsp; &nbsp;从上午起,又去神田的书店看书。大前天开了个头,买书的欲望又在提升。&nbsp; &nbsp;在专门卖中国文史书籍的山本书店,仔细看了很长时间。店里中国古籍的价位、品种和档次都与几年前没有多大差别。山本书店每有新的售书目录出版,大阪的友人泷野邦雄先生都会寄给我看,这样看着架上的书籍,更缺少新鲜刺激的感觉。记得在近期的《山本书店古书目录》上,见到过一部清人江有诰的《江氏音学十书》。这是研究古代音韵的名著,书为嘉庆、道光年间刊刻,是我感兴趣的清人学术著作中极为罕见的一种,旧时学者珍若球璧。现存国家图书馆的王国维旧藏本,其中尚有部分抄配,其入手之难,可想而知。正因为罕见难求,书店虽标价高达50万日元(约合国币三万三四千元),还是很快就被人买去,我在店里仔细看了好半天,也没能看到它的容颜。感兴趣的书只有一部清人赵绍祖的《通鉴注商》,这书订正了胡三省《通鉴注》的许多疏误,是作者在嘉庆年间家刻的本子,虽是清代通行的方体字,而镌刻精整,刷印无多,一向流传很少,故深得旧时学者的青睐。只是山本书店所定的价格也颇为不菲。离开书店时在店门口瞥见一叠五六十年代印制的复制木版画明信片,画面满有味道,每样各选一种,总共买了六七套。一套仅一百日元,物美价廉,是很惬意的收获。&nbsp;【12月28日】&nbsp; &nbsp;上午,赴高圆寺古书会馆。会馆离电车站很近,加上此前已经在神保町抄下了地址和指示图,所以出车站北口走两分钟,很容易就找到了地方。赶到稍晚了一点儿,大致是在10点半前后。按常规,展卖会10点钟开始。&nbsp; &nbsp;规模比前几天去的五反田南部古书展要稍大一些,可能是展卖第一天刚刚开始的关系,人也稍稍拥挤。不像在五反田看到的那样冷清。不仅要像神保町教育会馆那样存包,还需要拖鞋。&nbsp; &nbsp;照常规先是大致巡视一周,没有见到什么线装古籍或是迫切需要的专业书,于是一一从头看起。&nbsp; &nbsp;先是拿到一本《海南岛记》,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5月改造社初版首次印刷。品相很好,干净整齐。封面图案是日本传统的木版画风格,椰树、茅屋、芭蕉叶,一派恬静的田园气息。不过书的内容却与此大相径庭。&nbsp; &nbsp;作者火野苇平,是日本战时臭名昭著的战争吹鼓手,战争期间曾因写下赞美侵华战争的《麦与士兵》(《麦と兵队》)、《土与士兵》(《土と兵队》)、《花与士兵》(《花と兵队》)士兵三部曲而名噪一时,据云三部曲的总印次上百,总销售量超过200万部,还被搬上舞台演出,是当时最畅销的"文学作品",战后被列为头号战犯作家,算是罪有应得。&nbsp; &nbsp;除了这本《海南岛记》之外,在展卖场上同时也见到了这家伙写的《麦与士兵》,但已经是第十几次以刷的印本,而且价格也并不便宜,便没有收。选择这本《海南岛记》,一是因为它是初版首次印刷,二是内容为"纪实性"的记述,不像《麦与士兵》,虽然配有一些战地照片,但实际是小说。当然,这是因为我是搞历史的,从研究的角度看重记事的书籍,而藏书家的正宗和主流,走遍全世界都是以文学作品为首要集藏对象。&nbsp; &nbsp;火野苇平在前言中说,他是作为"军部报道员"参加进攻海南岛的战役的。本书记录了从1939年2月10日登陆起,到农历大年初一即2月19日止共十天期间在海南岛的经历和见闻。后面附有1938年12月间在广东东莞的行记《东莞行》。他自己说,或者可以称之为"海南岛资料",自己感到可能罗列了一些原始资料。然而,这正是我对此书最感兴趣的地方。对于海南抗日战争史研究来说,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正式出版物。由于它的性质与畅销的小说不同,所以也不大可能像《麦与士兵》等书那样一再重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想买一本放在手边,恐怕都很不容易了。&nbsp; &nbsp;附带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时下国内很多新闻媒体,甚至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常常报道某地某人"发现"某部书籍,找到了日本侵华残害中国人民的又一"铁证"。其实基本上都是像《海南岛记》这样的日本战时公开发行的很普通的正式出版物。虽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书,现在在日本也不容易买到,但图书馆和藏书家手中终归是存有许多的,用不着什么人去"发现",更不宜拿它当什么新证据。事实上即使是日本极右翼分子,也没有办法否定对华战争本身,只不过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大日本皇军"是在"替天行道",如同本书所录日本侵略军的布告中所说,"日本军是为打到榨取人民膏血之暴蒋,拯救脱离苛敛诛求之政府,使日华提携永久,建设和平乡",因而根本不存在侵略谁的问题。这也是日本当道政客始终不愿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的内在原因。&nbsp; &nbsp;书中不仅收录了许多日本侵略军的布告、传单和招贴画等,更有研究和资料价值得是海收录有一些抗日宣传品,包括标语、招贴画,以及期刊、杂志、书籍的情况。如海南抗日刊物《前哨》旬刊和广州抗日刊物《抗战大学》的封面,题为《打到日本去》的招贴画,抗日连环画《绘本台儿庄》的书影等等。上岛后,火野苇平在海口海南书局看到的抗日宣传品堆积如山,除留下少量供他们揣摩参考之外,全部焚烧销毁。其中仅被他随意列举的一小部分书刊名称即有:《东洋鬼子怀鬼胎》、《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日本在中国的赌博》、《血战卢沟桥》、《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日十杯茶》、《抗战歌谣》、《飞将军空中大战》、《郝梦麟抗敌殉国》、《抗战时期民众训练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朱德著)、《中国抗战地理》、《战时读本》(民众训练及小学校用)、《战时的妇女工作》、《怎样组织义勇军》、《战地半月》、《抗战文艺》、《解放》、《全民抗战》、《抗日漫画集》等等。其中有些就是海南书局自己出版的。抗战硝烟散去已近半个世纪,这里列举的书刊有些可能是仅存名目于此,不易找到原件了。&nbsp; &nbsp;海南书局是当时海南第一大书店兼出版商社,老板唐品三,是海南抗日三大领袖之一。日军入侵后,书局被视作"敌产",为侵略军没收,火野苇平上岛后就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炮制出版了侵略宣传刊物《海南迅报》。所以他对海南书局的情况有比较具体的记述。研究30年代海南图书出版发行的历史,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很具体的资料。&nbsp; &nbsp;除了研究日军占领时期海南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之外,书中还记录有一些海南地风俗民情以及外侨、台湾渔民、僧侣等在海南地情况。这些也都是研究者可以参考的资料,不仅仅是"供批判用"而已。这是火野苇平从事罪恶写作时预想不到的事情。&nbsp;接下来是几本专业书。&nbsp; &nbsp;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是研究唐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名著,中国学者都很熟悉,书我也 早已买过。这次买到的是收入平凡社所刊《东洋文库》的文库丛书本,为1967年5月初版之第20次印本,印刷量大,许多书店都可以看到,但价格一般在一千日元上下,这本500日元,稍廉。这书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笔比较流畅一些,每篇文章又都短小精悍,雅俗共赏,两相兼宜。当然,所谓"俗"也不能太俗,是指具有一定中国古代文史知识的非中国古代史专业人士。&nbsp; &nbsp;对于喜欢古籍或者书籍史的人来说,这本书里所收录的《唐代图书杂记》,就是一篇一定会得到大家喜欢的好文章。作者一一讲述了唐代书店、藏书家、书籍装订与装潢、插架形式,直至藏书目录等各方面有关书的情况,很值得翻译介绍给中国爱书的朋友们,只是不知道出版方面有没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解决。&nbsp; &nbsp;附带在这里狗尾续貂,替石田氏补充一点儿有关唐朝人读书情形的资料。唐代书籍装订,通行的是像现在字画一样的卷轴装,即石田干之助所说的卷子本。每一个卷子往往很长,而写卷子的纸是一张张分页写的,写好后再粘到一起,成一长卷。这样读书的时候,要把粘连在一起的一页页书从头展开,才能逐一阅读,一边读,还要一边把读过的部分卷拢起来,需要查阅读过的部分的时候,则要重新展开,反反复复,读起来是很麻烦的。柳宗元的文集《柳河东集》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就反映出他阅读这种卷子本的劳累:"往时读书,自以不至抵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以后,则再三申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正因为这样辛苦,中国古代书籍装订的通行形式后来才发生改变,陆续出现了经折装、胡蝶装、包背装,直到万历以后通行的线装。&nbsp; &nbsp;卫藤利夫《鞑靼》。原书初版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4月,由满铁社员会刊行;同年7月,朝日新闻社有重刊本;后来又被收入昭和三十一年(19556年)出版的《鞑靼--东北亚的历史与文献》一书。此次所得是1992年3月由中央公论社发行的《中公文库》丛书本。虽然算不上什么旧书,书品也显得和市上新出的文库本没什么两样,但说起来发行也有十年了,而且书口有毛边未裁,这也是时下新刊文库本所少见的。&nbsp; 作者卫藤利夫,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大正八年(1919年)至昭和十五年(1940年)期间,曾任满铁奉天图书馆馆长,在中国东北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是搞西语翻译出身而在中国东北从事图书馆事业,所以卫藤利夫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西洋文献中对于中国东北历史的记载,具体地讲,就是西洋传教士在中国东北的活动。作者的研究显然更侧重文献学方面。他主持满铁奉天图书馆时确定的一个重点采购方向,就是收集耶稣会士的书翰和年报等西洋资料。以前我曾随便猜想,中国国内图书馆的早期西文资料,可能都是西洋人带到中国的书籍。其实至少满铁奉天图书馆的西文书籍,很多都是由卫藤利夫经手,通过书店的书目,向巴黎、伦敦等地经营珍稀版本的著名旧书店订购来的。研究这些资料,既是他个人兴趣所在,也是他的工作任务,还有他作为外国人踏上中国领土后与这些传教士相通的个人情感。&nbsp; &nbsp;除了作者节译的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节译关于东北部分,题名为《南怀仁满洲旅行记》)之外,别的内容都太专门,一时顾不上看。更吸引我一口气读完的是书后所附《卫藤利夫与<鞑靼>》一文(作者中见立夫,是卫藤氏之子卫藤沈吉德朋友,当时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文章的副标题为:"战前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图书馆和图书馆人"。&nbsp; &nbsp;满铁图书馆的图书收藏和发展状况,一直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可是在中国没有读到过系统的介绍,始终弄不清楚其来龙去脉。本文虽然也是根据旧有资料编写而成,但叙述简明扼要,线索清晰,不仅谈"物"的图书馆的发展,还谈活的能动的人在里面起到的作用。&nbsp; &nbsp;基于满铁在中国东北攫取得巨大财力基础,和相关负责人的眼光、魄力,满铁三大图书馆即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和哈尔滨图书馆,不仅在图书收藏方面可以与日本国内的一流图书馆相篦美,而且在为满铁购藏图书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卫藤利夫等人,也成为日本一流的图书馆专家。战后日本许多大型图书馆的建设,都有满铁图书馆旧人在里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卫藤利夫本人则在战后荣任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一职。&nbsp; &nbsp;卫藤利夫和其他满铁专家为满铁图书馆收罗的书籍,除大连图书馆藏书有一部分被苏联红军掠走下落不明之外(苏联红军掠走的书籍中也有一部分由苏联政府交还给中国,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几十册《永乐大典》),其余都在战后为中国政府所接收。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卫藤利夫的工作只是为效忠于他所生长的日本国的政府,他也曾为"九·一八"的无耻入侵和伪满洲国的建立而奔走欢呼,但历史是立体的。我们今天读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稿,回顾他在满铁奉天图书馆的工作,还是能感受到一种为图书馆这种社会文化事业本身而献身的服务精神。仅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客观上他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也是一位做出过一定贡献并值得纪念的人物。&nbsp; &nbsp;《北京年中行事记》。这书是清末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的日译本,讲北京各时令的习俗。本来我收有这书的光绪丙午(1906年)原刻初印本,而且还是作者敦崇本人自藏旧本,钤有"铁狮道人"(敦崇号)印章。既然如此,而又要买日文本,似乎有些荒唐。其实我主要是想看它的注释,而不是刻意收藏配置这类关于"老北京"的书籍。注释此书的小野胜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熟悉注释此书所需要的相关典籍,并在北京留学过一段时间,对于书中记述的许多节令习俗,都有亲身见闻,所以所做注释既有文献参稽,又有实地验证,具有很高学术参考价值。此注释本前有昭和十五年亦即1940年7月小野氏序,因此注释中提到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有关节令习俗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演变情况,作为对原书的补充。&nbsp; &nbsp;这书此前另有Derk Bodde 所做的英文译注本,题作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在欧美关注中国社会风俗的人士中间比较流行。在北京大旧书店里和拍卖会上见过几次这种英译本,均因标价过昂未买,也不知其注释是否也像日译本一样具有参考价值(此外,本书过去还有法文译本)。&nbsp; &nbsp;这个日译本虽然是很不起眼的软皮小文库本,但却是昭和十六年(1941年)8月初版首次印刷的岩波文库原版,上口还留有毛边。尽管是没什么值得稀罕的大路出版物,常逛书店总可以找到,价格一般也都很便宜,但特意要找初版文库本中自己喜欢的某一种书,也不容易。所以日本有些旧书店会专门经营初版文库本。不过即使是在那里,品种也不能应有尽有,个别想要收齐某一文库的藏书家,还需要用复制本来凑数,况且一旦到了那里,价钱可就比较贵了。小野胜年的这部译本,后来又被收入了平凡社刊行的《东洋文库》丛书,现在在旧书店里非常好找,却是无法体味到这种初版本的古雅韵味。&nbsp; &nbsp;除了注释以外,日译本书里还增附有一些插图,包括照片。插图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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