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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志依据数据与事实观察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们将选取部分社会经济数据,来比较世界与中国的安全状况。自中国大门被西方人强行大开以来,中国人就变得越来越重视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今天,由于统计技术的现代化,加之世界各国基本社会事实的愈加清晰化,这种对自身世界地位的关注,有可能也非常有必要放在全球范围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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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宗教
2011/09/30
| 阅读: 2191
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许多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美国人开始不仅仅将宗教保守分子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也将其视之为一种现实的威胁。他们认为宗教右翼势力绝非普通的政治运动,相反,它是一种本质上就十分狭隘的势力,决心以凯文•菲利普斯2006年的畅销书中所称的"美式神权政治"逐步取代我们的世俗共和国。 这些焦虑一度消散在了共和党的内耗中。在奥巴马时代,集中于经济和医疗问题的争论挤掉了对于性教育和堕胎问题的争论,而自由主义者们开始担忧新的右翼极端分子:茶党分子,出生证明强迫症患者,科赫兄弟会。不过随着米歇尔•巴克曼以及随后的瑞克•派瑞在总统选举中的崛起,以及对很多茶党分子同时也是福音派基督徒这一事实的认识,这种对于神权政治的恐惧突然间重归。以莱恩•里扎在《纽约客》上对巴克曼的描述为开端,最近的一大批文章纷纷开始将共和党总统选举人与恶名远播的政治化基督教派--比如基督国教主义和基督教重建主义--联系起来,并运用这些联系暗示基督教极端主义正再次袭来。在这周的《纽约时报杂志》上,即将离任的《纽约时报》责任编辑比尔•凯勒认为派瑞和巴克曼将面对关于他们宗教信仰的棘手问题。"共和党人的希望之星组合",他写道,"将迫使我们面对关于公共生活中信仰隐私的顾虑,并努力克服它。" 凯勒完全是对的。美国的政教分离其实从未将政治和宗教分开,而关于政治家宗教信仰的"隐私"也已经多次造成公共后果。特别是当候选人们明确宣示他们的宗教信仰时,舆论界有权质问这信仰与他们的政治日程表的相关程度如何。 但记者们在询问和书写他们所不信仰的宗教时,应当时刻牢记四点。 首先,基督教保守势力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世界,并且像其他这样的世界一样--包括那些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地--有各种各样的中心和边缘地带,并且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交错。梳理这些联系对我们是有益而且有趣的,但这很容易陷入偏执狂的六度分离游戏中。在这种游戏中,特定群体中最偏激的那个人往往也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或者一个特定作者的文章中最极端的部分总是决定着他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 其次,记者们应当避免双重标准。如果你对保守主义者大肆渲染奥巴马与芝加哥社会主义者及学院激进派的联系不以为然,那么你也不应认为巴克曼拥有更多的激进教派支持者证明她是一个潜在的多米尼克教派分子。如果你不同意耶利米•怀特那篇争议性考察文章中关于奥巴马实际上信仰黑人解放教派那些富于煽动性的证据,那么你也不应该着迷于派瑞与古鲁教派可能的联系。 再次,记者们应当抵制以阴谋论的语言使群体间彼此疏离和极端化的诱惑。共和党的政治家们经常因为使用密码式的宗教词汇而被指责,比如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指着一个美国人的日常语言说那是比国家通用语更圣经化的语言。同样的,那些所谓的宗教右翼对政府的"渗透",通常只是保守的基督徒运用民主政治的日常技巧来驱逐他们所反对的政敌,或者回击他们不喜欢的法律。 最后,记者们需要记住的是,共和党的政治家们在动员他们的教派选民上,比动员任何一个声称属于某种政治版图的选民群体都要熟练得多。小布什在2004年集合其福音派选民以支持通过联邦婚姻法案,以及随后在其第二任期内几乎完全停止了关于同性婚姻问题的讨论都是例证。派瑞知道如何刺激德州教士们的自尊心,但当他签署授权给德州的年轻人接种预防性传播疾病疫苗的行政命令时,他听取的是制药游说团而不是宗教保守主义者的意见。 最后一点也说明了宗教右翼分子的自由主义批评者们往往会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们观察宗教保守主义者,也看到了那些有问题的趋势:二元对立式的修辞,宏伟的野心,启示录式的狂热。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潮流本身的意义:不是宗教保守主义者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即将胜利的迹象,而是他们继续失望和失败的证据。(北溟客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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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科技
2014/08/06
| 阅读: 2191
以代数解释为代表的辉格编史学一度在数学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编史学导致了数学史的盲目和贫乏。数学史要想摆脱辉格倾向,必须首先成为一种能够揭示自身根源的研究,即一门思想史。包括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在内的许多思想资源都可帮助数学史实现这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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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前的泡沫掩盖了美国经济中的根本性问题。与富有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将更多预算花在了消费上。因此,在没有泡沫的情况下,有利于收入最高群体的再分配模式----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全国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将造成总需求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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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经济
2013/04/13
| 阅读: 2192
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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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名叫"大东"。诗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前人诠释所谓"小东大东",一向没有通解。民国时傅斯年由此出发,揭示周人东拓疆土的过程。傅氏以为,"东"本地名,西周初年指商都以东地区,大致即今河南濮阳一带之秦汉东郡地界,后来始随着疆土的拓展向东一直到今山东泰山迤东迤南地区也被称之为"东"地。"东"地扩展过于广袤,为相区别,旧地称为"小东",新境便称为"大东"。傅斯年阐释这一观点的文章题为《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是一篇名作,所说观点可谓精当不易。只是他解释小东、大东之别,以为"大小之别,每分后先","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似不如以其距中原之远近为分别更加贴切,即所谓"小东"、"大东",犹如国际上惯称之"中东"、"远东"。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日本人才会自称其国为"大东",他们历史上有名的性读物曰《大东闺语》,便是显著的例证。就与中国中原的距离而言,可谓当之无愧,至少是比"大日本"的自号要切合得多。我这篇谈买书和翻书感想的笔记,是2002年底至2003年初期间,前后两次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期间,徜徉于日本书肆的写真,因此便借用了这样的雅称。 这次在日本购书,所得均为常见大路货,收书的原则是相对比较便宜,同时我对它的内容又感些兴趣。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孤秘罕传或是精美超群的书籍,在这里拉杂写下的文字,也就以泛泛介绍和漫谈感想为主要内容。对于偏嗜奇秘书籍的藏书朋友来说,恐怕没有多少值得眷顾的东西。 【11月23日】 前天抵达日本东京,住在东京都立大学的国际交流会馆。 几年前来东京,为买书花光了所有的钱,还欠下一万多元的债。所以在北京出发前,本下定决心这次在日本绝对不再这样买书。东京都立大学位于东京西郊,到市中心的旧书店街神田路程很远,不像我上次在东京住的亚细亚文化会馆,与神田近在咫尺。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我的书瘾。不过既是入瘾已深,终究心痒难耐,今天还是来到了神田。即使不买,也不能不看看。 走在神田旧书店街上,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就像漫步在自己独有的私家园林,一条条小路都在等待着你踱过。空气中弥漫着旧书的气息,让人兴奋,让人激动。站在一家家一排排的书架前,眼前的书籍犹如五颜六色林林总总的花草,芳菲撩人,只欣赏,不采摘,那需要很深的内敛功夫,很超脱的人生境界,而我显然还需要在今后的岁月里得到更多的修炼。结果是在著名的一诚堂书店,买下了一本英文书籍。 如果是在北京,逛一趟琉璃厂买一本旧书,好像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可是你要知道,根本不能拿琉璃厂来和神田相比,需要知道琉璃厂只有几家旧书店,而神田的旧书店是有一百好几十家,这里是旧书的帝国,像包容百川的大海一样汇聚着各式各样的旧书。走在这里,脚下是无数沼泽一样的诱惑的陷阱。置身其中,漫步一整天,能够只买一本书即脱身出来,对于一个嗜书成癖的人来说,已经体现了极大的自我克制。只是一旦"破戒",自我约束会变得更为脆弱无力,买书的冲动很容易随之溃堤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 神田旧书店虽很集中,但大多铺面都不是很大,在它们当中一诚堂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大,一般就要偏向综合,古今日外,什么都有一些,不够专门。楼上楼下两层。楼下卖普通的洋装日文旧书,种类比较繁杂;楼上则是西文旧书、和刻本和精工复制汉和刻本书籍--在这几类书中都有一部分珍本,当然,相应地价钱也都很可观。 我选的这本英文书名为《THE TRAGEDY OF PAOTINGFU》(人文与社会: 下载 似乎需翻墙),翻译过来似乎可以写成《保定惨案》,副标题写着:这是一个关于那些生活、服务和献身于长老会、公理会、中国内地会的信徒的真实故事,他们在1900年6月30日至7月1日期间殉难于中国保定府。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当然一望可知这是讲清代庚子年间义和拳袭击洋人和"教民"行动中在保定死去的教徒。作者衣萨克·凯特勒(ISAAC C. KETLER),我买到的是1902年6月由美国的福莱明·雷维尔公司(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发行的第2版。在书中找不到初版发行的时间,而检核序言末尾所签署的时间就是这个第2版发行的1902年6月,序言中并没有提及再版修订之类的词句,所以终究还是无法判断初版印行的确切年月。 从版本上讲,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不过这本记录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著述,出版已有百年,不管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中国的任何一位历史学者来说,在国内也不是很容易入手的。再说价格3,500日元,再加上5%的消费税,折合成国币大约为250元上下,比北京旧书店的价格也要便宜一些,而若是在东京专门出售有关中国文史旧书的书店,如琳琅阁等处,则至少需要翻上一番,就便宜得更多了。所以,能买到这样的书,还是觉得满惬意的。有意思的是这部书末尾钤盖有"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的蓝色中英文字号,并贴有以"人民币元"(RMBY)为单位的价签儿(具体价格已被旧书商刮去),说明它是作为旧书由中国流入日本的。现在经我手把它带回中国,带回到书中所记事件发生的国度。 一本旧书,往往就是这样,冥冥中连接着某些历史的因缘。从庚子事变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当年义和拳勇盲目偏狭仇外蠢动的评价也是毁誉更替,波动起伏不已。洋鬼子固然是来侵略和欺侮我们(并且残杀过许多我们的同胞),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滥砍,甚至屠戮外交使节和妇女儿童,既愚蠢野蛮,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义和拳本兴起于山东,起初得到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姑息安抚,势力日渐张扬。到庚子前一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改而施行强力镇压政策,合省之内,大力剿杀。这下子拳民们在山东不好呆了,于是纷纷向直隶发展,并最终逼向京城。当时的直隶按察使廷雍,与袁世凯不同,对于拳民采取纵容利用政策,使得义和拳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于是在庚子事变发生后,汇聚起大批拳民,围攻保定教堂。据时人刘春堂撰《畿南济变纪略》记述: (庚子年)六月初四日(按即西历1900年6月30日),廷雍公奉檄抚用拳匪,赏顶戴,助钱米。是日,焚北关教堂。次日,冒雨焚南关教堂。廷雍公闭城严备,派张协戎督兵弹压。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内地会贝教士见公理会火起,急携其妻子逃至刘爷庙营中求救。营官王占魁惧罪不敢留,送交拳匪,诣城内献俘。教士曰:"死无所吝,但愿一见方伯。"当事者不许,仍舁出城骈戮之。 《保定惨案》书中记述的就是在这两天当中被杀的西洋教士在中国的事迹,依据的多是他们及其友人的书信和当时的报道,所以对于研究相关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上引《畿南济变纪略》文中提到的内地会贝教士,原名为Benjamin Bagnall,可音译为本杰明•贝格纳尔,原本是一名英国海军准尉,加入教会后曾在中国太原等地传教,他和妻子艾米丽·金斯蓓丽(Emily Kingsbury),就是他在太原活动期间相识并结婚的。《保定惨案》书中附有贝格纳尔一家的照片,贝格纳尔身穿教会神职人员的白色长袍,而他的妻子却穿着地道的中式衣衫,看得出对中国文化颇有些感情。书中引述一位美国教士的话说,中国人不会有比贝格纳尔夫妇更为真诚的朋友,这或许并不仅仅是泛泛褒扬,而是存有一些具体的缘由。照片上他们夫妇二人并排而坐,神态安祥,身前站立着他们的小女儿格拉迪丝(Gladys)--五六岁的样子,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她是保定西洋教士圈子里面很讨人喜欢并受到普遍钟爱的孩子。《畿南济变纪略》云贝教士携"妻子"求救,所谓"子"指的就是这个小女孩。《保定惨案》一书中对于他们被杀的经过有如下记述: 他们被带到城东南角处的拳坛。稍过一些时候,贝格纳尔夫妇和他们的女儿格拉迪丝以及库珀(Cooper)也被带到这里。他们是逃到王占魁的军营中避难时,被这位凶残的军官采用卑劣手段逮捕的(王占魁后来被联军斩首以惩处他的罪行)。当天下午,他们所有人都被四五个中国人带到城外,捆绑的双手举在头上并与脖子系在一起。......小格拉迪丝靠在妈妈身边走着,身体没被捆绑,可是她却第一个被长矛刺死,尽管她的母亲恳求留下她的生命。他们全部被杀死在城东南角的护城河外,并且被埋葬在那里,死前没有受到折磨。 读到这些,使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会产生微妙的切入肌肤的具体感觉。小格拉迪丝自然是完全无辜的,但这悲剧并不完全是由中国义和拳民的无知与野蛮造成的,而是历史本身就是这样残酷。作为一个西洋人,《保定惨案》的作者衣萨克·凯特勒当然不会去记述西洋侵略者对无辜中国民众的虐杀,而在中国人撰写的《畿南济变纪略》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八国联军入侵后,在保定附近仅一次就"屠男女二百馀口"的野蛮行径。即使是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这种历史的残酷性,在本质上也并没有任何改变。或许大家多交互着看一看这种战争双方的记载,会有助于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更为清醒地认识历史,更为智慧和理智地处理国家间的利益争端,至少应当有更多的人能够怀抱着这样的期望。 【11月26日】 从上午起,又去神田的书店看书。大前天开了个头,买书的欲望又在提升。 在专门卖中国文史书籍的山本书店,仔细看了很长时间。店里中国古籍的价位、品种和档次都与几年前没有多大差别。山本书店每有新的售书目录出版,大阪的友人泷野邦雄先生都会寄给我看,这样看着架上的书籍,更缺少新鲜刺激的感觉。记得在近期的《山本书店古书目录》上,见到过一部清人江有诰的《江氏音学十书》。这是研究古代音韵的名著,书为嘉庆、道光年间刊刻,是我感兴趣的清人学术著作中极为罕见的一种,旧时学者珍若球璧。现存国家图书馆的王国维旧藏本,其中尚有部分抄配,其入手之难,可想而知。正因为罕见难求,书店虽标价高达50万日元(约合国币三万三四千元),还是很快就被人买去,我在店里仔细看了好半天,也没能看到它的容颜。感兴趣的书只有一部清人赵绍祖的《通鉴注商》,这书订正了胡三省《通鉴注》的许多疏误,是作者在嘉庆年间家刻的本子,虽是清代通行的方体字,而镌刻精整,刷印无多,一向流传很少,故深得旧时学者的青睐。只是山本书店所定的价格也颇为不菲。离开书店时在店门口瞥见一叠五六十年代印制的复制木版画明信片,画面满有味道,每样各选一种,总共买了六七套。一套仅一百日元,物美价廉,是很惬意的收获。 【12月28日】 上午,赴高圆寺古书会馆。会馆离电车站很近,加上此前已经在神保町抄下了地址和指示图,所以出车站北口走两分钟,很容易就找到了地方。赶到稍晚了一点儿,大致是在10点半前后。按常规,展卖会10点钟开始。 规模比前几天去的五反田南部古书展要稍大一些,可能是展卖第一天刚刚开始的关系,人也稍稍拥挤。不像在五反田看到的那样冷清。不仅要像神保町教育会馆那样存包,还需要拖鞋。 照常规先是大致巡视一周,没有见到什么线装古籍或是迫切需要的专业书,于是一一从头看起。 先是拿到一本《海南岛记》,昭和十四年亦即1939年5月改造社初版首次印刷。品相很好,干净整齐。封面图案是日本传统的木版画风格,椰树、茅屋、芭蕉叶,一派恬静的田园气息。不过书的内容却与此大相径庭。 作者火野苇平,是日本战时臭名昭著的战争吹鼓手,战争期间曾因写下赞美侵华战争的《麦与士兵》(《麦と兵队》)、《土与士兵》(《土と兵队》)、《花与士兵》(《花と兵队》)士兵三部曲而名噪一时,据云三部曲的总印次上百,总销售量超过200万部,还被搬上舞台演出,是当时最畅销的"文学作品",战后被列为头号战犯作家,算是罪有应得。 除了这本《海南岛记》之外,在展卖场上同时也见到了这家伙写的《麦与士兵》,但已经是第十几次以刷的印本,而且价格也并不便宜,便没有收。选择这本《海南岛记》,一是因为它是初版首次印刷,二是内容为"纪实性"的记述,不像《麦与士兵》,虽然配有一些战地照片,但实际是小说。当然,这是因为我是搞历史的,从研究的角度看重记事的书籍,而藏书家的正宗和主流,走遍全世界都是以文学作品为首要集藏对象。 火野苇平在前言中说,他是作为"军部报道员"参加进攻海南岛的战役的。本书记录了从1939年2月10日登陆起,到农历大年初一即2月19日止共十天期间在海南岛的经历和见闻。后面附有1938年12月间在广东东莞的行记《东莞行》。他自己说,或者可以称之为"海南岛资料",自己感到可能罗列了一些原始资料。然而,这正是我对此书最感兴趣的地方。对于海南抗日战争史研究来说,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正式出版物。由于它的性质与畅销的小说不同,所以也不大可能像《麦与士兵》等书那样一再重印。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想买一本放在手边,恐怕都很不容易了。 附带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时下国内很多新闻媒体,甚至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常常报道某地某人"发现"某部书籍,找到了日本侵华残害中国人民的又一"铁证"。其实基本上都是像《海南岛记》这样的日本战时公开发行的很普通的正式出版物。虽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书,现在在日本也不容易买到,但图书馆和藏书家手中终归是存有许多的,用不着什么人去"发现",更不宜拿它当什么新证据。事实上即使是日本极右翼分子,也没有办法否定对华战争本身,只不过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大日本皇军"是在"替天行道",如同本书所录日本侵略军的布告中所说,"日本军是为打到榨取人民膏血之暴蒋,拯救脱离苛敛诛求之政府,使日华提携永久,建设和平乡",因而根本不存在侵略谁的问题。这也是日本当道政客始终不愿向中国人民正式道歉的内在原因。 书中不仅收录了许多日本侵略军的布告、传单和招贴画等,更有研究和资料价值得是海收录有一些抗日宣传品,包括标语、招贴画,以及期刊、杂志、书籍的情况。如海南抗日刊物《前哨》旬刊和广州抗日刊物《抗战大学》的封面,题为《打到日本去》的招贴画,抗日连环画《绘本台儿庄》的书影等等。上岛后,火野苇平在海口海南书局看到的抗日宣传品堆积如山,除留下少量供他们揣摩参考之外,全部焚烧销毁。其中仅被他随意列举的一小部分书刊名称即有:《东洋鬼子怀鬼胎》、《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日本在中国的赌博》、《血战卢沟桥》、《抗日英雄苗可秀》、《抗日十杯茶》、《抗战歌谣》、《飞将军空中大战》、《郝梦麟抗敌殉国》、《抗战时期民众训练与组织》、《抗日游击战争》(朱德著)、《中国抗战地理》、《战时读本》(民众训练及小学校用)、《战时的妇女工作》、《怎样组织义勇军》、《战地半月》、《抗战文艺》、《解放》、《全民抗战》、《抗日漫画集》等等。其中有些就是海南书局自己出版的。抗战硝烟散去已近半个世纪,这里列举的书刊有些可能是仅存名目于此,不易找到原件了。 海南书局是当时海南第一大书店兼出版商社,老板唐品三,是海南抗日三大领袖之一。日军入侵后,书局被视作"敌产",为侵略军没收,火野苇平上岛后就住在这里,并在这里炮制出版了侵略宣传刊物《海南迅报》。所以他对海南书局的情况有比较具体的记述。研究30年代海南图书出版发行的历史,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很具体的资料。 除了研究日军占领时期海南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之外,书中还记录有一些海南地风俗民情以及外侨、台湾渔民、僧侣等在海南地情况。这些也都是研究者可以参考的资料,不仅仅是"供批判用"而已。这是火野苇平从事罪恶写作时预想不到的事情。 接下来是几本专业书。 石田干之助的《长安之春》,是研究唐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名著,中国学者都很熟悉,书我也 早已买过。这次买到的是收入平凡社所刊《东洋文库》的文库丛书本,为1967年5月初版之第20次印本,印刷量大,许多书店都可以看到,但价格一般在一千日元上下,这本500日元,稍廉。这书之所以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笔比较流畅一些,每篇文章又都短小精悍,雅俗共赏,两相兼宜。当然,所谓"俗"也不能太俗,是指具有一定中国古代文史知识的非中国古代史专业人士。 对于喜欢古籍或者书籍史的人来说,这本书里所收录的《唐代图书杂记》,就是一篇一定会得到大家喜欢的好文章。作者一一讲述了唐代书店、藏书家、书籍装订与装潢、插架形式,直至藏书目录等各方面有关书的情况,很值得翻译介绍给中国爱书的朋友们,只是不知道出版方面有没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解决。 附带在这里狗尾续貂,替石田氏补充一点儿有关唐朝人读书情形的资料。唐代书籍装订,通行的是像现在字画一样的卷轴装,即石田干之助所说的卷子本。每一个卷子往往很长,而写卷子的纸是一张张分页写的,写好后再粘到一起,成一长卷。这样读书的时候,要把粘连在一起的一页页书从头展开,才能逐一阅读,一边读,还要一边把读过的部分卷拢起来,需要查阅读过的部分的时候,则要重新展开,反反复复,读起来是很麻烦的。柳宗元的文集《柳河东集》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就反映出他阅读这种卷子本的劳累:"往时读书,自以不至抵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以后,则再三申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正因为这样辛苦,中国古代书籍装订的通行形式后来才发生改变,陆续出现了经折装、胡蝶装、包背装,直到万历以后通行的线装。 卫藤利夫《鞑靼》。原书初版于昭和十三年(1938年)4月,由满铁社员会刊行;同年7月,朝日新闻社有重刊本;后来又被收入昭和三十一年(19556年)出版的《鞑靼--东北亚的历史与文献》一书。此次所得是1992年3月由中央公论社发行的《中公文库》丛书本。虽然算不上什么旧书,书品也显得和市上新出的文库本没什么两样,但说起来发行也有十年了,而且书口有毛边未裁,这也是时下新刊文库本所少见的。 作者卫藤利夫,终身从事图书馆工作,大正八年(1919年)至昭和十五年(1940年)期间,曾任满铁奉天图书馆馆长,在中国东北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是搞西语翻译出身而在中国东北从事图书馆事业,所以卫藤利夫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西洋文献中对于中国东北历史的记载,具体地讲,就是西洋传教士在中国东北的活动。作者的研究显然更侧重文献学方面。他主持满铁奉天图书馆时确定的一个重点采购方向,就是收集耶稣会士的书翰和年报等西洋资料。以前我曾随便猜想,中国国内图书馆的早期西文资料,可能都是西洋人带到中国的书籍。其实至少满铁奉天图书馆的西文书籍,很多都是由卫藤利夫经手,通过书店的书目,向巴黎、伦敦等地经营珍稀版本的著名旧书店订购来的。研究这些资料,既是他个人兴趣所在,也是他的工作任务,还有他作为外国人踏上中国领土后与这些传教士相通的个人情感。 除了作者节译的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节译关于东北部分,题名为《南怀仁满洲旅行记》)之外,别的内容都太专门,一时顾不上看。更吸引我一口气读完的是书后所附《卫藤利夫与<鞑靼>》一文(作者中见立夫,是卫藤氏之子卫藤沈吉德朋友,当时任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文章的副标题为:"战前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图书馆和图书馆人"。 满铁图书馆的图书收藏和发展状况,一直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可是在中国没有读到过系统的介绍,始终弄不清楚其来龙去脉。本文虽然也是根据旧有资料编写而成,但叙述简明扼要,线索清晰,不仅谈"物"的图书馆的发展,还谈活的能动的人在里面起到的作用。 基于满铁在中国东北攫取得巨大财力基础,和相关负责人的眼光、魄力,满铁三大图书馆即大连图书馆、奉天图书馆和哈尔滨图书馆,不仅在图书收藏方面可以与日本国内的一流图书馆相篦美,而且在为满铁购藏图书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卫藤利夫等人,也成为日本一流的图书馆专家。战后日本许多大型图书馆的建设,都有满铁图书馆旧人在里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卫藤利夫本人则在战后荣任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一职。 卫藤利夫和其他满铁专家为满铁图书馆收罗的书籍,除大连图书馆藏书有一部分被苏联红军掠走下落不明之外(苏联红军掠走的书籍中也有一部分由苏联政府交还给中国,如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几十册《永乐大典》),其余都在战后为中国政府所接收。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卫藤利夫的工作只是为效忠于他所生长的日本国的政府,他也曾为"九·一八"的无耻入侵和伪满洲国的建立而奔走欢呼,但历史是立体的。我们今天读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稿,回顾他在满铁奉天图书馆的工作,还是能感受到一种为图书馆这种社会文化事业本身而献身的服务精神。仅仅就这一方面而言,客观上他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也是一位做出过一定贡献并值得纪念的人物。 《北京年中行事记》。这书是清末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的日译本,讲北京各时令的习俗。本来我收有这书的光绪丙午(1906年)原刻初印本,而且还是作者敦崇本人自藏旧本,钤有"铁狮道人"(敦崇号)印章。既然如此,而又要买日文本,似乎有些荒唐。其实我主要是想看它的注释,而不是刻意收藏配置这类关于"老北京"的书籍。注释此书的小野胜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熟悉注释此书所需要的相关典籍,并在北京留学过一段时间,对于书中记述的许多节令习俗,都有亲身见闻,所以所做注释既有文献参稽,又有实地验证,具有很高学术参考价值。此注释本前有昭和十五年亦即1940年7月小野氏序,因此注释中提到的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有关节令习俗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演变情况,作为对原书的补充。 这书此前另有Derk Bodde 所做的英文译注本,题作Annual Customs and Festivals in Peking,在欧美关注中国社会风俗的人士中间比较流行。在北京大旧书店里和拍卖会上见过几次这种英译本,均因标价过昂未买,也不知其注释是否也像日译本一样具有参考价值(此外,本书过去还有法文译本)。 这个日译本虽然是很不起眼的软皮小文库本,但却是昭和十六年(1941年)8月初版首次印刷的岩波文库原版,上口还留有毛边。尽管是没什么值得稀罕的大路出版物,常逛书店总可以找到,价格一般也都很便宜,但特意要找初版文库本中自己喜欢的某一种书,也不容易。所以日本有些旧书店会专门经营初版文库本。不过即使是在那里,品种也不能应有尽有,个别想要收齐某一文库的藏书家,还需要用复制本来凑数,况且一旦到了那里,价钱可就比较贵了。小野胜年的这部译本,后来又被收入了平凡社刊行的《东洋文库》丛书,现在在旧书店里非常好找,却是无法体味到这种初版本的古雅韵味。 除了注释以外,日译本书里还增附有一些插图,包括照片。插图主要是采自《鸿雪因缘图记》、《唐土名胜图绘》、《万寿盛典》、《清俗纪闻》等中日古籍的版画,还有没有交待来源的素描画,不知道是否出自小野胜年本人之手。图片配得不俗。只是初版本也有初版本次坏处,就是当时制版不佳,图片大多模糊不清。 日本译注本还有一点很不妥当地地方,这就是删除了原书各项节令习俗下面所附的古今诗文。虽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乾隆皇帝的所谓御制诗(实际上不需要乾隆爷自己动手,自有如沈德潜一辈奴才代劳),感兴趣的读者不一定十分普遍,但既然是印行古书,只要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障碍,就应当尽量保持原貌。其实仅仅是乾隆皇帝这样到处乱题所谓御制诗本身,就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稍有文化的读者,看了以后都会得到清楚的启示,理出相应文化现象的历史轨迹。除了专业需求和个人兴趣之外,我想读史书对所有人都会产生的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就是使人的思维更深刻,头脑更智慧,每一个人也就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成熟。从而了解历史完整的本来面目,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不管怎样,日本人做事还是很负责任的(他们对侵华战争不负责任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在前言和凡例中都对所删节内容做了认真的说明,这很值得尊重。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北京出版社,在排印出版《燕京岁时记》时,不知为什么,也同样删除了这些诗文,可是却没有做任何说明,如同剪径大盗一般。 《北京笼城·北京笼城日记》。这是捆成一册出版的两种书,都是记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亦即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前义和团和清军围困列国使馆情况的日记式记述。虽说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基本史料,一般读者看一看却也很有意思。我得到的是昭和40年(1965年)刊行的平凡社《东洋文库》丛书本,而且是很晚的后印本,从藏书的角度看,没有任何特别的价值。 《北京笼城》作者柴五郎,时任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军衔为炮兵中校。《北京笼城日记》作者服部宇之吉,时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副教授,受日本文部省派遣,在中国留学,被日本使馆招募为所谓"义勇军",参加列强守护使馆区的战事。 柴五郎书的底本,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年底应日本军事教育委员会之邀讲演之后,翌年(1902年)7月由军事教育委员会据讲稿发行的小册子,原本自然不易一见。 服部宇之吉的日记,在他当年底回到日本后就有刊本,至大正十五年(1926年)7月,作为其还历(60岁)纪念,又增附他所撰写的《北京笼城回顾录》,以及服部夫人繁子所写的《大崎日记》,出版了私家限定版。当时限定发行300部,我在北京旧书店中曾经见过,嫌价格稍昂,没有收下。这个《东洋文库》印本,便是以服部私家限定版为底本,而删略去了服部繁子的《大崎日记》。这样一看,以后遇到原版限定本的《北京笼城日记》,还是应该买下。看被人删削不全的书籍,总有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被人肢解了似的感觉,很不舒服。再说七十多年前限定300部的限印本,现在也很稀少了,即使谈不上"稀若星凤",也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身价高一些,也是有资格的。 除此之外,《东洋文库》丛书的出版者还专门请人做了许多编辑加工,对于原文中清廷上谕等朝命之日文训释的刊载位置有移易,对原版所附照片有增删、地图有减省,甚至对原文所用名词也有改写,如改"法国"为"佛国",改"俄国"、"鲁国"为"露国",等等,简直是肆意阉割,真真岂有此理。这样一看,遇到原版,即使价高,也更是非买下不可。 当然,编辑者大山梓其人也做了许多富有意义的工作。他引据其他原始资料,为这两种书都加了对研究者很有用处的注释,还编辑了"北京笼城年表",附在卷末,对阅读原书和从事研究也都很有帮助。公允地讲,功过相较,对于大多数一般读者来说,还是功大于过。 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回顾录》,是事后用专题笔记得形式,根据回忆,记录此役间的逸事,其间夹杂着作者的一些看法和推测,所以对于不专门搞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读起来要更有味一些。比如他讲到人力车引入中国后,从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的滋漫流行过程,联系到北京大人力车夫等苦力多来自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从而推测义和团在北京的兴盛与北京人力车的增加,二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这种想法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所说人力车引入北京及其逐渐流行过程却满有意思。 在这些专题记述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永乐大典》的毁失情况。据服部宇之吉讲,6月23日上午,微微有一点儿北风,中国军民利用风向,在英国使馆北面相邻的翰林院放火,试图火攻英国使馆。而当中方大举进攻之前,列国决定固守待援的时候,商定把妇女、儿童和老人、病人集中到馆舍最宽敞的英国使馆,日本书记官石井的夫人等日本妇女、儿童,就呆在离翰林院最近的一所建筑里。这样日本人便不能不拼死救护。 当时,服部宇之吉等日本"义勇队"员和一些英国水兵,凿破院墙突入翰林院后,把院中的书籍纸片等投入水池中,后来房屋倒塌,火很快就要延烧到这里。这时服部宇之吉看到了堆积在书架上的《永乐大典》,他无暇估摸具体册数,试着随便抽几册看了一下,知道堆放的次序并不规则。服部觉得其他东西扔到水池子里也就算了,却实在舍不得扔《永乐大典》。可又确实没法全部都保存下来,这样就怎么也要想办法留几册样本给世人。于是,随便抽了三册,存放到日本妇女的住处后,又返回翰林院,找到狩野直喜、古城贞吉(时任《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记者),以及莫里逊博士,他们也各自带出若干册来。 这场大火大约在傍晚时分被全部扑灭。第二天,日本公使馆二等秘书官楢原陈政,向他转达了英国公使的意向,准备日后向中国政府全部返回翰林院的书籍,因此,个人带出的书籍,应全部缴出。于是服部宇之吉便如数上缴了自己带出的《永乐大典》。 服部宇之吉在同年10月回国后,又赴德国留学。在留学期间,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被清朝政府聘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主任教授,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回国,继续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和哲学。 上面提到的合他一起困在使馆区内的狩野直喜,当时也也是日本文部省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他在脱离笼城后,先是一度回国,后又去上海学习,学成回到日本,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也是讲授中国哲学和文学。 服部宇之吉和狩野直喜,后来都成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一东一西,两相照映,在当代日本汉学发展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关键地位。 当时困在笼城中的还有另外一名日后驰名世界的汉学家,这就是从事敦煌文书整理研究的法国人伯希和。当时他的身份是新闻记者。 笼城中另一位与后来的海外汉学乃至整个东洋学研究具有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是上面提到的和服部宇之吉一样拿出过几册《永乐大典》的莫里逊博士。莫里逊为英国人,当时在华的身份是《泰晤士报》通讯员,后来被北洋政府聘为顾问。 莫里逊是在1897年来到中国的,来华后即留心收集用世界各国文字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和著述,到使馆被围时,虽仅有几年时间,却已经初具收藏规模。为保护图书免受池鱼之灾,困守笼城时他把书籍存放在毗邻英、日使馆的肃亲王府内。到1917年,前后二十年间,莫里逊的这批特藏书籍,已经相当可观,总数达两万五千册上下。这年8月,他把这批书籍整体卖给了日本三菱财阀岩崎久弥,岩崎氏将其命名为"莫里逊文库"。岩崎久弥买书时曾延请著名东洋史学家石田干之助一同来华,帮助把握,看重的就是这批藏书的学术价值。至1924年,便以莫里逊文库为基础,拨款建立了后来驰名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研究专业图书馆--东洋文库,当然这也是日本汉学家所依恃的重要专业图书馆。随便说说,东洋文库存有许多册《永乐大典》,不知道其中是否包括莫里逊在翰林院拿走的那几本。 一般中国学者到东洋文库,多是查访和利用汉文史料,尤其是中国古代典籍。其实东洋文库虽然陆续获得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包括如滕田丰八等一些汉学家的藏书,但其馆藏中国版刻古代典籍,除极个别书籍如宋版孤本《历代地理指掌图》等之外,,都是很平常的学者用大路书,它并不是以版本珍贵或书籍稀罕见长,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以说没有太多特别值得在意的东西。东洋文库对于我们利用价值更大的应该说是以莫里逊旧藏为主体的西文书籍,以及满、蒙、藏、朝鲜、越南等亚洲民族语文史料,还有一批中、日文近代史资料,如汪伪政权档案等。莫里逊旧藏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因为全面、集中而查阅便利,况且其中也确有一部分很罕见的资料。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中国史学者的西文水平从总体上来说,似乎还有很大有待提高的差距,因而还没有很好利用这批宝藏,相信未来更年轻的中国学者,能够尽快追赶上来,弥补这一缺憾。 庚子之役与后来日本汉学研究的联系还不止于此。 围攻使馆这一愚蠢至极的举措,导致八国联军入据京城,不仅当时大肆抢掠,第二年善后处理时列国强盗又大开血口,索取所谓"赔偿",强迫清廷总计支付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付款期限三十九年,这样本息合计届时总共将被勒索九亿两白银。如此高额勒索,除了大饱其贪欲之外,其中更险恶的用心,就是要彻底摧垮中国的经济,从而也就彻底丧失了军事防卫能力,使中国在经济上彻底依附于列强,成为其永久的大市场;政治上完全听任其摆布,成为其鼓掌之中的棋子。 这笔钱清政府虽然不得不认,可中国与其它受西方列强欺侮的弱小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它有非常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有一大批秉承自己文化传统的优秀知识分子。这些人是真正维系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洋人即使可以靠洋枪洋炮肆意恐吓朝廷,却对这些人不能毫无顾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耻的敲诈,会给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带来怎样的侮辱和伤害。于是,出于缓和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反感情绪的考虑,列国强盗又商议各自拿出所谓"赔款",为中国办一点儿"文化事业",比如后来很有名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就是由美国用庚子赔款兴建的。 日本政府的做法却与美国不大相同。日本最终共分得3,479万两赃银。它是在外务省下面设立了一个"对支文化事业部"。大正十二年(1923年)三月,日本政府公布"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宣布每年从庚子赔款中为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服务于中国的文化事业,支付三百万元。大正十四年(1925年)10月,由对支文化事业部出面,在北京组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并设立东方文化图书馆和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其主要工作是想续修《四库全书》,首先是收集书籍并组织撰写提要。现在由大陆和台湾方面分别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这个组织的工作成果。此外,还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所"。 需要注意的是这笔钱的用途,首先是资助日本学者的对华研究,虽然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日中文化交流,但其出发点,显然是服务于日本政府。其次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长是由日本人担任,委员中虽然有中方人士,但也是以日方为主。这个组织尽管是在中国开展工作,实际上却形同于日本驻外学术机构,只不过是有一些中方雇员而已。所以从其组建伊始,中国留日学生和国内文化团体,就纷纷进行抵制,指出要警惕日本的文化侵略野心,并要求完全由中国的文化教育团体来主持工作。至1928年(日本昭和三年)5月,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与国民革命军发生直接冲突,激起中国民众强烈不满,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当中的中方委员宣布退出,以示抗议。这样北京的研究工作便已很难开展局面,而日本政府则干脆直接把资金主要都投向其国内,第二年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东方文化学院下设两个研究所,即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分别设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即今东京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即今京都大学),这就是当今日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两大重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而这两个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即分别为《北京笼城日记》的作者服部宇之吉和同他一起困在笼城之中的狩野直喜。不仅这两个研究所是靠庚子赔款发轫运作,很多后来很有名的日本汉学家,当时到中国留学,也都是依靠这笔经费。日本政府最后完全是拿这笔钱搞了自己的文化事业。 抛开日本和其他列强收买人心的用意不谈,其实任何国家资助对外文化交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扩大自己文化影响的意图。日本学者说,当初日本决定用庚子赔款搞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等事情,与中国赴日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对日本普遍存在反感情绪这一背景具有密切关系,即试图以此来改变中国文化界对日本的看法。而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引起中国文化界更深的反感。五年前我曾看到一份日本某民间对外文化交流团体所做问卷调查的统计资料。材料显示,直到今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各国留学生,仍然比较普遍地对日本持有某种反感情绪。我个人是非常地不认同这种情绪的。我想,既然是留学,就要入境随俗,尽可能多发现和学习人家的长处。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认真地学习到日本民族一些优秀品质,将会对我们的生活面貌产生非常深刻和积极的影响。这些反感情绪的形成,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我没有实际体会,不好胡乱猜测。但是在如何使用庚子赔款达到扩大自己文化影响这一目的方面,美国和日本用不同做法儿产生的不同效果,或许可以给人们一些启示。即以美国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一事为例,它让中国人切实得到了好处(尽管这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借此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从而当然对美国心存好感;而不是像日本人,拿这钱搞自己的事业。虽然日本汉学研究以此为基础,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学术界对此也很钦敬,但这毕竟是日本人自己的荣誉。既然是想做"善事",就要拿出世界经济大国的气度,要放开手脚,不要总有自己过小日子的想法。这样对世界文化交流可能会起到更大的作用,自然也就会对日本文化的传播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虽然上面谈的都是书外边的闲话,但专业书谈起来毕竟要更沉闷一些。下面谈谈这次得到的一本北京导游书。书的名字就叫《北京》,这也是当时西文北京导游书习惯的命名方式。不过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名胜与风俗"。全书一共十二章,第一章是总括性的介绍和印象,第二至第七章是谈名胜,后五章是讲风俗。 书初版于昭和九年(即1934年)九月,我买到的是昭和十四年(1939年)六月的第四版本。出版印刷在日本东京,发行所则是设在北京东单的东亚公司,另有销售商是西单市场的东明书局。 作者村上知行在序言里说,本书首先是北京导游册,同时也是关于北京的随笔。作者不愿意写成简单的导游手册,因为他觉得这作为读物太过于乏味,于是写成了现在这样:以自己的亲身游历过程为线索,在向读者介绍名胜、风俗的同时,信手铺陈有关历史典故,漫然诉说见解感想。北京过去的导游书籍,我只买过一本朱利艾特·布莱登(JULIET BREDON)撰写的英文书籍,书名为PEKING(《北京》),也没有仔细看。但与建国以来新出的书籍相比,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北京导游书。读他的书,像是和好朋友同行,听他向你娓娓叙说,指点门径,倾吐心绪,交流感受。 【12月29日】 上午,赴神奈川县古书会馆的旧书展卖会。10点多钟出发,由南大泽乘电车到桥本,再换车到东神奈川,下车时已接近11点半。 陈捷在电话里指点说,神奈川县古书会馆设在东神奈川车站附近反町公园边上。下车后在电车站内的一幅地图上,很容易找到了反町公园,走过去只用5分钟左右。公园很小,可还是没有一眼就看到古书会馆。问路,估计女人一般对此不感兴趣,找到了两个中年男人。第一个人对于世界上还有"古书会馆"这等机构存在,显然感到诧异;第二个人则同样苦笑对此一无所知。幸好看到以为老者,手持旧书,悠然漫步,酷似道中人的神态。上前一打听,老人嘿嘿直乐。可能是觉得我这怪腔怪调的外国人,竟然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找旧书,很有意思。不过推己度人,我觉得老人更像是有一种与海外同道人相遇的喜悦。为什么不呢?同是天下爱书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老人很快活地随手一指--原来古书会馆就在前面不到200米远的地方。走了几步,就看到了随风招展的展卖会的旗帜。 展卖会规模不大。与前几天去过的五反田南部古书会馆的展卖会大致相当。有了五反田的经验,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或者说比我事先估计的还要好些。因为五反田还在东京城市中心区域,而这里已靠近横滨,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算是不错了。试想一下,要是在北京的丰台一带搞一次旧书展卖,能是什么样子呢?相比之下,东京简直处处都是购书的天堂。 由于这里比较偏僻,而且是展卖会的第二天,场内选书的人并不很多。在我选书期间,一直保持在不超过十个人的样子。 一个多月过来,特别是最近连续几天跑下来,书瘾真是快过足了。我也不再先绕场一周,巡视是否有迫切需要的书,以便"抢购",只是从头逐一看起。 最先是主展场边上一小间屋里的几架最廉价的书,每百元三册,折合国币两元多一本,可谓奇廉。唯廉则廉矣,却基本上没什么想要的东西。最后看到一叠线装本,大多是明治、大正年间铅印的书籍,没有中意的内容。心想百元三册,当然只能如此,翻了两翻,正要离去,不意发现其中夹杂着一册大字刊本《古文孝经》。虽稍有蛀蚀渍污,却刻印俱佳,混在一大堆垃圾书当中,颇似鹤立鸡群一般。捧在手中,心头一喜,随之却又觉得似乎不大真实。同样的书在专门卖中国古书的旧书店里要卖一万日元上下,天下怎么会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于是询之于书肆主人,答云一视同仁,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凡俗的地方而需要青眼相看。喜出望外。本来花上一百元买下这一册书已经如同白捡,可是爱书的人似乎都有一种无限贪婪的欲望。既然每百元3册,为什么不另外再选两本书呢?结果又找到7册线装刻本《诗经》。与《古文孝经》加在一起8册,还需要再凑一本才成整数。正为每什么书可选而踌躇,忽然看到书架边有一8开大本英文原版泰晤士《世界地图集》。既然精刻本《孝经》都可以视同垃圾廉价甩卖,这种大路货自然更不足以值得珍惜。果然主人非常爽快而且高兴地加上这本地图,收了我三百日元,同时行礼如仪,表示感谢,我则因以廉价得到喜欢的书,从内心里向主人道了声谢。 这本《古文孝经》从内容上看,当然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我喜欢的只是它的版刻。书开版于日本嘉永庚戌(三年),值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由萨摩藩世子市河三亥手书上版,萨摩府学雕版颁行于藩府子弟(内封面题"萨摩府学藏板",卷末钤"萨摩府学刊行"阳文长方朱印),"使其一以诵读,一以学字"。当时日本正处于锁国末期,对于中国文化还比较重视,故有此举。这时虽不断有英美等国舰只试探进入日本港口,各藩府尚一律予以拒绝。但紧接着就陆续允许各国船舶入境通商贸易,导致十几年后,明治维新,唯西学是崇,这类中国传统书籍,也就很少有人诵读了。 此本极初印,墨色如漆。加之日本皮纸精良,可谓美轮美奂。版刻字作颜体,庄重谨饬,风骨岸然。民国十五年时,曹锟也曾刻过大字本《孝经》(所谓唐玄宗御注今文本),刊印也很精整,但字体呆板,与此相较,差之甚远。此本虽有日人训读汉籍所必需的训点,但汉字大而醒目,训点小而雅致,对于版面美观,并无多大影响,看上去依然清爽净洁。卷末刊有题识四字,曰"邨嘉平刻"。这应当就是后来帮助杨守敬刊刻《古逸丛书》的日本雕版高手木邨嘉平,"木"字略而未刻,不知是日本有此惯行用法,还是寓意于此"木"字已暗存于版木之中。检陈捷贻所著《杨守敬与宫诚一郎笔谈录》(刊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编《中国哲学研究》第12号,1998年11月),知木邨嘉平大致逝世于明治十七年(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前后,虽不详木邨嘉平行年,但按一般情况推测,嘉永三年刊刻这部《古文孝经》时,应正值他年富力强的时候。这部《古文孝经》刊刻之精美,不亚于《古逸丛书》,可以看出当时木邨嘉平的雕版技艺,已经相当高超纯熟(另据陈捷撰文介绍,此木邨嘉平系日本雕版世家,且自祖上连续几代俱袭用"木邨嘉平"一名,所以此《古文孝经》也有可能出自其上一辈"木邨嘉平"之手,但无论如何,都应是这一家族的作品)。仅此日本版刻技艺史上的价值,即值得珍之重之,怎么能像现在这样弃如故纸呢?此番东行,无意间得到两部木邨嘉平刊刻的书籍(另一部是前此在京都得到的由木邨嘉平刻序的《橘门韵语》),或是木邨之灵冥冥中还维系着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因而赐福于我。 《诗经》是嘉永己酉(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大阪书林所刻,比上面所说的《古文孝经》早一年。书前有天明丙午(六年,值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序,内封面题"嘉永己酉再刻,当是书坊据旧本翻刻。此书是日人以其国字解汉文典籍的《经典馀师》中的一部分,版刻虽远不及前述《古文孝经》,但刷印也不晚,其汉字正文字体模仿清前期之方体字,初看稍显呆滞,仔细揣摩,则别有一种厚重点韵味;而其训释内容,则汉字娟秀疏朗,假名洒脱飘逸,别具一种中国刻本所没有的韵味。虽是坊刻,亦颇不苟。欣赏书籍之美,需要静下来独自用心品味,去发现每一种书不同的美感。尾随时尚,人云亦云,即使觉得好,也不会有那种沁入肌肤的美感。 这书美中不足的是缺了一册,实际上是个残本。买的时候就对全书装为7册有些犹豫,只是看到最后的第7册即卷七末尾附有版权页,就匆忙收下。在返回住所得电车上,才注意到原来少了最后一卷,即卷八。等回到住所后仔细一看,又发现卷末的版权页竟然是书商移花接木,从别的书上嫁接过来的。原来书前内封面上本镌有"大阪书林柳原藏板"字样,而卷末版权页上却首署"江户书林须原屋茂兵卫",次题"大阪书林柏原屋清右兵卫",均与所谓"柳原"毫无干系。看来这种以残充全的勾当,各国都是相同的(当然这是过去的书商所做的手脚,不是这次卖每百元三册的书商所为)。只是不知道日本书商是否受到了中国贾人的影响所致。 英文版泰晤士《世界地图集》看上去极便宜,其实是块很大的鸡肋。因为书太重,达5公斤,寄回国内需要近3,000日元,是书价的90倍。贪便宜往往如此。拣的时候很兴奋,拿到手里却常常很让人沮丧。虽然沮丧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我想大多数赶书市大批往回兜书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体验。花300日元买下这几部便宜书之后,进入主展场又慢慢寻觅。一边读书,一边选书,总共三个小时,选出4册书。回到住所,已将近4点,稍慰饥肠,便坐下来一一品味大半天的收获。 (1)《日本的城》(《日本の城》),鸟羽正雄著,创元社刊《创元选书》丛书中的一种,昭和十五年(1940年)7月初版,昭和十六年第四次印本(600日元)。 买这书本来是为自己了解中国古代城市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做参考,可这书却是由非专业人士写给专业以外的一般读者阅读的介绍性书籍,似乎有违初衷。实际上专业与非专业是相对的,若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可以说属于专业人士,可对于日本古代城市的知识来说,却几乎一无所知,与一般读者没什么差别。这本书从历史角度概述日本城郭的发展过程、它的种类和构造等等,简要明了,其实很适合我的需要。至少目前正符合我的程度。 古人讲人身修养之形成,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今盛行旅游,稍有文化的行游者,往往借用"行万里路"这句话,说出游是为了增广见闻以提高学识。其实学海无边而人生有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要想两全其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只能梦寐求之,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大致是做到读书、走路两得其美了,但他是盖世奇才,一般人恐怕不好随便相比)。退而求其次者,则只能依据个人的偏好和具体条件而取舍倾斜了。 用不到一个钟点的时间,把这本书粗粗翻看一遍,我对日本古城已有了基本的了解。而去看古城遗址,不仅费时、费力、费钱,得到的知识也七零八落,不全面也怒系统。人类文化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就是书籍的累积。时至今日,已非司马迁之时代可比,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一一通过足履目验去直接获取知识。术有专精,业有分工,通过书籍间接获取知识,应当是最普遍地途径。至少我相信来日本参观古城址的中国人中,很少有人能够得到这样系统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我是笃信百见不如一闻的。 该书出版时,日本正处在举国疯狂的侵略战争状态中,所以书中颇有一些那个时代的不伦不类的胡话。这样战后一般也就不会重印了。这书在当时应当是一本商业性较强的非学术书籍,可是作者却有很强的学术意识。虽没有什么文彩可言,叙事却简练干净。要是现在出这种书,不知要缀加多少毫无必要的花样,增加几多篇幅。 书系精装,封套白纸素底,上下两端,各缀有一道与蜡染布颜色相似的蓝色花纹图案,通贯封面、书脊与封底,上窄下宽,秉承中国典籍天头小、地脚大的古意。书名、作者、丛书名、出版社名,都用宋体端端正正居中排印。丛书名和出版社名分别靠近上下两端图案,颜色是与图案相同的蓝色;书名和作者却用紫红色。红、蓝两色,相互衬映,看上去颇有明清套印本的韵味。看似简单,却品位十足。看多了这种封面设计,时下花里胡梢的图书装幀,真是不值得一顾(这书封套里面硬纸板封面上的图案也很雅致,只是过去的藏书人把封套粘在了封面上,没法仔细欣赏封面设计)。 (2)《中国人的生活景象》(《中国人の生活风景》),内山完造著,东方书店《东方选书》丛书中的一种,1979年6月初版首次印本(500日元)。 可能与头脑简单,惯于直线式思维有关,对于书籍装幀,我总是偏爱简洁的风格。内山完造这本书的封套,是在浅米色的底色上,印上咖啡色的字,中间偏下缀加海蓝与深蓝相并的色带。封套内的封面,风格也大致相类。这在70年代以后日本的出版物中,应该算是相当简洁的了。书中每一章标题占一页,字很小,居左上角竖排;右下方对角位置上则缩印有一幅黑白版画,出自作者的弟弟内山嘉吉之手。画面平实近人,与50年代以前中国的黑白版画风格相近,很雅致,而且贴切书的内容。500日元一本,算不上怎么便宜。买下这本书,主要出自对内山先生的崇敬。至于这部书本身的吸引力,其装幀设计形式,至少不逊于书的内容。 作者内山完造先生,因为与鲁迅先生的特殊交往,成为中国人熟知的朋友。他生前总共出版过12册关于中国的随笔集,战前6册,战后6册(另外还编集过两本同样内容的随笔)。这本书是在他身后主要从上述文集中选取编集而成,重点放在内山先生对于中国人生活观念的认识上。从1917年在上海开办内山书店时起,他就痛感当时日本学者单纯通过文献来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实际社会生活的隔膜,从而不间断地向日本介绍他通过自己与中国普通民众的共同生活而切身感受到的中国人的生活形态。 内山完造和他的妻子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认识,充满善意和理解,并洋溢着温馨的友情。除了基督教徒的爱心之外,我想更重要的还与他在中国取得的事业成功有很大关系。 内山完造在中国的生活确实非常幸运。1917年他刚到上海开办内山书店时,仅携有此前四年间辛苦积攒下的240元现金,和一个装有80多册圣经、赞美诗等宗教书籍的废啤酒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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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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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天一定要会见电视记者,乐此不疲地接受他们的采访,而且他的发言一定只使用用时仅15秒钟左右的语句,换言之,他使用了类似广告的手法表述自己,并有效地利用此种手法来控制国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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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吴冠中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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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熊先生和许多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象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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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民族研究主要是在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展开的。在民族研究中,民族被放置于主体性地位,因而无法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内呈现民族社会复杂多样的关系。因此,需要在研究方法与知识视野上有所突破。通过对"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跨体系社会"理论的评述,本文认为,在民族研究中,区域视角与超民族视野更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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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遣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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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传统的"工人"和"农民"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今天,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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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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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的研究表明,2009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及中国进出口银行(China Export-Import Bank)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公司至少发放了1100亿美元的贷款。而从2008年中至2010年中,世界银行相应机构作出了1003亿美元的贷款承诺——为应对金融危机,这一贷款规模本身已经达到创纪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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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索》之后,赵刚即将出版他的第二本论陈映真的专着《橙红的早星》。将这两本书合读,就可以看出赵刚对陈映真研究的巨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以后任何人想研究陈映真,都必需以这两本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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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地域主义持一种辩证和批判的态度。它对以全球化和大同文化为主导的现代主义建筑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它也对地方和地域主义,尤其是那种矫情的、浪漫风的和风景化的地域主义持批评态度。它强调场址、地点和地形、地貌在建筑设计中的作用,它也保持了现代建筑的进步和解放的思想。这是一种严肃的、具有生命力的、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建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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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过去发生的国际案例分析,国外专利对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主权、农民生计以及粮食价格等问题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孟山都所持专利的转基因大豆在过去12年中几乎成功垄断了美国和阿根廷的大豆生产,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最终给环境、人类和粮食安全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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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我應歷史研究所之邀,講述一些古史問題。停滯北京期間,北京大學榮新江兄嘗兩度會晤,承告知他多年以來,和張廣達教授合著有關于闐國論文,即將彙集為《于闐史叢考》,由上海書店出版。他們兩位累歲精力所萃,結合中外史料,對塞語文獻的鑽研,對敦煌新出資料涉及于闐國號、從德太子(Tcūm-ttehī)、使臣各種文書的斷代研究,真是原原本本,殚見洽聞,為佛教史增入若干新葉,填補了許多空白,一向于闐文材料被視為畏途,通過兩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給弄活了。這回的結集,對中古西域史貢獻之鉅,史學界都有口皆碑,無待我來饒舌! 我對于闐史涉獵至淺,承命執筆為序,倍感惶悚,書中重要問題,我無資格參加討論;但看本書講到的“士古于闐的塞種居民”問題,而關於在中國境內對遠古塞族名稱的推測,我有一些看法,姑且提出來,向二位先生請教。 1.上古塞種語言文字統稱為“胡書” 和田地區出土的塞種語較于闐語更古老的像托姆舒克(Tumsšuq)、木頭溝(Murtuq)語,都同屬於伊朗語系。于闐語“山”稱ggara-,即Av.之gari-,梵語之giri-;淨土的“淨’,于闐語與托姆舒克語均作vasuta-,即其一例[1]。語言學的研究證明和田早期居民是塞種,操印歐語系中屬伊朗系東支的塞語(Saka language),而考古學及人類學的發掘其頭骨特徵證明屬於高加索種。在古精絕國(尼雅)出土的佉盧書文書,其中有不少伊朗語借字,說明塞族語言在這一地區流布之廣。該地區在未經突厥化、伊斯蘭化以前,所有語文,相當複雜,有婆羅謎文、佉盧文、吐火羅文、窣特文、龜茲文、于闐文種種之不同,漢人都籠統地稱為“胡書”。謝靈運說:“胡書者,梵書”,此指Brahmi。又云:“胡字謂之佉樓書”,即指Kharoshthi(日僧安然《悉曇藏》卷一引)。以後從梁僧祐《出三藏記》的《胡、漢譯經音義同異記》,至隋彥琮的《辯正論》,一概稱之為“胡書”。《水經注》二記龍城云:“河水又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城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龍城即龍堆,說者謂即樓蘭故地;蒲昌海即今羅布淖爾。黄文弼據姜賴之虛一名推論樓蘭土人必有姜戎,即塞種人之裔冑,甚是。(《西北史地論叢》頁214)。姜賴之虛,被稱為胡之大國,及胡書之胡,這個“胡”字應該指什麼?是本文所欲探索的焦點。 2.蚌雕白種人頭部記號與西亞Halaf相同 本書說道:“公元前八世紀後,塞人逐漸出現於歐亞內陸,約前650—620年,以斯基泰為名見稱於希臘史籍,其分支侵入美索不達米亞上游敍利亞”。這是很保守的說法。近年在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的銅戟上有白種人特徵的人頭像,陝西扶風周原出土兩件蚌雕白種人頭像,說者認為即希臘史家所說戴尖帽的塞種人,亦有稱之為吐火羅人。[2]最令人矚目的是周原蚌雕像上刻有□(巫)記號,和西亞五千年前Halaf女神肩上的“□”號完全相同。而“□”這一符號作為陶器的紋樣在Halaf時期屢見不鮮,這一事實我曾撰文指出,引起國際學人的注意,美國梅維恆復加以英譯。[3]遠古時代高加索地區人民與吾華可能有相當接觸。W.B. Henning所作《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1978年刊)提出:楔形文中經常出現的古提人(Guti)就是吐火羅人的前身。他假定公元前三千年的末期,古提人離開波斯西部,長途跋涉到了中國,仍過着遊牧生活。“月氏”一名最初即源於Guti(Kuči亦由Guti變來)。吐火羅一名源於Tukri(此名亦見楔形文),Guti與Tukri是孿生兄弟,是歷史上最初的印歐人,他們在波斯的出現先於赫梯人之.到達小亞細亞。他這一新說,未為一般學人所接受。[4]現在我們看“□”的記號,見於Halaf女神肩上,隔二千年後,重新出現於商周之際的塞種人雕像之上,說明高加索塞種在中國地區活動歷史的悠久,月氏和吐火羅(疏勒河南榆泉盆地有地名吐火洛泉,論者以為即Tochari的對譯),都屬於塞種,古代遷徙頻繁,東西互相接觸,自是意中事。 3.從胡里安(Hurrian)文件看古代東、西的馬政 《魏書·西域傳》:于闐國“有好馬、駝騾”。所以于闐馬錢用馬作花紋,標榜其特產。Hurrian在世界史上被認為是最早把馬政以及戰車傳入近東的民族。[5]他們建立的米丹尼王國(Mitanni)在一件與赫梯王所訂的條約中,記載養馬法及馬拖車的訓練出自米丹尼人kikkuli,同時用了一些和梵語相同的詞彙,如“一”之aika-相當於梵文的eka;又出現若干吠陀的神名,像Mi-it-ra(即Mitra)、Aruna (Varuna),In-da-ra (Indra),說明Hurrian是扮演溝通印歐兩地、聯結伊朗與印度語的重要角色。所以米丹尼被認為是雅利安人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的國家。 有人以為中國馬車制度是從西亞傳入的。[6]其實米丹尼馬政記錄的這一赫梯文獻的絕對年代,據說是公元前1400年,相當於殷代中期。甲骨刻辭中對於馬名的記錄相當詳細,又有多馬羌、小多馬羌;方國有馬方,官名有馬羌、馬小臣,屢屢言及馬五十兩(如《甲骨文合集》11459),當然指戰車。以馬作為偏旁的契文,有獁、騽、□、□、□、□、□、□等等,騽字見《說文》,“一曰□馬黃脊”。□可讀為驪,卜辭又有“赤□”及“□□”之名。文云:“庚戌卜貞:王……于□,□□’。“于馬[方]……□□(沿)’(《合集》36836)。□□是雙音字馬名,如匈奴稱馬有“駃騠、騊駼(《逸周書。王會解》:“禺氏騊駼”)、驒騱”之比。卜辭“爻戊”亦作“學戊”,□字如讀為曉母之學(粤語),則“□□’可能是梵語Haya的對昔。Haya的意思是迅速(Speeding),亦是日神的標幟,所謂Sapta.sūrga是‘七日”之意,如楚辭的羲和為日御,Haya表示七個御車的太陽,如吾華的十曰。周初“輕呂”(《逸周書·克殷解》)劍名是外來語,人所共知;“□□”如果是Haya,亦相當有趣。《蒙古秘史》: 答驛兒 孛羅 豁牙兒 曲騄 阿黑□ 思秃 dair boro gojar külu-güd ar tastu 一隻(馬) 一孛羅馬 二隻 駿 騸 馬 蒙語的曲騄兀(Külu)表示駿馬,kikkuli人名的取義,或與馬有關係。蒙語取自回鶻,字母借粟特文(Sogdian)為之,源於Aramaic script。殷代諸羌和塞種人必多有來往,血統不無混雜,印歐語滲入殷人語文,非不可能之事。卜辭對產馬方國及馬名的記載,年代與Mitanni正相若,東西兩地的馬政不妨同時發展,並駕齊驅,很難定它的先後,說遠東源於近東,是不必要的。 本書說:“于闐語的aśśa,意為馬,和瓦罕語的Yaš相同。”按古波斯語“馬”,為asa-,正與于闐語aśśa為同一語源。[7] 4.于闐馬錢王號出自波斯傳統模式 于闐通行的馬錢二面皆有文字,一面是漢文曰:“重廿四銖銅餞’,另一面是佉盧文:Maharajasa, rajati najasa, Mahatasa Gugramayasa,意思為:“大王,王中之王,偉大者,矩伽羅摩耶娑。”(夏鼐:《和闐馬錢考》)。日本學者榎一雄以為這是模仿大夏國王Eucratides一世(公元前171-155年在位)的鑄幣形式。其實這種“大王,王中之王”的稱呼,是波斯王從蘇美爾以來習用誇大式的最高統治者稱謂套語,試比較如下: 蘇美爾: Lugal,Gal-u Great King, Lugal LugaL meš. King of kings, 下同。Lugal 即king) 巴比侖: Šarru rabū šar šarrāni 古波斯: Xšâyaθiya.Vazraka Xšâyaθiya xšâyaθiyâniâm 蘇美爾在“大王,王中之王”下面本來還有“Lugal kur, kur, meš (King of all 1ands, Kur即地,Meš指多數)一句,于闐沒有很大的版圖,故不用此句,伹稱“偉大者”而已。于闐用驢唇書,是印度俗語;因其民屬於塞種,所以仍舊沿襲波斯的稱呼模式。 5.“胡”字涵義的演變 “胡”字在歷史士的涵義屢有伸縮、轉移、變遷。西方公元四世紀以降,横行於歐洲的遊牧部族有Huns。匈奴舆Huns不是同族,曾經引起許多討論和質疑。[8]陳寅恪在《論五胡問題》中說:“胡本匈奴專名,去na著hu,故音譯曰胡。”印度笈多時期碑銘均稱匈奴為Hūna,實有二音。去na而僅存首音,是說似不近理。《逸周書·王會解》記西面諸蕃屬有: 禺氏(月氏)騊駼 大夏茲白牛 犬戎文馬 數楚(孔注北戎)每牛 匈奴狡犬 皆北嚮。 此處匈奴與塞種之月氏、大夏區分為不同種屬。《漢書》晉灼注說:“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則匈奴是秦時的名稱。秦以前的文獻,有東胡(《王會解》:“東胡黄羆”),林胡(《史記·廉頗傳》:“李牧破東胡,降林胡”),三胡(《史記·趙世家》索隱:林胡、樓煩、東胡)。胡與貉聯稱(《史記·天官書》:“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知原來的胡似非專屬匈奴。至秦乃以胡專指匈奴,以匈奴為諸胡中之最強大者。讖書言“亡秦者胡”,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皆指匈奴。而匈奴亦自稱曰胡,如觀狐鹿姑單于致漢武帝書:“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可以為證。在中國人方面,則以北胡與南越對稱。東漢高誘云:“中國以鬼神之士(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要略訓》注),即其一例,胡遂成為北方異族的統稱。漢代有“秦胡”(居延簡:“屬國秦胡盧水”),指祖居秦地而未融合於漢族的少數異族。[9]沮渠蒙遜即盧水胡人,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以官為氏。高昌有屠兒胡(《吐魯番文書》第6冊)。《北史·高昌傳》云:“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毛詩》、《論語》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此高昌用胡語讀漢人經典,。實為雙語國家,與于闐相同。[10]漢簡記有月支國胡支桂,年廿九,黑色,是分明非漢族而為支姓者。晉有支胡官印(上海博物館藏“晉支胡率善仟長”印)。《後漢書.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同書《鄧訓傳》:“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每與羌戰。”則小月支亦稱為胡,以其曾臣屬匈奴之故。[11] 唐代,藏人專稱粟特為胡,見P. T. 1263藏漢對照字彙,藏文作Sog. po,首音分明是粟,或謂即西胡。[12]至十三世紀,Sog. po用以指蒙古族,有人謂是“阻卜”的對昔。 可見胡字涵義廣狹及轉變的大概。以胡代表西北異族的通名,遠至粟特,近及高昌皆然,于闐自然亦包括在內,故其言語文字亦可稱為胡書。 大家都知胡名出於匈奴,匈奴且自稱為胡,但何以有這一名稱?需要進一步加以解答。 6.虫、Hor與Hrw 由於于闐一帶先民頭骨多為高加索人,令人聯想到遠古的白色人種。 周原甲骨H. 11.2有“虫白(伯)”一名,有人釋蟲,讀為崇伯,是不對的:虫應是虺,虺通作隗,隗姓在春秋時被稱為懷姓九宗,史稱“陸終娶鬼方氏女”,他們是鬼方之族,[13]王國維久已提出此說,人所共悉。虫、虺與懷、隗都與胡音相近。 在西藏北部及西北部地區,至今散居着許多被稱為Hor的遊牧民族。Hor 系藏文寫法,在P.T. 216號《藏漢對照字匯》中,對回紇人稱Hor,但在P. 2762中則以Dru-gu稱回紇人,最早記載見於662年。[14]有人謂Hor是秦漢小月支之苗裔,亦有說宜改譯為畏兀兒。[15]我則認為Hor,實在應是“胡”字的音譯在西北保存下來的殘跡。Hrw在《聖經》上稱為Horite。 Hurrian(胡里安人)建立的米丹尼王國在埃及歷史上被目為雅利安民族(Aryan race),他們的原住地在烏滸河(Qxus)和藥殺水(Jaxartes R.)源東北部山地之後面。米丹尼語言的影嚮向西擴展至奥倫特河谷(Orontes Valley),更東至尼尼微(Nineveh)。他們形成一個有力而文化優越的國家,從她的異邦喀斯特(Kassite)王朝統治下的巴比倫沿幼發拉底河(Euphrates)迤西促成商業的成長與繁榮。[16]馬的訓練法影嚮最大,在哈杜沙什(Hattusas)地方(即赫梯人Bogás-Köy村遺址)[17]所出的文書,證明他們是人類文化上馬和戰車事業最大的貢獻者。Hurrian在埃及文獻原稱為:Hrw(Hur),在楔形文史料出現於Mari區域所見的稱Hur-lili。我認為Hrw, Hur即是“胡”這一名稱的來源。 北方諸胡都是騎馬民族,對馬不能不加以重視與崇拜,于闐亦不能例外,他們的錢幣即用馬作為標幟。匈奴所以自稱為胡,可能即取自此以養馬聞於世的Hrw, Hut之名。匈奴的前身據說是獯育,相傳為黄帝所遂(《史記·五帝紀》:“北遂葷粥,合符釜山”)。《史記·匈奴傳》:“唐虞以士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詩》言“薄伐玁狁”,不□簋作“□□”,□即允,字從女。《左傳》:“允姓之姦”,“允姓”自是□允之省稱。多友鼎記“玁狁放□,廣伐京□”“俘戎車百乘一十又七乘”,是一塲很重要的戰役。匈奴、玁狁的種別異名很多,《詩經·緜》:“混夷駾矣”,混夷即緄戎。《匈奴傳》記“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豲之戎”。顏師古《漢書》注:“混,夷也”。按混、緄亦可能是Hur(Hrw)的對昔。漢代秦地的胡廣泛分布於河西走廊、青海,東至河北平原,由於秦穆的開拓土宇,分散為若干部落,到了漢代還保留着“秦胡”的稱謂。 Hrw在Amarna信件中稱為Hurrū-he.或Hurwū-he。他處或稱Hurri, Hurra,意義是洞穴,原意可能指穴居的人。 7.塞種與瓜州之戎 塞種(Saka)之名西方文獻始見於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1-486年在位,相當周景王二十四年至周敬王三十四年)Achaemenids的Behistam碑文。漢代記載塞種更為具體。《漢書·西域傳》:“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國皆故塞種也”。從希臘史家之說,知波斯人泛稱之為“Scythians saka”。在高加索地區,Scythian語言有Ossetic者,今日仍為人所使用。塞種人的活動地帶跨有歐陸,已為史家共認之事實。 《左傳》昭九年記晉人率陰戎伐穎,周王責讓之,謂“先王居檮杌(凶人)於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至晉惠公夷吾自秦歸國,誘以俱來”。杜預注陰戎是陸渾之戎。僖二十二年傳:“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即是此事。在襄十四年傳記晉惠公赐姜戎以可耕的田地之經過,十分詳細。結合《左傳》這三條材料,細心勘校,實在是同一樁事。楊氏《左傳注》把允姓與姜姓分為二姓,指杜注誤混,其說不確,因彼等同為晉惠公所徙之戎,不應強分為二。《史記·秦本紀》載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用由余之計伐諸戎,益國十二,拓地千里。晉惠公攜姜戎東遷,即在是時。襄十四年傳云: (晉人)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追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勘以昭九年傳: 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可見同屬瓜州之戎,雖一稱姜戎氏,一稱允姓,仍是一事。 荀濟《論佛教表》引《漢書·西域傳》之文云:“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追逐,遂往葱嶺南奔”。他認為允姓即是塞種,必有根據。《水經注》二:河水“一源西出捐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說本《漢書·西域傳》)。徐松《補注》引顏師古注塞種即釋種。《元和姓纂》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徒,即塞姓也。荀濟之說,徐松引用之。《後漢書·西羌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水經注》二記積石之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允谷當因允姓所居而得名。余太山新說以為允姓是Asii(希羅多德作Issedone)的對譯,塞人有四種屬,其中Asii和Tochari即允姓和大夏(《塞種史研究》)。按秦人追逐的瓜州一帶諸戎,名目繁多,是否都是塞種,尚無確證。《詩經》所載文王時的混夷即秦穆時的緄戎,不成問題:“混夷”和Hrw對音頗合。姜戎之祖吾離,如果是種族名,似可把“吾離”視爲“胡里”Hurri的對譯。Mitanni文件說明Hur王國在歐、印文明聯繫上的重要地位,時代與殷中葉相當。“胡”的名號在先秦後期已甚通行,可能“胡”一名先時即取自Hrw的王國,以通指塞種諸戎,漢人襲用之,故“胡語”亦得通指塞種各種語言。鄯善龍城的姜賴之墟為姜戎舊地,亦得被目為胡之大國。我這一說,也許比較視胡作為匈奴廣泛的異稱,更為近實。至於周原蚌雕白種人,如果以文王時代的混夷目之,較之看作吐火羅人或廣泛的塞種人,似乎更加貼切了。 餘論 殷周之際的西北勁敵,混夷可代表塞種,還有羌戎,是代表藏語系的民族。允姓之允,我以為是玁狁的“狁”字之異寫,兮甲盤、虢季子白盤作“□□”,不□簋作“□允”,“允”即“□允”的簡稱,《西羌傳》之大允谷,即取允姓為名,足見“允姓”不能說是Asii的對譯。襄十四年傳分明說道:“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可見其非印歐語系的人種莫屬。至於同時何以復稱之為姜戎者,必其族久已和羌人混血成為雜種,像殷時有馬方,又有多馬羌及小多馬羌(卜辭云:“乎小馬羌臣”,《合集》57176),當即羌與馬方的混合。多馬羌復有小多馬羌,亦如月氏之有小月氏。姜(羌)戎從瓜州的內遷,和後來小月氏的內遷一樣。《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侯國駃茲,是小月氏若苴王稽谷姑封此。《索隱》曰:在琅邪。瓡攝為小月氏王扜者封邑,《漢書·地理志》:“河東有狐讘故城。”以後况前,種族遷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水經注》四〇三危山引《春秋傳》語,又云: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瓜州之戎,并于月氏者也。”闕駟《十三洲志》亦云:“瓜州之戎,為月氏所逐”(《太平寰宇記》引)。則古明有此說。月氏,《管子·地數篇》音借作“牛氏”,管子屢次言及玉起於禺氏(月支)之邊山,去周七千八百里。殷婦好墓所出玉器多件,現已證明其玉料均來自于闐所產,有人取突厥語玉名qāsch,以解釋“月氏”,謂月氏即是玉之譯名。于闐與月氏有不可分之關係,於茲可見。《水經注》二: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山多玉石”,仇摩置亦作瞿摩帝,梵名Gomati。又于闐梵名Gostana(瞿薩旦那),本書考證牛頭山于闐文拼法是Cūtausanä,go與co都是“牛”,“說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對牛的重視和崇拜,或許透露遷徙而來的塞人對牲畜的重視”。其實對牛的崇拜原為印度的習俗,印度造字的聖人號Govinda(瞿頻陀),意義是Obtainer of go/(牛),[18]Go stana訓牛國,這完全是印度化的結果,附帶說明於此。 上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趁本書的印行,略抒所見,願治中外關係的同好有以匡正之。 饒宗頤 1992年6月11日於香港,7月18日改訂 [1] 參看R.E. Emmerick: Saka grammatical Studies: The Language章。 [2] 參看林梅村文: Lin Mei-cun, Tocharian people: Silk Road Pioneer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32, p. 91. [3] 見Sino-Platonic Papers, No. 26: "Questions On the Origins of Writing Raised by the Silk Road", by Jao Tsung-I,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91. [4] 參看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謎字帛書談我周古代的印歐藷和印歐人》(《季羡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頁373-403),對Henning之說的贊揚者與反對者,都有所論列。 [5] Hurrian民族歷史,在埃及、赫梯史籍中多有記載,漢譯史書,以謝德風等所譯捷克有名學者B. Hrozny(赫羅茲尼)的《西亞細亞、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三聯書店,1958年)一書最為詳盡。參看該書頁146-151討論米丹尼為雅利安人昕建之王國。 [6] 美國夏含夷教授(Edward L. Shaughnessy)在他的中文本《中國馬車的起源及其歷史意義》(臺灣《漢學研究》第7卷第1期)即主張馬車是由兩河文化輸入的。他沒有提到Mitanni這一有名的文件。他從Piggott的文章轉引赫梯(Hittite)的材料,最早的有關文獻是公元前1700年前後記載了安納托利亞(Anato1ia)王動用四十輛馬車作戰,他說裏海的車子比殷墟的車早三百年年至五百年。他統計漢文資料,指出甲骨文中(《平津》2,212)只言摛獲了兩輛車,(原文是“……□車二□”),證明此時馬車還沒有成為作戰主力。又引《左傳》昭公十三年,有車四千乘;昭五年,馬車總數達到四千九百輛之多。又據多友鼎記玁犹戰役,一百二十七輛馬車被繳獲,標誌着要到公元前九世紀後半中國才進入戰車成熟的時代。這種粗略的統計很有商榷的餘地:甲骨文“□”字可用於車若干□,同時亦用於馬若干□,□殆是“兩”字異形(金文大簋作“□”,□為省形。卜辭“□”亦作數字用,如“□□□用"(《合集》11364),以他辭“其鼎(卣)用三□(《合集》30997)證之,“□”即“兩”甚明,借“兩”為“輛”,非□字。)“馬五十□”可以解作馬車若干兩,“馬五十□”的記載卜辭屢見,我認為應該繹為馬車五十輛。《逸周書.世俘解》云:“乙巳,陳本命新荒蜀酒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用唐大沛《分編句釋》本,引張惠言說:“大臣不當以兩計,禦蓋謂車)。當日單就霍、艾兩個侯國,便擒獲八百三輛戰車。《呂覽·簡選》:“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戰于郕。”以此證之,卜辭的馬五十□,即馬車五十兩。夏氏没有引用《逸周書》,大概認為不可靠,這裏的擒八百零三輛的數字,已可語埃及在Megidan之役俘獲894輛相媲美。又夏氏引昭五年《左傳》,原文無之,或出誤記;昭十三年傳,原文是這樣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於平丘”。證之以春秋經,乃是魯國的兵車數字,不是如夏氏所說“晉一次閱兵時集中的馬車数字”。春秋時,有萬乘之國、千乘之國(《孟子》已言之),很難拿來作統計依據的。因為此文關係重大,承夏氏郵贈,故附帶在此加以討論。 [7] 參R.G. Kent:Old Persian:Lexicon, p. 173,asa-條,又Asagarta-, asabāya各條。 [8] 見余太山《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塞種史研究》,頁242。 [9] 趙永復考證,秦胡亦即秦人,見《兩漢時期的秦人》,《歷史地理》第9期。 [10] 參黄烈:《談漢唐西域四個古文化區漢文的流行},中山大學《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頁414。 [11] 參黄盛璋:《雜胡官印考》,《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 [12] 王堯《吐蕃簡牘綜録》,頁28,粟特條。 [13] 王暉《“虫伯”及其種族地望考》,史念海編《歷史地理論叢》,1990年第2期。 [14] 王堯《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新版,1992年,頁179;又參森安孝夫:《突厥與霍爾(Hor)》,《亞非語言文化研究》14集,1977年。 [15] 韓儒林《穹廬集》,頁91,《烏鵒、Huiur及Hor》引美國J.H. Edgar說,謂即秦漢小月支之苗裔。 [16] 參看J.H. Breasted:A History of Egypt.p. 263及同書有關Mitanni各條。 [17] John Garstang & O.R.Gurney: The Geography of the Hittiti Empire, London, 1959, Ankara考古學研究所印行。 [18] 参拙作《選堂集林》下册,頁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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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古代中国有“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便可以说是从两种意义上由三个层次构成的。在第一种意义上,它由家、国、天下。家是士大夫掌握的国之本;国是诸侯掌握的天子之本;天下是天子掌握的天之本。三个层次构成了一个既松散的又合一的“天下”。在第二种意义上,它由乡民、士绅、皇权(及其代表的社会-政府一体性)组合而成,形成今天意义上的所谓“国家与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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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是不是成了蟾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