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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曾在文章中說：「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夢醒來後，無路可走......。」不論所言的這夢，是美夢或噩夢，若用它來譬喻吳耀忠的人生，這噩夢就是 他因叛亂案而在獄中服刑7年。而在噩夢轉醒出獄後，卻發現前行無路可走......。我是這樣來瞭解掙扎於革命與虛無的岔路口，終而酗酒以終的這位前行者。

中国式的工业化本质上表现为对于自然的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的最激烈的战场山西，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已经超出了“危机”的层面，而呈现为清晰可见的巨大灾难。由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程度具有从大中城市向农村递进的特征，加上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灾难更多地集聚在农村地区的农民身上，从而形成了灾难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明显背离的格局。进而，在治理危机的大背景下，有效的救助机制的缺失，使得重污染区和地质灾害区的农民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危局，结果导致了众多的村庄在物理意义上的毁灭和社会意义上的崩溃。

欧阳江河最新诗作，以《舒伯特》为题。并不是只有乐器演奏者或者作曲者才能对音乐进行诠释，诗人和作家的敏感往往带给我们新的视角，更何况诗本来就是某种音乐。－－Humanities.cn

互联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的积累过程，后者与数字通讯所具有的许多民主潜能相抵触。互联网这一过去看上去似乎脱离了商品交易领域而越来越开放的公共领域，现在却似乎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被少数私人大公司垄断的领域。

在这本书里，"大众主义"突出到这么重要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众主义在现代历史上、在现代艺术当中的重要性，除了跟现代革命动员有关，同时又跟现代工业、整个现代进程发生关联。在中国"大众主义"的凸显和其他地区同样也有不同，这是我们在所谓"遭遇西方"之后中国特殊的历史定位有关的。

知识产权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艺做成商品和赚钱工具。这对文艺创作的损害，跟从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标准并无二致。两者都是消解文艺的现实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创作者、表演者的主体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须加以积极的限制，以免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成长受阻，思想听命于金钱与权势。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匮乏状态再加上长期的低工资低保障，不仅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过渡性、边缘性以及流动性，并且加剧了原本就在经济、政治、司法、教育、社会等领域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其结果既造成了农民工在劳动与生活层面上的"双重异化"、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圈地"以及模糊而混乱的身份认同政治，同时也导致这一劳动主体无法完全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并一直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产业工人化"这种特殊的状态之下。这一方面影响着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中不断发生的农民工集体行动无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们是这一劳动主体对其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国家缺位所导致的集体性消费资料匮乏状态所发出的。

1998年之前，互联网的根一直是美国政府直接控制，2009年9月初步进入全球共同治理时代。但其治理仍然有很多问题，美国政府仍然有很多特权。一定意义上，互联网的"天皇"--根，仍然处于美国的实质且有效控制之下。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主体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即使像弗朗西斯·福山、汤姆斯·弗里德曼这样的坚定辩护者也不时显得忧心忡忡，抱怨连连。更严肃的思考者则开始试图跳出选主的框框，重新审视一些在他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选主到底是不是一种的适当的、实现民主的方式？实现民主还有哪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式？

蔡翔出身於上海工人家庭，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底层」社会。蔡翔自己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本没有什么「两个三十年」，有的只是「六十年」，共和国六十年。后来发生的一切，可能都已隐藏在一种共和国的记忆之中。而这一记忆，被反覆唤醒，并被形式化。

  从一开始，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就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一方面承认他对殖民话语的分析直接受惠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述，另一方面又批评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论述与“标准的东方主义行为完全相吻合”。(注：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99、198页。)赛义德这种态度为继起的许多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所承袭。2000年，著名的后殖民批评家查克拉巴蒂推出了他的新作《边缘化欧洲——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对所谓“生产方式叙事”和“过渡叙事”的抨击，构成了该书重要的主题。本文拟就查克拉巴蒂在书中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展开讨论，借以对后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关系作初步的探讨。    　　　　“抽象劳动”与“抽象的人”    在对查克拉巴蒂的观点进行评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就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对马克思的批评作一番简单的回顾。赛义德关于马克思接受东方主义影响的证据主要来自下面两段马克思的语录，其中一段是：“不错，英国在印度斯坦发动革命仅仅受最肮脏的利益驱使，而且其所采用的方式是愚蠢的，但问题并不在此。问题在于，人类是否可以不必在亚洲进行激烈的社会革命而同样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的话，不管英国犯下什么罪行，她也只是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革命的历史工具。”另一段是：“英国在印度必须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毁灭性的，另一个是再生性的——亚洲社会的毁灭与西方社会物质基础在亚洲的再生。”赛义德据此认为，“使毫无生机的亚洲实现再生当然是地地道道的浪漫派东方主义观念。”(注：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99、198页。)印度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艾贾兹·阿赫迈德在一篇题为《马克思论印度：一种澄清》的论文中驳斥了赛义德的观点。他说：“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清楚的，支持马克思的特殊论断的决不是东方主义话语(马克思说，不列颠是在追求‘最肮脏的利益’)，而是福柯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的话语。换言之，马克思的论述不是源于歌德和德国浪漫主义，也不是源自贯穿一切的东方主义观念，而是来源于马克思坚持的阶级和生产方式观念。”(注：Aijaz Ahmad,In Theory:Classes,Nations,Literatures,Verso,London,1992,p.230.)阿赫迈德道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对于欧洲殖民主义的认识是与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分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殖民主义之所以不同于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庞大帝国，就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德里克所说：“现代殖民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正是它与扩张中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关系，这一秩序滋养了殖民主义，并使它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注：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4页。)正如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既看作一种残酷剥削的生产方式，同时又把它看作人类必经的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殖民主义也抱着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一些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家。    较之赛义德，包括查克拉巴蒂在内的一批继起的后殖民批评家对此显然有更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不再到马克思关于殖民地的论述中去找寻东方主义的遗产，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指向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他们把它称为“普遍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并认为这种“生产方式叙事”和启蒙时代以来出现的各种“宏大叙事”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启蒙理性”的烙印。    在质疑这种“生产方式叙事”的时候，查克拉巴蒂选择的突破口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抽象劳动”观念。查克拉巴蒂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观念来进行集中的批评呢?他在书中说：“资本的范畴结构，至少就马克思自己的论述而言，是以法律上的平等和公民的抽象的政治权利这样的启蒙思想为基础的。劳动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是自由的，而在社会上是不自由的，这个概念深深地埋藏在马克思‘抽象劳动’的范畴之中。这样，抽象劳动的观念便与法律自由(权利、公民权)的主题以及承载着这种自由的普遍和抽象的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审视‘抽象劳动’的观念，使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对马克思还是他的遗产的研究者们——包含在欧洲启蒙时期人道主义思想遗产中的政治思想危机。”(注：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0,p.50,p.50,p.61,p.62,p.31,p.31,p.30.)除此之外，查克拉巴蒂更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的观念也带领我们去质疑资本的逻辑是如何与历史差异的问题相联系的。众所周知，就马克思对‘资本’的哲学理解而言，历史概念是中心性的。‘抽象劳动’使马克思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设法从面貌迥异的人群和历史中抽绎出一个同质和普遍的单位来衡量人类劳动，因而‘抽象劳动’可以被读作资本逻辑如何否定自身历史差异的叙述的一个部分。”(注：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0,p.50,p.50,p.61,p.62,p.31,p.31,p.30.)概括起来，查克拉巴蒂对“抽象劳动”观念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一、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观念乃是来源于启蒙时期“抽象的人”的概念，是启蒙时代人道主义思想遗产的一部分。二、作为一个同质和普遍的概念，“抽象劳动”压抑了资本逻辑内部所包含的历史差异。    与赛义德不同，查克拉巴蒂将批评的锋芒直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众所周知，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概念的基础是差异。商品交换即是具有不同历史、不同物质形式、不同使用价值的事物的交换。商品形式并不否定差异，但为了实现交换的目的，我们只能暂时将这些差异悬置起来。用马克思的话说，为了达到交换的目的，“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为一种共同的东西，各自代表这种东西的多量和少量。”(注：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50—51、55、57、61页。)那么这种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回答说：“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的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价值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50—51、55、57、61页。)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构成了商品交换中那种“共同的东西”，构成了商品交换的基础。    马克思在这里表述的，就是著名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抽象劳动是从各种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的，它们并不是两种劳动或两次劳动，而是生产商品劳动的两个方面。在二者中，具体劳动是劳动的自然方面，它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是劳动的社会方面，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非常重视他提出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他曾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注：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50—51、55、57、61页。)马克思之所以对劳动二重性学说给予如此的重视，是因为正是抽象劳动的观念解决了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的社会本质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尤其是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范畴奠定了基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抽象劳动的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应有的重视。人们通常依据马克思下面一段话来理解“抽象劳动”：“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理耗费。”(注：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50—51、55、57、61页。)根据这段话，许多学者都把“抽象劳动”理解为一种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    正是这样一种理解使得查克拉巴蒂有可能把“抽象劳动”与启蒙时期的“抽象人性”观念联系在一起，并把前者看成是后者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延伸。尽管查克拉巴蒂承认不应该把“抽象劳动”看作一种客观存在，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实践、一种行动”，但他不仅把“抽象劳动”解释成生命力的体现，而且还把它与欧洲生命主义哲学传统挂起钩来。他一方面承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语言与我们称之为‘生命主义’的欧洲思想传统的联系还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领域，在马克思这里尤其如此。”同时又迫不及待地指出：“马克思的语言和他的生物学比喻常常揭示了19世纪生命主义的深刻影响。”(注：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 【原刊页号】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0,p.50,p.50,p.61,p.62,p.31,p.31,p.30.)查克拉巴蒂还进一步主张，正是这种以生命力为内核的“抽象劳动”构成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查克拉巴蒂这样来描述这种批判的过程：“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始于资本开始自己生命过程的同一起点，抽象劳动，这个劳动尽管是否定的，但总是以活劳动开始的。这种活(living)的性质使劳动成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抵抗的源泉。资本倾向于尽可能用物化的、死的劳动来取代活劳动。但这样一来资本便面对着自身的矛盾，它需要抽象同时又是活的劳动作为自我再生产的循环的出发点，但又需要把它所需的活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了将这种需要减至最低，资本提高技术水平，而这恰恰为劳动的解放和最终完全废除‘劳动’的范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这将是资本解体的条件。”(注：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0,p.50,p.50,p.61,p.62,p.31,p.31,p.30.)查克拉巴蒂对这种资本的内在矛盾的理解是，资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竭力用科学技术来代替活劳动，但这便同时为“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因而促成了“它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的解体”。查克拉巴蒂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样马克思完成了他的资本批判的圆圈”。“他采用包含在‘抽象劳动’里面的资本主义实践中的抽象的人的视野来生产一种对资本自身的激进批判，他承认‘人类平等’的观念已在资产阶级社会成为一种‘普遍固定的偏见’，这使他可以使用同样的观念来批判它们。”(注：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0,p.50,p.50,p.61,p.62,p.31,p.31,p.30.)对马克思主义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是指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绝不是这里所说的资本与活劳动的矛盾。究其实，这里完成的并不是马克思批判资本的圆圈，而是查克拉巴蒂批判马克思的圆圈。在这里，他把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和生产方式理论与启蒙时代抽象人性的观念牢牢地绑缚在一起。而这种“抽象的人”的观念，早经许多当代思想家指出，不过是一种由18世纪欧洲的白人男性建构起来的，投射着他们的利益、欲望和偏见的“白色神话”。如果二者的联系成立，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和欧洲白人中心主义之间不就成了一种共谋和勾结的关系了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的论述。如果对“抽象劳动”作上述生理学或生命主义的解释，查克拉巴蒂的引申尽管有些牵强，大致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如果联系到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其他论述，尤其是如果把“抽象劳动”置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整体结构中来观察，这种解释就根本站不住脚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劳动二重性的时候，曾一再指出，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它是价值的“内容”和“实质”。而价值是一种社会现象，价值的存在“具有一种纯粹的社会现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注：马克思《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0、50—51、55、57、61页。)在另一处，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既然价值是纯粹社会性的。那么作为价值的“内容”和“实质”的抽象劳动又怎么会是纯粹生理性的呢?    事实上，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仅仅构成抽象劳动的前提，但这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劳动的本质必然是社会性的，在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式中，人类劳动都同时具有物质—技术的属性和生理劳动的属性。前者是指人类劳动具有确定的技术目的，旨在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后者则意味着劳动过程中人类机体生理能量的耗费。人类劳动在生理上的同质性使劳动产品可以通过计算这种生理学意义上的劳动耗费来实现等值。这就为社会劳动分工，为人们从一种劳动形式转移到另一种劳动形式提供了前提。如果社会劳动被区分为不同的生产领域，那么每一个个体便必须能从一个生产领域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但是，这种人类劳动在生理学意义上的同质性仅仅是为社会劳动分工提供了前提，而不是造成社会劳动分工的原因。劳动分工的发展程度和社会形式完全是由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从同质的社会总体劳动的角度看，劳动是社会性的，但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从事具体劳动的生产者参与的并不是直接的社会劳动，而是私有劳动。这种私有劳动只有通过与其他劳动形式、其他劳动产品等值才能成为社会性劳动。换言之，具体劳动并不是社会性的，它生产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例如，具体劳动生产出一双鞋，只有当这双鞋作为价值与一定数量的货币等值(通过货币与其他形式的劳动产品等值)，物化在鞋里的劳动与其他劳动等值，具体劳动才成为同质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成为抽象劳动。私有劳动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只能通过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化才能实现。这里，抽象劳动的社会本质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来。马克思曾很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中，他写道：“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不相干，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要生产一个商品，必须在这个商品上投入或耗费一定量的劳动，我说的不仅是劳动，而且是社会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波斯托尼曾深入地揭示了构成马克思“抽象劳动”观念的特殊历史关系。他在《时间、劳动和社会支配》一书中指出，要理解马克思提出的商品、价值、抽象劳动等互相联系的范畴，必须把它们看作是互相依赖的社会决定形式。一个由商品构成其基本产品形式、由价值构成其基本财富形式的社会，是以一种独特的社会依赖形式为特征的，即人们并不直接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而是通过生产和交换获得他人的商品。在商品社会，一个人劳动的对象化是获得他人生产商品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产品成为了商品。它既对他人构成一种使用价值，又对生产者构成一种交换价值。换言之，人的劳动同时具有了两种功能：一方面它是为他人生产特殊物品的特殊劳动，另一方面，这种劳动独立于它的特殊内容，作为一种获得他人商品的手段服务于劳动者。在后一种情况下，劳动的特殊性便从生产者通过劳动获得他人商品的过程中被抽象和剥离出来了。    波斯托尼指出，这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占据支配地位之前的社会形态中发生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些社会，劳动与产品的分配是由公开的权力关系或传统力量来决定和维系的，是由公开的社会关系来负责的。而在一个商品形式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个人不是通过公开的社会关系的中介来获得产品。相反，劳动通过其产品，以一种“对象化”的方式获得他人的产品。这样，劳动自身便取代了种种公开的社会关系，构成为一种社会中介。这是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一种新形式。    波斯托尼认为，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被看作一种改变物质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称之为具体劳动，而当劳动履行一种社会中介功能时，马克思称之为抽象劳动。各种各样的劳动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但抽象劳动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抽象劳动既不是特殊的劳动，也不是普遍的具体劳动，它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履行的特殊社会功能。这里，波斯托尼的贡献就在于，他不仅指出了抽象劳动的一般社会本质，而且揭示了它的特殊的历史本质——抽象劳动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所构成的。波斯托尼还指出，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也具有社会性，但它是由公开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自身构成社会中介，取代了种种公开的社会关系。这一特征赋予资本主义社会某种“平等”和“客观”的假象。与查克拉巴蒂不同的是，波斯托尼不仅否认是这种“平等”和“客观”构成了“抽象劳动”的基础，相反，他认为马克思的“抽象劳动”观念恰恰是对这种“平等”和“客观”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批判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注：Moishe Postone,Time,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Social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44.)    通过对“抽象劳动”观念的考察，我们得出了与查克拉巴蒂截然不同的结论。“抽象劳动”并不是从启蒙时代“抽象的人”的观念中推衍出来的，也不是立足于“人类平等”的一种思想。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从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换不是一个意在寻求某种普遍的衡量单位的抽象理论行为。它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历史事件，是这个社会历史事件的理论表述。不同劳动的社会等价而不是生理等价，构成了“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发生在交换成为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的地方。在交换不成其为一种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地方，就不存在“抽象劳动”。正是随着市场和交换的扩大，个别的经济单位被纳入交换，被改造成统一的社会经济，后来更发展为一种世界经济体系，我们称为“抽象劳动”的特征便不断得到扩展和加强。由此可见，“抽象劳动”不仅是抽象的，也是社会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同时，这一认识也推翻了查克拉巴蒂对“抽象劳动”的另一项指控。“抽象劳动”不仅没有压抑和抹杀历史差异，而且为种种历史差异预留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空间。对此，马克思自己的回答是最有说服力的：“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43页。)    　　　　“过渡叙事”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查克拉巴蒂曾是印度著名的“底层研究”小组的成员。“底层”(Subaltern)一词源出于葛兰西的著作，葛兰西用这个概念来描绘那些非精英的、居于从属和边缘位置的社会群体。这个词还有一层特殊含义，即特指那些被统治、被剥削，但又并不拥有“阶级意识”的群体。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古哈等人借用这个术语来描绘印度历史上所谓的“贱民”，尤其是农民阶层。古哈等人认为，过去撰写的历史都是精英的历史，这些历史认为“印度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肯定这个形成过程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都绝对地或主要地是精英的成就。在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撰述中，这些成就归功于英国殖民统治者、殖民行政官员以及他们带来的政策、制度和文化；在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的著作中，它们则归功于印度精英分子和制度以及这些精英分子的活动与思想。”(注：Vinayak Chaturvedi,ed.,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Verso,London,2000,p.1,p.177.)而“底层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则力图重新发现被历史湮没的底层人民的声音，重新肯定底人民对印度的历史发展作出的贡献，他们的目标是从底层人民的立场撰写一部“自下而上”的印度近代史。“底层研究”小组的工作受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逊等人要求在历史中重建工人、农民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经验的主张的影响。也许正是由于与“底层研究”的这层思想联系，查克拉巴蒂始终没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在《边缘化欧洲》一书中，他甚至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后殖民与后现代的历史写作仍然具有某种“中心性”的意义。    但是，查克拉巴蒂并未就这一“中心性”的意义进行阐发，相反，他从反省“底层研究”的理论前提入手，猛烈抨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他在书中指出，如果把历史看作由大学学术体制生产出来的一种话语，那么“欧洲仍然是所有的历史，包括我们称之为‘印度’、‘中国’、‘肯尼亚’以及诸如此类历史的至高无上的、理论上的主体，所有其他历史都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成为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欧洲历史’的主导叙述(master narrative)的变体。在这一意义上，印度历史自身仍然居于从属(Subaltern)的位置。”查克拉巴蒂认为，尽管“底层研究”的成员摒弃了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叙事方式，力图真实地再现印度自身的历史经验，但他们却并未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未改变这种“从属”的位置，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未能突破马克思主义的“过渡叙事”。“这种叙事围绕着历史过渡的主题。绝大多数现代第三世界的历史是在这种过渡叙事提供的问题框架内撰写的。这种过渡叙事中压倒一切的(即使常常是暗含的)主题是发展、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等。”(注：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0,p.50,p.50,p.61,p.62,p.31,p.31,p.30.)查克拉巴蒂从一部在印度脍炙人口的历史教科书中信手拈来一段例证。该书写道：“从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至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的60年时间里，我们目睹了可能是我国漫长历史上最伟大的过渡，尽管在许多方面这种过渡还未完成。”查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的框架内，这种过渡通常被理解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所谓“未完成”则通常理解为历史发展的“不充分”，甚至是“失败”。这种理解导致一些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对我们国家在实现自身方面的失败的研究——这种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发展的不充分以致不能获得战胜殖民主义的胜利和一种19世纪古典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构成了殖民时期印度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注：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0,p.50,p.50,p.61,p.62,p.31,p.31,p.30.)    查克拉巴蒂指出，从第三世界历史叙述来看，这种“过渡叙事”存在严重的偏见。第一，这种过渡叙事的“理论主体”仍然是欧洲，无论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这些范畴和叙述都源出于欧洲，都是从欧洲历史中概括出来的。他在书中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一段长篇论述之后，直言不讳地宣称，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等概念背后，“我读出的是欧洲和欧洲人。”(注：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 Europe:Pos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 【原刊页号】ere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50,p.50,p.50,p.61,p.62,p.31,p.31,p.30.)第二，在这种“过渡叙事”中，欧洲一贯地充任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而第三世界国家则沦为步履蹒跚的后来者。这种“过渡叙事”不仅把现代性或资本主义描绘为全球性的，而且是在时间过程中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这就构成了一种“首先在欧洲，然后在他处”的全球历史时间结构，这种历史时间结构进一步转化为一种社会文化评价尺度，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先进与落后的社会发展差距。上述第三世界在发展中的所谓“失败”、“未完成”、“不充分”等等，其根源都在这里。    查克拉巴蒂指出，这种“过渡叙事”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殖民主义者早些时候的某些言论。英国殖民者为自己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行辩护时，采用的也是一种“从中世纪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过渡叙事”。在不同的语境中，这种“过渡叙事”采用的术语或有不同，如从“专制”向“法治”的过渡等等，但它的涵义是大同小异的。查克拉巴蒂认为，所谓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说法，不过是它的一种晚近的变体。    在这里，查克拉巴蒂又一次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果“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些概念都是从欧洲历史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如果“过渡叙事”暗含的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我们还能用它们来叙述第三世界国家的近代历史吗?我们还能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内观察和处理第三世界的历史问题吗?对于这些问题，相当一部分后殖民理论家的答复是否定的。普拉卡什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称为一种“后民族主义的基础性历史”，而他呼吁建立的所谓“后基础性的历史”，其特点就是彻底摒弃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基础性概念”，因为类似这种固定和本质性的概念“抗拒进一步分解为异质性”的因素。普拉卡什问道：“如果我们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理解印度的历史，我们如何挑战由资本主义造成的当代世界的同质化呢?”(注：VinayakChaturvedi,ed.,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Verso,London,2000,p.1,p.177.)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用更多的篇幅就这种“后基础性的”历史写作展开讨论。事实上，如果要真正重建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完全抛弃和回避“基础性”概念是不可能的，无论这种“基础性”概念是什么。我们所要探究的是，在第三世界的历史撰述中，是否一旦采用了“资本主义”这样的历史范畴，就意味着屈从于欧洲中心主义的霸权，意味着放弃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抵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后殖民批评家的主张与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提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知名的沃勒斯坦的观点作一比较。沃勒斯坦也集中思考过所谓“过渡问题”，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或多种过渡》一文中，沃勒斯坦也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种“发展主义”倾向，这种发展主义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从低到高的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并进而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必然在不同的时间逐一通过上述发展阶段。沃勒斯坦认为，这种“发展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站在“发展主义”的立场，我们很难说明，为什么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和“进步”以后，世界上许多民族的情形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国家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沃勒斯坦指出，“发展主义”秉持的是一种历史的单线进化模式。这种模式认为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在同质的时间里沿着同一条路线向着同一历史方向运动，它不仅预设了西方国家在这一历史运动中的领先地位，而且要求世界上其他民族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来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沃勒斯坦对“发展主义”的概括和批评，使人不由联想起查克拉巴蒂的类似观点。    但二者的相似也仅此而已。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关系时，沃勒斯坦与查克拉巴蒂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他不再把单个的民族国家，如印度、中国作为分析单位，而是把现代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这种现代世界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体系，用沃勒斯坦的话说，“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种政治与文化)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注：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6,p.53,pp.18-19,p.61,p.141-142,p.7.)沃勒斯坦指出，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初出现于16世纪的欧洲，但从一开始，它所涉及的就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不是某一民族国家。在这个体系中“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反映着整体的部分而存在”(注：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6,p.53,pp.18-19,p.61,p.141-142,p.7.)。它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因而也就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但是在理解某一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把它们放置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来考察。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它由中心区域、边缘区域和半边缘区域三个部分组成。三个部分被分派承担不同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采取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中心区域利用边缘区域提供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制成品再向边缘区域倾销，从中牟取暴利，并控制着世界经济的金融和贸易市场。边缘区域一方面向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提供市场。半边缘区域则介于两者之间。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由强国强加于弱国，由中心区域强加给边缘区域。”这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就形成了双重的剥削关系：一方面“由生产资料所有者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由中心区域榨取整个世界体系的价值”。(注：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6,p.53,pp.18-19,p.61,p.141-142,p.7.)    这种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与发展主义构成了鲜明的对立。首先，它粉碎了发展主义关于“整体发展”的幻想。尽管在这一体系内部某一民族—国家的位置会由于多种原因发生变化，如从半边缘进入中心，或从半边缘退向边缘，从而表现出“进步”或“衰退”，但这一体系的基本结构不会改变，内部的不平等关系也不会改变，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不可能所有国家都同时发展。”(注：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6,p.53,pp.18-19,p.61,p.141-142,p.7.)其次，既然每一民族—国家的处境是由它在这一体系内部的结构位置所规定的，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就不存在一种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的单一的历史路线或发展模式。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发展主义视角认为，发展模式是由老的发达国家提供的，但从世界体系的角度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模式(一个机械的概念)。”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    沃勒斯坦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命题的。他指出，过去人们笼统地用“过渡”来解说的其实是三种不同的历史现实。第一种是指从封建的欧洲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转化，这一过程大约发生在1450—1640年之间。对于沃勒斯坦来说，这是历史上唯一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两种情形虽然过去也被称之为“过渡”，沃勒斯坦认为并不正确。其中一种是指16世纪以后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地理上的扩张，它不断把新的地区囊括进这一体系之中。在全球范围内，这一过程在19世纪末已经基本结束。另一种则是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和土地的商品化进程。沃勒斯坦认为，后面这两种情形“都不涉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两个方面。”(注：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6,p.53,pp.18-19,p.61,p.141-142,p.7.)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接受或者拒绝沃勒斯坦对“历史过渡”所作的具体解释，甚至有充分的理由接受或者拒绝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但人们不能不承认，尽管这种理论仍然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石，仍然通过“资本主义”展开自己宏观的历史视野，但它却并没有如一些后殖民理论家所预言的，成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俘虏。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后殖民理论家能够像他们一样深刻地揭示出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平等结构，揭示出被强行置于这种不平等结构中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贫困和不发达的根源。过去人们通常把这种贫困和不发达的根源。过去人们通常把这种贫困和不发达归咎于第三世界国家固有传统的羁绊或历史的惰性，但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告诉我们，这种贫穷和不发达其实是由这一体系内处于边缘区域的国家和中心区域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即国际劳动分工的结果。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当代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既不是一种与发达社会相联系的‘传统’社会的形式，也不是向‘工业化’过渡的初级阶段，而是在世界体系中作为边缘的原材料生产领域的结果，或者如贡德·弗兰克所说‘不发达——正是资本主义四个世纪发展的必然产物’。”(注：Immanuel Wallerstein,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6,p.53,pp.18-19,p.61,p.141-142,p.7.)    沃勒斯坦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告诉我们，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和批判，都只能建立在对这一体系内部矛盾的深入揭示和科学阐释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取消这个范畴就可了事。像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并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或一种话语，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实，因此并不是说取消就能取消得了的。试想，如果我们将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殖民主义也作为一种“基础范畴”一并取消，那么后殖民的衮衮诸公又到哪里去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呢?    最后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同样是从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出发，同样是反对把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无论是所谓“过渡叙事”还是“发展主义”)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后殖民理论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最终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呢?查克拉巴蒂在《边缘化欧洲》一书中明确反对把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看作后殖民主义的根源，因为这样等于是重演他所反对的“首先是欧洲，其次在他处”的思想逻辑。但这一思 想联系恰恰是很难遮掩的。在书中，查克拉巴蒂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最后往往都指向 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主义”和“普遍主义”。正是这种“抽象主义”和“普遍主义”使 马克思在强调资本的普遍逻辑的同时，压制和忽视了历史的差异。而查克拉巴蒂在书中 所坚持的，是一种“差异性”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是后殖民主义者的立论基础，其涉 及的差异性不是对某一特殊条件和特殊境况的描述，而是构成语言、现实和意义的基础 ，因此它是绝对的。在这种认识论看来，像“生产方式叙事”这样的主导叙事或像“资 本主义”这样的“基础范畴”都不可避免地会压制自身的差异性、异质性和多元性，所 以后殖民理论家拒绝各种系统化与整体化的理论努力。而正如卢卡契所指出的，马克思 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恰恰是所谓“总体性”，即避免简单地抓住事物的一个方面，或只 是将事物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从事物内部各部分 的相互矛盾和促进关系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当然，这种总体性并不排斥差异性。马克思 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主 义所说的总体性，就是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很显然，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遵循的是这 一总体性原则。正是这种认识论上的深刻对立，决定了后殖民理论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 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和非殖民化等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而这也正是后殖民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对立之所在。

本文从农田水利上访行为中农民的国家观念角度切入，发现在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的上访中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求援"国家的行为而很少具有"抗争性"，而农民在农田水利问题上的国家观念正是农民采取这种"求援"于国家的上访行为的心理文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农民上访行为中的非政治化特征。

韩少功在上海大学演讲的记录。例句：“我曾经遇到一个文学杂志主编。他说：不得了，现在男性作者来稿，80%在写偷情。女性作者来稿，80%在写离婚。在这里，我不是说偷情与离婚不应该写，而是担心作者们的视野狭窄和感觉封闭，眼睛只盯着自己床上那点事。”

我游览了世界很多国家，在一些国家的国际机场的书店里发现了很奇怪的现象。西方的政治家和诚信与否的商人－－从奥巴马、基辛格到比尔－盖茨笑傲在各种书的封 面上。书店的产品几乎异口同声地推崇"西方价值观"，并且完全和坚定地注重商业。很少有注重社会问题的著作，更别提重要思想家批判西方帝国主义或社会经济 制度的书籍了。我试图找出谈论"中国"的成功的书籍，并为此参观了机场的所有书店。可是，"中国"多是以有恶劣的环境问题的国家形象出现。没有一本书（英文）对中国建设可持续性社会的努力提出支持的，更别提对"社会主义中国方式"表示赞同的了。让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试想一下，如果你在都柏林或墨尔本，想去书店购买描述美国或欧洲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书籍。你发现书店里面有数十甚至上百本书，但是 它们全部都从相同的角度而写，或是批判破坏和掠夺世界多数国家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政策，或是指责西方国家在侵略他国或是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 政变时，导致了数千万无辜的男性、妇女和儿童死亡，或是认为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应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如果他们没有控制法庭的话。最重要的是，那些书可能 会指责在西方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多党制体系的设计方式决定，它不会真正为人民提供投票让统治阶层落选的机会。诸如此类。试想一下，如果书店里只有那些最爱批判西方体系和帝国主义的作家－－Klein、 Chomsky、Parenti，或我的书，大多数想买书的人都会大吃一惊，甚至震惊，他们肯定会抱怨。即使是我也会感觉不舒服，我会说："至少给我们的政治敌人们一些空间吧"。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对手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排华人士对此毫无顾忌。他们很乐意提供一种思想和宣传路线。这种事就发生伦敦、芝加哥、纽约和其他主要的思想改革阵地，这种现象实在让人不安。英 国有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法律，我们这些在英国有著作问世的人都非常清楚。如果公开售卖批判英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书籍，而且在英国写成出版和发行，那么作者 和出版商都会遭到英国司法体系的追究，很可能犯有诽谤罪，面临罚款或监禁的处罚。尽管如此，这也不会被正式称为"侵犯言论自由"或是"遏制言论自由"，因为控制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西方阶层认为，并通过宣传手段让数十亿人相信，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民主和自由的。他们也相信并让别人坚信，中国是不民主的，不管事 实真相如何，不管中国实际上做了什么。难道是因为西方不能接受任何不同的体系吗？几世纪来，他们摧毁世界上所有试图走自己的路，发展自己的体系的其他文明。中国越努力，越坚持签署的协议（包括就香港签署的），越是成功，就越会被逼入绝境，逼入防守状态。只要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继续坚持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状态，西方就会一直排斥中国，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和其体系崩溃。只有中国领导人违背自己人民的意愿，出卖国家利益给外国，中国才能赢得西方的认可和掌声。之后，香港机场的图书才会放弃嘲讽，开始认真地谈论中国奇迹和中国的成功。但是， 1.4亿中国人的生活绝对远比西方宣传机构空洞虚伪的赞赏有价值多了。西方人在兜售什么？一侧是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指责，另一侧就有对西方政治家赤裸裸的赞美，尽管其中的一些人曾经导致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失去性命。一位常在西方讲师最近对我说："你知道这不是真相。他们受到职业生涯、研究经费、出版合同等的限制。为中国说话就如同职业自杀，没有人会资助你的工作，你会失去与主流出版公司、媒体和学术界的联系。另一方面，那些给中国泼脏水的人却赚得满盆满钵。就是这么简单。西方发起了一场思想战争，他们最优秀的人才正直接或间接地为针对中国的宣传机器服务，就如同冷战期间他们对苏联做的事，目的是将苏联击垮。最可怕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有趣并令 人振奋的是，除了菲律宾，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在深刻反思，他们都很尊重中国。马来西亚、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的书店现在都会选择推荐中国文化的书，而不是促进反华宣传。日本纪伊国屋书店在曼谷、雅加达、吉隆坡的分店也明显地避开了反中国出版物。亚洲正在注视着中国，他们都在从这个伟大的邻居身上吸取养分。只 有在看过无数本书的封面，读过数千篇文章，在中国游览过多次，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才会了解世界正在进行着怎样的变化，谁是真的朋友，谁是敌人。同时，中国 应该更积极地阐释自己的体系和目标，应该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以民为本的国家，建立富有而平衡，规模庞大但安享和平，不主动欺侮世界他国的国家。应该给思想家和读者们不同的选择。知识和思想的斗争是艰难的，但是也是激动人心和可喜的。我诚挚地向中国提出建议：为什么不将中国的重要书籍译成英文，在国 外开自己的书店，在书店里面出售阐释中国成功和希望的书籍，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目标和设想的未来。为什么不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想买这样的书籍。中国的社会主义非常成功而且重要，它让数百人摆脱了贫困，这对全世界来说都迫切需要。中国现在正在通过外交努力阻止西方残酷且愚蠢的入侵。这对整个世界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按照西方的方式看待和描述中国，成为大国毫无意义。让亲中国的书籍创造更多多样性吧，让它们充斥外国的书店，就如同西方说的－－ "让他们竞争"。安德烈·弗尔切克，小说家、诗人、政治评论员、记者、摄影家和电影制作人。1963年出生于列宁格勒，归化的美国公民。费尔切克曾是一位战地记者，足迹遍 布十多个战火地区，从波斯尼亚到秘鲁到斯里兰 卡，从刚果（金）到东帝汶。主要著作是"政治革命小说"《不归点》（Point of No Return），2005年以英文出版，2010年以法文出版。其他著作包括2010年出版的小说《大洋洲》、《西方的恐惧：从波多西到巴格达》 （Western Terror： From Potosi to Baghdad）等。目前，他正在撰写一部名为《冬日旅行》（Winter Journey）的小说和一本关于印度尼西亚1965年政变的纪实作品。 董菁译

本文将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即他们关于国家和国家机构的观点，以及他们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方面——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战略和策略等问题——看法。

第三条道路是适应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需要而兴起的一种政治新思维，它超越传统左与右的政治分野，既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又主张政府应当扮演积极的角色。全球通讯系统、全球市场经济和反思性是形塑当今全球化世界的三股重要力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福利建设、教育投资和环境保护是国家迈向成功的关键。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并致力于解决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问题，第三条道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收获》的５1年历史上，两次停刊，两次复刊。第一次停刊是１９６０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纸张供应紧张，中国作协决定将《收获》停刊。１９６４年，《收获》复刊，主办单位从中国作协变成了上海作协,每册定价七角。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收获》再次停刊，直到１９７９年１月再次复刊。

短篇小说。

我于昭和十年（公元1935年）九月一日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沈阳。我爸爸叫小泽开作，在我出生的前几年，他在长春当过牙科医生。可是随着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他停止了行医，以一个协和会创立委员的身份迁移到了沈阳。后来听说他给我--他的第三个刚生下来的孩子，摘取了当时和我们家有着深交的板垣征四郎的"征"和石原莞尔的"尔"，取了个"征尔"的名字。我出生后的第二年，由于爸爸有作为新民会创立委员到北京去工作，我们家也就搬到北京。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我们才回到东京。因此，我在进小学以前的所有记忆都是对北京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是在立川度过的。我目睹了当时频繁的飞机轰炸和那机枪扫射的可怕情景。随着战争的失败，尽管爸爸也陷入了经济的困境，然而对我们这些孩子一向所爱好的东西，却一直还让我们继续学下去。战后又经过了几年，他才重操旧业，又去当牙科医生。我开始向丰增升老师学习钢琴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家处于战后最艰难的阶段。尽管如此，父母亲为了我的学习，从来也不曾让我的手离开过钢琴，如今回想起来真使我感激万分。 我那有着象樱花的名字一样可爱的妈妈，是一个基督教徒。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常让我们唱弥撒曲。我妈妈不仅会唱各种弥撒曲，根据我的记忆，好像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就开始叫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唱合唱。那时唱的似乎就是弥撒曲十一号，那是一支精练、漂亮的曲子。我家有兄弟四人，可以组成男声四重唱。一直到今天，只要有机会，我们还经常聚在一起演唱各种各样的歌曲。但是对我来说，和弥撒曲的《城之音》合唱团开始的。我最初的指挥生涯也就是从指挥这个合唱团开始的。这个合唱团不仅唱过弥撒曲，还唱过不少黑人的灵歌和其它歌曲，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从我开始正式学指挥后，我就更加全力以赴地去指挥我们这些伙伴们组成的合唱团了。这次回到日本，只要有一点机会，我就去和那些有着十年来历史的合唱团的伙伴们在一起唱唱歌，指挥指挥，真是件其乐无穷的事情。 从我进了成城学院中学起，就开始跟丰增升老师学钢琴，我在他身边学了不少巴赫的作品。那时候我正热衷于玩橄榄球，常常弄的裤子上、鞋子上尽是泥巴，就那样去上课，因此往往把椅子、琴键弄脏。至今回想起来，我那时真是一个很淘气的学生。最使我感到难为情的是：正当我在专心致志地弹着老师的钢琴的时候，鼻涕淌了下来，随后老师掏出手帕默默地把琴键擦净，而我却照样一直弹着我的钢琴......。 拿玩橄榄球来说，曾有过这么一件小事儿。因为我正在学弹钢琴，不得不留心保护自己的手指，家里人也劝我尽量不要去玩橄榄球，可是每当我看到伙伴们雄赳赳地玩着橄榄球跑上运动场的时候，就再也坐不住了。有一次，我背着妈妈参加了成城、成蹊、学习院、武藏四校的定期循环赛，把脸、手、胳膊弄得到处是伤，一回到家，就被妈妈发现了。我说："撞到柱子上去了。"这样，才巧妙的躲过了一场责骂。可是过后不久，这就成了我们家中的笑柄，因为不管撞到多么粗糙不平的大柱子上，也不会把脸、手、胳膊都撞伤啊！ 我就这样，一边贪玩一边不断地去上钢琴课。后来之所以产生了当指挥的念头，是由于有一次我在日比谷公会堂观看了纳尼德•克劳维茨自己一边弹着钢琴，一边又在指挥乐队演奏贝多芬第五号《皇帝》钢琴协奏曲的演出而引起的。 当我从成城中学毕业的该进高校的时候，我就进了当时为专门进行音乐教育而创办的桐朋学院高校音乐系。在那里，我才开始向斋藤秀雄老师学习指挥，作为一个指挥的起点，我就是从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的这种特殊的教学方式开始的。 不久，我又进短期大学学习。在昭和三十三年（公元1958年）桐朋学院毕业之前，桐朋学院的管弦乐队想去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展览会青少年音乐比赛，我想带一个管弦乐队去，那时才知道这是要花费很多钱的事情，因此没有去成，对此我感到万分遗憾！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尽管带一个管弦乐队去很难实现，而我个人将来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到欧洲去一趟。我认为要想搞外国音乐，就必需了解产生那个音乐的土壤和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虽然像我这样的年轻小伙子不可能有很多钱，但是只要我能搞到一点钱，我就可以骑着摩托车，一边宣传一边筹划经费，我想总还是可以筹划得出来吧！关于我骑摩托车去旅行的计划，就是这样产生的。

三十年代初，正值世界經濟大恐慌谷底，日本資本主義體制根本地動搖，殖民統治體系也無可避免地遭到必然的衝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相應地聲勢高漲。剛好在這時候爆發的「霧社蜂起事件」，很明顯地具有「殖民統治下的民族壓迫與勞力剝削問題」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