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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崔泉墨:格拉斯需要保卫吗?
    文学 2006/10/04 | 阅读: 365
    在他的自传《剥洋葱》06年8月16日发售前一周,格拉斯向《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坦承自己在二战结束前曾加入党卫军的经历。《剥洋葱》的第四章《我怎样学会了害怕》叙述了这段历史。此后各界议论纷纷,本文作者对这些评论作了综述之后表示,格拉斯的名誉不需要任何人来保卫,他少年时的错误不会累及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声望。
  2. 河清:《艺术的阴谋:透视一种“当代艺术国际”》前言总序
    艺术 2006/10/25 | 阅读: 1150
    河清是黄河清的笔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名字。黄对当代艺术史的分析指出:美国在二战后用强大的文化宣传和艺术市场的力量,实际也就是资本的巨大力量,把原先非艺术的日常物品与行为确认为艺术,以“反艺术”、“反绘画”的名义,宣告欧洲古典艺术“过时”,而把二十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波普”、“行为”、“装置”、“概念”等等都册封为“当代艺术”,由此强行把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迁往纽约。在这一过程背后,是美国人用时代性”、“世界性”掩盖“美国性”,将“美国艺术”等同于“当代艺术”、“国际艺术”,以消解其他国族文化艺术存在的合法性。其最终阴谋则是使代表美国文化的“自由女神”矗立到世界各地,取代不同的文化形式。这份总序基于河清2004年的演讲稿,已经在《艺术的阴谋》中出版。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添加了一些人名字母拼写和注释。
  3. 黄宗智:中国法律的现代性?
    法律 2006/11/23 | 阅读: 710
    “现代性”应理解为追求现代理念——诸如科学知识、工业发展、公民权利——的实际历史过程,而不是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本文试图从中国近百年的法律实践历史中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包括继承-养赡、物权、赔偿、离婚和离婚法等主要民法领域,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法庭调解制度以及中国古代以来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指出它们和西方今日追求“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的运动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传统的诸多共识。作者认为,中国法律今日的去向既不简单在于西方的形式主义权利法律也不在于中国的实用道德主义传统的任何一方,而应寓于两者在制度上的长时期并存、融合、分工、竞争和相互影响。
  4. 何劲松:伪满期间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
    宗教 2006/12/16 | 阅读: 552
    原文内容提要:从总体上看,20世纪前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部分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宣传“护国”精神,为政府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建立法西斯集权统治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服务。它们用佛教思想美化法西斯统治,将侵略战争说成是“以大道征服不道”;随着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扩张,佛教各宗也加紧组织对出战人员的家庭、战死者亲属的慰问和援助,对伤残士兵进行救护。此外还向前线军队派遣随军僧,让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士兵,为死者安葬和举行法会等。本文介绍的正是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所作所为。
  5.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访谈)
    政治 2007/01/02 | 阅读: 4877
    汪晖在近期《新左翼评论》发表了“去政治化的政治:从东方到西方”,注释中说明更完整的文本将发表于Intra-Asia Cultural Studies, 但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中文本。这里转发一份2004年的访谈,其中也提及“去政治化的政治”,共三页。发表在《新左翼评论》的英文版,论述更加周详,本站在英文分站提供, 地址为:http://en.humanities.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11/p0 --人文与社会
  6. 穆斯林科学的翻译及其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宗教 2007/02/24 | 阅读: 448
    "托莱多在穆斯林手中治理了近4个世纪之后,基督徒于1085年重新夺取了这座城市,而这座古代西哥特人的都城,不久就成为欧洲人翻译穆斯林科学,并且将科学向北方传播的理想之地。整个12世纪早期托莱多都是当时科学的热点,吸引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学者与翻译家."
  7. 林赛水:论科层方法评判学术能力所带来的问题
    人文 2007/03/20 | 阅读: 412
    康中镇按: 作者林赛水系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编辑。 八十年代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那一套在学界兴风作浪的后学理论丛书,即是其手笔。几年前撰文对美国大学出版社与教授终身制之间的关系大加挞伐,最近该观点被写进现代语言协会 (MLA)的对学术评估及终身制所作的调查报告中。本文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 (2007第一期, 29-33页), 翻译:张建琴,本文与最后定稿可能有出入。 作者授权人文与社会网站转载本文。
  8. 保罗·亨利·朗:莫扎特论(杨燕迪节译)(二)
    音乐 2007/12/18 | 阅读: 1315
    [译者按]2006年是莫扎特诞辰二百五十周年,特在此贴发这篇长文,以致纪念。在汉语文化界,似乎仍然有必要继续加深对莫扎特的全面理解和正确认识——因为我们不断在专业人士的行文和爱乐者的谈吐中听到,莫扎特的音乐是“优雅、明亮、舒畅、动听”的代表。朗的这篇通论以雄辩而内行的笔调驳斥了这种被“洛可可-浪漫主义的有色眼镜”所歪曲的莫扎特“形象”。译者曾写过一篇短文“听莫扎特三境”(载《文汇报》2002年5月28日),分析了倾听莫扎特和理解莫扎特的三重境界,结论是,“甚至可以认为,莫扎特音乐的内在性质其实比贝多芬更加‘现代’。因为莫扎特对人性的态度更加暧昧、更加多变,也更加复杂。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像贝多芬那样‘势不可挡’,其骨子里很多时候充满了无奈和阴影。但另一方面,莫扎特即便在对生活产生怀疑的时候,也从来不会陷入绝望或走向暴怒。因为说到底,莫扎特毕竟是启蒙运动的儿子。他的某些精神特质与‘现代人’有缘,但‘现代人’再也不可能具有莫扎特般的宽容、睿智、超脱和达观。”应该承认,朗的论述对笔者的莫扎特理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9. 贝乐登·菲尔兹(A. Belden Fields):法国的毛主义
    历史 政治 2008/03/12 | 阅读: 543
    20世纪用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本文探讨的类型是法国的毛主义,即文中所称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antherarchcdMao-ism);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虽然在美国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国的读者却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们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既学习自己的经验,也学习他人的经验。国家的独特性不应该使人认为一种斗争的相关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种斗争的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没有这种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这需要以知识作为前提条件。换言之,狭隘的地方观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被压迫力量的本质,就个人、文化、政治的错综复杂以及解放斗争的标准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你可以不接受这次政治运动的立场或行动,但你必须承认这些议题具有跨国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萨特(Sartre)、勒菲弗尔(Lefebvre)、阿尔图塞(Althusser)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萨特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直接并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团体中最大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参看于治中,五月的吊诡
  10. 韩少功:第四十三页
    文学 2008/11/12 | 阅读: 717
    短篇小说。
  11. 贺雪峰: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重建——辽宁大古村调查
    社会 2009/01/24 | 阅读: 419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持续增长,从而使村庄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来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会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村庄生活中一方面出现了串门聊天的萎缩,一方面出现了对公共空间的强烈需求。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村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民的处境,并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12. 张承志:匈奴的谶歌—祁连山的游牧文明与河西走廊的兴衰
    文学 环保 2009/03/25 | 阅读: 2446
    “胡”与“羌”,蒙古与藏族,中原与西域,一个巨大的民族十字路口在祁连山交错——边界的模糊,暗示着地带的游牧性。只知商旅、不懂驻牧、隔断羌胡的河西走廊,是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遮蔽。筑城,通商,采矿,工业,农夫挤走骑士,阏氏盛妆已是不可再追的梦。匈奴古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一语成谶?
  13. 劳伦斯·莱斯格:互联网创新濒临毁灭性围剿的思考
    科技 2013/01/15 | 阅读: 525
    网络时代的创新影响了全球性的经济复苏,更大的影响还在于随之而来的全球各个知识领域层面创新的异常崛起。但是知识产权法律的无孔不入将有可能使全球人放弃既得的这一切。
  14. 陈多友、小森阳一:大众媒体墙与心脑控制
    政治 科技 环保 2009/08/11 | 阅读: 455
    对通过资本、权力的介入而进入流通的所有的言论,对资本、权力衍生出的语言表达去表示怀疑,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个分析的原理理论化,我想,这是生活在21 世纪的我们今后生存下去的能量,是可以驾驭语言的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小泉纯一郎上台以后每天一定要会见电视记者,乐此不疲地接受他们的采访,而且他的发言一定只使用用时仅15秒钟左右的语句,换言之,他使用了类似广告的手法表述自己,并有效地利用此种手法来控制国民大众。
  15. 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社会 2009/09/03 | 阅读: 342
    仅就藏彝走廊而言,这条走廊中的人口,我统计过一下,共有1000余万人,530万是少数民族,其他是汉族。其中,彝语支民族有293万,藏语支民族185万,羌语支民族48万,共526万,其他是讲壮侗语和苗瑶语的民族共3万人。可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
  16. 李学勤:周文王遗言
    历史 2009/09/19 | 阅读: 650
    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这里想介绍给大家的,是我们最早编排起来的一篇简书,原来没有篇题,现据篇文试题为《保训》。
  17. 关于钱学森,有几件事你未必知道
    人文 2009/11/03 | 阅读: 8605
    国内对钱学森的宣传多出于那么几个记者的文稿,几十年口径不变。那几个记者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有关钱学森的许多事情就一直不被国人知道。幸好美国这边还有不少资料。笔者搜集了一些,补充在这里。一、钱学森回中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引来美国海军副部长的后悔不迭。你也许还不知道,美国方面当时最后批准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他的回国居然要总统拍板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九四三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也不仅仅是因为钱—卡门公式,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实际上不仅是师从当时美国最顶级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而且他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的真传的两位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国内没有报道过的。众所周知,在弄到德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德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二次大战中,德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德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盟军占领了德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德国去挖掘导弹秘密。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德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 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二、你知道吗,钱学森也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又译太空梭)的祖师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航天飞机的概念要追溯到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一个叫“Silbervogel”的计划。二次大战结束后,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德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擎的高速轰炸机。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德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钱学森凭他明锐的直觉,看到 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德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一九五七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 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Dynamic Soarer)项目。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你去休斯顿宇航中心博物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而X-20Dyna-Soar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H.S.Tsien(TsienHsue-shen的缩写)。三、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受过五年的“虚拟软禁”。但你也许还不知道,钱学森在此之前还在监狱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监狱坐落在“TerminalIsland”上。从谷歌地图上看,那个岛子离洛杉矶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一九四九年,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公民资格。一九五○年,麦卡锡主义开始,FBI从一九三八年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三十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不但不给他入公民,反而吊销了他的机密工作文件,使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两星期后钱学森便宣布回国,还真动身了。这给他带来牢狱之灾。FBI以在他包裹里搜到了所谓的机密文件的理由,把钱学森关进监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FBI搜到的就是几张对数表,这比关押李文和的理由还荒谬。奇怪的是,据记载,Terminal Island上的那个监狱当时是移民监。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他的出狱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出狱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至今美国政府也还没有为把钱学森关进监狱一事道歉过。二战中美国政府关押小鬼子的事情都道歉了。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还被投入大狱,不道歉说不过去。四、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问时,一天到晚和火箭打交道。那些都是要命的玩意儿。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给钱学森这一伙人起了个外号:敢死队员(Suicide Squad)。 五、美国《航空周刊》评选钱学森为二○○七年年度人物,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参考文献:http://pr.caltech.edu/periodicals/Cal ... s/articles/v36/tsien.htmlhttp://www.astronautix.com/astros/tsien.htmhttp://en.wikipedia.org/wiki/Tsien_Hsue-shen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 ... me-qian-xuesen1-2009nov01,0,2865408.storyhttp://www.aviationweek.com/aw/blogs/ ... ef-4207-933e-5ae90cfd46df
  18. 崔之元:国进民退在全世界普遍出现,国资增值可以普遍降低税收--藏富于民
    经济 2009/11/26 | 阅读: 765
    如果说我们承认有国进民退的话,首先我们的思路应该更开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现象。重庆成了西部地区资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最发达地区,因为一个最基本的机制就是通过国资增值可以普遍的降低税收,降低企业税收、也降低老百姓买房子的税。
  19. 钟彪:“学风”问题还是文字狱?--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
    社会 2010/06/23 | 阅读: 1495
    还有的地方,王彬彬毫不掩饰地指黑为白,指鹿为马。例如,汪晖在《反抗绝望》第68页对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的引用,已有"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46页"的注释,而且其中并无"参见"二字。即使此处没有用引号标注所引词句,也只是稍与现在的习惯不合而已,王彬彬则有胆量说,"读者应该已经笑起来了!",认为这是"对勒文森的剽袭"!

    如果说王彬彬将"参见"式注释诬为"抄袭",还戴了白手套;那么,睁眼瞎说《反抗绝望》忽视鲁迅与梁启超的差别,就是斯文尽失了。其实就在王彬彬指为"抄袭"但实际上已注出处的一句话(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段中的"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13]之后,汪晖即论述了鲁迅的不同之处。
  20. 裴宜理:中国革命中的知识精英与底层教育
    历史 2010/12/08 | 阅读: 778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也许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革命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于1948年秋天出生在上海。几个月后,当我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父母带着我离开的时候,解放军正在炮轰上海。我们一家搬到了日本,我就在1950年代充满着公众抗议运动的日本长大。当时,我父母在圣约翰的同事们经常从中国过来,到我们在东京的家来看我们,谈论中国的情况,晚餐桌上的谈话常常继续到夜深。正是大人们这些有关中国革命及其命运的热烈讨论,激发了我一生对中国革命的兴趣。  从我在198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书《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到新近出版的《巡逻革命:工人纠察队,公民性与近代中国国家》(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我一直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今天的中国,从闪亮的天际线到无处不在的星巴克和大超市,看起来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时代完全是两个世界了。毛逝世以后的三年,我到南京住了一年。那还是革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票证的年代,我记得吃饭要用粮票,买衣服要用布票,大家都穿着蓝制服,吃的是不怎么新鲜的卷心菜和很硬的米饭。当时的留学生团体都比较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的生活也很革命化。清晨,跟着学校大喇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醒过来。我们中一些比较健壮的,但不包括我自己,就会以革命的热情冲出去随着广播早锻炼。我们互相之间以同志相称,还在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争论中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  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巨大变革后的今天,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经济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去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纪念费正清中心成立五十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报告中是这样阐述举办会议的考虑的:“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 这一新的发展瓦解了我们从前有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大叙述。”会议报告认为,历史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需要采用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革命已经不再能够指导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对20世纪以及21世纪中国发展的解读。  我前一段时间去访问古巴。现在的古巴,还是到处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革命这个词,不仅是官方的广播和官方的媒体在讲革命,老百姓也谈论革命。古巴人似乎对革命有共识,你随便问一个古巴人革命意味着什么,你会得到几乎同样的回答:第一是高质量的教育普及,第二是高质量的全民医疗服务。  在中国,情况似乎不太一样,大家现在都不大谈革命。但是如果随便问几个人革命的意义何在,你都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中国的革命太多了,所以大家对革命都有不同的看法。从近现代史上来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辛亥革命,到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些人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说成是一种革命,革命的范围非常广泛。每一次革命,都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后果,而不同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们也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些重大事件。也许这也是中国人不爱谈论革命的一个原因。在上海的马路上,你听到的都是对购物和股票的议论,而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事情。然而,我却要说,历史学家只有把今天的中国及其改革开放时代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发展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才能对之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革命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然显而易见,研究中国革命,才能懂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影响。对最近这一轮的经济革命,也必须在前面所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基础上来理解。在其他国家中,革命的历史同样影响着今天的发展,我自己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此。美国18世纪革命对于今天美国政治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意义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就地域之广和多样性来说,可与中国粗略相比的自然是印度了,后者在近年来也开始启动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划(其计划开始于1980年代,但只是在该国于1991年发生全国性经济危机之后才显示出特别的紧迫性)。然而,这两个亚洲巨人之间差异极大的改革模式,不仅使人们联想到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及政治制度。无论如何 ,这两个国家近年来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 就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个要素而言(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平均收入、工业化、生产总量、出口量、资本流动、外债,等等),中国远远超过了其邻居的发展速度。而且,就基本生活指标而言,如文化水平和生活期望值,中国也远远超过了印度。  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之所以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差异的学者,对这两个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做出了互相矛盾的判断。有些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印度在经济改革上有优势。但有些学者则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它的经济改革不如中国那么有效率。不管印度的情况怎么样,中国现代经济的基础,是在毛泽东的年代里打下的。毛泽东的革命,开始于中国农村,1949年以后,他仍然关注着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在政府的关注之下,有了很大的改变。毛泽东对农村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有消极的方面,但是也有积极的方面。特别当我们比较印度的情况时,这些积极的方面就变得非常明显。  在1949年,国际学者大多数都认为印度工业化发展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景,会比中国好得多。因为当时印度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另外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批行政官员,建立了规范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以及非常成熟的英国式的司法系统,这些都是印度的优势。但是30年以后,即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超过了印度。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hoads Murphey教授认为中国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要归因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义无反顾的投入和三个相关方面的优势:即计划经济,革命的意识形态,被革命动员起来的民众的巨大力量。”几年之前,印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的优势正是印度的弱点,即印度没有对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有足够的投入和关注。50、60、70这几十年的毛泽东时代,我们有很多可以批评它的地方,但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为农民提供的基本医疗和教育,以及农村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就不可能有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如此看来,费正清中心纪念会议的前提,即“当中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迈进的今天,中国革命正在退潮”,是有问题的。相反,中国经济能够有今天的发展,并能持续发展的原因,应该到革命里面去找。  在谈中国革命之前,我们应先给它一个定义,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中国革命。但是如果把中国革命定义在一种或两种意义上,我们就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中国革命,经历了那么长的历史年代,又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很难仅以一概全。  今天我想讲讲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意义的看法,我这一看法是根据我最近正在进行的对安源煤矿的研究中得出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感谢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是他把我带到了安源。前几年的夏天,我和于建嵘先生一起到安源地方去做调查。但在感谢他的同时,我要做一个声明:我在这里所阐述的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于建嵘先生不付任何责任。  我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这一阶段,非常有兴趣。这一阶段,即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有很多年轻的、热情的共产主义青年,深入到工人群众当中去。 其中一个就是安源煤矿,在那里,他们非常积极地开展工人运动。像安源这样的案例,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图形,即共产主义的活动家,是怎么在工人群众中找到愿意听从他们、愿意跟着他们一块闹革命的人的一种方法。  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对中国革命进行研究的专著,但是我们似乎仍然不能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这些1921年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怎样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义来吸引社会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的。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其他的革命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中国革命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他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很大,他们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如何吸引这么多人参加革命的呢?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完全以一种革命的姿态来接受西方传过来的民主理念,从而反对自己的儒家文化传统。但他们还只是一小部分人,而绝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在观念上有彻底改变。那么这么一小部分的革命青年,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将他们自己所信奉的新的思想,传播给大众并让大众信服呢?  我认为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掩盖他们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的身份,而是利用这样一种身份。他们就是以一种领导阶层的姿态,以一种知识精英的姿态,出现在老百姓面前。把他们的理念,首先灌输给乡村中的一些上层绅士,再通过他们,让下层的老百姓也同样接受。用“接受”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接受他们的理念,二是接受他们的身份,即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精英,作为一个领导阶层,在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合法性地位。所以我认为中国革命呈现了一个悖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一场反对他们自己传统的革命。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社会所赋予他们的领导者的角色,而宣传了一种其实是反对儒家、号召大众性的革命的这样一种运动。  我今天要讨论的案例,就是安源煤矿。在1920年代初期,安源得了一个绰号,—— “小莫斯科”。为什么被称为“小莫斯科”呢 ?因为那些热情彭湃的青年革命家,都聚集到这里来,聚集到一个他们认为是工人聚集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时,毛泽东负责湖南的共产主义运动,他马上就把安源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地点。这里有几点原因:第一,安源煤矿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有超过一万的工人聚居在那里,所以它是一个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第二,安源在江西的西边,而毛泽东主要的活动地方是湖南,这两省是毗邻的,有很多安源工人都是湖南人。  在 “毛主席在安源”这幅画中,毛主席穿着长衫——知识分子穿的衣服,向工人群众宣讲革命。画这幅画的画家刘春华,在创作这幅油画之前,专门去安源访谈当年那些老工人。那些老工人告诉他,毛主席来的时候,穿的是长衫,是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当时非常的感动,说:“读书人从来不到我们这种破地方来的,竟然一个读书人来了。”那些老工人还说毛主席下井了,到井下去和工人们交谈。他们非常深刻的记得,毛主席当时问他们:“你们上过学没有啊?识不识字啊?”他们说:“我们都没钱吃饭,哪有钱上学啊?”“那你们喜不喜欢上学啊?假如说学堂是免费的,你们去不去啊?”“那我们就去啦,我们都想上学,我们子孙也想上学,我们都想学点知识。”毛主席就说:“好,明年我会派一个教师过来。”  一年还没到,毛泽东就派一个人去了,派去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李立三。李立三当时刚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因为他的父亲是个秀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了他很多古典文学,工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师。  安源属于萍乡县,而萍乡县的县长不喜欢白话文,他非常推崇文言文。所以李立三到了安源以后就用他最漂亮的文言文,写了一个要求在安源办学的建议,那封信写得非常漂亮,县长就批准了。李立三在这里办了一个夜校,他穿着文人的长衫,挨家挨户的去访问当地的工人家庭,动员大人小孩都来上夜校。因此他得了一个绰号——“游学先生”。  一天晚上,夜校的学生在读报纸时,看到一条新闻 ,即上海的工人成立工人俱乐部。那些工人读了后,就去找李立三,说:“我们能不能也成立一个工人俱乐部?”李立三非常高兴的答应了。李立三成立的是一个工会,但它的名字叫工人俱乐部。李立三是在开展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工人动员起来参加中国革命。所以他办的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编写的教科书都能很好得结合在一起。  李立三很聪明地通过传统的手法,来达到他动员工人参加革命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办法就是狮舞。湖南,江西的传统,每逢元霄节的时候,一定会舞狮,地方上的武术高手,就在本地的舞狮活动中大显身手,以这样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青年人来跟他们练习武术。李立三就找了一位武术高手,在元霄节的时候,把狮舞舞到了安源地方精英每一家。在舞了一天后,他后面就跟上了几百名青年要跟他学武术了,他最后没有把这些年轻人带回家,却舞到了夜校。到了夜校以后,他出乎意料的宣布:“夜校李先生教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学打了,也不再教拳了,只有读好夜书,才能走正路,要读书就跟我们去。” 这些青年加入夜校后,很快又加入工会。工会就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举办了一个仪式,庆祝新的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在这个仪式上,李立三领着头,所有工人俱乐部的工人跟在他后面游行上街,走遍了整个安源。他们一边游行,一边高呼口号“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劳工万岁!工会万岁!”。在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有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般来说,地方上的这种庆典,轿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间宗教中的神,但是这一次,抬的是一尊马克思像。  工人俱乐部发展了大概有五六百人,这对于安源整个的工人群体(大概有一万人)来说,它还是个小数目。但这五六百人非常热情的投入到了他们的工作中,并做得很好。  这一年夏天,也就是1922年夏天,毛泽东再一次来到了安源,他认为李立三的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于是他认为举行一次罢工的时机到了。他在回到长沙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李立三,指示他应该考虑怎么来举行罢工了。毛泽东对计划中的罢工,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哀而动人”,要感动周围的人。他的主要目的,是举行一个非暴力的罢工行动,从而取得安源地方上老百姓的同情。  在罢工开始前的几天,毛泽东又派了一位青年革命家去安源,这就是刘少奇。一般人对刘少奇的印象是头脑比较冷静,毛泽东就是怕李立三太冲动、热情过度,可能会导致罢工失败。而他们两个人,可能是领导罢工的最好的组合。这次罢工进行得非常成功,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李立三能够争取到当地上层人士 (尤其是地方洪帮大头目) 的支持。这些上层人士(象李立三父亲的好朋友,萍乡商会的领导) 出面来调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所有罢工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没有一点暴力。  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安源赢得了“小莫斯科”的称号。李立三离开了安源,到其他地方去继续做工运。刘少奇在安源又继续呆了三年。在这三年过程中,夜校越办越大,从一个夜校发展成了好几个夜校,人数也扩展到了上千人。工会也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当地造了一所大剧院,这是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在这个大剧院里,工会的成员上演各种各样的戏曲、音乐会、演讲,或是举办艺术展览,吸引了地方上和周围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人们。安源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实验田非常成功。此外,工会还设立了阅览室,订了各种各样的书报,工人们在能够读书识字以后,可以在阅览室里自修。  国民党在1928年国共关系破裂以后,进行了清乡运动。在清乡运动过程中,他们在安源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在关于为什么会在安源遇到这么大阻碍的报告里,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共产党的红色教育。这个报告指出,在30年以前,安源的工人都是土包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什么事也不懂,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李立三到那办了夜校后,安源的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变得非常有组织,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话,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并能做非常有条理的发言。国民党对此感到惊讶。但是最后清乡还是把这个小莫斯科给清掉了,安源的共产主义被镇压下去了。  1930年秋,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建立了中央红军,他们到安源来征兵。毛泽东这一次不再穿知识分子的长衫,而是穿着红军的军装。很多安源的工人们,也都穿上了军装,有几千名安源工人参加了红军。很多安源工人参加红军以后,担任了红军政委的职务,有十一位安源工人后来成了将军。从1921年到1930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以教育为主的活动,转变到了军事革命。但是如果没有前一阶段共产主义的红色教育,就不可能有后一阶段革命运动的成功。  在许多国家的革命当中,文化人和教育都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有像中国革命这样的强调教育的功用,强调革命家作为教育家的功用。中国革命,包括毛泽东本人,对儒家的传统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们在革命运动当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对老百姓普及教育。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革命投入,它所获得的回报是非常巨大的,不仅在战争年代,就是现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教育的回报也是非常明显的。  去年的一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教育程度已经达到了91%的识字率。而印度,识字率只有59%。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像这样的在识字率方面的差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说明为什么印度在经济发展上,与中国有这么大的差距。今天我的演讲选择教育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教育这个问题一定都非常关心,也一定会有一份普及教育的责任感。在革命初期,像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不仅是他们自己,更是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所以他们就把教育从大学殿堂带到了民间。  在今天的中国,大家不再以同志相称,也不再早上伴着革命歌曲醒来,我们现在也不再用粮票、油票、布票,并且物质极为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就不再需要革命了。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我们还是要非常郑重的考虑革命对我们的意义。对于普通的工人农民来说,现在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家庭的医疗费用,都已经到了几乎是很难承担的地步。在我看来,中国革命的一些传统,还是非常值得保留的。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也都会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即不仅考虑自己的教育问题,也要考虑为整个社会提供优质的普及教育的问题。在我看来,知识精英在这方面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文是作者2006年6月20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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